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政权的性质
从王莽政权末期爆发的赤眉大乱当中，刘秀缔造了东汉帝国。他的势力是以今河南省南部接近湖北省的南阳地区豪族势力为中心、加上其他各地豪族的响应而形成的。
南阳地区和中国上古文明的中枢黄河流域之间，隔着高500-1000米的伏牛山脉。从山脉发源、泽被南阳地区的若干条河流向南流去，在今湖北襄阳附近与汉水（即今汉江）合流。汉水在今天的武汉市汇入长江，因此南阳地区有着面向长江流域开放的地理条件，对汉族来说是向南发展的据点。如宇都宫清吉氏所言，刘秀出身的南阳地区是汉族向南发展的前线，而对前线的开发，则是以豪族势力为中心来推进的。刘秀家在南阳郡蔡阳县辖内，与同郡的湖阳县樊氏，新野县阴氏、邓氏、来氏等豪族通婚，维持着密切的联系，一同推进地区开发。
在开发中的前线地区成长起来的大豪族们，进入继承西汉帝室血脉的刘秀麾下大显身手，或任将军，或为参谋，奠定了开国功臣的地位。当然，在这些开国功臣当中，除了出身南阳者，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的人物，比如关中地区的扶风茂陵人马援等，都积极地辅佐刘秀。在今甘肃省建立一大势力后归顺辅佐刘秀的窦氏、梁氏等，也都是建立东汉帝国的中流砥柱。这些人物几乎都是各地的豪族。在现实中缔造东汉政权的核心力量，不妨说就是这些豪族的联合势力。
然而，刘秀等人的政权要在整个华北社会打下稳固的基础，掌控广大民众，仅靠这么一部分豪族的力量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中广泛存在着乡村共同体构造，逐步积蓄起力量的自立农民热切盼望着共同体秩序的平稳持续发展。打倒了王莽政权的赤眉之乱，就是这种希望护持共同体秩序的农民意志爆发后的结果，他们所标榜的“赤”之标志，正与“火”德相应，那不是别的，正是追求重建理想中的汉王朝的呐喊。
传承着汉室血脉的刘秀团结豪族势力，安定了赤眉之乱导致的动荡形势。然而赤眉之乱本身，就是豪族强大而造成农民阶级分化加剧后，小农阶层对这一事态进行抵抗的产物。因此，刘秀政权虽然是以豪族阶层为基础形成的，但为了重建真正的汉王朝，却不能无视小农的这种抵抗能量。
刘秀，也就是东汉光武帝（25-57年在位），遵循着以共同体秩序为基础的儒教性国家理念，致力于重建理想中的汉帝国。振兴儒学、擢用具有儒学教养的人才为官，都是这方面的表现。而这一路线，接下来经过明帝（57-75年在位）、章帝（75-88年在位），在连续三代皇帝治下都得到高度忠实的执行。这无疑促进了儒教意识形态向官、民双方的浸透。
东汉的外戚贵族
然而在此期间，各地乡村社会中的豪族成长起来，社会、经济实力越来越向少数人的手中集中。他们修习儒家教养，进入官场，被称为“世世衣冠之家”，官僚门第如是固化起来，政治上的势力也越来越有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倾向。而居于这一倾向顶端的，正是与帝室联姻的若干门第，尤其是出了皇后的那些外戚之家。
东汉皇后几乎全部都出自开国功臣家族，包括前面举出的阴氏、马氏、窦氏、邓氏、梁氏等，原本都是以南阳为首的各地豪族之家。他们一旦当上外戚，就出现了倚仗权势横行不法、为了家族利益而滥用东汉政府权力的倾向。这在开国之君光武帝在位期间就已经有萌芽的迹象了。
光武帝皇后阴氏家族的行径，据广汉郡（今属四川省）长官蔡茂的上书所言，已经到了“顷者贵戚椒房之家（外戚阴氏），数因恩势，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的地步。此外，明帝皇后马氏虽以贤德闻名，但明帝死后、章帝在位之时，以马防为首的马氏家族仗着皇太后的威势横行霸道的行径却相当显眼。
在光武帝至章帝这三朝，追求将国家建立于共同体秩序基础上的倾向还算压制得住这种行径。而在那之后，年幼的皇帝接踵相继，皇太后随之接连摄政，形成了由外戚亦即皇太后的父兄担任大将军、主宰所谓内朝（与处理全体国政的外朝相对，直属于皇帝的机关）的惯例。到这种时候，外戚就掌握了政权，为了私人统治而利用政权的事态日益恶化了。
