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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保持的关注及其影响

本文系中国社科院高国荣研究员此前受邀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所做的线上讲座。

本文系中国社科院高国荣研究员此前受邀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所做的线上讲座。部分观点已在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见“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侵蚀和治理的关注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119-133页)。两相参照,讲座内容仍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推荐。

1927年4月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出现严重的洪涝灾害,灾难过后,公众对美国的传统防洪体系进行反思和讨论。对此,水土保持专家休·哈蒙德·本内特(Hugh Hammond Bennett)的观点是:以修堤筑坝来应对灾难只是治标之策,水土保持才是根本之道。从中上游对整个流域进行全流域治理,对控制下游的灾情,大有益处。此观点提出之后,受到广泛认可。

1935 年 4 月 14 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巴卡县的沙尘暴。

1935 年 4 月 14 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巴卡县的沙尘暴。

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平原地区出现严重旱灾,近1亿英亩土地变成不毛之地,沙尘暴天气频繁,美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也成为美国治理土地沙化、应对旱灾的基本措施。同时期的民国水旱灾害也十分频繁,如1931年长江水灾、1935年湖南水灾、1937年河北平原水灾,知识界关注到美国的水土侵蚀和水土保持。

一、民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保持的关注

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中西部出现严重旱灾。中西部即大平原地区,位于密西西里河和落基山脉之间,长期干旱造成土地大面积沙化,沙化程度特别高的南部大平原地区被称为尘暴重灾区。恶劣尘暴天气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中部地区大量农场破产,出现较多生态难民。这一时期的生态灾害引发社会热议,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以此为背景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小说问世后不久即改拍成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

(一)民国知识界对美国尘暴重灾区的报道

中国当时的情况也跟美国差不多。民国时期有大量关于水土侵蚀的报道,除了图书以外,晚清民国报刊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读秀等数据库均存有原始文献。通过查阅相关数据库,可以发现20世纪三十年代国内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保持的关注非常多。以如下一则1936年的典型报道为例:

美国中西部1936年春季以来出现严重旱灾,堪与1930、1934年灾情相比,尤以北达科他、南达科他、明尼苏达、蒙大拿、怀俄明、密苏里、内布拉斯加及堪萨斯等州为甚,“产麦地带之耕地面积一亿英亩已成为不毛之地”,“本年美国公路,上复有大队由被灾区域逃出之寻找工作者。旱灾区域之农户均出卖财产,将家属载于旧汽车上沿途乞食”。该通讯称,美国中部各区近年旱灾频仍,“乃因耕地方之强夺性所致。最近数十年各区域之农户,因世界市场麦粉价格相当提高之故乃将此前之牧场改种小麦”,过度垦种“尤以战后为甚”。

这则材料指出了发生旱灾的地区、旱灾的社会影响以及美国出现水土侵蚀的原因,出现严重的旱灾和水土侵蚀,是因为开垦的耕地过多。也分析了一战在其中的影响,由于战争,世界市场上粮食价格高昂,很多农场主就把牧场改种小麦,一战之后过度垦种,开垦问题更加严重。

那么,为什么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对美国的水土保持如此关注?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是彼时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三四十年代,中国认为重大的威胁来自日本的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成立之后奉行亲美外交,希望美国支持中国抗日,随着日本法西斯战争逐步扩大,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后,中美两国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实际上当时美国确实给予中国很多支持,联邦政府非常重视中美关系,所以中国知识界也非常关注美国国情。其次,在关注美国事务的过程中,美国相对完备的水土保持体系进入知识分子视野之中。第三,国家严重的农业灾害。我国虽说以农立国,但实际上在农产方面,我们还不能自给,还需要从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农产品。第四,在此情形下,知识分子提出“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知识界、农业界、水利界将水土保持视为振兴农业、强国兴邦的重要手段,学习借鉴美国的技术来发展和建设本国。知识界的思考主要发表在一些农林类刊物,如《农业周报》《农学》《林学》《农报》《林汛》,他们的努力着实推动了水土保持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知识界对于美国的水土保持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报道美国农业灾害情形;第二,分析美国水土侵蚀的成因;第三,了解美国治理水土侵蚀措施。

