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5年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的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祖籍是绍兴。1950年初，父亲带着不满五岁的我回绍兴，往返都途经杭州，并住过两三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座城市，至今印象中还有当年的拱宸桥、城站（火车站）、钱塘江大桥、六和塔、西湖、灵隐寺、岳坟等。上学后有了些地理知识，知道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省长周建人是鲁迅的弟弟，他们又都是我们绍兴人。还有浙江大学，听说中学老师中有读过浙大的，小学生是没有机会认识的。大人们提得最多的还是上海，去得最多的也是上海，连我的父母也先后去上海谋生，在稍能安居后就将我迁至上海上学。不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却是镇上人普遍认同并不时提及的，所以这也是我自幼形成的印象。
1908年俯瞰杭州
重访杭州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成了大学教师，当了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助手。先师祖籍嘉兴，但谭氏的祖坟在杭州灵隐寺后的山上，先师少年时每年都会随族人去杭州扫墓兼游玩。1946年他随浙江大学复员杭州，家住长寿路1号，到1951年秋转复旦大学任教。1940年3月他应聘到播迁贵州的浙江大学，与浙大的不少教授共事十年，患难与共，感情深厚。几次陪他去杭州开会、作报告或主持答辩，只要稍有余暇，他都会访友怀旧，谈及往事，有不胜今昔之感。二十多年来，我虽未在梅家坞品新茶、在虎跑汲泉水，但每年都少不了有友人馈赠的上品龙井，或在湖畔居楼上饮茶，连在东航航班的万米高空也能享受我预订的龙井茶水。我也曾在西湖畔小住，孤山间探梅，阮公墩夜游，河坊街观光，文澜阁访书，西泠社读碑。近年有机会泛舟西溪，更觉别有一番滋味。还有频繁的各种会议、论坛、讲座、报告、课程，拜动车、高铁、高速公路所赐，往往当天往返而有余，怪不得已有人大胆预测，杭州会与上海连成一片。
尽管我一直在体验“天堂”的生活，但明白“天堂”的来历，还是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之后，特别是读了先师的相关论著后。
杭州被称为“天堂”至少有千余年时间了。但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杭州一带不过是南方一个普通的县，在中原人眼里还相当落后。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游时“过丹阳（今安徽当涂），至钱唐，临浙江”（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个“钱唐”就是杭州的前身，在今杭州城区西湖以西北灵隐一带，而“浙江”就是今天的钱塘江。一个聚落从形成到成为县城是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由此可推断，钱唐这个聚落的出现还会更早。
但是从秦汉到南朝这八百多年间，钱唐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还不如周边的其他县。这是由于钱唐虽位于钱塘江边，却已经临海。那时钱唐以东的土地还没有成陆，今天的杭州湾也尚未成形。连接钱塘江两岸的渡口在钱唐的上游今富阳一带，因此钱唐并不处于主要的交通线上。今天的杭州城区，很多地方也没有成陆，钱唐是一个山中小县，到自己辖境内的交通也不方便，怎么可能得到发展？
钱唐之停滞落后，还与江南的人文地理格局有关。春秋时吴越相争，双方的都城和中心分别在吴（今江苏苏州）和会稽（今浙江绍兴）。到战国时越国灭吴国，越又迁都于吴。楚国奄有江东后，吴离楚国的都城寿春相对较近，晚期又是执掌楚国大权的春申君黄歇的封地，继续维持着地区中心的地位。因此秦朝设会稽郡，辖境虽包括钱塘江流域和山阴县（原越都会稽），重心还是在北部，郡治也设在吴县。西汉的会稽郡治所一直在吴县，尽管武帝灭东越、闽越后，会稽郡名义上的辖境已扩大至今福建省。东汉期间会稽郡一分为二，北部的吴郡沿用吴县为郡治，南部的会稽郡以山阴县为治所。处于二者之间的钱唐还是没有发展的机会。
