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被给予了新的特殊关注，因为他们将成为更美好的明天的旗手，这美好的未来对进步主义思想来说是极为可亲的。并且，人们对孩子的态度也正经历着巨大变化。主流基督教教义被福音派教育家汉娜·摩尔简括为：婴儿不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吗？他们生而带有一种堕落本性与邪恶倾向，而对之加以纠正正是教育的伟大目标”。与这种原罪教义相符的——在《圣经》中，孩子不打不成器——粗暴甚至残忍的育子习俗一直被鼓吹和实践着。
常被原罪论予以合理化阐释的传统教养方式是严酷的——它不仅是穷人的教养方式——且不管是在家里、学校还是工作场所，鞭笞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司空见惯，在广泛的菲尔默意义上（Filmerian sense），未成年人就是其父母或者监护人的财产。一些历史学家进一步提出，前工业化社会甚至不存在一个特有的儿童观念，孩子完全被视为小大人（Lilliputian adults）：那么有什么理由特别对待他们的状况呢？
但是到1780年，由于将孩子视为邪恶罪人的强硬观点遭到启蒙人士挑战，摩尔小姐陷入不利境地。启蒙人士相信人性是可改良的并且期望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关于儿童的新式模范和对教育潜能的恢宏视野，就不会有进步。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洛克抓住了关键。
“我们所见的人中，”洛克在《教育漫话》（1693）中断言，“十个里有九个，他们之所以成为好人或坏人，成为有用之才或无能之辈，都是因为所受的教育。正是教育导致了人类之间的巨大差别。”然而，新教徒中的严格主义者对教育能否真正培养年轻人的美德表示怀疑——恶念太过于根深蒂固，仅采用凡人的方式难以矫正过来——相比之下，洛克则将幼童的心灵比作“白纸或者石蜡，可以依照人们的喜好把他铸成或塑成任意的样式”——尽管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依据喜好”的问题，因为父母并不是他们子女的拥有者（正如菲尔默所言），而是受托人，被上帝要求将他们的孩子抚养成理智的、负责的基督徒。
洛克
洛克并未对幼童的天真无邪作理想化解释——感性来得稍迟，而儿童崇拜（child worship）是从浪漫主义才开始的。他确实认为人性是可塑的：因为幼儿在生下来后处于未定的状态，并多多少少是相同的，所以广义而言，他们未来的心性将取决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很多事物都是由此开端。教育不能仅限于学校：它不是关于知识的学习，而是对生活的体认，是一种对性格、习惯和行为的培育。他提醒说，读者或许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对于书籍谈论得极少：但是本本主义不是关键所在。重要的是要以恰当的思维习惯规训心智，以便塑造良好性情。运用了《人类理解论》中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洛克坚持认为，应该抛却迂腐的经院哲学和荒谬的童话故事——这类作品“用完全无用的东西来填充他们的头脑”——应该培训孩子用他们的观察力来了解身边的世界。令人头晕眼花的幻想必须服从可靠的理性，洛克尤其警示父母防止佣人拿“幽灵和鬼怪……骷髅和血淋淋的骨头这样的观念”来吓唬孩子。他认为，一旦这种“使人烦恼忧愁的思想……进入孩子幼稚的心灵”，可能就不会“再出来了”，从而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对它们所造成的阴影感到恐惧”。
体罚与纵容的来回往复，通常会导致少年儿童任性、易怒，他们会丧失自控力。但是，这种自控又是极为重要的。对于这种“抑制他们欲望的本领”来说，鼓励与榜样是极为重要的。指导者的教导绝不能带有威吓和强迫，而应当诉诸理性，使他们心甘情愿。针对更高级的官能——大脑而非臀部——教育应当使用心理学手段达成，通过赞扬、责备、尊重以及羞愧感，逐步培养纪律观念和树立人格。洛克没有忽视健康问题，这对于一名医生而言是合适的。他认为：“多数孩子的体质，都是由于娇惯而被宠坏，或者至少是被损害了。”孩子应该多游泳，甚至冬天也要坚持每天用冷水洗脚——鞋子“透气透水”，就更好了。女孩应当穿宽松的衣服：“胸部发育不良，短促的呼吸及口气，患病的肺脏，以及佝偻，这些都是僵硬的连衣裙上身和紧缩的衣服所导致的自然的、近乎常见的结果。”
饮食应以简单为宜，进餐无需固定在某个时间——不要迎合口腹之欲——而排泄则须按时。便秘“是一种小病，我有特别的理由予以探究”，洛克发现幼儿能够被训练在早餐后直接如厕。过度溺爱是不好的，“因为如果幼童心里想要葡萄或者糖球就一定可以得到……那么等他长大成人，想要美酒和女人时，怎么就一定不能得到满足呢”？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美德”，而这取决于“对满足不受理性支配的欲望的自我否决能力”，同时他宣称，应当使孩子“从孩提时代起，便不带热望地成长”。然而，严厉是一回事；暴虐则是另外一回事：“奴隶般的约束”会导致“卑屈的性格”。奖赏和惩罚不应当采取物质的形式，而应当示以“尊重与羞耻”。如果父母用害怕和畏惧在孩子面前树立了的最初权威，那么爱和友谊便要紧随其后。因此，洛克怀抱着并不理想化的看法：孩子在统辖支配中感到喜悦，而父母则必须区分“本性需求”与“幻想需求”——后者绝不应给予满足。
