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追溯西方思想的起源，人们自然会指向璀璨的古希腊文明。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把希腊喻为“家园”，“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海德格尔在《什么是哲学？》中也不吝做出“‘哲学’本质上就是希腊的”判断。
然而，哲学真的该被视作希腊人独特的精神奇迹吗？抑或这种文化观念只是源于19世纪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对希腊文明的某种浪漫化与特殊化的处理。它意味着，当哲学被“理想化”为希腊人高贵的精神创造物，并由此强调希腊精神的独特性与优越性时，这很有可能只是欧洲中心主义与雅利安种族主义的古典文化理念在作祟。
这种文化特殊主义的论调主要来源于19世纪遭遇现代性危机的德国，以至于20世纪“有教养的欧洲人”都愿意相信，“只有西方或欧洲”秉承了希腊人“高贵的精神气质”这一神话叙事。他们对西方文化产生的优越意识，对希腊文明的浪漫主义解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放大和传播。这种理念的辐射范围之广，甚至蔓延到了现代中国知识阶层，中国的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加分辨地都接受了这种被视为奇迹的希腊精神。
现代中国知识群体对古希腊文明的这一理解正是聂敏里在《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哲学史论》中试图反思和检讨的。相较于特殊性，他更愿意谈论希腊文明的多样性，强调这种多样性是一个更为广大的文明圈内各种异质文明剧烈且频繁的冲突和交流的结果。在他看来，消解文化特殊主义的思维定式的更好途径就是，把“希腊文明放到整个地中海的文明圈中，把古希腊人理智的成熟看成这个文明圈的广泛而频繁的文化交流的结果”。这样，人们就会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当它的理智达到成熟，当它开始用理性的方式来对宇宙万物加以思索，它也就必然会孕育出哲学的果实”。
多样的文明
理智因频繁文化交流而成熟
希腊特殊的地理、地貌使得彼此分离和独立的城邦需要相互联结，土地的贫瘠与海路的便捷也决定了希腊需要保持开放的姿态。这一切都造成了希腊文明的多样性。迈锡尼遗址上雄伟、巨大的岩石城墙，与克里特文明遗迹的纤细、柔美，就是对此的力证。
公元前8世纪开始兴起的希腊海外殖民运动，则进一步增强了多种文明交流。米利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个由伊奥尼亚人于公元前11世纪建立的城市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成为当时沟通亚、非、欧三洲的大商港。工商业的旺盛随之带来的是殖民地社会秩序的改变，由此加速了古代城邦向古典城邦转变的政治进程。新兴的僭主政治也促使理性主义的政治思维开始发育并不断成熟起来，米利都的贤哲通过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使它得以在当时各种紧张的政治关系中免遭战争和攻击的威胁，保持长期繁荣，最终成为古希腊哲学的诞生地。
所以，当我们把古希腊哲学置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就会发现，它“不过是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逐渐发育成熟的古希腊城邦文明的理智的产物”，“由于自身所经历的急剧的社会变革，由于它同周边各大文明的频繁交流与接触，由于它所处的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古希腊人自然需要以理性的方式来审视他们自身的生活和所处的世界，哲学思维由此诞生，这是城邦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成果，并非某种文明独特的精神创造。
所以在聂敏里看来，考察和研究古希腊哲学更应该持有的是一种历史批判的立场和方法，以认识到古希腊哲学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提出的“水是万物的本原”已经显示出古希腊哲学自然主义的局限；而无论是赫拉克利特“永恒的活火”，还是巴门尼德的永恒不动的存在，所根本缺乏的都是历史的意识；至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则表现了古希腊哲学超出经验之外、通过高度思辨构造理论体系的先验思想企图；而最应警惕的其实是古希腊哲学内涵的精英主义、贵族主义的特质，古希腊哲学在根本上反映的是作为城邦的统治者的希腊公民对世界、对生活的理解。
对话聂敏里
聂敏里，1971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等。专著有：《存在与实体》《实体与形式》；译著有：《古代哲学》《20世纪亚里士多德研究文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等。
现代性问题:古代研究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连
新京报：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用历史批判的立场来理解古希腊思想?
