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政治，经济自由化，与2011起义的根源

【编者按】

11年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场群众运动的风暴席卷了西亚北非地区的诸多国家，并促发了随后的一系列政权更迭与政治冲突。西方媒体称这一事件为“阿拉伯之春”，将其视为一场区域性的自由化转轨；而一些在地的进步活动家们则将其称为“阿拉伯起义”（Arab Uprising），以此强调这一事件自下而上的“人民性”。或者，我们可以接受已故的埃及左翼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的评价——这场运动“高于起义，低于革命”。

当然，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与争端早已淡出当今主流公共舆论的视野，然而当时舆论所争论的内容却依然盘旋在今日的公共讨论中：每当一个“遥远”的第三世界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些“阿拉伯之春”时展现出的思维模式就依然一次次沉渣泛起——时至今日，许多人依然独断地认为，如果此类运动不能被理解为国内政治精英与部落教派之间内斗的工具，就一定是域外大国操弄意识形态偏见或维护地缘政治霸权的“白手套”。即使那些相信群众可以自我组织，自我动员的声音，也往往一厢情愿地将其解读为当地民众对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追求。我们认为，只有将观察运动的视角从外部势力与新旧政治精英那里移开，重新还给群众，只有强调阿拉伯起义的“草根”属性，我们才能理解这一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对随后十余年政治经济发展的意义。

TNI(Transnational Institute)在2020年推出了“阿拉伯起义·十年抗争”专题，传递了运动前后阿拉伯各国政经格局与群众运动的信息。专题收录文章的作者包括长期研究中东政治经济问题的专家学者，在发达国家高校任教或学习的阿拉伯学者或学生，以及阿拉伯国家国内的活动家、学者与研究者，从多方面分析了群众运动的背景，意义与挑战。“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经TNI授权，将挑选翻译这一专题的文章，介绍给中文读者。?

专题的介绍大概囊括以下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如何同时加强了中东各国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并为起义的爆发提供了结构性背景；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人民如何在泥沙俱下，多方角力的运动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最终却在政权更迭之后被达成妥协的政治精英联合弹压；当地女性如何参与抗争，并以此重塑我们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政治想象；域外大国如何介入，压制群众运动，并试图劫持政治冲突以达成其地缘政治目标；传统的教派与部落势力如何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合谋，以及群众如何在这一背景下进行抗争……

当然，横跨数国的运动无法被短短几篇文章彻底展现。然而，通过从多种视角切入西亚北非各阿拉伯国家的现实情况，辅以数篇对单个国家政治进程的长线梳理，我们相信读者能对十一年前的运动及运动前后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有所了解。

【正文】

威权政治，经济自由化，与2011年起义的根源

在整整十年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2011年中东和北非起义的根本原因？当时，许多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简单应用了“政治和经济自由”这一口号。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世界大部分地区似乎都在摆脱威权国家的政治结构，而中东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陷于威权主义和君主制的统治之中——正如一项关于阿拉伯世界政治的重要研究的导言所说，“这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地区”。根据这些框架，问题在于威权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扼杀作用，这阻碍了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的出现，并阻碍了该地区的经济潜力。因此，2011年在中东街头表达的民众愤怒可以理解为对“自由”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制度的渴望。

奥巴马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5月关于中东的一次重要政策演讲中指出，该地区需要“一种模式，其中保护主义让位于开放，商业的缰绳从少数人手中转到多数人手中，这种经济将会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因此，美国对民主的支持将建立在确保金融稳定、促进改革、使不同的竞争性市场相互融合病将其融入全球经济的基础上”。同样，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认为，突尼斯发生的叛乱是因为该国存在太多的‘繁文缛节’，阻碍了人们自由参与资本主义市场。自2011年以来，西方政策制定者不断重复这一基本论点——威权国家扼杀经济自由，而“自由市场”对于任何摆脱专制主义的持续转型都是必不可少的。作为这种叙述的一部分，西方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IFI）被重塑为良性和善意的行为体——准备支持向民主的“过渡”，并愿意提供必要的技术专家来构建开放的经济市场。

