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能够在考古及艺术史相关的书籍中获得一种确定感和审美的愉悦。那些被一代代的前辈于厚重的时间土壤中小心发掘、并被反复确证的文物遗存上镌刻着我们遥远的曾经，也折射着被历史赋予的天然的伟大。作为一件沉甸甸的实体，它们又比任何一种天马行空的虚构更具想象力，它历尽千帆，它充满着谜题，当我们最终隔着或许仅是一重薄薄的空气与它对望，我们与它之间，无数时间正如千军万马一样奔流。
下面这些书中，研究者与沉默但内含万千气象的历史遗存潜入同一时空，青灯黄卷，他们苦心钩沉，以期告诉岸边翘首以待者，关于时间的秘密。
王季迁、徐小虎《画语录》2022年2月出版
《画语录：听王季迁谈中国书画的笔墨》最新增订版最近由理想国推出，全书以“对话”为形式，言语往复间，王季迁完成关于玄妙的中国绘画的言传身教，而这也是王季迁关于一向是注重意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中国绘画的一次重要的示范。
《画语录》中对话发生在1971年至1978年。其最大的价值体现于如下的几点，首先是王季迁难得的示范，即在学会鉴赏和品味之前必须的躬亲践行，王季迁谈道“学习笔墨，是（鉴赏）的唯一的出路”。讨论自晋代至清代68位书家、画家的187件作品，并分享他们的代表性技法时，王季迁一一耐心地提笔示范给徐小虎。
如谈到北宋大家范宽最著名的“雨点皴”时，王季迁详细介绍了这种皴法，“每一笔画看起来就像是急雨打在墙上一样。首先，他用笔拖出轮廓的线条。其次就是他的皴法，他用笔尖来画。另一方面，这些皴却又不是画成像针一般僵硬、垂直的线条。记着，在绢上不能用太多干笔，因为绢不像纸有起毛般的纤维，能制造出飞白的效果。”在接下来的示范缓解，王季迁又讲述了毛笔的笔尖是尖的还是秃的，用的力气是否恰当，是用“中锋”还是“正锋”时体现在线条上的差别，这些技法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果不被点明，学习者很难准确把握。
王季迁示范。
另外一点，所谓书法绘画的“笔墨之道”在近些年越发被神化，大家喜欢谈禅、谈气、谈韵，这些大道理总是流于空泛，观画者和学画者像是进入云山雾罩的山林，听了许多被过度包装的语言，提笔却总不得其法。当时不到四十岁的徐小虎耿直恳切，没有一味的谦恭客套，问题总是切中肯綮，二人直来直往，读来真实畅快。
作为收藏家的王季迁，也在一次次的观看中锻炼了独到而狠准的眼光，这些原本是书画鉴定时下的判断，恰是深刻理解一位画家作品的关键处，如《画语录》的序言中高居翰说：“王氏不仅看笔墨的内在品质，也看笔墨在建立形式和形式性或描述写实性的结构功能时发挥的作用。……在对倪瓒的精辟讨论中，他把倪氏当做笔墨为重的典型例子（由于倪氏绝对‘平淡’的构图，画面的追求与变化降到最低），但点出某件倪瓒伪作缺点时，却指引观者看到画中‘远方的石头只是笔画的结合……说不上有任何实在的结构’。对比之下，真迹‘几乎看不到任何不必要的姿态和笔画。倪的石头结构中存在有生机的内在逻辑’。作伪者的失败，在于‘甚至没有成功地达到与倪瓒形似，他的画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另，徐小虎1934年生于南京，受中德父母影响，从小接受东西文化的多元洗礼。受王季迁的启发，徐小虎穷毕生之力综合现代美术史学中的风格分析、日本东亚美术史学中步步为营的细致分析方法，以及中国传统书画鉴定方法，发展出一套清晰缜密、全新的书画观看、鉴定之道。40多年后，徐小虎于耄耋之年重新审视王季迁对笔墨的阐释。这本书在原有对谈基础上，也增添新注解及视频课程和细节图。
张泉：《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2022年3月出版
书扉上的一句“我辈于乱世求研究，本为逆流之举”恰是本书要义。
《荒野上的大师》讲述的是1920年代中国考古初创的故事。以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营造学社这中国“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为主线，描绘中国考古的诞生经过。
其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年成立。1936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五次发掘殷墟，主持者从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变成了更年轻的石璋如、王湘等考古学人。大批甲骨和各种文物陆续出土，殷商时代得到证实。清华国学研究院存世虽然只有四年，却网罗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两代大家可被视作史语所的“前传”，他们身上体现着一个时代的风骨，至今，清华四大导师的雕塑依旧巍巍然矗立于清华校园。