通过分析,我认为,民国知识界对美国尘暴重灾区的报道有四个特点:第一、有关美国尘暴重灾区的报道延续整个20世纪三十年代,通过检索数据库,中国报刊对美国农业灾害在三十年代关注最多。第二、三十年代最早的一则报道是1930年8月的国文周报《美国发生大旱灾》,其中提到美国出现严重旱灾,受影响者达到上百万人,密西西比河若干支流完全干涸,牲畜饲料极度缺乏,社会各界参与救灾。三十年代农业灾害报道尤以旱灾为主,其他灾害(风灾、沙尘暴、蝗灾、火灾)都属于次生灾害。第三、关于沙尘暴的报道占突出地位。如1935年3月《国文周报》提到21日狂沙蔽日,肥沃黑土皆被吹走,受灾惨重,城市与乡间完全陷入黑暗达数小时之久。因为强沙尘暴天气,很多商店、机构关门停业,民众以纱布掩面防护。第四、形式多样,除文字外,还有各种漫画、照片等。

(二)中国学者对美国水土侵蚀成因解读

在民国时期,学者张乃凤结合美国大平原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来直接探讨美国水土侵蚀问题。张乃凤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土壤系。1931年学成回国,受聘于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4年后,离开金陵大学转入中央农业实验所,研究土壤问题,关注土壤的肥力保持。

1944年至1945年,农林部派遣张乃凤赴美考察学习,重点考察美国大平原地区。在美期间,他拜访了美国的一些知名水土保持学家,如美国水土保持局副局长罗德民(Walter Clay Lowdermilk)、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农学院院长柏尔(W. W. Burr)、得克萨斯州水土保持实验站站长芬尼尔(Howard Finnell)。回国后,张乃凤就其考察刊发了一系列文章,谈大平原的开发、灾难与水土保持,认为美国大平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土壤、气候,与中国西北地区相仿。大平原的开发经历了三个阶段,在1860年以前为畜牧业;1860年至1900年之间只有局部开垦;1900年以后,政府大力扶持下,大平原地区农业得以发展,而20世纪三十年代此处成为尘暴重灾区。在文章中,张乃凤将“Dust Bowl”翻译为“黄沙窝”,描述说“每遇大风季节,风沙飞扬,天昏地暗,日色无光,比日食还暗。”张乃凤认为移民把适用于美国东部地区的耕作方式运用在美国大平原地区,导致农业经营遭遇失败。张乃凤从自然环境、土地生产方式的角度,即农业取代畜牧业、农业生态系统取代草地生态系统,分析美国水土侵蚀出现的原因。

中国土壤肥料学家张乃凤

中国土壤肥料学家张乃凤

除了张乃凤的观点外,当时关于水土侵蚀的成因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外部因素,主要是指一战对美国大平原农业的影响。美国农业的商品化性质非常明显,高度依赖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谷物需求变化直接影响美国农业。一战爆发时,较多国家对粮食出口进行限制,欧洲国家希望从美国进口粮食。粮食价格高涨情况下,美国农民受政府鼓励大量开垦土地,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的农产品过剩问题越发严重。民国知识界有四篇文章提及这些因素。

另一种观点从内部因素来分析美国出现生产过剩的原因。大平原出现严重水土侵蚀,实际上是扩大生产的结果。扩大生产在经济方面表现为生产过剩,在生态方面是土壤破坏、水土侵蚀。水利灌溉之下,西部干旱地区被扩充为耕地,一战之后,机械化进一步推动了大平原的农业开发,实际上美国大平原的机械化程度最高。大平原自身平坦开阔的地势和种植小麦、玉米等单一化种植适合采用机械化。机械化加剧生产过剩和社会矛盾。

故而,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机械化导致农业生产过剩是导致美国严重水土侵蚀的三大主要因素。

总结起来,中国学者对美国水土侵蚀问题的关注有三个特点:第一:阶段性,20世纪三十年代对水土侵蚀灾害、水土保持政策有较多介绍。进入四十年代后,中国知识界明显转向比较实用的水土侵蚀治理本身;第二:关注对象以农林、水利、科技界为主、相关文章多数发表在农林类期刊;第三:译介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知识分子对美国最新科研动态十分关注。

(三)美国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措施

美国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措施也是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关注的重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美国出台的农业政策;第二、美国水土保持实施的落实机构;第三、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具体措施。

