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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民族与民俗:瑶壮春秋祭社

西南山地是许多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壮、苗、侗、瑶可算是其中的“大族”,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排名位列第1、5、10、12位。

西南山地是许多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壮、苗、侗、瑶可算是其中的“大族”,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排名位列第1、5、10、12位。因此在黔、湘、粤、桂等地区,随处可见某一个或若干个民族的自治县、自治州乃至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与湖南交界之地有龙胜各族自治县,它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各族自治县之一,拥有苗、瑶、侗、壮、汉五个民族。这里缘何成为众多民族的聚居地?在这片区域内,五个民族在文化传统与日常生活中又有怎样的联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从2018年春节开始了桂东北的田野工作。作为建筑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者,我的关注点自然是这些民族的家屋和聚落,想探知它们在空间营造与使用中的异同。但正如陪我田野的“外行”闺蜜所说,这些歪歪斜斜的木楼看上去都差不多嘛。除了那些只有“内行”才能看出门道的建筑细节之外,如何才能展现不同民族的万种风情?在这个关于龙胜的系列文章中,我希望用学术研究的“边角料”——那些真正吸引更多人的民俗与故事,来呈现更为生动多彩的龙胜。

村落与社庙

社庙是全国各地村落常见的庙宇。已有研究表明,社庙祭祀起源于上古时期垒土为坛的土地祭祀,每年向一方土地神“春祈秋报”。“社”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聚落的“土记”,标志着一群人的入居权。在宋代,封土的社经历了人格化过程而进入神庙。流传至今的社庙与祭祀活动,又或多或少受到明初里社坛制度的影响,社庙的形式也颇为多样。特别是清代以来,社庙祭祀成为乡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手段之一,往往与乡约的制定、约正的选举相勾连(杜正贞:《区域社会中作为信仰、制度与民俗的“社”——基于近十年晋东南研究的反思》,《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刘永华:《帝国缩影——明清时期的里社坛与乡厉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赵世瑜:《历史过程的“折叠”与“拉伸”——社的存续、变身及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意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在龙胜的几个民族中,红瑶、盘瑶与壮族村落大多留存有社庙,并且至今仍有祭祀活动。这些社庙的始建年代不得而知,但不会早于所属村落村人的入居时间,只可能是在明中期以后,呈现出土地神祭祀传统与基层社会管理的双重特质。如今所见的社庙大多是20世纪后期以来重新建造的,大多选址于村落边缘,或设于大树之下,或依附于巨石之侧。被村人称之为社庙的“建筑”形式也颇为多样,有的只是单纯的地公地母石像,有的则形成一到三间的小庙。后者往往不是单独为社主建造,而是与祖先等其他神灵的神位并列,封土或石头的社主形象与红纸的简易“木主”神位共存(图一至图八)。

图一 中禄红瑶下寨老人丧礼到村外河边风水树下的社庙报庙(赵晓梅摄,2018年)

图一 中禄红瑶下寨老人丧礼到村外河边风水树下的社庙报庙(赵晓梅摄,2018年)


图二 中禄红瑶上寨风水树下的地公地母神像(赵晓梅摄,2019年)

图二 中禄红瑶上寨风水树下的地公地母神像(赵晓梅摄,2019年)


图三 廖家壮寨村外山坡巨石下的社庙(赵晓梅摄,2018年)

图三 廖家壮寨村外山坡巨石下的社庙(赵晓梅摄,2018年)


图四 廖家壮寨社庙中的庙王、社主(赵晓梅摄,2018年)

图四 廖家壮寨社庙中的庙王、社主(赵晓梅摄,2018年)


图五 旧屋红瑶寨村外风水树下的社庙(赵晓梅摄,2018年)

图五 旧屋红瑶寨村外风水树下的社庙(赵晓梅摄,2018年)


图六 潘内红瑶寨村外风水树下的社庙及庙内的盘古画像(赵晓梅摄,2021年)

图六 潘内红瑶寨村外风水树下的社庙及庙内的盘古画像(赵晓梅摄,2021年)


图七 侯家壮寨村边缘社庙内的莫一大王和社主神位与石头“菩萨”(赵晓梅摄,2019年)

图七 侯家壮寨村边缘社庙内的莫一大王和社主神位与石头“菩萨”(赵晓梅摄,2019年)


图八 百湾壮寨村口五谷庙内有地母娘娘神位(赵晓梅摄,2021年)

图八 百湾壮寨村口五谷庙内有地母娘娘神位(赵晓梅摄,2021年)

