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故事与残酷现实
看过《少年派的奇幻漂游》的观众，想必都会被影片中唯美的画面和残酷的结局所震撼。派一家经营了一个动物园，由于时局动荡，他们决定将所有动物卖到加拿大，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不幸的是，渡海途中遭遇了暴风雨，一家人除派以外全部丧生，和派同在救生船上的只剩下一条鬣狗、一匹瘸腿的斑马、一只猩猩和一只孟加拉虎。最初的三天里，鬣狗咬死了猩猩，吃掉了斑马，老虎又将鬣狗杀死，只剩下少年派与老虎。他们都想杀死对方，但又无法完全取胜，为了生存只能选择相互依靠。在海上漂流了227天后，派和老虎终于共同战胜困境，获得了重生。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么它和很多其他的历险故事别无二致，并不会获得如此多的赞誉。影片的末尾，少年派轻描淡写地说了另一个故事版本：沉船之后，救生船上并没有动物，幸存者是四个人：他、他母亲、厨师、断腿的水手。厨师先杀死了断腿的水手，拿他的尸体作成鱼饵，接着又杀害了派的母亲，最后愤怒的派亲手杀了厨师。派不愿正视杀人甚至吃人的真相，只能自己分裂出一只老虎，就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奇幻漂流。这样的结局悲惨得让人不忍接受，但它却更接近故事的真相。
19世纪的“儿童”观念
多年之后再读《木偶奇遇记》，心中竟有类似于观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感受。匹诺曹的种种奇遇仅仅只是一则童话吗？故事中的蚂蚱、狐狸、猫、恶犬，会不会也是为了缓解童年的悲伤而有意写成了动物呢？
《木偶奇遇记》是意大利作家科洛迪在19世纪80年代发表的作品，它讲述了木偶匹诺曹的一段奇特经历。老人杰佩托将一块能哭会笑的木头雕刻成了木偶，取名匹诺曹，将他送去上学。匹诺曹不爱学习，懒惰又贪心，经历了被狐狸和猫欺骗、遇到仙女、被当作看门狗、遇到恶犬、到“玩具国”等很多事情后，逐渐成长为一个勇敢正直、勤劳友爱的孩子。
动画片《木偶奇遇记》
这个绚烂而神奇的故事就像矗立在河边的美丽城堡，也许通过水中摇曳的倒影更能够看清它更真实的模样。法国儿童史研究学者德·莫斯曾指出：“童年的历史恍如一场我们刚刚醒来的噩梦，越往前追溯，照料儿童的水平越低，儿童越有可能被杀害、遗弃、揍打、恐吓以及性虐待。”作者写出的作品不会和他所处的时代完全脱节，《木偶奇遇记》中匹诺曹的奇妙历险故事，或许正是一个19世纪欧洲的小男孩真实童年的倒影。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从对这个故事做另一种解读。
在心理学发展史上，童年的观念并不连贯，而是有其发展的过程，直到19世纪50年代，“儿童”的概念才得以发现，《木偶奇遇记》正是反映了当时的儿童观念。匹诺曹是被父亲杰佩托雕刻出的木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孩子，也不被大人们所承认。匹诺曹梦想变成真正的孩子，他要听大人的话，好好学习，直到故事结尾他辛勤劳动赚钱赡养父亲的时候，蓝头发仙女才承认他成为了真正的孩子。杰佩托和仙女对儿童的概念比较淡漠，他们认为孩子需要做的就是听家长的话、好好学习或者认真劳动，在其他方面，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区别不大。此时的儿童不是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更像未经教化、拥有原罪的成人，像书中的木偶匹诺曹一样，不听爸爸话的他顽劣、懒惰、傲慢、挑剔。相反，书中更加愿意强调家长是付出、奉献、宽恕、体贴的。
19世纪英国学校里老师体罚学生
书中充当父母角色的杰佩托和仙女很少与孩子交流，如果匹诺曹做了错事或者闯了祸，杰佩托和仙女妈妈并不询问事情的具体经过，而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进行惩罚。有一次，匹诺曹被坏同学们骗去海边，他们嘲笑他、欺负他、动手打他，结果其中一个坏同学拿书本砸匹诺曹时不慎砸晕了别的孩子，同学们落荒而逃。警察赶到的时候，他只看到匹诺曹在被打晕的孩子身边，就要把他带走，匹诺曹好不容易才逃回了仙女的家。仙女并没有仔细询问匹诺曹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是让蜗牛去给他开门，又用不能吃的材料变成了食物的样子，在匹诺曹伤心昏倒之后才原谅了他。这可能反映出当时比较普遍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存在的大多是单向的判断，缺少交流与沟通。
从童工到儿童
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童年能享受到学校的教育，这样的历史并不久远。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大批社会底层的儿童成为廉价的劳工，小小年纪要承担繁重的劳动和动辄的打骂。在19世纪末期，欧洲普通民众的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观，学校教育才逐渐成为儿童生活的主要内容。匹诺曹的家境贫寒，在故事的开始，他的爸爸被关进监狱的时候，匹诺曹在家根本找不到可以糊口的食物，最后还是靠着爸爸带回家的三个梨才得以果腹。但匹诺曹的爸爸依然坚持将匹诺曹送到学校接受教育，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的衣服来换取识字课本。这反映出当时观念的转变，这时人们可能意识到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子女就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工作和回报，这样在抚养年老父母的时候会更加有利。让孩子接受学校教育成为比较普遍的认识，成长在贫寒家庭的匹诺曹也能有学习的机会。