首先,主要的农业政策,即以《农业调整法》及其修正案为基础的法制建设。主要内容:提供休耕津贴,解决农产品过剩,农民只要减少像小麦、玉米、棉花、生猪、牛奶等方面生产,就可以根据减产的耕地面积从政府处获得津贴。政府为积极引导农民开展水土保持而修正《农业调整法》即《土壤保护和生产配额法》。原先在水土保持上处于被动局面,后调整为只要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如多种植牧草、豆类等增加土壤肥力的作物并相应减少种植消耗地力的,就可以拿到政府津贴。《农业调整法》解决农产品过剩方式实则是生态补偿的最初形式。

民国知识界对《农业调整法》及其修正案总体持肯定态度,他们肯定农业调整法在缓解生产过剩方面的作用,但也少数学者意识到《农业调整法》在水土保持发挥效益不大。对《农业调整法》在生态修复方面的作用有非常明确认知的学者不多,大致有4位。第一位是李芳谱,他在1935年撰写文章认为《农业调整法》在解决农产品过剩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只是一个治标的方法。他提出的治本方法包括“自足小农制度”,甚至为城市的工人提供口粮田;由国家将生态脆弱地区即不适合耕种的土地收归国有。虽然这两种方法较为理想化,但他提出要通过资源保护来解决美国农业危机的思路是可取的。另外一个学者杜修昌,提到《农业调整法》是美国立足国内来解决危机,实际上当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提出通过贸易、倾销来解决农业危机。他认为风水害(即土壤侵蚀)是美国农业危机的表现形式之一,这一点见识是很难能可贵的。他也指出美国立法实现了农业减产与土壤保护的统一。还有两位学者董时进、白羽,他们认为《农业调整法》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水土保持达到救治生产过剩。董时进的言论尤其值得关注,他是民国知识分子中对水土侵蚀问题论述最多、探讨最深入的一位。董时进的独到见解是认为解决水土保持问题除依靠技术本身以外,更重要的还有控制人口、禁止开垦坡地等。总之,当时的学者对美国水土保持政策的基本认识是:水土保持具有灵活性,既适用于美国,同时也适用于中国。它适用于富裕国家,在生产过剩时,通过休耕、减少农产品的供应,在粮食不足时,再把这些受保护的耕地投入生产,迅速增加农产品供应,它的灵活性让其适用于不同国家,而受到广泛欢迎。在中国,通过水土保持的措施,可以提高粮食产量。

其次,美国水土保持实施的落实机构。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成立的相关机构主要是水土保持局,它成立于1935年,隶属农业部,前身是保土防塌局(1933年成立)。在两个机构成立的第二年,国内既有针对性报道,介绍机构使命、主要负责人、部门设置,具体开展的工作。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危机时,政府推行“以工代赈”政策,创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吸收青年加入,青年所做主要是水土保持的工作,比如造林、修路、防火、病虫害防治,国内也有相关文章进行介绍。有一篇文章是董时进撰写的《美国之富源保存运动》,保存运动即美国的资源保护运动。他从4个方面切入:美国的生命保护、美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美国的土壤保护、美国的民间资源保护队,并对民间资源保护队的工作予以高度肯定。他认为这些工作在性质上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成效在未来会持续增长。所以在民国时期关于美国水土保持机构的介绍,主要侧重于水土保持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

第三,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具体措施。在民国时期,水土保持仍是新事物,很多学者希望引进美国的新技术,非常重视美国知名水土保持专家的成果。第一位即本内特(此前所述)),本内特被称为美国的水土保持之父,长期担任美国水土保持局局长。民国知识界译介过他的一篇文章,英文标题直译为《美国南部大平原的水土保持》,其中介绍了水土保持的一些综合措施,包括各方面梯田等高种植、防风林等。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本内特对水土保持的性质进行透彻分析,备受推崇。他认为水土保持是一种新的农业技术,包括增加和维护土地生产力的一切方法,因此水土保持需要多领域的专家合作,同时要考虑土地的自然特性和农民的需要。

