回看1940——法兰西陷落之后

戴高乐主义和1940年

戴高乐主义诞生于法国的沦陷以及戴高乐从中吸取的教训，这场政治运动成为了战后法国历史的显著特征。“戴高乐主义”始于1940年，是戴高乐6月18日在伦敦发表的第一次演讲中所提出的。但戴高乐在抵达伦敦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历史观，戴高乐主义是他根据自己对法国历史的长期理解来解释1940年法国沦陷的结果。戴高乐生于1890年，他的世界观植根于19世纪晚期的浪漫民族主义。正如他后来在他的战争回忆录的第一页上所写的：“我终其一生，都对法国持有某种信念。”这种“信念”最根本的基础是坚信“法国与伟大共存”。遗憾的是，戴高乐那一代人仍然生活在1870年战败的阴影中，他们非常清楚法国不可能永远“伟大”。戴高乐认为法国的历史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辉煌与衰落、光明与阴暗、荣耀与悲剧交替。1940年的战败很容易就融入了这一千年史诗之中，并使他能相对性地看待其长期重要性。

戴高乐

戴高乐根据这次战败的特定情况——包括战败原因及直接后果——得出了两个对戴高乐主义这一政治学说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结论：第一，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第二，需要维护国家独立。与维希政权的政治家不同，戴高乐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讨论战败的原因。因为他想证明法国仍然是一个前途远大的伟大国家，老是抱着自己的痛处不放，在某种程度上只会适得其反。对于维希政权来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它已准备好接受法国地位被进一步削弱的事实。戴高乐也没有花太多时间来指责那些难辞其咎的人。他在1943年写给记者安德烈·热罗的一封信中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当时，安德烈·热罗刚刚以佩蒂纳克斯（Pertinax）的笔名出版了两卷书，抨击他所称的那些“法国掘墓人”。热罗在书中几乎控诉了第三共和国的所有政治和军事当权派——甘末林、魏刚、达拉第、赖伐尔，等等——但戴高乐写道，过于严厉是错误的，“我并不否认他们的失败！只是我觉得……他们……深受一种令人发指的整体制度的影响，这种制度把他们压垮了。事实上，长期瘫痪使法国不可能真正地被治理和指挥”。对戴高乐来说，法国战败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的软弱无能，结果把一场军事上的失败变成了国家的灾难。他在战争回忆录中简明扼要、一针见血地指责总统勒布伦：“作为国家元首，他缺少两样东西：他不是一个国家元首，也没有一个国家。”

当戴高乐于1944年以临时政府总统身份回到法国时，他并没有制定出具体的宪制安排，用以维系他所认为必要的国家政体。因此，他在享有无与伦比的声望时，错过了实践自己想法的机会。直到1946年1月辞职后，戴高乐才公布了自己的宪法提案，提出强化总统权力、削弱议会权力。他的提案遭到了忽视，因为它与法国的共和主义传统格格不入。这一传统是在19世纪波拿巴主义的阴影下产生的，任何带有专制主义色彩的东西都深被怀疑。而距此不远的维希政权的经历更加深了这种怀疑。因此，1947年诞生的第四共和国与1940年前的前身非常相似。

戴高乐拒绝与这个新共和国有任何瓜葛。他创立了“法兰西人民联盟”，提出自己的主张，推动宪制改革。“法兰西人民联盟”失败了。1953年，戴高乐退出政坛。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1958年，他重新掌权，得以实施他的提案。他的新宪法在1958年9月的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第四共和国被延续至今的第五共和国所取代。新宪法中最具争议的条款之一是第16条，该条允许总统在危机时行使紧急权力。戴高乐本人在1961年阿尔及利亚的一次军事政变未遂后就使用了这一条款。根据新宪法的主设计者、戴高乐主义者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é）的说法，戴高乐特别强调了第16条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如果1875年的法律（即《第三共和国宪法》）规定了这一权利，1940年6月时勒布伦总统就会把政府迁往北非，那么法国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1958年以后，曾经拥有欧洲最软弱的国家元首之一的法国有了最强有力的国家元首。

戴高乐从1940年事件中得出的第二个教训，与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在战争期间，戴高乐就已经开始展望未来。1943年6月，他对让·莫内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欧洲的统治威胁越来越大，如果这种威胁在战后继续下去，法国将不得不转向德国或苏联。”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整个的外交政策都蕴含此意。

戴高乐从法国的沦陷中得到的另一个外交政策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避免依赖任何其他国家。这种看法部分源于20世纪30年代法国对英国屈辱性的依赖，但更多的是源于戴高乐在战争期间在伦敦的亲身经历。对于戴高乐这样一个脾气暴躁又骄傲自大的人来说，他在1940年的经历，以及他对英国的言听计从，都让人无法想象他受到何等的羞辱。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实际上是斯皮尔斯的妻子）在1940年所指出的那样：