在下文中，我们将论证这种对中东政治经济的标准框架为何是错误的。当然，该地区的政治结构过去是（现在也是）高度专制的，但这种政治制度是过去几十年中资本主义在该地区的发展情况的直接反映。这一发展轨迹的核心是20世纪80年代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支持的结构调整一揽子计划（SAPs）下开始的影响深远的经济转变。囿于这些协议，阿拉伯国家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前10年开始按照市场驱动的原则调整经济运作的方向。该地区采取的政策与全球其他地方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同——优先考虑私营部门的增长、财政紧缩、向外国资本开放、实施私有化和放松市场管制（包括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这些经济政策与政治威权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矛盾——事实上，市场的开放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整个地区的稳步推进正是依赖于威权统治者（现在也是如此）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得到了西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他们欢迎了20世纪80年代为该地区的专制统治者的掌权，并在2011年之前的几十年里继续为这些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方向喝彩。

战后政治与现代中东

对当代中东的任何分析都需要从该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开始。长期以来，该地区一直是贸易的战略十字路口，在20世纪初发现大量的碳氢化合物（油气资源）储备后，该地区变得特别重要。石油和天然气在二战后成为支撑现代工业生产和运输的基本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对该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决定了战后全球竞争的权力均衡。此时，作为主导性大国出现的美国特别强调与整个地区的国家建立特权关系。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该地区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加深，同时，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开始掌握权力。这些新政府推翻了与前殖民国家结盟的政权，并试图推行基于国家主义发展形式的经济模式——强调国内对工业的控制、对教育和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支持、对食品等基本消费品的补贴，以及国家对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控制。然而，尽管这些新政府经常提到“阿拉伯社会主义”，他们的经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这些政策使该地区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它们的特点是以压制性的统治形式来限制任何独立的政治行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最初通过加强与三个关键地区盟友的关系来应对这些民族主义斗争。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以色列。在海湾地区，沙特君主长期以来一直依赖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并且非常愿意通过石油收入的腐蚀作用来削弱阿拉伯民族主义。沙特对该地区亲西方运动的资助使这些力量能够否认与西方政府的任何直接联系。沙特政府还被鼓励将伊斯兰教作为民族主义和左翼思想的区域性制衡力量，组织“伊斯兰峰会”，宣扬沙特的影响力，挑战埃及作为阿拉伯领导国家的作用。沙特和埃及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尖锐的宣传战。与埃及的这种代理冲突在为期八年的北也门内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沙特阿拉伯是1962年被推翻的保皇派亲英势力的主要支持者，而埃及则支持反（后被推翻的）君主制的共和运动。

1990年，驻扎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军士兵。

就伊朗而言，美国（和英国的军情六处）在1953年策划了一场针对伊朗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的政变，使一个忠于伊朗君主制、由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导的亲西方政府上台。美国明确将伊朗视为其控制海湾地区的主要支点，兰德公司（一个与华盛顿决策者关系密切的著名智囊团）在1969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伊朗可以在“不需要干预该地区的前提下帮助实现我们认为理想的许多目标”。1973年，伊朗军队被派往阿曼协助英国军队镇压佐法尔地区的叛乱——这是一场强有力的斗争，是阿拉伯半岛左翼运动的核心，因此这一行动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伊朗的）这种作用。伊朗军队在美国直升机和其他武器装备的支持下，成功地粉碎了叛乱。从1973年起，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支持急剧上升，1973年至1975年期间每年达60多亿美元。这种密切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79年，那一年伊朗革命推翻了巴列维君主制，使伊朗脱离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范围。

美国权力在更广泛地区内的另一个主要支点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定居者殖民国家（settler-colonial state），以色列是在1948年通过将大约四分之三的原巴勒斯坦人口从他们的家园和土地上驱逐出来而建立的。以色列得以在敌对环境中的持续生存与外部支持密不可分，它对美国来说可以作为一个比任何阿拉伯国家更可靠的盟友。在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的主要外部支持来自英国和法国。但在1967年的战争中，以色列军队摧毁了埃及和叙利亚的空军，占领了西岸、加沙地带、（埃及）西奈半岛和（叙利亚）戈兰高地。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胜利促使美国巩固其作为该国主要赞助者的地位，每年向其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硬件和财政支持。

