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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祠与明代政治

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曾任美国明史学会会长。《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一书首次将生祠置于明代的政治和信仰之间进行研究

【编者按】

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曾任美国明史学会会长。《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一书首次将生祠置于明代的政治和信仰之间进行研究,通过大量碑刻记录、地方方志和文人文集,考察了生祠制度,阐发了对明代政治与思想体系的思考。本文摘自该书导言。

大明王朝的神圣和世俗生活始终交织在一起。皇帝上承天命,需要敬天法祖,尊贤重士,确保治下臣民安居乐业。祠堂与寺庙广布于殿阁官署之间,复杂而激烈的争论亦围绕现实政策和祭祀礼仪而展开。本书将关注这些争论中常被视为虚应故事的两个方面: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为活人设立的生祠。

明人的早期著作就表达了家国一体的普遍观念。元代官员陈天祥称: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

稳定的统治秩序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这是人们的共识。而天命思想则将统治者与上天的力量联系起来。上天,或称玉帝、天帝,会警示那些不能保障民众生活的王朝,甚至于最终推翻它。正如明太祖所说:

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明太祖将自己视为天地之子、臣民之父,抚育万民也意味着对他们的责任。但是在现实中,朝廷实际的剥削和忽视往往压倒了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然而我将在本书中论证,那些对明代统治神圣性方面的修辞性表达,实际上也赋予了臣民政治参与的权力。

本书亦旨在考察明王朝的制度性建设。大大小小的祠寺广布于王朝版图之内,充当着连接政治和信仰之间的纽带。它们祭祀神灵、表彰楷模,传递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向祈祷者提供帮助。皇帝在都城连绵不断的宫阙之内祭祀天地。各地官员也在露天祭坛上祭奠神灵和厉鬼,在重檐祠寺中祭奠英灵与模范,在巍巍庙堂里祭奠城隍和孔子。家庭纪念先祖,学校追思先贤。每一个社区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寺庙或更小的祠堂,供奉着曾是人类的仙佛。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祠庙中,有一部分奉祀的是仍在世的生者。

例如,上文提到的元代官员陈天祥素来重视民生,把它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元史》记载:“天祥凡所设施,皆合众望。”他矜悯当地因贫困而沦为盗匪的民众,受到百姓的爱戴。他治下的民众因此在生祠中为他塑像,加以崇奉。所谓“生祠”,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大多是因为祠主关心民生疾苦而设立。明朝人认为有些生祠的设立是应当的,有些则值得怀疑,他们对生祠的质疑反倒比认可在历史殿堂中激起更大的回响。20世纪的改革者们嘲笑生祠是腐败落后的传统,后帝制时代的历史学家们也往往对此视而不见,或因其荒诞怪异而略而不谈。或许,在晚明魏忠贤和东林党人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中,生祠所扮演的角色导致了这种观念的产生。仔细研究这一著名案例,将会揭示有关生祠政治的核心面向,而这一面向也体现在明代数以百计的生祠之中。

史上最著名同时也是最臭名昭著的生祠是供奉大太监魏忠贤的。天启六年(1626年),五十余座供奉他的生祠拔地而起,广布于大明王朝的州府郡县之内。北京城内遍布四合院形制的小型祠堂,还有宏伟的寺庙,屋顶是闪闪发光的琉璃瓦。供奉魏忠贤的这些生祠矗立在帝陵和京师孔庙旁,里面有着珠光耀眼的塑像和巧夺天工的饰物,花费了价值数十万两的私家与公共金银,这一切都受到了严密的保护。魏忠贤的生祠规制宏大,几乎比得上帝王的宫殿:在开封,十根巨柱支撑起的大殿耸立云霄,无数的树木被砍伐作为梁木,数以百计的房屋因此被拆毁。至少有六十名官员参与了这一生祠的建造。

每处生祠都竖立起一座高大的颂德碑,其中一座留存至今,有三尺宽,一尺厚,一丈二尺高。每一座生祠正中都矗立着魏忠贤的塑像,大多是木制、青铜或鎏金的塑像。督饷尚书黄运泰在迎魏忠贤像进入新落成的生祠时,行五拜三稽首的大礼,这是对皇帝才能行的礼仪。然后他率领文武官员一起叩头,并且额外叩头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的谄媚让旁观者尴尬不已,“皆汗下浃踵”,时人评说:“一时天下如狂。”当两名属下在大殿中立起鎏金塑像时,布政使也只得默许。另一位官员私下议论魏氏生祠不应当占据天子前往太学的道路,旋遭罢免,因为正是皇帝批准了这些生祠的建立。

魏忠贤出身贫苦,目不识丁,原先横行市井,后来自阉入宫,得到了天启皇帝的赏识,并在其身边聚集起一批士大夫。他的主要对手则是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一批士人,他们自称“义人”,自1620年起便主导中央政府。他们一再上书弹劾魏忠贤,魏氏则予以反击,并最终战胜了他们。正是在天启六年(1626年),当他全面打压东林党人时,阉党众人提议为他建造生祠。尽管东林士人遭到了大规模的镇压与逮捕,他们仍然不遗余力地反对魏忠贤修建生祠,不惜为此大声疾呼,挺身而抗。天启七年(1627年),在魏忠贤倒台自杀后,他们提醒新即位的崇祯皇帝,生祠的存在可能鼓动潜在的叛乱。于是这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很快被拆除,或是转作其他用途。