章帝于公元88年去世后，皇后窦氏作为皇太后摄政，其家族垄断了众多重要官职，尤其太后兄弟“宪、景等日益横，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皆赋敛吏人，更相赂遗”，扩张权势，以至“其余州郡，亦复望风从之”（《后汉书·袁安传》）。
部分外戚对政权的这种垄断，在窦氏之后又有邓氏、阎氏、耿氏相继，从2世纪40年代持续到了50年代。到了先后拥立冲帝（144-145年在位）、质帝（145-146年在位）、桓帝（146-167年在位）三代年幼天子的外戚梁冀时期，其社会危害达到了顶点。
东汉帝室外戚图
外戚贵族的特质
刚才所引《后汉书·袁安传》中关于窦宪的记载，是儒家官僚袁安弹劾外戚窦氏专横的上书中的一段。与之前所引针对外戚阴氏的蔡茂上书合观，便可知道这些外戚的行径，有着与乡村社会中的民间豪族完全相同的行为模式。
袁安碑 东汉
如上节所见，崔寔曾指出乡村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上家（豪族）累巨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故下户（贫农）崎岖，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而以全国性的规模，利用公权力来实施完全相同行径的，就是“干犯吏禁，杀人不死”的阴氏，以及“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皆赋敛吏人，更相赂遗”以扩张权势的窦氏等外戚。
民间豪族之所以能“养剑客......专杀不辜......杀人不死”，是因为在上层权力人物中有其可以“行苞苴以乱执政”的贿赂对象，他们可以通过“更相赂遗”来和作为外戚“亲党宾客”的郡县长官勾结在一起。换言之，外戚掌控政府实权、谋求家族私利的行径，会立刻帮助借由贿赂与之勾结的豪族变得更加强大，促进整个社会往豪族的领主化倾向发展。
外戚往往与其家所出的皇后或皇太后沆瀣一气，将其族人安插在重要的官职上。例如邓氏家族，封侯者二十九人，公（宰相等级）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大臣等级的十四人，地方长官四十八人，其余侍中以下不可胜数。（《后汉书·邓禹传》）虽然这个统计并不仅限于邓氏当上外戚、权势煊赫的时期，而是自从初代人物邓禹作为功臣受到宠遇以来邓氏所有世代的数字（失去外戚实权之后的时期也包括在内）；不过也足以表明，这种外戚之家是完全有资格称为贵族的了。
同样，初代人物耿况成为开国功臣的耿氏也与帝室联姻。耿氏从开国之初一直到东汉灭亡都绵延不绝，其间“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大臣）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云”（《后汉书·耿弇传》）。
扶风茂陵耿氏谱系图
如是，东汉时代以帝室为中心，出现了外戚家、姻戚家的王朝贵族群。不过，这与日本平安朝的藤原氏压倒其他家族、独领风骚不同，东汉有若干家贵族轮番更替成为外戚，跑马灯似的轮流当权得势。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权势被其他家族夺去以后的旧外戚家，如那位大学者马融的例子所见，反而会倾向于采取较为公正的官僚立场。
宦官及其政治支配
东汉第三代皇帝章帝去世以后，年仅十岁的和帝（88-105年在位）即位，章帝皇后窦氏随即作为皇太后摄政，其兄窦宪则任大将军，开创了外戚主宰内朝的先例。这在前文已经叙述过了。
中央的行政机关原本是以三公（东汉相当于宰相的是“司徒”，副宰相兼大法官是“司空”，国家军队最高司令是“太尉”，三者合称三公）和九卿（以相当于式部长官的太常卿为首，地位相当于各省大臣2的九人）为中心构成的。不过早在西汉时代，就已在离皇帝更近的位置设置大将军府，将实权转移至此，行政机关分为位于此处的内朝和三公九卿以下的外朝，导致外朝逐渐远离皇帝而大权旁落的现象。东汉时期外戚对政权的垄断，也是利用了这种行政机构变化的先例来推进的。