除人口分布、开发过程和历史渊源等因素外，主要还是钱唐在交通和区位上的劣势阻碍了其发展。无论是首都长安、洛阳，还是原来的郡治吴县和以后的扬州刺史部驻地历阳（今安徽和县）都在北方，与钱塘江南的陆路交通都不方便，反是由沿海到山阴的海路更加便捷。直到东汉末年，中原士人南迁避乱，相当一部分人还是由海路直驶交州（今越南北部），或者由会稽入海南下的。
东晋、南朝以建康（今南京）为首都，钱唐离政治中心的距离大为缩短。“今之吴、会，昔之三辅”，钱唐所在的会稽郡已如汉代的“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个中央直属行政区）之于首都长安一样，成为建康的近畿之地。但会稽郡的治所还是在山阴，而离建康更近的乌程（今浙江湖州）已成为吴兴郡的治所。由建康而南的移民沿太湖西的丘陵地带扩展，在东晋和南朝期间新建了好几个县，并越过钱唐向南、向东发展，僻处山中的钱唐并未受益。
开皇九年（589）隋灭陈，改钱唐郡为杭州，从此有了“杭州”这个名称。当年将郡治迁至余杭，第二年又迁回。到开皇十一年，杭州和钱唐县都迁治至柳浦以西，即今凤凰山麓的平原，有了充足的发展余地。隋灭陈后，将六朝都城建康城“平荡耕垦”，彻底毁灭后变为农田，将原来在建康的扬州治所迁至广陵（今江苏扬州）。以后才在石头城置蒋州，恢复了丹阳郡，但只辖三个县。而在杭州建的余杭郡却辖有六县，在江南地区的地位相对提高。
更大的机遇出现在二十年后，隋炀帝开江南运河，由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即杭州改称），长八百余里。江南运河是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的一部分，由京口过长江，通过邗沟连接淮河，由通济渠可至洛阳，向西经广通渠可达长安，向东北由永济渠可达涿郡（今北京）。在一个以水运为主的时代，杭州成为大运河系统的起讫点，可以连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水系，到达首都及其他重要城市，杭州在全国的地位显著提高。
据《乾道临安志》记载，唐初的贞观年间（627—649），杭州的户口已有十一万人。到唐朝中期，杭州已被称为“东南名郡”，白居易更将杭州列为江南第一，“江南列郡，余杭为大”。杭州的繁荣得益于唐朝发达的海上和内河贸易，成为与广州、扬州齐名的通商口岸。而促使杭州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居民的饮水困难得到有效的解决。由于杭州城所处的平原处于江海之交，有些地方成陆未久，地下水咸苦不能饮用，只有在山麓地带凿井方可获得甘泉，因而水源不足。唐大历年间（766—779），刺史李泌在今涌金门、钱塘门之间分别开了六个水口，引西湖水入城，形成六个井。白居易任刺史时又加开浚，使城市有了充足的饮用水源。本来杭州在夏秋之际易发生干旱，影响农业生产，白居易在西湖筑堤，利用湖水灌溉农田千余顷。白居易还写了不少题咏西湖风景的诗篇，如《湖上春行》《春题湖上》《余杭形胜》诸诗。离任后，还不时追忆怀念，写下了《留题天竺灵隐》《西湖留别》《九日思杭州旧游，寄周判官及诸客》《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答客问杭州》等篇。随着这些名作的流传，西湖的美景名闻天下，逐渐吸引四方文人雅士和游客。到北宋时，苏轼两次任职杭州，写下更多佳句名篇。“杭州巨美，自白（居易）、苏（轼）而益彰”，这两位地方官兼诗人对杭州的贡献实在不小。
清朝时期的杭州乡村
唐末五代时期中国陷入战乱分裂，杭州却获得意外的机遇，发展更上一层楼。907年，钱镠称吴越王，以杭州为都城。吴越国传了七十一年，其版图最大时不仅包括今浙江全省，还拥有今上海市和江苏苏州市境，南至今福建福州。此前钱塘江是浙西、浙东的分界线，江两岸分属不同政区，浙西的中心在今苏州，浙东的中心则在今绍兴，杭州的地位还不能与它们比肩。自钱氏将浙西、浙东合为一体，国都杭州自然成了共同的中心。持续的战乱还使国内其他重要城市，如长安、洛阳、扬州等受到毁灭性破坏。南唐的都城金陵（今南京），由于后主李煜没有向宋朝主动归降，亡国后残破不堪，到北宋时只留下“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而吴越由于主动效忠，纳土归降，杭州秋毫无损，笙歌依旧。