龙胜瑶、壮社庙祭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往往与祭祀人群的祖先崇拜融为一体。红瑶社庙往往与祭祀瑶族先祖的盘古庙合一,除盘古大王外,还供奉管赶山(打猎)的飞山大王、梅山神等神灵。过去有春、秋两祭,当地人分别称之为二月社和八月社。按照他们的讲法,二月社是防瘟神,八月社是防风吹谷子(当地秋季有风灾);又一说是二月社祭房子,八月社祭谷子。现在基本红瑶只做二月的春社,而不做八月的秋社,但社日的禁忌仍在,不可砍柴、做工,不能发出响声。有的红瑶村寨,在清明、端午等其他节日也会祭祀社庙。现在壮族社庙多与祭祀壮族先祖莫一大王的庙宇合一,壮人认为庙王管五谷、社主管鸡鸭。除了春秋两社,六月初二祭祀莫一大王的庙王节(也称“庙会”)也在社庙举行。我曾参加过红瑶水银塘的二月社和壮族侯家寨的秋社,就以这两次祭社活动为主,来看看两个民族的社庙祭祀吧。

红瑶水银塘的春社

2021年农历二月初九,水银塘在社庙做二月社。水银塘由水银、岩洲、毛寨三个自然寨组成,位于桑江南岸的白面山北坡。三个寨均隶属于泗水乡周家行政村,共同祭祀被当地人称为“庙堂”的社庙。水银塘以王姓为主,约有一百来户、六七百人,他们也是最早定居于此的姓氏,在明末清初的动乱中由湖南城步莫宜江口辗转迁来。此外,水银塘还有二十来户李姓和几户秦姓的汉人,他们是在清中期到民国时期由龙胜以南的灵川县迁来的。

“水银塘”这一名称见于民国六年(1917年)《永古遵依》乡约碑(现存于潘内红瑶寨),这里的“塘”是与“团”同义的地方团练组织。根据水银塘几位塘长的姓氏可知,彼时的“水银塘”还包括周边孟山、潘内与白面等红瑶寨。而今天供奉同一社庙的水银塘,更接近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永古不朽》乡约碑(现存孟山红瑶寨)对“水银”的表述。

相比其他红瑶村寨社庙,水银塘的祭祀组织更为严密,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服务于水银塘社区的“会”,由七八个具有不同本领的仪式专家,一起承担包括社庙祭祀、红白喜事在内的各种仪式服务。1949年出生的王茂发师公是这个仪式专家团队的核心人物,二月社的祭祀仪式也是由他来带着他的侄子兼徒弟王健(1986年生)来做的。王健师公在前一年年底刚刚做过抛牌(受度),还在不断学习各种仪式。

水银塘庙堂在三个寨子外面,靠近桑江的一个小山包上,庙堂四周都是高大的枫树(图九、图十)。这里是村寨的风水林,平时不准任何人靠近,只有做社的时候才许进来。因此,在每年做社的前几天,三个寨子要派人专门来清理通往庙堂的道路,以便社日当天使用。庙堂主神是盘古,同时祭祀红瑶另外36位神灵。现在这座庙堂是在1980年代以后才起的,盘古神位在三间砖房的当中一间,左右两间是准备祭品的厨房,原先祭祀之后就在庙前的小平台上用祭品聚餐。前几年,水银塘集资在庙堂下方清理出一片空地,又搭起了一个大凉亭,备餐、吃饭就都在这个地方来做,不再使用庙堂两端的厨房。庙堂所在的地方是红瑶的神圣空间,这里就如同红瑶家屋中央的香火一样,是女性禁足之地。师公叮嘱我,只能在外面看他们的仪式,不得踏入庙堂所在的平台。

图九 水银塘庙堂与村落的相对位置(赵晓梅绘制,底图:天地图)

图九 水银塘庙堂与村落的相对位置(赵晓梅绘制,底图:天地图)


图十 水银塘庙堂和周边环境(赵晓梅摄,2021年)

图十 水银塘庙堂和周边环境(赵晓梅摄,2021年)