除了本内特,还有一位受到民国知识界更多重视的学者是罗德民。1922至1927年,罗德民在中国考察,他是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在此期间,他到达山西、陕西、山东、安徽等地进行调查,主要调查森林植被与土壤侵蚀的关系。四十年代,他作为农林部聘用顾问,也来过中国。罗德民将水土保持工作分为三类,第一类增加水的渗透,提高土壤涵养水分的能力。第二类水分不能被土壤吸收的情况下,控制地表径流的速度,减缓水土流失。第三类减少河水之含沙。根据这些类别,他列出了13种具体方法。因为罗德民在中国的经历丰富,他也有很多学生,所以他有十多篇著述被译介到中国。

美国水土保持局副局长罗德民(Walter Clay Lowdermilk)

美国水土保持局副局长罗德民(Walter Clay Lowdermilk)

除了罗德民以外,在1944年还有一位援华专家寿哈特(Donald V. Shuhart)。他介绍了美国的水土保持知识,提到盖草肥田的方法。盖草肥田用杂草覆盖地面,既能防止水土流失,又能肥田改良土壤。寿哈特强调水土保持要注意因地制宜、精诚合作,工作人员之间、政府部门、政府与农民之间都要相互配合。他同时也介绍了美国农田水土保持示范区的建立流程。

在民国时期,已经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始介绍美国水土保持的相关知识,如《农业推广通讯》。该刊物由农林部主办,选稿和翻译由黄河水利委员会林垦设计委员会、金陵大学农学院负责。《农业推广通讯》刊登一系列文章,从多个方面介绍美国水土保持技术的最新成果,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自1942年第2期开始,陆续发表多篇译文,包括美国水土保持的最新成果、如以书评形式介绍《土壤与人生》(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oils and Men,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8.)。该书实际上就是1938年的《美国农业年鉴》,这一年的主题是水土保持,内含上百位专家集体编撰的成果,汇总了美国水土保持技术的最新进展。这本书介绍的是美国的经验,但其中的很多原则和经验是值得中国学习。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书《土壤之冲刷与控制》,由水利学者张含英编译。

1947年的时候,水利部编写一个小册子《蓄水保土浅说》,这是一个普及读物,里面系统介绍了美国的水土保持技术,它将此分为三类,一类为工程措施,比如修堤坝、修水库;一类为少耕、免耕、等高工作;最后一类为生物措施,强调植物在护土方面的作用。另外还有学者对美国的大平原防护林工程也有一些介绍,工程规模很大,从美国的北部边境一直延伸到得克萨斯,被称为美国的绿色万里长城。

二、中国知识界关注美国水土保持对中国水土保持事业产生的影响

中国知识界关注美国水土保持对中国水土保持事业产生的影响很大,主要有两个方面:提高民众对水土保持重要性的认识,推动了水土保持事业在中国的发展。

(一)提高民众对水土保持重要性的认识

民国时期,农林部邀请了两位美国专家:罗德民和寿哈特,他们在中国的考察活动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

罗德民认为中国西北的衰落是因为水土侵蚀而非气候变化,这一点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在罗德民之前,欧洲、美国的一些学者,如李希霍芬(德国地理学家)、亨廷顿(美国地理学家)等认为文明的衰落(包括中国西北的衰落)是因为气候变化。罗德民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西北水土侵蚀发挥的作用,远超气候变化本身。罗德民的依据在于山西、陕西的大量田野调查。他注意到华北西北地区的寺庙、坟墓附近,有茂密的树林,在离寺庙远的地方有完全不同的景观。除了在中国的调查以外,罗德民还考察了西欧、南欧、北非等地区,这些调查都能支撑他的结论。

罗德民在做历史调查时,很多中国学生将中国史书、方志,如关于山西、关于五台山的历史记载提供给他。同时罗德民也和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合作,发表一些成果,认为西北衰落是人为原因所致,水土侵蚀导致的结果。

罗德民提到美国以中国为鉴,开展资源保护,这一点认知也是他的重要贡献。美国森林保护、土壤保护实际上都借鉴了中国的经验。1908年罗斯福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时,他引用了很多中国的材料。这个材料是美国的探险家来华之后提供给美国政府的,所以中国它就作为反面教材,作为前车之鉴,被美国政府用来开展水土保持的宣传教育工作,在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推行水土保持时也同样如此。罗德民认为美国开展水土保持之际,将十余年前他在中国所得材料作为借鉴。罗德民的言论对中国人触动很深,国人明晓水土侵蚀问题之严峻。

