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关何处-南海之外——印度洋史研究

2022年3月6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柳诒徵学堂强基计划“边关何处：新视野下的明清边疆”线上系列讲座迎来了第二场，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博翼进行了“南海之外：印度洋史研究”的专题演讲。讲座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箫白主持，共300余位师生参与。

回到区域本身：印度洋史的早期研究

讲座的第一部分对印度洋史研究的早期发展境况进行了梳理。对于这一部分，陈博翼使用国际印度洋研究专家爱德华·阿尔珀斯的归纳，在其学术史总结的基础上略补充细节，从而清晰展现了印度洋史研究的发展脉络。

广义上的印度洋史研究，可以追溯到二战以前，尤其以著名水手艾伦·维利尔斯《季风海洋：印度洋的故事》的出版作为标志。这一部作品不仅蕴含了相当的历史细节，还包含了作者作为水手的个人经历，因此显得难能可贵。及至20世纪60年代，毛里求斯学者奥古斯特·图森特的《印度洋史》、法国语言学家雅克·奥伯的《印度洋史》皆颇具开创性，而霍尔顿·富伯亦在领域内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帝国史的概念下，富伯尤其认为亚洲主导的“国家贸易”是东印度公司商业成功的重要原因。同时期其他学者如谟区查、杰拉尔德·格雷厄姆的研究亦都各具特点，如谟区查聚焦葡萄牙扩张，杰拉尔德·格雷厄姆则将印度洋研究视作英帝国史研究的组成部分。

谟区查的两部著作：《荷兰海上帝国》《葡萄牙海上帝国》

此外还有两位学者尤其值得提及：其一是关注16世纪葡萄牙语、印度洋语言（主要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语源，以及与葡萄牙对抗的亚洲政体的让·奥宾，其二是关注欧洲商业公司的尼尔斯·斯廷斯嘉德。斯廷斯嘉德认为，英国和荷兰的商业公司的兴起完成了对旧有商业体制的超越，刺激了17世纪经济制度的突破，并造成了所谓“小贩交易”商业模式的消亡。

在对战后印度洋史研究进行通盘梳理后，陈教授总结道，此一时段对印度洋史的研究主要在欧洲扩张的语境下开展，还尚未从印度洋的在地视角出发去关注海域世界本身。在此以后，新印度洋史学开始抬头，并以印度洋史研究学者渐次脱离欧洲扩张视角为典型特征，而三部重要论文集的面世则是所谓新印度洋史研究逐步成型的标志：1967年内罗毕会议“东非与东方”论文集，1979年国际印度洋研究会议(ICIOS)第一次会议论文集，以及1974年毛里求斯路易斯港印度洋研讨会报告和论文集（Historical Relations across the Indian Ocean，1980年出版）。新印度洋史学家们将整个印度洋沿岸纳入他们的考察范围，超脱了欧洲视角，对于印度洋沿岸的人群、文化、宗教议题给予关注。在这样的语境下，印度洋也渐渐成为了更广泛区域研究的主要中心。九十年代以后，帕特里夏·里索、肯尼斯·麦克弗森都是印度洋史研究绕不开的人物，而理查德·霍尔的《季风帝国》和高希的《在古老的土地上》则是比较主流或有想象力的作品。

《季风帝国》

区域与整体：充满建构性的印度洋史研究

相对于战后学者多关注“欧洲扩张”模式下的印度洋而非印度洋本身的研究范式，新时代的印度洋史研究，首先体现出建构性的特质。如乔杜里以印度和伊斯兰中心开展的印度洋史，以及帕特里夏·里索与其中东学训练背景密切相关的偏重穆斯林的印度洋史，皆属此类。在这以后，以迈克尔·皮尔逊、菲利浦·布亚和爱德华·阿尔珀斯为代表的三代学者均将东非海岸纳入印度洋史的整体研究当中，印度洋史研究的外延因之拓宽，得以脱离了“印度”“波斯”“阿拉伯”的语境。除此之外，苏嘉塔·博斯在《一百条地平线：全球帝国时代的印度洋》中秉持的全球史视角，格温·坎贝尔在《早期到1900年左右的非洲和印度洋世界》中强调的的环境因素和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亦是新时代印度洋史研究的前沿之作。

迈克尔·皮尔逊《印度洋史》

但是陈教授还指出，印度洋史研究的这种转向并非天然正确，对区域的划分也各有见解，好的区域史的研究需要一方面体现全球史的联结，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地方史的实态。虽然区域内的联系始终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洋区域史具备内生的整体性。由此，印度洋的三个区域皆具有印度洋史“整体”和“破碎”的特性。陈教授分别从东北印度洋、西北印度洋，南印度洋出发，给我们展示了印度洋区域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本部分最后，他引用王晴佳教授所指出的当代史学研究同时体现的“越做越小”和“越做越大”两种学术趋势之说，认为印度洋史研究亦是如此——丹尼尔·沃尔夫在20世纪下半叶时已经观察到受年鉴学派影响的“整体史”框架下的“碎片化”趋势，并认为作为西方文明史的扩大版的“世界史”，“海洋史”和“全球史”亦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而印度洋区域展现的多元性，则可以成为反思、修正甚至挑战以上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场域。

另外，陈教授还介绍了当代的一些新研究，如13世纪和14世纪亚丁湾“季风伊斯兰教”的发展、商人与12至16世纪马拉巴尔的印度洋伊斯兰教派别演变的联系、西印度洋海域世界、中印关系中的佛教、15世纪之前东南亚历史的研究等等。以上议题都为我们认识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移民、文化传播及跨地域互动提供了新颖视角。