二月社原本做两天,现在已经简化为一天。当天早上八点多,师公一队人就来到庙堂来做准备。道路已被清理出来,庙堂、会餐亭和路口都贴上了新的楹联,庙堂当中也贴好新的红纸神位,挂上代表盘古神的龙纹绣片(绣片是师公托我在淘宝网购的)。师公在神位前摆放五杯酒和糯米饭(图十一),又在门口左侧的把门将军神位供奉两杯酒和糯米饭,在庙堂平台入口右侧设有天地神位,这三处神位都插上香烛。九点多,茂发师公带着王健师公做请天、请地,就是告知神灵水银塘做社的事情。每场仪式,两位师公先在庙堂中心的盘古神位前念诵、打卦;再转身面向门外念诵(图十二),又转回神位打卦;再到把门将军神位念诵、打卦。请天、请地的仪式之间,师公要换衣服,这是因为给天、地做仪式的服装不同,请天的袍子是红色的,请地是蓝色或黑色。

图十一 水银塘庙堂神位(王忠贵摄,2021年)

图十一 水银塘庙堂神位(王忠贵摄,2021年)


图十二 两位师公在庙堂内做祭祀仪式(赵晓梅摄,2021年)

图十二 两位师公在庙堂内做祭祀仪式(赵晓梅摄,2021年)

请来诸神之后,就要准备祭祀了。按照红瑶习俗,要用猪来祭祀盘古神,每年轮流由两户人家专门养祭社的猪,其他家庭原本是给几十斤谷子,现在则是直接给钱。到十一点,两头猪被赶到庙堂之前。各家各户的代表也基本都到了,都是家里一位成年男性。他们带来每个家庭为盘古神准备的香纸、糯米饭、鞭炮和其他一些食物、用具,由“会计”王崇坤一一记录各户钱款和供品(图十三),之后要在寨内张榜明示。不多时,一辆“货拉拉”载着烹饪、聚餐的用具来到,大家七手八脚搬桌椅,搭灶台。在一阵鞭炮声中,两头祭祀用的猪被现场宰杀,迅速煮熟,与米、酒、香纸一起献给诸神。师公在庙堂做交生交熟、敬天敬地、交天交地等仪式,仪式环节与请天请地类似。庙堂下方的平地上,众人用猪肉煮庖汤和猪杂粥,又炒一些热菜,准备仪式之后的聚餐(图十四)。

图十三 会计记录各户钱款和供品(赵晓梅摄,2021年)

图十三 会计记录各户钱款和供品(赵晓梅摄,2021年)


图十四 众人在庙堂下面的凉亭附近准备餐食(赵晓梅摄,2021年)

图十四 众人在庙堂下面的凉亭附近准备餐食(赵晓梅摄,2021年)

到下午三四点,师公做好了各场仪式,众人聚餐的餐食也准备好了,开始吃饭。水银塘各家有一人来参加,在凉亭里摆了10桌,外面摆了4桌(图十五)。这个聚餐与一般在家摆酒不同,众人吃得很快,差不多半小时内就吃好了。两头猪和各户带来的糯米饭显然是吃不完的,被大家打包带回去跟家人分享,这是祭祀过神的食物,具有保佑平安的效力。

图十五 祭社之后在凉亭聚餐(赵晓梅影,2021年)

图十五 祭社之后在凉亭聚餐(赵晓梅影,2021年)

壮族侯家寨的秋社

2019年农历八月三十,侯家寨在社庙做秋社。侯家寨是龙脊镇龙脊行政村的一个自然寨,它与廖家寨以及潘家的平寨、平段寨均位于金江河河谷北岸的龙脊山南坡,四个寨子连为一片,共同构成龙脊梯田景区内的“龙脊古壮寨”。廖、侯、潘都是当地的壮族大姓,在古壮寨的四个寨子中,侯家寨有3个村民小组、78户、298人,少于廖家而多于潘家(人口数据是在2019年由龙脊镇政府提供)。 

廖姓应是最早迁居于此的壮人,大概在明万历年间购买了当地田土。而侯姓和潘姓壮人很可能是在清代被廖姓招来租佃承役,才慢慢定居下来的。根据清同治元年(1862年)《依古历碑》(龙脊古壮寨生态博物馆藏拓片)记载,龙脊一带的庙宇始建于乾隆元年(1736年),庙王和社主分为两处,均位于廖家寨和平安寨之间,由金江河谷壮族聚落(龙脊三甲)共同祭祀;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由上甲的毛呈(今平安寨)、廖家和侯家共同祭祀;彼时平寨与平段跟其他一些村寨属中甲,另外祭祀社庙;咸丰九年(1859年),毛呈、廖家和侯家共同祭祀的社庙移到今侯家寨附近。到20世纪中叶,每个自然寨都有自己的社庙,廖家社庙在村外山坡巨石之下,侯家在村子边缘,平寨也在村边巨石下,而平段则在村口风水树下(图十六)。这些社庙都在60年代前后被毁,潘家两个社庙至今没有恢复。

