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十大考古”揭晓：江村大墓、三星堆遗址等入围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3月30日－31日在北京举行。终评评委会经过评审和投票，今天上午公布评审结果，最终入围的名单有：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新闻发布会现场

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我国早期人类起源、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生动诠释，展现了绚丽多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风采。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自启动以来，收到各地考古文博机构和单位的支持。终评会上，20个入围项目代表、考古界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形式参会。各项目负责人通过网络视频向北京会场现场的评审专家进行项目陈述。每个项目20分钟。最终10项考古新发现脱颖而出。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是由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该活动始于1990年，被媒体称为“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奖”，会集中展示过去一年中国考古最新成果，也会呈现中国考古新理念、方法和技术。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项目名单（以时代早晚为序）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地层及部分遗物

稻城皮洛遗址揭露出中更新世末期至晚期更新世时期的连续的地层堆积，从七个文化层中出土石器6000多件。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考古发现的遗址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整、文化类型最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考古发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遗存，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

本次发掘在青藏高原东南麓揭露出七个连续的文化层， 展示了“简单石核石片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小石片石 器和小型两面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整体构成了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三叠层”。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 对比研究的参照和标尺。

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等遗物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同时，皮洛等川西高原含手斧的遗址填补了东亚阿舍利技术体系在空间上的一个关键缺环。皮洛遗址的时代处于现代人起源的阶段，大量文化遗物、用火行为、“石圈”遗迹以及刻画痕迹的发现，为我们解读古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生业模式、技术模式和行为模式提供了珍贵的证据。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部分陶器修好后全景（东南向西北）

屈家岭文化墓葬玉钺系列

黄山遗址是一处以独山玉和石料为资源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的新石器时代涉及玉石器制作性质的中心性聚落，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空白。

仰韶文化“前坊后居”的坊居式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完好保留了建筑技术和日常生活的细节。

该遗址发现的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为中原地区首次发现，与自然河、人工河道、环壕一起构成了水路交通系统，体现出古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利用能力。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基槽内铺垫木板

鸡叫城遗址考古发掘收获重大。一是鸡叫城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基础。其三重环壕的聚落结构在长江流域属于首次发现。鸡叫城聚落完整经历了史前稻作农业社会从初步复杂化到文明起源、发展、兴盛及到衰落的完整过程，是研究我国史前社会与文明过程的典型标本。

二是厘清了鸡叫城聚落群鼎盛时期的整体布局。在石家河文化时期，鸡叫城形成了由城址、城外遗址点、外围环壕与沟渠组成的网状水系及其间稻田所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呈现出史前稻作农业文明繁盛的社会图景。

三是在城址内揭露出一批重要遗迹，其中F63规模体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刷新了我国木构建筑史。另外遗址复原稻谷重量达2.2万公斤，大面积集中分布的谷糠堆积，以及一系列大型建筑台基等，也都是近年田野考古中少见的重大发现。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南区墓地出土部分陶器

岗上遗址是目前海岱地区所见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城址。岗上遗址大型城址的发现，连同一批显示了社会剧烈分化、财富集中于大墓、突出器物箱的棺椁制度及一整套陶玉骨牙器为代表的礼器等。遗址两处墓地规模不大，不同类墓葬分群现象格外清晰，这是墓地空间布局经过规划的结果，对研究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地性质、家族人群结构及社会组织形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量明器化陶器批量化生产及高等级玉、石、骨、角器的出现，显示了岗上大汶口时期聚落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

岗上遗址的发掘，对于个体聚落形态研究和区域聚落形态研究的结合，进而考察其背后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变迁意义重大，为海岱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石。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五号坑出土金面具

三号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现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化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弥补以往这方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

进一步实证和阐释“古蜀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K3出土的顶尊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K4出土的玉琮和丝织品、K5出土的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兼有古蜀文化、中原文化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

葬具木板画

漆奁漆盂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C区为秦人占领楚地安陆后的秦人墓葬，其出土的一批珍贵的文字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尤其是M274出土的长文木觚形制罕见，内容丰富，所载“谋士筡游说秦王寝兵立义之辞”，以及不见于文献记载的“魏越宿胥之战”等历史事件，为探讨《战国策》一类文献的流传与演变提供了新材料，为研究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战争关系等，都提供了新的文字资料。同时对于研究秦的墓葬制度、秦文字、古代文献等课题，也都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出土的大量保存完好的漆木器，种类丰富、造型精致、纹样独特，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漆器生产制度、工艺、流程，以及产品流通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材料。首次发现的秦汉之际的葬具绘画，填补了秦汉绘画的材质与类型的空白，其绘画内容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秦人后裔的墓葬习俗、宗教思想、艺术理念提供了重要材料。

