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论鸦片贸易
1840年前，传教士中与鸦片贸易有直接关系的，只有鼓吹迫使中国“开放”的郭士立。郭士立参与鸦片贸易的主要活动，就是跟随鸦片贩子在中国沿海售卖鸦片，充当鸦片贩子的助手和翻译。他充当这种角色一方面可以说是由于情势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心甘情愿的。大鸦片贩子查顿在邀请郭士立为气精号飞剪船带路并做翻译时坦率地说：“我们主要依靠的东西是鸦片……很多人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交易，但这种交易是绝对必要的，它可以给任何船只提供合情合理的、可以赚取其所支出的机会，我们相信您在每一个需要您提供服务的场合都不会拒绝充当翻译。……这次冒险越是利润丰厚，我们拨给您支配、可供您今后用于推进传教事业的（金钱）数目就越大。”查顿还答应负担郭士立将要创办的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6个月的费用。
郭士立
渴望经济来源以支持其野心勃勃传教活动的郭士立，无疑为查顿开出的条件所吸引。他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中自称“经过自己心灵的冲突”才接受了与鸦片贩子之间的这项交易，但他仿佛在这“冲突”之后就被查顿之流所同化，在长达几个月的走私活动中变成鸦片贩子麦凯（McKay）的忠实助手，并且在思想上也很接近鸦片贩子。如他在写给查顿的信中竟说：“我为这样一种贸易日益增长的普遍前景而由衷地欢欣鼓舞，但同样为一个村庄居民（的行为）而感到痛心。这些村民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当我们的船靠岸（准备取淡水）时，表现出很深的敌意。这使我们对这班群氓没有好感。我们实际上是与一些衣着褴褛的人打交道，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渣滓，本质上是些卑鄙可耻的恶棍。”这样撕破传教士道貌岸然的外衣而放肆地破口大骂，原因可能是中国村民的“敌意”使他受到的难堪和挫折太大。但如此露骨地欢呼鸦片贸易的扩大，咒骂反对这种肮脏贸易的中国人民，只能证明这个宣称要以“上帝之光”来照耀“异教徒黑暗心灵”的传教士，自己的心灵真正走向了黑暗。
气精号在卖完鸦片后于1833年4月底返回澳门。4个月后，郭士立再次为查顿服务，又一次与麦凯合作，带着约翰·比加号（John Biggar）到泉州湾一带活动。关于郭士立的表现，带回价值53000镑白银的麦凯满意地向查顿报告说：“我得到郭士立博士的大力协助……泉州湾的贸易现在可以说已经获得了稳固的基础。”在以后几年的10次左右的航行中，郭士立至少还有两次是为鸦片贩子服务的。他来到中国没有几年，就完全堕落为鸦片贩子的同路人。
大部分传教士则从人类基本的道德准则出发，对鸦片贸易这种罪恶的现象进行谴责。他们对鸦片问题表示关注的一个途径，就是利用《中国丛报》这一舆论工具进行有关讨论。据笔者统计，从1836年到1840年，即在中国的禁烟问题最突出的几年里，《中国丛报》发表了48篇有关鸦片问题的专题文章，此外还有大量的消息报道，足以显示传教士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对鸦片贸易的历史与现状、清政府的鸦片政策和禁烟动态的评论和报道，以及对中国重要禁烟文件的翻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谴责鸦片贸易的。裨治文是主要作者，写了15篇文章；马儒翰则是主要的译者，翻译了12篇中国官方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从1836年底到1837年，有几位作者在《中国丛报》上就鸦片贸易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位叫斯图尔特（J.C.Stewart）的作者先在《中国丛报》上发表题为《评鸦片贸易》的文章，对鸦片贸易进行谴责，引起一个有名的鸦片贩子因义士（J.Innes）的反驳，接着另一位名叫基廷（A.S.Keating）的作者著文批驳因义士的文章，其后基廷与因义士又数次相互驳难，形成一次小小的论战。虽然没有传教士参与，但裨治文让本来见不得人的鸦片贸易问题在《中国丛报》上得到公开讨论，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另外还有一件较为引人注目的事情。被鸦片贩子嘲笑为住在“锡安之角”（Zion’s Coner，指广州商馆美国行2号）、坚持不从事鸦片贸易的美国商人奥立芬，于1837年1月在《中国丛报》上刊登启事，以100英镑的奖金征求研究鸦片贸易及其后果的文章，希望有人对鸦片贸易在商业、政治、道德、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等方面的恶果做全面、有力的论述。裨治文作为编辑，对此事显得颇为积极，先后两次专门刊登启事，将征稿的期限向后推延，以求征得满意的文章。这件事情后来没有见到下文，但它表明，一些比较正直的西方人士对鸦片贸易是持反对态度的。