1967年6月5日，拉法，以色列装甲部队准备在拉法郊区采取行动。拉法属于加沙地带的一部分，当时处于埃及管辖之下。

以色列在1967年的胜利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演变中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虽然亲西方的政权继续受到各种激进运动的挑战，新的民族主义政府在南也门（1967年）、伊拉克（1968年）和利比亚（1969年）上台，但以色列的胜利对阿拉伯团结和抵抗的概念造成了破坏性的打击，这些概念在纳赛尔的埃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1970年纳赛尔去世，安瓦尔·萨达特上台，他随后采取行动扭转了纳赛尔的许多更激进的政策，这象征性地加强了军事失败。1973年，美国对其与以色列关系的重视进一步凸显，当时以色列与埃及和叙利亚领导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之间爆发了另一场战争。尽管埃及和叙利亚在战争开始时取得了初步进展，但美国空运的最新军事装备导致了以色列的最终胜利。

威权新自由主义的出现

鉴于这种区域政治背景，197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衰退对阿拉伯各国政府的国家主义发展战略造成了严重的压力。全球经济衰退打击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非石油出口，同时粮食和能源进口成本增加。此外，与该地区的持续冲突（特别是1967年和1973年与以色列的战争）相关的大量军事支出给政府预算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在1979年开始的美国利率急剧上升——所谓的沃尔克冲击——之后，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席卷了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和约旦。

由于这场债务危机，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向国际金融机构寻求财政支持，作为回报，它们签署了结构调整方案，承诺重新调整经济优先事项。1983年，摩洛哥是第一个签署结构调整方案的国家，类似的改革方案很快在突尼斯（1986年）、约旦（1989年）、埃及（1991年）、阿尔及利亚（1994年）和也门（1995年）被采纳。这些结构调整方案试图加强私营部门，实现与世界市场更紧密的融合。正如世界银行后来所说，私营部门将成为“强劲和持续增长的引擎”——这是“新的全球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种经济中，“回报......归于[对资本投资而言]最有利的环境”。

从20世纪80年代起，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政策就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遵循这样的规定。陷入债务循环并受制于多边贷款计划的条件，阿拉伯国家政府接受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的标准政策重点：私有化和优先考虑私营部门的增长，放松对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的管制，降低公司税率，放松贸易和外国投资的障碍，以及削减包括对粮食和能源的补贴在内的公共开支。这些新政策普遍不受欢迎，其引入与落地导致了罢工、示威和公民与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一项调查记录了1977年至1992年间在该地区9个国家（阿尔及利亚、黎巴嫩、约旦、埃及、摩洛哥、伊朗、苏丹、突尼斯和土耳其）爆发的25次反对结构调整的重大抗议活动。

面对这种对经济变革的普遍反对，阿拉伯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威权特征。事实上，2011年被推翻的几个政权都是在这一时期上台的，它们引领了各国向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转变。例如，1987年突尼斯的本-阿里政变后，该国决定性地转向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结构调整。同样，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在其前任安瓦尔·萨达特被暗杀后于1981年成为总统，他巩固了镇压性的统治体系，包括中止宪法、实施《紧急状态法》、进行新闻管制、未经指控的拘留以及引入军事法庭来审判政治对手。1991年，穆巴拉克同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方案，然后将他的安全部队转向反对由此产生的劳工罢工和整个90年代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同样，约旦、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政府在这一时期也变得更加威权主义。不过，西方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还是支持这些政府，认为他们的镇压行为是削弱社会对新自由主义措施的普遍不满的必要手段。

这些经济措施扭转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府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所接受的许多以往的政策。这方面的一个迹象是在此期间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1988年至1999年期间，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约旦、黎巴嫩和也门从私有化中获得的总收入达到80亿美元多一点，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埃及一国（41.72亿美元）。在随后的十年里，私有化的规模大幅扩大，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私有化的收入总额超过270亿美元。在后一个时期，该地区有更多的国家参与了资产出售，并从工业和制造业的私有化转向电信和金融部门的私有化。尽管参与私有化的国家越来越多，但埃及仍然是私有化交易数量最多和出售资产价值最大的国家（1988年至2008年为157亿美元）。