至唐朝后期，江淮财赋已成为朝廷的经济命脉。包括杭州在内的江南地区的经济实力虽已超过北方，但地方的赋税收入全部上缴朝廷，几乎没有给当地留下发展的余地。吴越国既得免于战祸，又摆脱了对中原朝廷的赋税负担，能够大规模兴修水利，疏浚河道，设置闸堰，建筑江堤海塘，为农业稳产高产创造了条件。杭州作为都城，获益最多。如杭州东南滨海地区以往常被潮水淹没，而防海大塘是土筑，年久失修。钱镠时用巨石大木重筑，自六和塔至艮山门，称为捍海塘，使杭州城脱离海潮之患。又在杭州北郭建有清湖等堰，江干有浙江、龙山二闸，城东有大小二堰，这些闸堰调节江湖运河间的水流，控制水量，兼顾水运水利。北宋端拱年间（988—989）在杭州设置管理海运的衙门市舶司。此前全国只有广州设有市舶司，而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今福建泉州）和密州（今山东诸城）置司都还在其后，杭州显然得益于水利建设形成的通海优势。
北宋期间，杭州的地位已上升至“东南第一州”。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发展，天圣（1023—1031）、熙宁（1068—1077）间，杭州所收商税、酒曲税居全国第一，比首都开封还多。苏轼说：“天下酒课之盛，未有如杭者。”显然并非夸张。
北宋亡后，高宗赵构于建炎三年（1129）从扬州渡江，到达杭州后即升杭州为临安府。至绍兴八年（1138）以杭州为行在所（皇帝在首都以外的驻地），正式确定为临时首都，直到德祐二年（1276）元军灭宋入城。这一百三十八年间，杭州从“东南第一州”跃居南宋的“天下第一州”，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最繁华的都市。杭州市区已扩大到城外，就在定都三年后的绍兴十一年，都城以外人烟繁盛，南北已距三十里，为此设置了右厢公事所。乾道三年（1167），因城东西户口繁伙，警逻稀疏，分别设置东西厢都巡检使各一员。到了宋元之际，“杭州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城外的居民比城内的还多，所占范围比城内还大。大街上的买卖昼夜不绝，半夜三四更时游人才逐渐稀少，到五更钟鸣，卖早市的已经打开店门。到近代还是西湖风景区和乡村湿地的天竺、灵隐、西溪，远至安溪、临平，当时都是城区，民居、商铺与寺观错杂，陆游诗中“西湖为贾区，山僧多市人”“黄冠（指道士）更可憎，状与屠沽邻”就记录了这种现象。北宋时杭州已号称“十万余家”，《梦粱录》称南宋时“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应接近事实。《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虽不无夸大，但当时的杭州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是毫无疑问的。
南宋杭州还产生了一种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方言岛，即在吴方言区的包围之中，杭州城区却流行以河南话为基础的北方话，直到今天还有遗存。宋室南渡后，大批北方移民南迁，由于一百多年间没有返回故乡的机会，就此在南方定居。杭州作为临时首都，不仅定居着皇室、官员、将士，也吸引了大批士人、商贾、僧道和流动人口。很多原在开封的店铺、娱乐场所、寺观也纷纷在杭州重开，其中不少人就迁自开封。尽管开封人与其他北方人在杭州居民中未必占大多数，但由于这些上层移民及其后裔拥有权力和财富，掌握着主流文化，不仅他们自己继续讲北方方言，而且促使原住民，特别是必须为北方移民服务的人及城内的其他居民学讲北方方言。年深日久，杭州成了北方话的天下。南宋亡后，北方话在杭州风光不再，却根深蒂固，流风余韵至明朝犹存。直到今天，杭州方言中的儿化音还很明显，如小丫儿（小孩）、黄瓜儿等。
特别幸运的是，到元朝灭宋时，蒙古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农业文明和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元世祖忽必烈在事先颁发的《平宋诏》中已要求保护农商，维持民生。加上南宋皇室在元军逼近时主动投降，杭州没有受到什么破坏，在元朝依然保持着昔日的繁盛，因而被马可·波罗惊叹为“天城”“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至元二十一年（1284），江浙行中书省的省会由扬州迁至杭州，辖境包括今浙江、福建二省与江苏、安徽二省的江南部分和江西省的鄱阳湖东部分，杭州依然是东南第一州和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由于元朝时海运畅通，杭州也是外国商人聚居的城市，当时人提到钱塘，往往与“诸蕃”“岛夷”连称。