从积极方面说，天赋应当予以激发。死记硬背的学习是没用的，重要的是有好奇心。洛克并不完全寄希望于卢梭的通过实践而发现、通过犯错而学习的信念，但他当然反对那种给年轻的头脑灌输死板知识的做法：孩子们必须保持着乐于接受、渴望学习的状态。尽管洛克对教养和举止远非漠不关心，但与后来的切斯德菲尔德勋爵不同，他所关注的不是文明的虚饰，而是能履行基督徒义务的有责任感的理性之人的发展。由于认为女孩与男孩一样具有理性能力，他前瞻性地预料到在对两性的教育上“不会存在很大差异”。
洛克的观点显示出了巨大影响力 ——早在 1728年，钱伯斯的《百科全书》便介绍道：“洛克先生卓越的教育论著被每个人所知。”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后，《教育漫话》至少发行过 25种英语版本、16种法语版本、3种德语版本、6种意大利语版本、1种瑞典语版本以及2种荷兰语版本。他忠实的追随者以撒·华滋认为，洛克的政府理论与教育理论共同“为真正的自由奠定了基础，为公正约束年轻人与年长者定下了规则”。詹姆斯·塔尔博特（ James Talbott）对洛克的观点表示 赞同，他呼吁慈善学校的建立者要对幼儿加以特别关注，因为他们的思维像“白纸或者光滑的石蜡……能够承载任何印记”， 约翰·克拉克的《论文法学校的青年教育》（Essay upon the Education of Youth in Grammar-Schools, 1720）同样赞同洛克的心理学教育方式：他认为关于这一话题唯一“值得精读”的书，是“洛克先生的”。诸如此类赞同洛克理论的论述俯拾皆是。的确，教育学变得风行一时： 1762—1800年间，英格兰竟刊发了 200多篇教育学论文。
洛克极大地影响了启蒙时期的教育学家。如前所述，辉格派的凯瑟琳·麦考莱回应了他的观点，主张无性别区分的教育。她呼吁家长们拒绝“那种女性教育应当与男性教育截然相反的荒谬观念”——他们应该为男女两性提供相同的教育。“让你的孩子一同接受教育；让他们享受相同的运动和学习；使他们在监护者的持续管照下，享受所有那些因纯真而无害的自由，在后者之中本性将颇感欣喜。”
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她反对以襁褓紧紧包裹婴儿，认为它是法国习俗。 哺育孩子应当用水果、鸡蛋、蔬菜和少量肉食 ——“对于人的味觉来说，肉的味道不是自然的。”糖有不良作用（自然从未想要剥夺我们的牙齿）；“温热的烈酒、暖和的床铺和加热的睡前饮品”过时了，冷水洗浴和“吃苦耐劳的习惯”时兴起来。母亲们不应过度打扮幼儿，绝不要让女孩穿胸衣，也不要让她们穿鞋袜。不可用儿语跟他们讲话。莫大的讽刺是，母乳哺育也遭到她的否定：怎么可能期望“一位娴雅女士”仅仅为了“用有益健康的食物喂养她的孩子”，而放弃“她所有的娱乐活动”？
其他教育家在称赞洛克的同时，也在其理论中添加了自己的观点，尤其在 1762年卢梭的《爱弥儿》问世之后。月亮社成员兼创建者理查德·洛弗尔·埃奇沃思回忆说：“1785年……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用卢梭的方法教育我的儿子。”不过这次尝试被证明是一场灾难。小迪克（可预见地）变得难以管制。“在对待我的孩子的心灵与性格方面，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这位父亲不得不承认，“敦促他做任何他不愿做的事都是困难的”——甚至这位日内瓦的大师见到这些结果时，也提出批评。然而，卢梭影响的痕迹仍然保留在埃奇沃思与女儿玛利亚·埃奇沃思合著的意义深远的作品《实践教育》（1798）中，它强调通过实践而学习，并推进技术的、科学的以及实际的指导——就广泛意义而言，教育便是“实验性的”。
与洛克一样，埃奇沃思父女认为，幼童应当被视为一种理性存在，“被赞同性地引导着走向独立思考，激起他们的兴趣以在智力的发展中获得快乐”。应当鼓励孩子自由谈论和行动；游戏应能训练孩子的机敏性，玩具当是具有启发意义且注重实践的，并且要用赞同来控制注意力。记忆的训练应当通过“有条理的联想”而不是采取填鸭的方式，老师也要鼓励孩子“归纳自己的想法，并将自己的观察结果和原理付诸实践”。理想的“学校”将会是一个建在庄园上的家庭，里面还有宠物和家畜。
对于埃奇沃思父女而言，一切名副其实的教育都必须依赖真实的——即洛克式的——心理学。他们认为，课本知识的学习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才能的发展及理智方面与道德方面的判断力的成熟。一切都不要靠运气；学习氛围一定要细心营造，并与负责监管的仆人沟通，以免孩子沾染“愚蠢而粗俗的癖性”。……
（本文节选自《创造现代世界：英国启蒙运动钩沉》，[英]罗伊·波特，戈登·马特尔著，李源、张恒杰、李上译，刘北成校，商务印书馆2022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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