该地区结构调整的另一个核心优先事项是通过降低（或废除）最低工资和离职金，以及放宽有关雇用和解雇的法律来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敦促阿拉伯国家政府实施“更灵活的雇用和解雇程序”，作为减少“政府作为雇佣关系的主导”的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全面降低劳动力成本。特别是，那些被指定为私有化的公司将不必与公共部门更好的劳动条件竞争，从而对潜在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在整个2000年代，埃及、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都通过了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管制的重要法律。

在此期间，国际金融机构在该地区的另一个重要政策重点是农业部门的自由化。在这里，政策的目的是发展新的农业综合企业模式，将生产与全球市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除了将土地商品化和拆解集体所有权的法律外，其他措施还取消了农业投入（如化肥、农药和水）的价格上限，并试图将农民纳入农业企业的商品链。埃及的情况已被记录得特别清楚。1992年，穆巴拉克政府通过了第96号法律，允许地主在不通知或不与租户协商的情况下出售土地，并取消了长期以来对农村租金的上限。由于这项法律，一些地区的租金增加了300%到400%，埃及农村地区超过三分之一的租户家庭（约100万户）失去了地权。作为在农业领域建立私有产权的总体政策的一部分，第96号法律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热烈支持。美国国际开发署赞助的一项研究对埃及政府通过这项法律表示赞赏，认为它消除了“40多年来地主和佃户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这些政策和其他政策的逻辑通过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签署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协定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里特别重要的是作为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后来成为欧洲睦邻政策）的一部分与欧盟签署的协议。1995年至1997年间，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与欧盟签署了结盟协议，而埃及在2004年紧随其后。这些协议承诺向这些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和更多进入欧盟市场的机会（欧盟是中东北非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以换取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深化。除了与美国签订类似的双边条约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外，这些国际协议构成了减少贸易壁垒和向外资开放新部门——如金融、电信、运输和能源——的重要推动力。

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期间，美国海军威斯康辛号战舰（BB-64）向伊拉克海岸发射了一枚火炮。

这些经济协议也与西方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加强对该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有直接联系。最重要的是，这包括在1990年代对伊拉克实施长达十年的制裁，最终导致2003年美国/英国领导的入侵，推翻了伊拉克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并导致了一系列毁灭性的社会和经济危机，该国至今仍未摆脱危机。同时，美国和欧盟试图使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地位正常化——在20世纪90年代支持命名有误的（misnamed）奥斯陆和平进程，并推动一系列旨在加深以色列与约旦、埃及和海湾国家关系的地区倡议。就伊拉克战争和以色列-阿拉伯谈判而言，美国的战略目标带有明确的经济层面的（经常被忽视的）意义，旨在加深该地区与全球贸易和资金流动的融合——战争、政治和该地区的经济转型需要被视为密切相关。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东国家都以同样的程度融入了全球经济和西方的轨道。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家基本上站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之外，而是寻求与其他大国建立关系——特别是苏联（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领导力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威权政权——利比亚的卡扎菲和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在这些政权中，国家权力建立在高度世袭的结构上，在叙利亚的情况下，政权故意扶持起教派统治的模式。由于国家控制力的强化支撑着这些政权，同时它们与西方市场的相对隔绝，利比亚和叙利亚没有像其他阿拉伯国家那样在整个1980年代采用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结构调整计划。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其传统的国际支持者衰落之后，叙利亚和利比亚都开始寻求与西方的和解。这一举动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它还包括向世界市场开放，并采取初步的经济自由化措施。就利比亚而言，卡扎菲强烈支持美国在2001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后来还参与了中央情报局的引渡航班和酷刑计划。2003年，在1992年联合国解除对利比亚的制裁后，该政权的关键人物开始游说经济自由化，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伊斯兰（Saif el-Islam）在2008年利比亚青年论坛的一次演讲中坚称“一切都应该私有化”。然而，由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卡扎菲家族手中，政权在私有化与自由化方向上只采取了试探性的措施。尽管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1年2月15日指出——就在导致政权被推翻的起义开始的前两天——“一项雄心勃勃的银行私有化和发展新生的金融部门的计划正在进行中。银行已经部分私有化，取消了利率控制，并鼓励竞争......在IMF的协助下，利比亚中央银行的重组和现代化工作正在进行”。