在元顺帝至正（1341—1368）初年到过杭州的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的笔下，崇新门内荐桥附近多为犹太基督教徒及拜日教徒之突厥人，而荐桥以西为伊斯兰教徒聚居区。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划定浙江布政使司，辖境基本即今浙江省，杭州成为省会与杭州府治所在。杭州虽然又回到了区域中心、省会城市的地位，但人间天堂的盛名不减当初，丝绸之都、鱼米之乡，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其经济、文化水平一直居全国前列。
不过与南宋时的巅峰相比，杭州在全国的地位还是有所下降，并且显现了一些不利因素。
一是城市经济逐渐衰退。由于城内外运河年久失浚，填为沟渠，物资流通受阻，城内物价上涨。延祐三年（1316）、至正六年（1346）虽曾两次大加疏浚，但城内河高而钱塘江面低，诸河疏浚不深，仍与江潮隔绝，完全靠西湖水补充，水深不足三尺，只有宋时的一半。城南一带本是杭州最早的市区，因河不通江，水运不继，城南商业日渐萧条。明洪武年间一度浚深龙山、贴沙两河，在河口建闸限潮，为船舶提供了出江通道，但不久又淤塞。
一是天灾人祸不断。杭州居民稠密，民居连绵，大多是木构板屋，砖瓦房也不多。不少人家设有佛堂，昼夜香烛，通宵点灯，悬挂纸幢经幡。一旦失火，延烧成片，难以扑灭。显德五年（958）城南失火，延烧至内城，共烧毁一万九千家。南宋期间，城区大火二十一次，每次损失都在万家以上。其中嘉泰元年（1201）三月二十八日的大火延烧军民五万一千四百家，绵亘三十里，经四昼夜才扑灭。但那时系首都所在，人力财力充足，会全力重建，能很快恢复。至正元年（1341）四月十九日，杭州大火，“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五间”，烧官廨民庐几尽，以致“数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敝”。至正十九年十二月，朱元璋遣常遇春进攻杭州，“突至城下，城门闭三月余，各路粮道不通”，“一城之人，饿死者十六七。军既退，吴淞米航凑集，藉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均见陶宗仪《辍耕录》）。这次围城使杭州人口损失过半，元气大伤。
明清以降，杭州在江南的区位优势不断遇到新的挑战。永乐后首都虽已北迁，但南京为陪都，在清朝又是两江总督驻地，政治地位都高于杭州。扬州处于运河与长江交汇处，地近淮盐产区，是漕运和盐运中枢，经济地位举足轻重，无可替代。苏州是清代江苏巡抚驻地，是太湖流域的政治、经济中心，科第鼎盛，人文荟萃，与杭州不相上下。明代为防御倭寇侵扰，封锁沿海口岸，加上杭州内河与钱塘江隔绝，从此彻底丧失通商口岸的地位。而宁波有优越的海港，又有运河可通，成为浙江主要通商口岸。上海开埠后，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通商口岸和远东最大城市。上海强大的经济辐射能力，和以上海为基础的新兴工商业，使杭州的传统手工业和商业更趋衰败。
1860年、1861年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至1864年初在清军围攻下撤出，杭州在连年战乱中损失惨重。战前杭州府约有三百七十余万人，战后的同治四年（1865）全府土著户口仅存七十二万，损失人口三百万，高达八成。尽管这三百万人中也包括出于种种原因逃离或迁出杭州府者，但其中大多数是在这场空前浩劫中被杀死、饿死、病死，在逃亡途中横死或自杀的。杭州的名胜古迹和图书文物也受到很大破坏，著名的文澜阁被焚毁，收藏于阁中的《四库全书》大多散佚缺损。战后人口的恢复和增长主要依靠外来移民，故而杭州城与府属县城的人口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土著中精英外流严重，土著比例甚低。而由于附近的嘉兴、湖州两府与江苏的苏州、常州两府同样人口锐减，不可能就近输出，新迁入的移民大多来自浙东和浙南、苏北、淮北和河南，大多是底层贫民。