图十六 龙脊各寨社庙与村落的相对位置(赵晓梅绘制,底图:天地图)

图十六 龙脊各寨社庙与村落的相对位置(赵晓梅绘制,底图:天地图)

祭社活动由寨主组织,寨主是壮族传统的村落领袖,由村民选举出来。现在侯家寨有两三个寨主,每届任期三年,任满后由众人重新选举,可以连任。寨主选举在社日或庙会聚餐时进行,我参加的那次秋社也碰巧赶上选举。寨主的主要工作是沟通上下,他们是在行政村与村民小组之间的协调人。比如政府要征用侯家的土地,一般县里会直接找到寨主,而不是乡镇或行政村干部来做工作,由寨主跟各家沟通。打社和庙会也是寨主的一项重要工作,除了祭祀社庙,还要组织大家一起做公益劳动,每家出一人来修路、除草等等,还要向族人宣讲寨内的公共事务。

与红瑶社庙的严格禁忌不同,壮寨社庙尽管平时也大门紧闭,但并未禁止参观。做社当天,女性也可进入社庙、观摩祭祀、参加聚餐。2019年的秋社活动,我就是跟着主家阿姨一起参与打社活动,她作为家庭代表参加集体劳动和聚餐。我们九点半从家里出发,侯阿姨带着自家供给社主的供品——三根香卷在一筒香纸里,来到龙脊古壮寨文化传承中心,这是近年旅游开发修建的公共建筑,侯家就用它来做聚餐的场地。这时寨主侯家孟还没有从镇上采购回来,已到的众人就一边闲聊,一边等寨主回来分配任务。过了一个小时,家孟骑着摩托车、带着采购的鸭子、农药等物回来了,并各人安排任务——青壮年男性修路,老人和女性在各段路上喷洒农药来杀除杂草。采购和聚餐的费用除了侯家公山收益之外,各家各户还要凑一点,出15-20元。

侯家的社庙位于村寨西侧边缘,是1980年代以后恢复起来的,为两间木房,左侧一间供奉庙王,右侧一间供奉社主。神位均在上坛的位置贴红纸,下坛摆有石头“菩萨”(图七)。壮族祭社也是要用猪,当地还流传一个说法,说是几百年前是用人牲祭祀,由各户轮流供出自家的小孩。有一年,这家小孩躲到一堆香纸里藏起来,众人找不见,只能用猪来顶替,后来就一直用猪来献祭。至今,社庙之中还挂着很多猪的下颌骨,都是过去献给神灵的供品。最近几年,因为侯家不少家庭离开寨子,搬到镇上居住,各户所凑钱款就不够买一头猪,又不想让各户多出钱,就把祭品从猪改为鸭子。

壮族社庙祭祀大多由师公来做仪式(张晶晶:《龙脊村古壮寨的民间信仰》,周大鸣、范涛编:《龙脊双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和古壮寨调查与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73-88页), 也可以由懂地理(风水)的师傅来做。这次侯家就是由62岁的侯荣权来做仪式,他不是师公,打社仪式是从已过世的老寨主侯建明、建春那里传给他的。当其他人去做公益劳动或在传承中心做饭时,他和两位助手来到社庙向社主献祭。十一点左右,荣权穿戴整齐,打着一把伞,拎着一个竹篮,来到社庙。篮子里有生米熟米各一碗、一个捆好的禾把,还有刚从商店买的一瓶王老吉、四根白蜡烛(图十七)。各家各户的香纸已经汇集到社庙之中,荣权为社主、庙王神位点烛烧香,在石头菩萨上压香纸。因为这次祭祀是给社主的,因此上香都先从社主开始,禾把和各户的香纸也摆在社主神位前(图十八)。除了神位前,两间门前也要烧香烧纸,这里是李公元帅和赵公元帅的神位。

图十七 秋社祭祀的供品准备(赵晓梅摄,2019年)

图十七 秋社祭祀的供品准备(赵晓梅摄,2019年)

 

图十八 侯荣权在社主神位前点香叩拜(赵晓梅摄,2019年)

图十八 侯荣权在社主神位前点香叩拜(赵晓梅摄,2019年)