其他传教士也纷纷表明态度。英国伦敦会派出的传教医生合信刚到中国不久，就著文从医学角度讨论吸食鸦片的危害。例如1840年11月，也就是鸦片战争正在进行之时，他在《中国丛报》发表了《一个瘾君子的自白，以及吸食鸦片的后果》一文，介绍了1826年伦敦一个鸦片吸食者对吸毒成瘾后的主观感受，并论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裨治文、雅裨理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卫三畏则对鸦片贸易的危害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他于1839年5月，即林则徐在广州采取严厉的禁烟政策之时，给美部会秘书鲁弗斯·安德森写了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长信。这封信当年底在美国公开发表，相当典型地表达了大部分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态度，这里不妨引述其中片段。
虽然年度进出口货值达1600万元贸易的中止必然会引起部分的苦恼，但我们对这种（鸦片）贸易受到的制止只会感到鼓舞。它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财富，带来的是死亡和疾病；这种药品毒性如此强烈，以致鸦片贸易的辩护者自己完全不会吸食它，同时他们却说它对中国人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中国人中较好的部分将会高兴地看到（鸦片贩子）的毁灭，在政府不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时期，他们将形成维护正当贸易扩大之屏障。它（鸦片贸易）每年使在广州进行的贸易支付巨大的额外关税，这样就使大部分人为少数人的罪孽付出代价，最终增加英国和美国消费者的负担，使他们为鸦片贸易的扩大付出代价。它毁灭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人的身体，使这个国家道德败坏……它对民众的戕害要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描述的状况，但仅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其程度也是很可怕的。
这段话可以说相当全面、尖锐地抨击了鸦片贸易对中国民众、国家及正当贸易的危害。同时，卫三畏还指出，鸦片贸易也对基督教的传播造成损害。
它与我们为敌，破坏了我们所有行善的努力，任何人类的科学、技术和热情都不能克服它。因为它使人们漠视所有的指引，使人们沉迷于坟墓的气息，将他们引入墓地。作为外国人，我们受到别的外国人罪行的牵累，因此无法发挥影响，使人们接受训诲。在这种贸易横亘在我们道路的中间时，我们看不到向他们行善的希望。因为当我们散发告诫人们悔罪的圣书之时，却有人轻易出售带来死亡和疾病的奢侈品。
卫三畏在信中再次为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欢呼：“我们对它受到如此严厉的打击而感到欢欣鼓舞，尽管不可能一次就将它彻底毁灭。”他认为“钦差大臣已经觉察到”伶仃洋和其他地方仍在出售鸦片，必定会继续采取措施。他还认为：“有道德感的英国人将很少会对从事鸦片贸易者的失望心理产生同情，相反，他们会为中国人的坚定而欢呼，考虑到中国人进行的驱除死亡梦魇的努力，他们会忽略（中国人）对所谓国际法的小小违犯。”他这个善良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一年后英军的炮舰就出现在中国的海岸，但不难看出卫三畏在鸦片贸易问题上鲜明的立场。
1867年，两个男人吸食鸦片
这些传教士与沦为鸦片贩子同伙的郭士立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也极力想把自己与郭士立区别开来。郭士立在传教问题上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已经使其他传教士，特别是美部会传教士感到不快，而他的传教活动与鸦片贸易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无疑使裨治文、卫三畏等对他所极力宣扬的传教方法提出质疑有了有力的证据。卫三畏给安德森的这封信，与美部会在广州的传教士的这种立场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英国传教士也有意地与郭士立拉开距离。如麦都思在1835年到中国海岸航行时，也遇到是否跟随鸦片船的问题，而且在他到广州之后1个月，就有一艘鸦片走私船愿意带他北上。但他认为，乘这样的船去散发圣书是“令人厌恶的”。他提到，“在现今的情况下，有人曾经认为这样的机会不应放弃”，但他还是感到，“传教士与鸦片船联系在一起，会被发现是不名誉的”，“传教士利用鸦片船作为交通工具，去传播神圣的知识是很不合适的”。这是明显地批评郭士立，因为当时传教士中只有郭士立乘坐鸦片船去从事传教活动。更耐人寻味的是，麦都思在他的著作里用近10页的篇幅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把他的意见从各个角度反复地表达出来，这很明显是要告诉人们，郭士立的行为在其他传教士中是不受欢迎的。