巴沙尔·阿萨德

就叙利亚而言，在其父哈菲兹·阿萨德去世后，巴沙尔·阿萨德于2000年上台，开始了经济改革的重要步骤。年轻的阿萨德开始推动叙利亚经济的私有化，并开放了外国投资限制，导致关键工业部门，如冶金、化工和纺织业被私人资本控制。据一位叙利亚经济分析家称，到2007年，私营部门的规模已从2000年的52.3%上升到略高于GDP的60%。与中东其他国家一样，私有化使一小部分与阿萨德政权关系密切的商业集团受益，他们通过国家合同和与外国投资者的联合项目发财。随着这些改革在2005-2010年期间的加速，叙利亚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严重恶化。

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案例证实，到2000年代第一个十年末，市场主导的发展的核心假设已经被整个地区的国家和统治阶级精英广泛接受。尽管叙利亚和利比亚有时会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表示反对——然而，这种反对通常是言辞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它们的统治者实行了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类似的经济模式，并寻求进入世界市场。这些政策的特点是威权统治和经济权力的相互交织，对这些政策的拥护表达了加强位于政治体系核心的人的权势的企图。

社会不平等和财富的两极分化

在整个经济转型时期，在财富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资源的获取、市场的准入以及政治权力的行使等方面出现了巨大而持久的差距。除了持续的高失业率、不断增加的贫困人口和大量的农村人口被剥夺之外，该地区的一小部分人从新的经济政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私有化和新的市场机会为参与贸易、金融和房地产投机等领域的关系密切的商业集团提供了有利可图的机会。国家精英和军队也开始掌握重要的经济权力，与私人资本集团建立了一个高度不透明的关系网。这些不平等的模式通过独裁统治和国家镇压得以维持。事实上，该地区高度专制的政治结构与1980年代以来实施的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政策（和结果）是不可能分开的。

这些模式的一个重要表征可以在工作和就业统计中看到。在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前，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叙利亚和突尼斯的平均官方失业率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年轻人和妇女受失业的影响最大——该地区大约有五分之一的阿拉伯妇女和四分之一的青年失业。这些数字掩盖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在马什里克次区域（Mashreq sub-region，即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及西岸和加沙地带），2011年所有年轻女性中有超过45%的人失业，是年轻男性失业率的两倍以上。中东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也位居世界末尾，该地区不到一半的人口被认为是劳动人口的一部分。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和26%的妇女在工作，或积极寻求就业。在老年男性垄断政治权力的国家，年轻人和妇女的这种严重边缘化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在埃及Benha，妇女采摘棉花。

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特点是非正式和不稳定的工作普遍存在。200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说，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非正规工作的增长是世界上最快的之一（达到所有非农业就业的40%至50%）。在埃及，从2000年到2005年，四分之三的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加入了非正规部门，而在1970年代初，这个数据只有五分之一。这些趋势不仅影响了就业的特点，还对城市空间的使用方式以及中东地区出现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政府对开罗、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和贝鲁特等城市中密集的非正式定居点的居民抱有深深的不信任和怀疑态度。

这些高度不平等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结果导致了该地区整体贫困水平的恶化。在起义前的十年里，约旦、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毛里塔尼亚、黎巴嫩、埃及和也门没有办法获得基本营养和基本非食品项目（“贫困线上限”）的人口比例平均接近40％。健康和教育成果也反映了获得国家服务和社会支持的不平等。2000年至2006年期间，埃及和摩洛哥约有五分之一的儿童因营养不良而出现发育不良。在整个马什里克国家，营养不良率从1991年的6.4%上升到2011年的10.3%。2010年，在起义前夕，该地区30%的成年人是文盲（15岁及以上女性的文盲率上升至40%），令人震惊。教育机会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例如，在埃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五分之一的最贫困[儿童]根本无法进入小学，而几乎所有富人的孩子都能进入高中”。