1908年的杭州街道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杭州再次接近政治中心。由南京至杭州的公路“京杭国道”建成后，拉近了杭州与首都的距离。当时的国民党要人多为浙江籍，民间有“湖南人当兵，广东人出钱，浙江人做官”之说。又有“湖州的中统，江山的军统，奉化的侍卫官”的说法，因主管党务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是湖州人，主持军统的戴笠是江山人，蒋介石本人是宁波奉化人，江浙人大受重用。浙江省省长一度由国民党元老、功臣、蒋介石的盟兄南浔人张静江担任，张氏创办的西湖博览会续办至今。蒋介石下野蛰居之时，奉化一时成为实际权力中心。但晚清以来，上海已成中国政治中心，在国际交涉中更加重要，非杭州和浙江所能动摇，沪宁铁路的功能远非京杭国道所能替代。1937年抗战军兴，杭州陷于日寇，上海的孤岛却持续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成了陪都重庆以外的特殊政治中心。
1949年解放军攻下南京后挥师南下，杭州再次演绎吴越国归宋故事，毫发无损。国民党当局宣布为保护西湖名胜古迹，杭州为不设防城市，国民党部队主动撤退。不管蒋介石或国民党当局出于什么目的，这都是值得称道的爱国爱乡之举，应载入杭州史册，为后人铭记。
浙江人文荟萃，历史上杭州更是名人辈出。但到了近代，随着政治权力、财政金融、市场资本、工商产业、教育设施、新闻出版、科学技术、学术研究、文化艺术越来越集中于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武汉、重庆、香港等城市，再加上受到欧美发达国家影响，杭州的上层人物、社会精英和有为青年纷纷外出求学求职，杭州籍的国内国际名人的事业成功，几乎都在外地或外国。
1949年后，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不断加强，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左”的政策、重理轻文、重政治轻经济的措施也推波助澜。解放后浙江大学历史系暂停，组织教师学习马列政治，先师谭先生仍安心学习，认真接受。但一年后历史系正式宣布撤销，教师改教公共政治课，谭先生不得不自谋出路，接受复旦大学聘书。据说全国著名大学中撤销历史系的仅此一家。竺可桢校长等科学家大多调往北京，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坚。1952年院系调整，浙大元气大伤，文科、医科全部分出，理科名教授大多调出。1981年4月中国科学院重开学部委员大会，四百名新老委员（后改称院士）中出自旧浙大者四十六名，而新浙大无一人入选。复旦大学十名学部委员，包括先师在内共有八名出自旧浙大。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人文荟萃”只是老一辈杭州人偶尔发思古之幽情，留在杭州的学者名流凋零殆尽，比之于南方其他省会城市，杭州的人文资源与环境已无优势可言。
在各种场合，常有记者问我：“你到过国内外不少城市，你心目中最好的是哪一座？”“如果让你选择，你会住在哪里？”特别是在杭州时，我知道他们最希望我给出的答案是杭州。不过无论他们如何诱导，我始终没有作过具体的回答，而是说：“这要看用什么标准。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目标，如读书、工作、谋生、休闲、养老，不同的目的会有不同的选择。”有人直截了当地问我：“你认为杭州是人间天堂吗？”我也会坦率地回答：“在现代世界，已经找不到大家都认同的天堂，但杭州肯定是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天堂。”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物质生活水平是人们作出选择的主要标准，能够吃饱穿暖、生活安定、高于平均水平的地方就是天堂。“苏常熟”产生的粮食就能使“天下足”，“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就可称天堂。