东林党人的义愤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官修《明史》对此的叙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帝制时代的历史学家们视生祠为反常、荒谬和悖理的存在。在史籍、小说和论战文章中提到生祠时,它都象征着前所未有的腐败、专制和个人崇拜。即便是承认这一制度的历史学家也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存在,《明代名人传》的撰稿人提到:“通常,在一位官员过世一段时间后,才会设立祠堂进行供奉;若是在其生前便设立生祠,要么出于真诚的感激,要么便是极度的谄媚,后者的典型例子便是魏忠贤。”但正如我们所见,明代的生祠并不罕见,它的内涵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奉承或感激。这种复杂性甚至在《明史》本身的记载中便能得到体现。

后来者清王朝编纂了《明史》,正如明朝纂修了《元史》。后人在修撰过程中通过“褒贬”前朝史事来辅助当朝的治理,既在政策人事上纠正是非,又在人物声誉上惩恶扬善。魏忠贤的恶行和生祠在《明史》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赞成或反对为他建造生祠成为判断忠奸的标志。例如,东林士人邹元标的传记中提到了朱童蒙,朱童蒙曾经弹劾邹元标,还参与建造了一座魏忠贤的生祠,所以朱童蒙是奸恶之徒,而邹元标为忠善之士。太子洗马贺逢圣当面告诉魏忠贤,他没有请愿在湖广为之建立生祠,魏氏随即怒气冲冲地离去,次日便罢免了他的官职,贺氏却因此受到广泛的赞誉。但是《明史》的记载之中,除了这些正义官员反对的为阉宦和腐败官僚建立的生祠之外,还有为纪念将领所取得的军事成就而建立的生祠——无论是在明代的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还可以发现,那些献身于当地建设的官员,往往在他们生前便被人供奉于生祠。魏忠贤并非《明史》所记载的唯一建立生祠之人,而生祠也并不注定就是邪恶而又荒谬的。事实上,《明史》淡化了东林党人的观点,有意忽略了那些无比尴尬的旁观者,也承认一些有良知的官员除了讨好魏之外别无选择。为什么魏忠贤的生祠会让东林党人如此愤怒?简而言之,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与生祠密切相关。

东林书院的成员中有许多人主张建设生祠。李思诚,天启六年时任礼部尚书,曾两次忤逆魏忠贤。十二年前,在他送别一位知县的文章中写道,当地人可能会因感激他的治理而为之建立生祠。当龚勉生前被奉祀于城南书院时,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为他撰写了纪念碑文。就在韩爌激烈反对魏忠贤生祠落成前不久,他还撰文纪念另一位同事的生祠。礼部尚书李标,曾帮助韩爌拟定魏忠贤阉党名录,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抱怨当时在任的地方官多被授予了过高的荣誉,不过他所纪念的则名副其实。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魏忠贤的生祠,同时却也在纪念其他生祠。

与此同时,一些生祠也为表彰东林士人而建。欧阳东凤是东林党人之一,也是讲学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在讲学中,他扩大了交往的范围,影响了更多非士子的普通民众。在16世纪90年代,他因一场自然灾害而越级上奏以寻求帮助,当地百姓心存感激,为他建立生祠以资纪念。吕维祺,曾致信开封士绅反对魏忠贤生祠的建立,他在1614—1619年于兖州任职时,平定了当地的叛乱(见徐鸿儒传),得建生祠。姜志礼,被魏忠贤勒令致仕,也在泉州享有生祠供奉。有碑刻称,姜氏在投身于工作时,完全没有考虑生祠的建立。丁启濬,在魏忠贤监禁周顺昌和其他东林党人时曾仗义执言,也在其生前即为家乡百姓所奉祀。李守俊,因反对全国各地建造魏氏生祠而罢官,却因其减税举措而为商人所感激,被立祠供奉。被阉党罢官夺爵的尚书李宗延,在世时得享生祀。至少有三位在元氏县任职的东林党人赢得了生祠。

魏忠贤的生祠让东林党人大为震恐,正是因为他们将此项制度视为近来张颖所研究的“儒家形象政治”的一部分。通过广建生祠,魏忠贤对严肃的生祀理论和实践都做出了无情的嘲弄。米海瑞(Harry Miller)称,东林士人与受过教育的地主——无论在不在朝——即士绅,宣称是他们而非皇帝,享有制定国家政策的“主权”(sovereignty)。在万历年间,士绅们挑战作为财政改革者和集权者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到了天启年间,他们则对魏忠贤发起了反抗。或许魏忠贤渴望建立生祠并不仅仅出于虚荣,而是为了提高政治地位,加强他所代言的皇权的权威。东林士人则绝不允许魏忠贤的挑战。这项制度给予了士人无上的荣耀,魏忠贤的染指意味着对其权威不可容忍的挑战,这一点将在本书结束时清晰地体现出来。

《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美]施珊珊著,邵长财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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