但是在有些地区，童工依然是比较普遍的。比如故事中的“勤劳蜜蜂国”，匹诺曹遇到的人都告诫他要“自己挣面包”，也非常习惯用等量的劳动来交换物品，他们拒绝给匹诺曹提供免费的食物和水，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儿童靠劳动换取财物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故事中，不愿上学的匹诺曹在卖掉识字课本后开始了自己的奇遇，重返学校后虽然成绩优秀，但没能抵挡住同伴邀请他去“玩具国”的诱惑，结果被变成了驴子。故事的最后，匹诺曹通过辛勤的劳动获得报酬，承担起了赡养父亲的工作。我们不妨推测，现实中的“匹诺曹”或许曾因为贪玩而一度放弃过学业，但最终还是找到工作，成为了一名辛勤的工人。
童工
愚笨粗鲁的警察
另一方面，现今我们常常教导孩子信任警察，有困难可以找穿制服的叔叔求助，可《木偶奇遇记》中的警察并不是什么慈善的角色，他们每次出现都显得暴力又愚蠢。故事一开始，镇上的警察就判错了案子，把无辜的匹诺曹父亲送到了监狱。接着，匹诺曹被猫和狐狸骗走了金币，却被警察糊里糊涂地关进了“傻瓜国”的监狱里。再后来，匹诺曹和班里的同学打架，警察来了之后也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带走了。这样的警察形象在同时期的作品《雾都孤儿》中也能看到，可以不难从中看到当时欧洲的警务发展情况。
18世纪下半期，欧洲的警务发展经历了从非专业到专业化的转变。由于欧洲城镇的人口流动性增加，贫富差异扩大，社会的稳定性急需维护，这就使得警务的发展变得十分迫切。在警务发展过程中，早期进行城镇治安的人身份千差万别，地位较低，因而人们普遍怀疑他们的任职能力，对警察远没有今天信任。《木偶奇遇记》中愚蠢的警察形象正是这种社会现象的表露，书中的警察处理各种纠纷，要管的事情不仅包括打骂孩子还包括偷盗诈骗，他们凭借自己主观的判断来管理治安，任意使用权力，缺乏应有的约束。匹诺曹在海边受到冤枉被警察带走时，他谎称去捡帽子想趁机逃跑，警察就放出恶犬来咬他。虽然这种情况的真实性值得商榷，但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警察的治安手段并不规范。相应地，警察在书中被描写为暴力、愚笨、辨不清是非的形象，这很可能是当时民众心中对警察的真实印象。
19世纪末的俄国警察
童话故事的“进步”
19世纪初期，格林兄弟搜集了大量民间的童话、神话、传说，汇编成《格林童话》。里面大部分故事都不是他们的原创，更像是民间的共同记忆。最初的版本中包含了很多在今天看来不适合孩子观看的暴力血腥的故事，但这正是早期童话的特征：靠暴力、恐吓来记忆传达事件。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理性思想传播开来，儿童文学也迎来了发展的曙光，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安徒生创作的儿童童话，它们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安徒生有着贫苦坎坷的童年，自卑而敏感的他非常清楚童年会给人生带来怎样重大的影响，他理解儿童成长的艰辛和心中的苦恼。有着坚定信念的安徒生将他全部的精力贡献给了儿童文学创作，希望让这些美好的故事陪伴孩子的成长，给他们勇气和光明。他创作的《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拇指姑娘》等童话故事不仅更适合儿童阅读，而且也承担着教化的作用，给予孩子们心灵上的关怀。
哥本哈根的安徒生雕塑
《木偶奇遇记》则在安徒生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匹诺曹本身就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小木偶，他像很多同龄的儿童一样：偷懒、不爱学习、贪玩、浪费、任性、淘气……在匹诺曹历险的故事中，也包含了很多当时的父母想教给子女的道理：小孩子要听话、勤劳、“自己挣面包”、好好学习、懂得报答、诚实……就连那只被匹诺曹打死的蟋蟀，死后还一直不忘显灵告诉他：“不听父母话的孩子是没有好结果的。”此时的童话不再靠暴力和恐吓来约束孩子的行为，也不再以王子公主为主角，而是换成了一个普通的孩子，他没有美貌、地位或者显赫的家族，像别的正常孩子一样。这样的设定让孩子们感同身受，从而乐于阅读，正因为如此，《木偶奇遇记》是童话发展史上享有独特的地位。
《木偶奇遇记》是写于19世纪晚期的童话，木偶匹诺曹的奇妙历险故事很可能正是一个19世纪欧洲的小男孩真实童年的倒影：繁重的劳作、父母的不解、愚蠢的警察……这些童年的苦恼、他们所面对的社会，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很多方面都显得陌生了，但成长的烦恼、内心的困惑却如此相似。历史的车轮从不停歇，希望我们心中都有个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的木偶，仍保持纯真，仍忠于自己。（文/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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