中国营造学社追索的是地上的古迹，至鲁迅去世的1936年，中国营造学社创建只有五年，却已经考察了上百个县市的两千余处古建筑，其中的佼佼者经由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人的考察报告昭示于国人。他们破解了“天书”《营造法式》与此同时，一部中国建筑史也在梁思成心中氤氲成形。
时代最早的地质调查所，于1913年由北洋政府工商部创立，由丁文江主持，自此，以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为代表的中国地质界先驱，就与葛利普、安特生、步达生等海外学者合作进行田野考察，调查矿藏，勘探石油和煤矿，挖掘恐龙骨架和各种古脊椎动物化石，发掘史前文明遗址……
“荒野上的大师”，关注他们的开创之功，也关注他们所处的时代，1920年代民众的眼光看向这些人时，是充满疑惑与误解的，比如史语所迁到李庄时，当地的乡绅与百姓看到他们带着人类的遗骸，一度以为他们是吃人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到潮县考察，当地陪同的人坚信他是风水先生，再三央求他到家中帮忙看看风水；地质调查所发掘的恐龙骨架到重庆北碚举办展览，竟然有人毕恭毕敬地拜倒在恐龙骨架前，将其当作中国的重要图腾——龙，来虔诚地进香……
而比这些误解更难以琢磨的，则是这代人的命运，他们小心地周旋于乱世，于绝境里求生，我们今天是无法想象我们视若珍宝的那些考古遗址与文物曾经被怎样地罔顾与摧毁，周口店被发掘时，附近经常炮声隆隆，会有士兵突然出现，占用研究员们新发掘的洞穴试验手榴弹。而比起战争，考古发掘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或许就是绝大多数时间的“徒劳”，大海捞针一样的寻找，命运只会眷顾格外幸运者。
1928年，25岁的裴文中在周口店接受了艰难的“探底”工作，即“追求真正化石沉积的底”，“探底”的过程往往令人觉得漫长、难熬、乏味。而这年四月，他就发现了极为珍贵的一个人“北京人”头骨，同事激动地为他拍照留念，因为全部视线都在头骨上，照片中的裴文中只有半个脑袋。让人痛心的是，周口店发掘的全部猿人化石，包括5个猿人头盖骨，在1941年从协和医学院准备运往美国的过程中不知去向，“带给人无尽的狂喜，又留下无穷的怅惘”。
穗积和夫《巨大古坟：探索前方后圆坟之谜》2022年1月出版
飞机邻近降落时，我们总能在靠窗的位置俯瞰到机场像一只巨大的展翼的鸟匍匐于地面，或者是成片的高楼形成矩阵，一种工业化造就的庞大。而飞机抵达日本大阪南部的上空，眼底下也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古迹，它非常遥远而朴拙，它是与埃及金字塔、中国秦始皇陵并称世界三大陵墓的日本独创的前方后圆坟。
“它呈现出拒绝外人进入的独立姿态。上面覆盖着森林的坟丘（古坟微微隆起的部分），一如横躺在大地上的巨人用力伸展四肢一样，充满了张力。环绕在坟丘周遭波光潋滟的壕沟，在视觉上也造成了与现代人生活空间有所区隔的效果。然而，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古坟周围壕沟的设计其实是日本列岛的形式，它更凸显了前方后圆坟丘的特异性。”
大山古坟。
日本将4世纪至7世纪这个时间段称为“古坟文化”，古坟文化得名于巨大的土堆坟冢，这些早期的坟冢遍布极广，其中的许多跨越近两千年的时光依旧保存良好。《巨大古坟：探索前方后圆坟之谜》以更加直观的图文形式还原先民们是怎样在平地上建造这样一座巨大的坟墓。
关于巨大古坟可以有许多观察角度，比如被讨论最多的，是否受到中国墓葬文化的影响，如我们所知的中国最有名的巨大的墓葬——秦始皇陵，还有和古坟时代同期的北魏留下的古坟。巨大古坟和中国的墓葬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巨大古坟是堆土成丘，在坟丘的至高处放置棺木以安葬死者，没有中国墓葬费心营造的地下宫殿。中国在地宫里码的随葬品，在巨大古坟这里，被抽象为埴轮，沿着坟墓的中央地区一层层码放在地面上，如卫兵一般。
和中国墓葬更不同的是，日本全国15万座古坟，确切知道受葬者的仅有20余座。《巨大古坟》作者穗积和夫称：“对于大部分的古坟，后人都不以传说的受葬者名号来命名，而是尽可能用亲切的地名来称呼。例如埼玉县的稻荷山、东京都的芝丸山等都是如此。大阪这座古坟长期被人们称为‘大山’。有时‘山’也代表‘仙’字，所以又叫‘大仙陵’。这座古坟虽然被定名为仁德陵，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确定其受葬者身份。”这一点也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巨大古坟》关注更多的是技术实现层面，比如怎样运土、怎样在地上打上木桩标记出古坟的形状、怎样确认地面是水平的等等，这也给一向更注重文化研究的中国提供了一些启示，这更关乎人最原始而单纯的好奇心——“为什么要建造那么大的东西呢?”“到底是谁，怎么造出来的呢?”