中非班吉，老师在家给授课，孩子们没有笔记本和书本。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在社会状况普遍恶化的同时，该地区的许多主要经济体正经历着非常高的增长率，并被赞誉为经济改革的成功案例，值得全球南方其他国家效仿。例如，埃及在世界银行2008年的《营商环境报告》中被列为“世界顶级改革者”（world's top reformer），并在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前一直位列全球改革者前十名。同样地，世界银行2010年关于突尼斯的发展政策审查赞扬了该国的“稳定的结构改革和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这为突尼斯赢得了“在新兴经济体集团中表现领先”的地位，并为该国的穷人带来了“令人羡慕的成就”。对威权政府的这种支持仍然是国际金融机构今天在中东大部分地区的政策标志（如埃及的塞西政权）——鉴于这些机构试图改写其在该地区的历史记录，记住这一事实至关重要。

区域秩序与2008年全球危机

国际金融机构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强加给中东的经济政策不仅在国家范围内重构了社会结构，而且还在区域层面上催生了新的经济和政治等级制度。这些新出现的等级制度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海湾地区的六个阿拉伯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和阿曼）在区域政治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以及海湾地区的资本积累与该地区其他地方的阶级形成和国家建构过程之间也形成了联系。

从整体上看，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特点使它们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不同。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君主制国家，其丰富而相对廉价的碳氢化合物资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使海湾地区成为整个20世纪西方在中东地区战略的核心焦点。同时，海湾地区君主国的社会结构与中东其他地区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是海湾地区对大量临时移民工人的依赖，他们大多来自南亚，其次是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现在他们占海湾地区5600万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以劳动力的百分比来考虑，非国民在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和科威特的就业人口中占59%到86%，在卡塔尔和阿联酋则更多，大约92%到95%。由于被剥夺了劳动、政治和公民权利，这些移民工人一直是海湾地区城市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模式的基础；他们还支撑着海湾社会的“垂直分割”（vertical segmentation），公民通过担保人制度（kafala system）被纳入对移民人口的监视和控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社会对海湾地区碳氢化合物的需求不断增长——在2000年至2014年中期石油价格几乎持续上涨的支撑下，海湾地区的财富水平大幅提高。这有助于培育海湾地区大型资本主义企业集团的发展，这些企业与执政的君主国和国家密切相关，其活动涉及建筑和房地产开发、工业加工（特别是钢铁、铝和混凝土）、零售（包括进口贸易、拥有购物中心和商场）和金融等部门。

虽然海湾地区持有的大部分剩余资本被投资于北美和欧洲，但在整个2000年代，大量资本也流入了邻近的阿拉伯国家。重要的是，海湾地区资本的这种扩张是以上文讨论的结构调整方案以及随后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许多阿拉伯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自由化和开放为前提的。因此，海湾地区的资本是整个地区新自由主义转向的主要受益者——它成为整个中东地区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密切参与者。

这些区域等级制度对于理解2008-09年全球经济危机对中东地区的影响至关重要。如前所述，在这场危机之前的几年，该地区已经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除了青年失业、社会排斥和贫困等问题外，食品和能源成本的上升也给许多家庭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断增长的进口账单意味着阿拉伯国家政府在维持已经减少的补贴水平方面面临巨大困难；同时，较贫困家庭的生活成本也在上升。这促使该地区的穷人数量大增——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一项估计，在2008年全球危机发生之前，埃及、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也门共有111万人跌落到贫困线以下。

随着2008-09年危机的展开，这些预先存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影响了该地区不同地区对全球动荡的感受。非石油出口国因全球对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以及其他制成品的需求下降而受到严重打击。同时，由于危机笼罩着欧洲的农业、建筑业和低技能制造业，海外汇款水平下降，而许多阿拉伯移民（包括有证和无证的）都在欧洲的上述部门工作。最后，整个新自由主义时期的金融自由化使许多国家面临外国资本流入的潜在波动，特别是旅游消费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波动。