由此可见，在鸦片贸易的问题上，新教传教士大都从人类道德和基督教伦理的立场出发加以抨击和反对，郭士立只是一个例外。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这种态度，在鸦片战争后他们依然坚持。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传教士对于基本的道德原则还是坚守的。然而在近代中外冲突中，传教士集体站在中国人利益一边的情形是不多见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宗教信条和道德原则往往会服从利益的需要。传教士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就很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
新教传教士对鸦片战争的态度
新教传教士中直接参加鸦片战争的也只有郭士立。他在1835年受雇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秘书，在战争中很自然地成为英国侵略军的翻译。当时为英军做翻译的还有马儒翰、罗伯聃（Robert Thom）、李太郭、麦华陀（Walter H.Medhurst，Jr.，麦都思之子）和费尔罗（Samuel Fearou）等人。郭士立以此身份参与了鸦片战争全过程。
在英国“远征军”到达之前，郭士立就跟随义律与林则徐等交涉。1839年9月1日，林则徐将英国人驱逐出澳门时，郭士立曾辩解说他是德国人，但中方官员说，因为他与英国人关系密切，“所以不可以给他地方住”。9月4日（阴历七月廿七日）中午，林则徐因林维喜事件将英国人逐出澳门，禁止民人卖给食物后3天，“义律忽带大小五只夷船，先遣一只拢上师船递禀，求为买食”。中英船只相会地点是在九龙锚地。其后发生“九龙之战”，而郭士立与这次战斗有相当大的关系。
鸦片战争海战
鸦片战争爆发后，郭士立随英军北上。英军7月5日攻陷定海，7日，英军军官克拉克（Clarke）被任命为“民政官”（civil governor），不久被布泽尔（Buzell）取代，郭士立则在他之下负责“民政部门”（civil department），与马儒翰等一起住在定海县衙门，从16日起“履行职责”。郭士立后来成为伪“县令”，直至英军结束对定海的第一次占领。1841年2月他回到澳门。但1841年英军再度北犯，10月攻占宁波后，他又被指定为宁波的“民政长官”，在中文史料里亦被称为“伪县令”。1842年5月他又跟随英国舰队离开宁波进犯长江，7月占领镇江后，他再次被任命为那里的“民政长官”。《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又被派到宁波，从1842年11月到1843年秋任驻定海英国商务监督。在这之后，他接替病死的马儒翰，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和香港英国殖民政府的中文秘书。这些职务完全是为英军的侵略活动服务的。为了这个目的，他甚至将原有的一点伪善也彻底抛弃，而暴露出赤裸裸的强盗面目。他甚至伙同中国地方上的地痞，任意讹诈勒索中国居民的钱财。其品格之坏已不用多说了。郭士立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中与马儒翰一起充当英方的翻译，也是人们熟知的事实。据当时的报道，郭士立以“杰出的中文专家”身份，作为翻译“出色地扮演了他的角色”。他不仅参与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而且在鸦片战争后担任了英国香港政府总督、英国驻华公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长达8年，在中英关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虽然大部分传教士反对郭士立与鸦片贩子同流合污，但郭士立鼓吹在中国寻求“自由交往”的论点在这些传教士中引起普遍的赞同。仍以《中国丛报》为例，从创刊之日起，这份刊物就以中西关系为其重要论题之一。当年8月，它就刊登了美国商人京氏（C.W.King）的一篇文章，题为《与中国的交往》。文章除对清朝的对外政策表示强烈的不满，希望“另一个王朝来夺占‘龙位’，另一位忽必烈或康熙”来把中国治理成一个欢迎外国人的国家。文章还强调了清朝的不堪一击，并露骨地提出要“解放中国”（Liberate China）。他的另一篇题为《与中国人订立条约》的文章几年后也发表在该刊上。这篇文章在对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进行了抨击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指望谦卑的请求可以带来什么东西”，而要“通过加农炮的炮口来进行辩论”，用这样的方式与中国订立条约，取得公使驻京、港口开放、自由交往等权利。