这批墓葬发现于楚王城城郊，在郑家湖墓地的A、B两区还发掘了196座秦人占领安陆后的楚人及其后裔的墓葬，通过对郑家湖墓地的发掘和全面研究，还可以了解秦人占领安陆地区后占领者与被占领者这些不同人群在居住空间上的分布关系、在文化上的互相博奕与影响，进而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探讨秦汉时期居住在同一个地理空间内的人群从血缘关系到地缘关系的转变，以及秦文化和楚文化在统一的多元结构的汉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部分铜器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更进一步否定了西汉帝陵存在崖墓洞的推测，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包括汉文帝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初步确立；霸陵平面格局上承长陵、安陵的“无为而治”，下启阳陵、茂陵，平陵及杜陵的“独尊儒术”，是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折射出西汉帝国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趋势。

霸陵出土印章、封泥及其他带字文物等，证实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南陵外藏坑发现的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考古勘探工作目标清晰，手段多元化，将传统考古勘探与测氡法、地磁雷达等科技手段的地质探测相结合。现场文物保护预案科学合理，为遗址的保护、利用、展示奠定了基础，对指导霸陵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展示具有重要意义。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慕容智墓出土翼兽纹、凤纹锦半臂

慕容智墓志及志盖

近年来，经过对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调查与发掘，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共计23座。2021年度，对天祝县祁连镇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厘清了吐谷浑“大可汗陵”的大致范围。以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为代表的一批吐谷浑王族墓的墓葬形制、规格、布局等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出土各类陶俑、镇墓兽、漆木实用器、陶容器、丝织物及铁、金、银等马具、武器和墓志等众多精美文物，为研究吐谷浑王族墓葬的葬俗葬制、吐谷浑王族谱系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该墓群的发掘对推动唐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关系史、交通史、 物质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丰富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资料、拓展了新的研究方向。

以慕容智墓为代表的甘肃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是长安以西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唐代高等级墓葬群。墓葬以唐代葬制为主，兼有吐谷浑、吐蕃、北方草原等文化因素。墓葬出土包括墓志、丝织品在内的各类文物千余件，从文字和实物层面，揭示了吐谷浑民族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史实，活化了归唐吐谷浑人思想观念、物质生活、文化认同的历史场景，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典型案例。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西立面  西至东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近年来中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的又一项重大发现，意义深远。该烽燧遗址为唐代“沙堆烽”故址，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系统揭露了烽燧遗址全貌，为研究我国古代边塞军事建置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出土的文书是迄今考古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实际应用文书的大量出土，大大补充了唐代边防的诸多细节，弥补了唐代军事文献记录不详的缺憾。

新发现的不同级别军事机构及线路，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考古发掘成果展现出沙堆烽与周边烽铺、镇戍、都护府、西域王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沙堆烽及出土遗物是唐朝中央政府管理经营西域的重要历史见证，是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是家国天下的边陲记忆。在维护丝路交通畅达、保障国家统一和西域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物教材。沙堆烽的考古成果，对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军事史、书法艺术等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出土的部分琉璃瓦当

宫殿基址出土的螭首

明中都是明初首个按京师规制营建的都城，在都城制度上承接宋元下启明清，对明清南京、北京的城市规划有着很大的影响。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2015年至2021年的考古发掘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极大地推进了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

现已较为完整地揭露出明中都前朝区宫殿基址及部分附属建筑的布局，从磉墩复原的建筑布局在宫殿形态上与元大都和北京故宫都存在相似之处，可以认为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形态，从而在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中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历史作用，增添了中国古代都城由宋元向明清转变的关键环节的资料。

其主体宫殿对元代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并对明代南北两京宫城规划模式的生成过程产生的深远影响，对开展明初南京、中都、北京三都的宫殿建筑及其制度文化比较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充分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前殿中心黄土台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都城择中、选址的规划营建思想与实践有着重要价值。对各组建筑地上、地下结构的探索和对夯土营建次序与工艺特点等的关注，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宫殿、涂山门遗址发掘是城市考古、建筑考古的重要实践，为研究明初时期官式建筑选址、布局和“土作”“石作”等营造技术增添了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