罗德铭对水土保持极为重视。他甚至认为应把水土保持作为公民的一种自觉行动,他在西亚考察时应巴勒斯坦电台邀请,做过一个讲话,仿“摩西十诫”,提出了“摩西第十一诫”:把水土保持作为一个自觉行动。

“你们继承神圣的土地要像忠心的仆人,世世代代保持其资源及生产力。你们要小心保护你们的田地,不要使它发生土壤侵蚀;保护你们赖以生存的水源,不要使他干涸;保护你们的森林,不要使它秃败;保护你们的山地,不要使牲畜过度放牧,这样你们子孙后代可永保富裕。”

可见罗德民此人有浓厚宗教情怀,他认为自然本身是一个平衡体,人类的开发打破自然的平衡。

第二个观念改变由寿哈特引起。寿哈特来华之前,认为中国的水土侵蚀主要在中国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没有这种现象。这是20世纪四十年代之前流行的观点。寿哈特来华之后,他多次考察中国的南方地区如广州、贵州、云南等地,发现珠江流域的土地基本开垦殆尽,而且表土瘠薄。他认为严重水土侵蚀在中国普遍存在。在寿哈特之后的话,很多人开始调查中国南方的水土侵蚀,其中江西有一位学者傅徽第,他是江西地质研究所的一位水土保持土壤学家,他提到江西水土侵蚀问题也很严重。

(二)推动水土保持事业在国内的发展

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侵蚀的关注带来的第二个影响是促进了水土保持科学知识在民国的传播和应用,推动中国开展水土保持的调查和实验。民国时期主要有三个机构在开展水土保持的调查。

第一个机构是金陵大学农学院,罗德民组织了许多调查,在调查之后,他们出版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罗振民也成为当时最知名的中国水土侵蚀问题专家。第二个是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重视水土保持与其会长李仪祉、张含英有关。李仪祉和张含英是留学回国人员,前者在德留学,后者在美留学。1933年因为黄河流域出现大洪水,政府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在这之前,应急救灾方法是在下游修堤,也有一些工程师提出提高水流速度,让河道变窄,将泥沙冲入水中。

胡中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胡中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民国时期,李仪祉和张含英提出了新观念,他们认为仅仅靠堤防、靠在下游采取措施无法解决黄河水患问题。黄河之患在于泥沙,上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才是治理黄河水患的关键。黄河水利委员会多次在黄河上、中、下流域进行水土流失勘察,成立林垦组等水土保持专门管理机构和水土保持实验区。除了黄河水利委员会,最重要的一个机构还有国民政府农林部,该机构于1940年成为一个独立的部级单位,非常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当时很多知名的林学家、土壤学家、水土保持学家,如凌道扬、任乘统、陈嵘等都就职于农林部。农林部为了推动工作,在机构设置中也做出创新,如成立中央林业实验所,下设水土保持组,成立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水土保持田间工作队等。农林部还制定了一些跨区域的规划,出面邀请罗德民来主持西北水土保持专项考察。1947年农林部还提出了西北防沙林建设计划,表示中国要向美国学习,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设“三北防护林”的雏形。

结论

中国知识界在民国时期关注美国的水土保持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本国的水土侵蚀问题。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保持的关注实际是民国时期水土保持宣传和筹备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水土保持受到高度关注,有学者认为水土保持关乎中国前途。凌道扬认为水土保持是治理黄河水患之根本对策、西北建设资源之核心,在水土保持宣传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曾在海外学习过,他们关注美国的水土保持也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民国时期,水土保持问题在20世纪四十年代受到较多关注。举例来说,浙江土壤研究所的铁明研究员,他在美国留学获得土壤科学的博士学位。1943年,他在国外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介绍中国水土侵蚀的文章,这篇文章绘制了第一幅中国的水土侵蚀地图。

总而言之,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保持的关注是较为全面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多数人将水土保持单纯视为一种技术,而忽视了水土保持作为一种技术,要充分发挥其作用,需要很多社会条件。第二,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水土保持的有些理解不太准确,最典型的如前文所提农业政策法规的生态补偿,国人理解如果有生态补偿的话,应该是鼓励农民多生产粮食,而不是少种粮食,所以他们认为法律提供的减产补贴是违背自然规律的。第三,由于国内形势,民国时期水土保持工作并未来得及真正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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