他为这个国家所感到的耻辱是很少人能感受到的，因为在基督教信仰里，基督已经承担了世界的罪孽。我认为，在那些日子里，他就像被活剥了皮，即使善意的人们对他最轻微的接触也会触到他的痛处，以至于想咬人……我确信，我在他面前感到的不安，源于他内心沸腾的痛苦和憎恨。

戴高乐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对自己在盟友那里遭受冷落而感到愤怒，这些冷落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他想象的。他从未忘记或原谅的事情是没有被邀请参加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他得出了教训：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指望其他任何国家的支持。这也促使戴高乐在1966年决定退出北约。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戴高乐把发展法国的核武器放在首位。他认为这是小国能够与大国实现某种表面上平等的唯一途径。为了发展原子研究和技术，他于1945年10月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Commissariat à l'énergie Atomique : CEA）。

1960年2月12日，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撒哈拉沙漠上空爆炸。这被重新掌权的法国总统戴高乐誉为举国欢庆的伟大时刻。讽刺报纸《鸭鸣报》嘲笑他的热情：“这颗核弹解放了法国—我是说—它把法国人从强烈的忧虑中解放了出来。它解放了我们心中自1940年以来一直不敢出现的高卢雄鸡……亲爱的法国人，这颗核弹让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尽管戴高乐的核政策在当时引发了反对，但在他离任后，没有一个政府对法国独立核打击力量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戴高乐战后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所说的：“今天被技术力量击败，明天我们可以用更强大的技术力量击败对方。”

1945年后的民族复兴

毫无疑问，戴高乐在1958—1969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使法国避免了内战，把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解救出来，并带来了十年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局面。他遗留的许多问题在他有生之年备受争议，但他的继任者也未能解决。戴高乐当上总统后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第四共和国的成就，尽管他把第四共和国时期描绘成白白浪费的、灾难性的十二年。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访问法国城市时，有时会对战后城市重建的速度感到惊讶，就好像第四共和国不曾存在过一样。事实上，第四共和国可能没有给法国带来政治稳定，但它确实为所谓的“黄金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奠定了基础，法国出现的近30年的强势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增长的原因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许多因素都起了作用，包括世界贸易的整体增长、马歇尔计划、生产率的提高等。但有两个重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与1940年的影响直接相关：一是战后法国新出现的、以近乎神秘的方式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理念实施的管理者中的那些技术精英所起的作用；二是欧洲一体化（Europeanunity）的发展。

1870年法国战败后，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撰文呼吁法国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他评论说，战争是“进步的条件之一，是迫使自满的平庸之人摆脱冷漠，从而将一个国家从沉睡中唤醒的有力鞭笞”。1944年，法国解放时的所有政治力量虽然在许多事情上都存在分歧，但他们能团结起来，因为他们深信这次战败暴露了法国上层集团极其平庸的一面。事实上，一些抵抗组织对战前法国政权的谴责，与对维希政权的谴责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抵抗组织认为自己是能重塑法国、一改往昔颓废的新精英。这一分析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声称法国战前的资产阶级过于自私自利和冷漠，还称实业家们是“马尔萨斯人口论”价值观的奴隶，他们宁可谨慎，也不冒险，宁可储蓄，也不投资。由于法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暴露出自身的不足，国家有必要介入并提供必要的动力。经济自由主义必须被“计划”所取代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被大多数抵抗力量所认同。

这种雄心在许多解放时成立的或者一些经过深化改革的机构中都有所体现。国家行政学院（ENA）的成立是为了培养现代国家所必需的行政人员。在战争前夕成立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经过彻底改革，在促进科技研究和向政府提供科学咨询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法国还成立了国家规划总署，用以规划重建工作和经济现代化。国家规划总署的由来是让·莫内向戴高乐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警告称，法国必须在经济现代化和颓废之间做出选择。莫内说，如果法国不选择现代化的道路，就有可能沦为葡萄牙或西班牙之流，只能吃过去辉煌的老本。在国家规划总署，莫内召集了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和管理人员，其中一些人在战争期间去了美国或英国，还有一些人参加了抵抗运动。他们对现代化的必要性都有同样的紧迫感。虽然国家规划总署对战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难以估量，但至少在改变工业家和经济决策者的心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规划者们是这一新增长路线的忠实信徒。