一只鸭子被送到社庙中,两位助手帮忙烧柴、洗锅,准备烹煮、献祭。那只要被献给神的鸭子尽管没有拴牢,但似乎“认命”一般安静地呆在神位前。不多时,它就变为社主的祭品了。荣权将生米抛洒在庙内各处,又把鸭血洒在香纸上,供奉到神位前。煮熟的鸭内脏被装在碗里,供给诸神。荣权和助手在社主、庙王神位前将鸭汤洒在地上,请神享用。又将香纸分好堆到神位前,社主神位是一大堆,庙王是一小堆,两个门口各有一卷。之后自己吃掉神已享用过的鸭内脏,也让我吃掉一碗,说是会保佑平安健康。荣权点燃禾把和各处香纸,打着伞在神位前站立默念了一会儿(图 十九),说可以回去了。

图十九 侯荣权在做最后的仪式(赵晓梅摄,2019年)

图十九 侯荣权在做最后的仪式(赵晓梅摄,2019年)

于是我们四个人一起来到聚餐的地方,这时已是下午一点半了。传承中心的舞台上摆好8桌饭菜,由一个村民小组负责。侯家共有三个小组,分别承担每年三次社庙祭祀的聚餐。众人入座,但没有立即开始吃饭,而是由寨主向大家讲解寨内项目财务等问题(图二十),以及宣布选举寨主和会计、管水等“委员”共计6人。这之后开餐,席间有几位老人家又站起来讲侯家公山的历史问题,可见聚餐的同时也要讨论、处理很多公共事务。饭吃得差不多了,大家开始选举寨主。发给每家代表一张小纸条,各人写上提名人,每家一票,写好后收集起来,当场唱票,统计提名人的票数(图二十一)。不会写字的可以由同桌人代笔,这样他们往往跟随同桌提名某一人。很快就有了选举结果,新一届寨主由得票最高的三人担任。立马有人站起来表示选举无效,但大家都不同意,发生一点小争执,最后把这位反对者拉了出去。选举之后,大家各自回家,只有当选的新一届委员和一些核心成员继续留下来喝酒吃菜,一直到六点半,又紧接着到负责本次活动的小组组长家继续吃晚饭,才算结束。

图二十 侯家秋社聚餐现场:寨主宣讲寨内事务(赵晓梅摄,2019年)

图二十 侯家秋社聚餐现场:寨主宣讲寨内事务(赵晓梅摄,2019年)


图二十一 寨主选举唱票(赵晓梅摄,2019年)

图二十一 寨主选举唱票(赵晓梅摄,2019年)

当年,廖家也是在同一天做秋社,由师公在社庙祭祀后,到一户人家或利用旅游展览的歌舞场聚餐。潘家因为没有修复起社庙,因此没有祭祀活动,但也由寨主组织大家在春秋两季做公益劳动,上山修路或者维修凉亭,不过他们不搞聚餐了。  

瑶壮祭社的比较

从红瑶和壮族社庙的普遍选址来看,这些庙宇基本都在村落外围。廖家巨石下的社庙被认为是更传统的形式(图三),加之最早社庙位置的碑刻记载,我们可知靠近村落的社庙很可能是近来才有的。也就是说,两个民族的社庙原本都距离村落较远,因位于风水林中、树下或巨石下而具有神秘性,而红瑶的空间禁忌更为严格。这些社庙在形式上也多少保留了一些“土记”的特征,比如红瑶的地公地母形象,以及壮族神位前的石头菩萨。

从祭祀神庙的仪式专家来看,瑶、壮都以师公为主。水银塘的仪式专家团队组织更为严格,但这并非红瑶的普遍状况。红瑶的社庙祭祀显现出更为单纯的仪式特征,尽管它的祭祀人群是以清、民时期保甲团练来划分的。而壮族祭社伴随有大量“世俗”事务,且以寨主组织为主,不禁让人想到明代里社坛祭祀与乡约制定的密切关系。又联系到壮族社庙发展经历了清代保甲组织的统一祭祀到以“甲”划分的分解过程,我们可以推测龙脊壮人的社庙祭祀在清初具有更多的国家礼仪规范色彩。但随着地方社会力量的崛起,到清末民国时期,以姓氏家族取代了基层管理。红瑶水银塘的社庙祭祀似乎呈现为相反的发展趋势,最初的土地祭祀仪式在清末民国的塘团崛起时,被嵌入基层组织的管理系统之中。也因此,如今红瑶的社庙与土地神的祭祀彼此脱离,尽管地公地母所在的地方也被瑶人冠以“社庙”之名,但它一般不具备“庙宇”的形式。每个自然寨都有自己的土地,与村人的关系更贴近,过年舞龙灯、家庭起房子等重大事情更多是向土地神“报备”而不是祭祀社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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