裨治文在文末加了按语，说清政府是“傲慢的、半开化的、暴虐的”，跟它打交道应采取“有力而果断的措施”。裨治文不主张欧洲人到中国来占领土地，表示“不希望看到他们的人民沦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相反，我们乐见他们享有完全的自由和幸福”，但他主张迫使清政府订立条约。其他传教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美国浸礼会传教士高德1834年初在《中国丛报》发表《对华自由贸易》一文，同样主张寻求扩大对华贸易，鼓吹要利用“炮舰的威力”，并公开提出“占领一个岛屿”。这些都表明，郭士立所主张的用武力迫使中国与西方订立通商条约，从而达到使中国走向“开放”的论点，在新教传教士中并不是孤立的。
对中西关系的这种认识，就决定了传教士对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鸦片贸易进行过严厉谴责的卫三畏的态度可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在林则徐为迫使义律交出鸦片而围困商馆时，他还认为这种“违犯所谓国际法”的行为应当得到谅解。但随着中英矛盾的激化，道光帝下令停止所有中外贸易后，卫三畏就从同情禁烟运动转向赞成对中国进行侵略。在英国人已经决定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他说：“我肯定在所有发生过的事件中都有神之手发挥作用，他正在利用那些主角实施他的计划，在这些计划完成之前，他的臣民会被迫放弃他们拒绝交往的制度，并接纳外国人为他们的同胞。”他认为中国需要“一记重击，使她从优越和安全的幻想中醒悟过来”。《南京条约》签订后，卫三畏欢呼说：“神眷顾这个民族的道路终于打开了。”
其他新教传教士则对英国的侵略战争抱着更狂热的态度。美国传教士在一封致美国公众的集体公开信中说：“神经常利用世俗权力的强大武力来为他的王国开辟道路。”1840年5月，鸦片战争将要爆发之时，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发表文章，叫嚷“中国必须屈服，或者灭亡”（China must bend or break）。8月，英国军队占领定海后一个月，他再次发表这种论调。他把鸦片战争描绘成“人类最高的主宰利用英格兰来教训中国，使她谦卑。他不久还将利用英格兰向中国的千百万人传播基督教文明”。美国浸礼会的叔未士甚至反对英国人在彻底打垮清政府之前就进行谈判，鼓吹不能给中国以喘息的机会组织抵抗。他认为除非打到“皇宫门口前，否则事情不会有真正的解决”。美部会和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都几乎一致认为英国在战争期间与清政府举行的谈判是“耽误时间”，太有“耐心”。对于英国军队大规模屠杀中国军民，叔未士竟冷酷地说：“我认为这样的场景……是神清除阻碍神圣真理传播的垃圾之意志的直接体现。”而对于《南京条约》，所有的传教士都无一例外地表示欢迎。
但是，派遣成千上万的“远征军”，开着炮舰到几万里以外的国家进行杀戮和劫掠，毕竟是违背人类基本道德的赤裸裸侵略行为。甚至连美国宗教界人士也对其来华传教士如此嗜血好战的言论感到惊讶。例如有一篇文章说：“奇怪的是，这些善于思考的心灵竟会相信，人的仇杀可以实现神的正义；更奇怪的是，他们竟会希望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或者可能可以通过刀剑带给不信者的心灵，或者说他们竟会希望通过成千地屠杀我们的同类，可以建立平安的天国。”对此，传教士们用上帝的意志来开脱。在文惠廉看来，“对于在这个确确实实正在衰朽、崇拜偶像的异教民族中建立千百个传教团的事业来说，只有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不言而喻，他说的这个政治障碍就是清朝的对外政策，而英国“远征军”在政治上的目标也是结束这种政策。因此，在支持英国对华战争的问题上，“我们也许在犯错误，但这是神理所当然会原谅的错误”。英国人的征服行动本身可能是非正义的，“却可能导致一个良好的结果”。叔未士的解释与文惠廉相似，他表示，“我反对所有形式的战争，但中国政府是充满敌意的，特别是从根本上对伟大的神和神子的事业怀有敌意”，而鸦片战争就可以迫使清政府放弃这种敌意。这种认识部分地体现了新教传教士支持英国侵华战争的心态。他们反对英国全权代表“过早地”谈判，原因之一就是担心英国人只追求通商利益，而缺乏迫使中国全面“开放”，包括在宗教上向这些徘徊在华南沿海的传教士开放的“远大眼光”。正如卫三畏在家信中透露的：“大家都担心，英国全权代表最终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在扩大交往方面做足够的努力。”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的起因是鸦片贸易，而鸦片贸易则是传教士们大力抨击的。卫三畏承认，考虑到英国侵略军的派遣“与鸦片贸易有密切的联系，我在内心认为整个远征都是非正义的”。为了对付这个矛盾，“神”或“上帝”这块盾牌再一次被传教士们肆意地使用。