1940年并不是出现这种新心态的唯一因素。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关更有效地规划和管理经济的提议就一直在酝酿之中。对法国经济决策转变最详尽的历史研究认为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民阵线甚至维希政权的一些政策都发挥了作用。1945年成立的国家行政学院最初是由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在1936年提出的，只不过并没有成功地将这一措施写入法规。这次战败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那些“现代化主义者”由此成为经济决策的核心。

对战后法国经济的成功起到重要作用的第二个因素是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其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法德友好关系的恢复，以及1951年法、德等四国建立的超国家的欧洲煤钢共同体。虽然1950年的和解和1940年的战败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战败的影响在这里又一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些抵抗者对欧洲联邦主义的模糊承诺确实鼓舞了他们，但这些想法对抵抗运动来说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他们的想法对战后紧接的政府政策也没有产生影响。相反，由于许多通敌者曾声称要建立一个新“欧洲”，这种与维希政权的联系使这一“欧洲”整体思想在1945年多少受到一些玷污。战后法国政府首先想到并加以实施的政策不是与德国和解，而是彻底摧毁德国的力量。他们想分裂德国，剥夺鲁尔区的工业中心地位。在莫内的第一个计划中，并未言明的假设是法国可以利用德国的煤炭资源。

一直到法国以前的盟友明确表示不会支持对德国采取这种做法时，法国政府才惺惺作态，接受与德国的和解。既然法国无法摧毁德国，它就必须找到与之共存的方式。和平共处的代价是两国都会接受必须牺牲一定程度的国家主权。这是煤钢共同体的基础。即便是对任何形式的超国家主义都持怀疑态度的戴高乐，在1958年重新掌权时，也非常务实地接受并执行了《罗马条约》。后来，他把与德国和解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

1940年与殖民地怀旧

1940年的教训并非都指向一个方向。法国在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卷入了一系列代价巨大、颇有争议的殖民战争，首先是在印度支那（1947—1954），然后是在阿尔及利亚（1954—1962）。毫无疑问，1940年的遗产使法国的非殖民化进程变得极其复杂。（而在英国，“殖民帝国”在国民意识中已经越来越令人忧虑，殖民地独立的创伤就要小得多。）1945年后，对许多法国人来说，“帝国”是对1940年耻辱的一种补偿。它代表了法国宣称成为强国后所剩下的一切。早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之后，许多评论员就利用“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概念来缓和法国威望所遭受的打击。

1940年后，“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重要性大大增加。这是维希政权的宝贵财富，证明法国虽然被德国占领了半壁江山，但仍然举足轻重。戴高乐也曾寄希望于“法兰西殖民帝国”，希望能从中得到支持。事实上，只有法属赤道非洲在1940年加入了戴高乐阵营，但即便如此，戴高乐也总算在伦敦以外建立了基地。然后在1943年，一旦盟军从维希政权手中攻占了北非，戴高乐就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自由法国的全部壮举都与“帝国”密切相关。

很少有人相信，“法兰西殖民帝国”在经历了法兰西殖民战争的动乱之后还能保持原状。1945年，关于将“帝国”彻底改变成所谓的“法兰西联邦”的讨论无休无止。1944年，戴高乐发表《布拉柴维尔宣言》，发出了著名的改革呼吁。但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为了找到方法，使殖民地人民与法国更紧密地拴在一起，从而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未来，而不是让其灭亡。1954年，法军在奠边府（Dien Bien Phu）战役中被越南民族主义者击败，这一事件被视为奇耻大辱（而且，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保罗·雷诺是当时执政政府的成员）。在一些人看来，这次失败只会让法国更加迫切地不惜任何代价保住法属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是法国对1940年和1954年复仇的象征。

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质疑试图保住“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可行性，左右两派的人皆有参与。对这些人来说，奠边府战役几乎是一种解脱，因为它结束了一场对这个国家来说耗资巨大的战争。由于印度支那战争，1952—1954年间的军费开支占总预算的三分之一，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甚至高于1938年。法兰西殖民帝国非但没有增强和扩大法国的力量，反而在削弱法国的力量，并成为阻碍其经济现代化的障碍，而经济现代化才是真正实力的更好保障，这一点不是越来越清楚了吗？到1954年，这样的想法得到了足够广泛的认同，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在没有太多异议的情况下将法国从印度支那问题中解脱了出来。

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爆发再次引发争论。从阿尔及利亚撤军比放弃印度支那更加令人痛苦。部分原因是，这块领土“严格说来”不是殖民地，而是法国的一部分，同时还有大量的欧洲移民。但阿尔及利亚最大的问题是军队，让我们再次回到1940年的“遗产”上来。这场战争微妙地影响了法国政府与其军队的关系。1945年后，尽管1918年以后和平主义十分重要，但整体而言，军队不再被认为是国家政权的代表。福煦和贝当这样的人物曾是民族英雄，几乎是半人半神，军队的威望从未如此之高。1945年后，虽然戴高乐在北非重新组建的法国军队在意大利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时的英雄是抵抗运动。军队在战争中与政权是有一定脱节的。