谁的话语：去建构化的印度洋史

在印度洋各区域研究精彩纷呈的背景下，“印度洋世界”研究存在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是来自对“印度中心”的疑虑。长期以来，作为南亚的霸主，印度的影响力已深刻表现为渗透进印度洋史之历史叙事的话语霸权，尽管这套话语在其他南亚国家并不见得受欢迎，但是其强势和涵盖面却无可否认。作为对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一环，几位声名卓著的印度史名家虽然极力排除英帝国史叙述的影响，但是其作品客观上又无一不为以印度为中心的“大印度”增加影响力。这些印度裔学者的学术取向，其实是转换“欧洲中心”为“印度斯坦”中心或“泰米尔中心”的方法。除此之外，新的“南亚-东南亚”一体联动的方法也是淡化旧有范式和经典影响的尝试。

除此之外，当代印度洋史研究面临的第二重困境是来自现实世界的影响。“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由美国国务院以官方形式大力推行的“印太”概念本来可能是一个更好摆脱殖民体系划分和纠缠、更好地重新联结南亚和东南亚的词汇与思路。然而由于该词并非由学术界提出并推广使用，而是一开始便被用作战略话语，政治意味过强，因而无法被众多亚洲研究学者所接受，亦对欧美学界产生了一定困扰。虽然历史学界强调抵制当代政治话语，但在实际研究理念上，这些学者也希望将“太平洋-印度洋”世界的打通。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是一大困境。

因此，陈教授提出了“去建构化的印度洋史”这一概念，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印度洋视作一个天然的文化圈层结构，也不宜随意赋予大洋之间过多的文化和价值联系，而是应当对研究对象的合理性展开说明、分析各区域圈层不同层次的内涵和意义，由此研究印度洋内部的差异性、建立不同区域间的联系性，并探讨海域世界的整体性。

流动的空间与流动的人：作为海洋史的印度洋史

在讲座的第三、第四部分中，陈教授着重强调了海洋世界的“流动性”特质，并认为这是进行印度洋史研究的重要视角。他指出，无论是建构化的还是去建构化的印度洋史，都以海洋为媒介串起不同时间或空间，而作为与“陆权”相对的海权，在概念的产生之初便与文明、殖民和移民等重要议题紧密相关，因此，秉持海洋史视角的印度洋史研究，是更加贴近研究客体本身的学术范式。在这个思路下，流动性是理解印度洋史的关键所在。印度洋史研究不应该只关注区域的历史演化进程，而应该以“流动性”为着眼点，强调海域世界的内部结构与外部联系。这样的学术理路亦是摆脱殖民观念、话语和叙事风格的良好路径和方法。

陈教授认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关怀应该落到鲜活的个体，而在印度洋的历史空间中，则需要学者从“流动性”的概念出发去思考个体、家庭和人群的历史。在这个语境下，他形象地以印度裔移民在孟加拉、马来半岛的活动为例，向我们展示了印度洋区间更深的相互依赖和缠结。通过回答人如何流动，依靠什么方式体现流动性，人的流动造成了哪些变化、又产生了何种意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陈教授点出了依附关系里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和流动方式，以此拆解“世界体系”的结构逻辑。接着，他阐明了印度洋世界不同地区交互的影响，并提醒研究者从全球史的议题出发，去关注海洋史具有的流动特质，区域联系的缠结互动，以及共生关系的演化过程。

在颇具理论思辨的介绍以后，陈教授以马达加斯加海边晒渔网的渔民的日常活动为例，向我们生动显示了只有构成真正联结意义的整体和局部，才会在历史书写中表现出活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以小见大的“全球微观史”。他提出，只有将碎片与具体的叙事结合起来，印度洋世界的“整体”才能呈现新的相貌。在本部分的最后，陈教授总结了印度洋史研究的史学史演进，并认为基于时代和潮流变化所产生的关注点和研究方法的变化，并不一定要体现在印度洋史的研究之中。印度洋史研究中关注重点和历史解释的变化，与其说具有继承性，或存在方法论层面的高下优劣，不如说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应当被理解为当代史映射下的“真历史”。

余韵：印度洋史专辑

在对印度洋史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之后，陈教授通过对其参与编辑的印度洋史专辑的介绍为本讲座收尾。此专辑是国内推出的第一个同时包含印度洋东西两岸内容、又有整体理论和研究框架的印度洋史专辑。专辑中既涵盖了欧、美、澳三代印度洋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又包含新一代中国学者的想法和关怀，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思想资源转化和本土化的目的。具体而言，整个专辑分为四组，有关于印度洋史的学术史论述，亦有关于印度洋上离散岛屿和港口的专题论文。专辑所收文章涉及主题广泛，全面地介绍了印度洋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文章不仅体现出了跨区域研究的设计，还强调了“网络联结”的面向，突破了传统的印度洋史研究中东西二元对立的认知、波斯-阿拉伯与中国海上交通的习惯路径，或南海史地维度的地名和交通考释等范式，极大的开拓了印度洋史研究的新视野。除此之外，专辑还体现出了既往研究相当忽视的医疗和生态环境史的重视。

在讲座的最后，陈教授展望了印度洋史的广阔未来，号召不同领域、不同世代的学者群策群力，互相启发，不断提升国内印度洋史研究的水平。讲座结束后，陈教授亦回应了主持人及线上听众的诸多问题，就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印度洋史的史学史演进序列等面向展开讨论。整场讲座历时两个小时有余，在听众的意犹未尽之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