美国长老会的麦多马说“鸦片贸易确实是不人道的”，但“对我们有限的心灵来说，神的方法是隐秘的和不可理解的”，通常“只有他自己才能完全理解”。神可以“使用任何方法”，他会用“人的仇杀来赞美自己”，因此，甚至像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这样的恶行“也可以为他服务”。裨治文强调说，“神的方法与我们的方法不同，他的思想与我们的思想也不同”，重要的是要让“‘中华帝国’感受到外国军队的威力”。他认为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前夜，一个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我们曾长期为包围我们的孤寂而哀叹，福音是我们唯一的安慰。但现在我们相信，统管世界的神正准备为福音的宣讲者打开一条宽阔的道路”。
不难看出，这是传教士在道德与利益之间选择了后者之后而进行的狡辩。他们对鸦片战争采取如上所述的态度，是因为他们看到，这场战争可以使他们长期渴望的目标——打开中国的门户，通过与中国人的“自由交往”快速地传播基督教——得以实现。鸦片战争前新教的传播一直被限制在广州和澳门附近的狭小范围内，而且在吸收教徒——传教活动取得进展最重要的标志——这方面，英美传教士在几十年中努力的结果是很微小的。他们把这种状况归咎于清朝的闭关与禁教政策，而且他们把禁教看作闭关政策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一旦他们可以在中国3.5亿人口中“自由交往”，他们自己和皈依于基督教的中国百姓都不必担心清政府的“宗教迫害”，那么基督教历史上最具规模的扩张是必然会到来的。在迫使清政府“开放”这一点上，英美传教士与英国的政客、商人的目标是一致的。麦多马说，“如果英国人最后不会虎头蛇尾，则中国不久就会向福音开放”，所表达的就是在传教士中普遍存在的想法。鸦片战争期间，雅裨理和文惠廉1842年2月7日在香港乘坐英国的澳大利亚人号（Austrɑliɑn）战舰，到英国军队占领下的鼓浪屿，英国“远征军”司令璞鼎查亲笔写信，把他们介绍给驻在厦门的英军首领，让他们给予这两位传教士以“良好的关照”，使他们“马上就开始自己的工作”。而英国传教士雒魏林和美魏茶到英军占领下的舟山，开创在那里的传教事业，与英军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这些都是传教活动与炮舰政策相结合的典型事例。
因此，急欲推进传教事业是传教士支持鸦片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反对鸦片贸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贸易威胁了基督教的传播，而他们支持鸦片战争则是因为这场战争可以扫除传教道路上的障碍。在这里我们看到，传教士对中外关系中具体事件的态度，是根据它对传教事业的影响来确定的。当西方列强迫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进程与基督教传播的进程相一致的时候，道德的因素在传教士们那里便退居次要的地位，一切都必须服从传教利益。在近代，列强对中国奴役程度的加深总是意味着更有利传教条件的出现，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弛禁基督教就是典型的例证。而传教士也总是希望借助列强的政治、经济势力来达到宗教上的目的，因此他们在列强侵略中国的重大事件中总是抱着支持的态度。这种共同的利益关系就使得传教士成为西方殖民势力天然的同路人，而传教士对鸦片战争的支持就成为他们与西方强权政治同盟关系的开端。
当然，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谴责并非完全出于传教利益上的考虑，其中还有道德的因素。同样，传教士对鸦片战争的支持也不能说完全由于宗教上的原因。他们并没有因为特殊的身份而丧失其民族意识，当中国与英国或美国之间发生冲突时，这些国家的传教士一般不会有足够的道德勇气站在被侵略者的一边。甚至当中国与西方某个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大部分西方的传教士一般会因为文化上的原因而站在西方国家一边，除非传教士自己的国家与侵略者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这些因素是我们在认识传教士与列强政治势力的关系时应该考虑到的。这里所要说明的是，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在一定意义上，传教士在宗教上的利益与英国的侵略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传教士支持鸦片战争的基本动力。
（本文摘自吴义雄著《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1807-185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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