聂敏里：古希腊哲学研究进入中国，如果从梁启超《论希腊古代学术》（1902）算起，至今也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学者所接受的关于古希腊文化的观点，追根溯源都是受到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受其中带有浪漫主义气质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文化观念的影响。现在我们需要对此加以反思和检讨，要认识到在“希腊精神的奇迹”这一观念下对希腊文化的理解不仅是一种文化误解，而且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虚构。因为，希腊文化本身有着多样的文明来源，不能认为它仅仅是希腊民族自己独特的创造。
新京报：能具体谈谈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如何塑造有关古希腊思想的神话吗？
聂敏里：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实际上是和德国的现代化运动结合在一起的。现代化运动发源于16、17世纪的西欧。当时欧洲普遍的贫困、黑死病的流行等，造成整个物质资源的匮乏，使得欧洲人迫切需要寻求提高生产方式的途径。这个时候，在一系列社会特殊条件的作用下，他们发现了现代社会的劳动组织形式，能够把生产各方面要素能力发挥到极致。
例如，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曾经指出，当时在英国出现了集约型农业，尽管它尚不是机械化的，但却能够把畜力、人力的使用通过一种生产劳动的组织发挥到极致，从而弥补了人口数量的短缺。相反，当时在东亚地区仍然是粗放的、人口密集型的生产方式。
这种能把人们的生产能力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的社会生产方式，就叫做现代社会。它在和其他社会文明进行竞争时表现出的巨大的优越性，使得它从西欧开始不断向外扩张。首先是从英法扩张到美国，然后再到德国，之后到日本、俄罗斯，抵达中国时已经是二十世纪了。
当现代性运动从英法向德国扩张时，德国人就像今天的中国人一样面对着自己民族的现代性问题。为了强调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以对抗以英法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德国知识阶层就将德国文化特殊地与希腊文化关联在一起，强调日耳曼民族作为纯种的雅利安人种的文化优越性。德国新古典人文主义即是在这一现代思想氛围中形成的，它强调德国文化与希腊文化的直接继承关系，并且借宣扬希腊文化的精神的优越性与高贵性来彰显日耳曼民族精神的优越性与高贵性。当这样的古典文化理念在二十世纪传播到中国，被中国学者不加分辨地接受后，便形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思想范式，即文化特殊主义和文化浪漫主义。
新京报：其实中国也面临现代性问题，这是不是也对应着你提到的对古代研究的现实关怀？
聂敏里：我们对古代哲学、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仍然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4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越来越深地进入到现代性中，各种各样的属于现代性的社会问题都已经表现出来，比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社会阶层的分化，人民对社会公正度的强烈诉求，民众的权利意识的觉醒，等等。与此相伴，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针对中国社会的种种现代性问题，知识阶层提出了各种文化策略，概而言之就是保守与进步。保守主义是站在古代的立场上对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批判。但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人们不能靠回到过去、回到童年的方式来摆脱自己进入成年期、进入现代社会所碰到的问题，因此，在思想观念上不是向后看，而是要向前进。我们不不排斥对古代文明的借鉴吸收，但是，这不等于简单地回到古代去。
所以，研究古代哲学、古希腊哲学的现实关怀就是，我们越深地去了解古代社会的思想模式，我们也就能够越深地了解现代社会的思想模式，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从源头上理解现代社会的产生，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有更深刻的历史观察。（文/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
《西方思想的起源》
作者：聂敏里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从中国学者的思想视野出发对古希腊哲学的正本清源，重在思想的分析与检讨，勾勒出西方思想最初的源流与脉络，解决西学东渐近百年从来没有讲清楚西方思想的起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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