我读小学时知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苏联的生活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土地改革后，东北农民向往的天堂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大跃进”时，广大农民的天堂目标是“撑开肚皮吃饱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在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年代，“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是天堂，人们首先选择的是能暂避战祸、保全性命的地方，如果还有能享受生活，或者过得比原来还好的地方，那更是天堂无疑。当年北宋的皇族、官员、名流、富商好不容易逃出开封，终于在杭州定居，在“山外青山楼外楼”的美景中过上了比在开封还奢侈舒适的笙歌诗酒生活，怎能不把杭州当汴州、当天堂呢？当杭州的难民逃入上海租界，不仅不再担心太平军与清兵的杀戮劫掠，富人因投资而获利，穷人因劳作而得以温饱，青年因求学而成功，上海无疑成了他们的天堂。
但当人们已无衣食之忧，更无战乱之虑时，必定更关注精神生活和未来世界，就很难找到共同的天堂了。从政者会选择首都或政治中心，或者有利于仕途的地方。从商者贵在商机，逐利而来，随利而去。求学者追求学府名校，从教者钟情于优质生源，科学家看重研究设施与条件。崇尚自然的人寻找天然环境，享受生活的人不仅需要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还要有生态食品和丰富文化。显然没有哪一个地方能集中所有的有利条件，所以没有哪一个地方能成为今天和未来所有人的天堂。
改革开放为中国城市的多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为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现代交通缩短了距离，无所不在的信息首先实践了天下一家的理念。马云选择了杭州，世界互联网大会选择了杭州附近的乌镇。并非政治中心的杭州，在G20峰会召开时成为全球的焦点。更多的人能便捷轻松地欣赏西湖风景，享受杭州生活，而不必离开自己的天堂。杭州人也可以向全国、全球发展，而继续生活在故乡天堂之中。
有些条件已经变了，或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变，甚至会大变，这无疑会使杭州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今天我们讲的杭州，早已不限于历史上的杭州城或今天的杭州城区，而是包括九区、二市（县级）、二县的杭州市行政区域。即使只指城市，也已跨钱塘江两岸，已经或将要连接萧山、余杭、富阳、临安。欣赏自然风光已不限于西湖一隅，享受亲水、山居已不必局促于城边或近郊。随着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高铁、高速航道、跨海大桥的建成和网络化，一小时生活圈、当日旅游圈的范围也不限于杭州本身，定居于此的人固然可以随时去观黄山云海，享上海时髦，品舟山海鲜，流动来此的人也能如此。而当智力、信息、创意、服务成为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手段时，职场与家居、商务与社交、工作与休闲、学习与娱乐之间的界限会模糊以至消失。得风气之先的城市或地区无疑会使这些变化来得更快。
但有些条件是不会变的。物理空间和距离不会变，人为的缩短总要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无论速度提得多快，最短的距离总是第一选择，但这与舒适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往往不可得兼。尽管人的寿命一般都在延长，但属于一个人的绝对时间也不会变，只能是按不同的生活方式作出不同分配。气候、地貌等条件的变化更非人类所能控制，与人的一生相比，它们的改变微乎其微。人们只能调整自己的期望值去适应，或者听其自然。
正因为如此，在杭州能否过上天堂的生活，在杭州生活的幸福度能否提高，既取决于杭州的发展，也在于你自己对生活方式与程度的选择。
至于杭州过去的天堂，已经载入历史，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是永恒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本文摘自葛剑雄著《悠悠我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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