战后在殖民地作战的那一批职业军人，有许多都是有过自由法国的冒险经历的，自由法国产生于对维希政府的反抗。因此，这些人被军队所同化，同时缺乏法国军队传统上那种对文职政府的尊重。远离法国的印度支那的连年征战使他们对国家的疏远感更加突出，他们确信政治家们让他们失望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军队的形象集中在“一战”中的那些法国步兵身上，他们是这个国家武装的代表；而在1945年后，军队的形象越来越集中在伞兵身上，他们是坚强的职业精英中的一员，鄙视平民的软弱。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看出在阿尔及利亚有多少士兵会觉得他们在反抗法国政府时，还会像戴高乐在1940年反抗政府时那样忠于真正的法国。

阿尔及利亚的军队曾两次违抗巴黎政府。第一次是在1958年5月，结果戴高乐重新掌权。第二次发生在1961年4月，是在戴高乐明显准备放弃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军队反对戴高乐本人。戴高乐之所以能够最后安然度过危机，正是因为这些士兵与整个政府脱节，他们在阿尔及利亚对政府的反抗未能得到大多数普通士兵的支持。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也就是从那时起，戴高乐可以随心所欲地实现他更广泛的外交政策野心。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戴高乐在1962年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法国似乎很快就适应了后殖民时代的存在。当然，这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得益于戴高乐在将现代化进程转变为一种史诗般的冒险时所用到的技巧。1960年6月，他对法国人民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祖国——法国，改造成一个新的国家，它必须与时代结合起来……法国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否则我们就只能任由它衰落下去。”在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的演讲中他从未明确提到过1940年，但这一信息已经足够清楚了。

今天再看1940

20世纪60年代，法国似乎终于把战败抛之脑后。但是，相对于对维希政权的过分关注，1940年则很少被人提及，这可能代表着拒绝或不愿面对法国实力逐渐下降的现实（尽管取得了黄金三十年的辉煌）。这一点在戴高乐去世后的几年里变得更加明显。戴高乐主义一方面是要吸取1940年的教训；另一方面是要假装1940年没有发生，或者至少否认1940年对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任何重大影响。法国可以而且必须仍然是“伟大的”（戴高乐最喜欢的词）。戴高乐可能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有一次，他说他已经写好了“我们伟大法国的最后几页”。戴高乐把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政策称为“虚张声势”，目的是为了迷惑盟国，好让他们盲目地认为法国比以前还要重要。这就是他在第五共和国时期自始至终一直在做的事情；而且，因为戴高乐是一个极其杰出的表演者，他做得非常成功。但戴高乐的障眼法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戴高乐下台后，关于法国影响力的幻觉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部分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增长的终结，部分原因是戴高乐的继任者缺乏他那样的号召力。20世纪80年代，法国人的情绪变得非常悲观和冷漠。人们对法国身份所受到的威胁以及对全球化给法国文化“例外论”造成的危险感到非常痛苦。自1983年以来，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成功无疑要归功于这种环境下的文化悲观主义。国民阵线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防止想象中的法国民族颓废下去的虚华辞藻基础之上的。

那么，法国也许只是迟迟不敢正视1940年对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全部影响。当然，本书试图反驳对第三共和国所做的一些关于法国沦陷的灾难主义式解释，也反驳了那种认为战败不可避免的观点。但毫无疑问，这次战败意味着世界力量的平衡在军事上从法国和欧洲转移出去。1940年的战败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法国实力的长期衰退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戴高乐主义从1940年战败中得出的结论就是相当不恰当的：它谴责一个在许多方面为法国服务良好的政权，但拒绝接受法国衰落背后的地缘政治现实。许多法国民众对法国现行政治体制明显不再抱有幻想，这表明戴高乐对国家的构想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提出相反的观点：虽然1940年的记忆给人们留下了创伤，虽然20世纪80年代存在略有夸张和肤浅的悲观情绪，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怕的杀戮之后，20世纪下半叶法国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生命力和革新能力、快速恢复能力以及文化的持续吸引力。

理解过去已经够难了，历史学家也应该审慎地理解现在，更不用说试图预测未来了。关于1940年影响的辩论无疑仍会继续，对历史学家们来说，下结论为时尚早。

（本文选摘自《法兰西的陷落：1940纳粹入侵》，[英]朱利安·杰克逊著，魏本超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