然而，在海湾地区，危机的经历是不同的。海湾国家最初被2008年7月至12月油价的短暂下跌（以及相关的全球需求下降）以及导致海湾地区房地产泡沫（尤其是迪拜）破碎的外资撤离所冲击。但是，作为回应，海湾地区利用积累的财政盈余来支持受到危机威胁的大型私营和国有企业集团，启动了大规模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计划（集中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此外，海湾地区的君主国能够利用其对临时移民工人的结构性依赖，将危机的负担转嫁给邻国——雇用新工人的速度放缓，现有的工人可以随着项目的取消而被送回家。到2010年，油价开始再次上扬，进一步巩固了海湾地区走出全球危机的道路。

综合来看，全球危机的这些不同的区域轨迹意味着海湾国家能够在2008年之后的几年里出现在一个区域性的强势地位，而相邻的阿拉伯国家则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财政和社会负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12月突尼斯首次出现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迅速蔓延到整个地区。在2011年这些抗议活动的第一阶段，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了。叙利亚、巴林、约旦、阿尔及利亚、阿曼、摩洛哥、也门和利比亚的政府也面临着起义和抗议活动，这些活动表达了对威权统治模式和大部分人口经历的不断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起义的目标是西方金融机构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力推动的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结构。当然，并不是所有起义的参与者都以这种方式思考抗议活动，但无处不在的aish, hurriyah, 'adalah ijtima'iyah（面包、自由、社会正义）的口号体现出这种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融合相当明显。

结语

尽管那些参加了2011年非凡斗争的人有这样的愿望，但该地区财富和权力的极端两极分化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中东现在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最富有的10%的收入者获得了总收入的64%——而西欧为37%，美国为47%，巴西为55%。对于该地区的极端富裕人口来说，这些数字更加鲜明：在中东，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份额约为30%，而在西欧为12%，美国为20%，巴西为28%，南非为18%，中国为14%，印度为21%。这些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现象既存在于区域层面——海湾地区的富裕国家与中东其他地区之间，也存在于各个国家内部。

这些高度的不平等直接归因于近几十年来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在起义后基本没有改变，而且继续被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所推动。国际金融机构领导的多维尔伙伴关系（Deauville Partnership）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连续性，这是2011年5月在法国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发起的一项倡议，承诺向“转型期”阿拉伯国家提供高达400亿美元的贷款和其他援助。该伙伴关系的核心前提是在五个目标国家——埃及、突尼斯、约旦、摩洛哥和利比亚——加倍努力开放市场，目标是“消除现有的结构性障碍”，鼓励“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作为“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引擎”，并追求“区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如何为该地区的结构调整开辟了道路，2011年后的危机被视为扩大过去政权的政策轨迹的一个机会。正如欧洲投资银行在本-阿里和穆巴拉克被推翻后不久指出的那样，政治变革的时刻也可以代表一个加强或改进现有体制框架的机会。

在“多维尔伙伴关系”等倡议的支持下，国际金融机构自2011年以来已采取行动，通过提供新的贷款协议和其他形式的援助来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地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历史悠久的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同时与过去十年才开始在该地区运作的其他机构（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一起工作。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等国，围绕冲突后重建的讨论也以同样的市场驱动逻辑为标志，而且，正如历史充分说明的那样，战争、冲突和危机（包括当前的全球大流行病）的后果经常被视为重新制定权力安排和加速经济变革的机会。

十年过去了，2011年起义的经验表明，仅仅关注政治要求（如新的选举或政府腐败）而不同时解决资本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国家、地区和全球）是不够的。在一个继续以牺牲社会正义和平等为代价促进不受约束的增长和所谓的“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系下，不可能与专制的国家结构有根本的决裂。2011年起义的主要弱点之一是没有认识到这一战略教训。但最近的政治抗议周期中的抗议者——特别是2018-21年横跨黎巴嫩、苏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伊拉克的起义——似乎已经从2011年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明确地将对专制政治精英的挑战与扭转财富控制和分配方面的极端不平等现象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虽然2011年的愿望仍未完全实现，但那一刻的教训、经验和希望将成为未来斗争不可磨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