作者回应：“这一次是以建造古坟的土木工程为主，它有别于过去复杂的建筑物架构，光是其规模之巨大就令我瞠目结舌。而且还不只是大，地质的选择、泉水的处理等，古人的智慧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张泉《中华文明访谈录》2021年12月出版。
宇文所安、柯马丁、夫马进、顾彬、钱理群、王汎森、舒衡哲、巫鸿、张隆溪、黄进兴……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思想者们。作者张泉于2007年至2015年年末陆续拜访了数十位中外学者，收入包括上述学者在内的24位学人的访谈。
书中介绍他们最主要的学术主张，作者也通过聆听，成为与故事相关的人。这些访谈被集合为三个部分，第一部以“古代的幻象与真相”为名，收入的是对汉学家们的访谈，大有以中国文化外部之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意蕴；第二部分集中于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抉择与现代化的代价，曾经的阵痛也许至今仍在发作；第三部分更关注当下与未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多元，理论多变，中国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与世界相处。
第一部分的汉学家们身处一种文化之外部，常常有新的主张，这一部分的学者常有“颠覆性”言论，以他们的最鲜明、最有挑战的学术观点为题眼，本身已足够有趣。如柯马丁的访谈，关注到他对于汉儒“再造历史”的观点，柯马丁认为“焚书坑儒”只是汉代儒生编造的无数个故事中流传甚广的一个，作者结合王汎森的“后见之明”与柯马丁的“时代错置”来论证谬误的积累，以及学者需要小心考辨以回到真实的历史语境；写到美国学者艾朗诺时，抓取他提出的“文化现象与朝代更迭并不一致”的主张，并着重论述了尺牍、笔记等新的文体的出现对时代产生的持续的影响。每一篇虽然简短，但因为集中讨论某几个学术主张，总能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当然，访谈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知人论世，需要为读者速写受访者的性格及形象，张泉也谈道：“他们或优雅，或激烈，或严肃，或有些黑色幽默。我拜访时，他们的年纪从五十多岁到八十多岁不等，然而，回顾起数十年前的某个学术发现，一种孩子般的兴奋与狡黠仍会浮现在脸上。”
如写作荣新江时，突出他之勤奋和敦煌学术史推进之艰难悲壮，一个历史时刻被反复强调：1979年，北大历史系大二学生荣新江在课堂上聆听了关于敦煌的另一段“伤心史”。唐长孺教授正上着课，突然唏嘘不已，说中国学者曾在1950年代编写《敦煌资料》，由于许多敦煌卷子散佚在欧洲，无法看到，一些细节是通过考证推测的。后来，日本学者池田温前往欧洲，对照英、法等国收藏的敦煌原卷，给《敦煌资料》挑出了三百多处错误。他后来发表在《东方学报》上的文章造成了爆炸式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一边读，一边痛哭流涕。
艾朗诺的那一篇，钱锺书之幽默跃然纸上。1990年代，艾朗诺决定选译《管锥编》。通过张光直的引荐，艾朗诺给钱锺书写了一封信。不久，钱锺书用英文写的回信就搁在艾朗诺的桌前——钱锺书欣然应允。不过，他在信的结尾写道：“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你在翻译中遇到任何困难，千万别来问我。” 钱锺书在写给张光直的信中，也将《管锥编》形容为“我那松弛不成形的庞然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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