不过，实权虽被外戚把持着，但皇帝随着年纪成长，便会产生反抗情绪，开始尝试将失落的权力夺回自己手中。这个时候的皇帝，已经难以联络远在内朝之外的外朝，而不得不反过来，依赖位于在内朝最深处日常伺候自己、心气相通的宦官了。
于是和帝用宦官郑众之计，成功诛灭了外戚窦宪等人。然而如此一来，内朝的宦官凭着功劳，发言权就增强了，甚至出现了像郑众这样封侯的宦官。继窦氏之后成为外戚、当权得势的邓氏，同样由于宦官势力而失败下台。这班宦官在自己拥立的顺帝（125-144年在位）朝被封为列侯，逐步获得了让养子继承爵位的权利（135年）。就连接下来手握大权、专横跋扈至极的外戚梁冀，也在159年被以单超为首的宦官诛灭。自那以后，政权便不再由外戚主宰，而是完全掌控在宦官手中了。和帝以后的内朝历史，如增渊龙夫氏所言，“不妨说就是围绕着现实政权的操控问题，在外戚与宦官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历史”。宦官在159年打倒梁氏、收获胜利果实以后，持续操纵政治，一直到189年手握军队的袁绍控制首都，将宦官悉数除灭为止。这时汉帝国已被黄巾之乱卷入大乱之中了。
韦泂墓石椁画像中的宦官形象 唐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出土
外戚和宦官虽然是为掌握政权而在内朝反复殊死斗争的仇家，但取代外戚而掌握了实权的宦官同样将与其沾亲带故者，以及买来当养子的奴隶人等任命为各地的地方长官，“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后汉书·宦者传》之《单超传》）。他们贪得无厌，“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同书《刘祐传》），其行径和前文所述外戚所为完全沿着同一方向，将公权力私权化，造成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豪族领主化倾向都大为加强。如东汉末年的学者仲长统所言:
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宦官）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昌言·法诫篇》）
无论在内朝相互敌对的外戚和宦官哪一方掌握政权，结局都是将汉帝国推进了“乱离斯瘼”的深渊。这正是因为不管外戚还是宦官，都只是推动了豪族的强大化、领主化，使光武帝、明帝等倚为汉帝国立国根基的乡村共同体及其社会秩序走向崩溃，从而引起了大规模动乱与抵抗。
知识人与乡论
对于东汉政府的权力被外戚、宦官滥用到这种程度，许多具备儒家教养的官僚和知识人从一开始就激烈反对。前文所举弹劾外戚阴氏行径的蔡茂，还有告发窦宪一伙的袁安等人，都只是反映这一动向的个别例子罢了。尽管如此，和帝以后，东汉政权已经渐渐走向服务于外戚和宦官的“私”性支配，地方政治与社会也就无可避免地受到严重的影响。这首先集中反映在仲长统所说“贸易选举”的“选举”问题上。
东汉的选举制度，是根据以乡村共同体秩序原理为根基的儒家理念，为造就理想中的汉帝国而发挥关键作用的一个环节。地方长官基于乡论（乡村共同体的评价）将适于“孝廉”“贤良”“方正”“茂才”等科目的有德行的贤人长者推荐给中央，让这些贤德之士出任官职，担当国政。
然而，掌握了实权的外戚和宦官“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更相赂遗”，“贸易选举”之风正在蔓延。这如前所述，会推进地方豪族的强大化倾向；而这一倾向显然会与基于共同体秩序的、理想中的“乡举里选”产生正面的冲突。而且，一方面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妨害“选举”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修习儒学的知识人数量又在不断增加，儒教意识形态正在大范围地普及起来。
修习儒学者的理想，是以儒家的知识、教养实现“治国平天下”，自身成为施政者来维持国家社会秩序。因此，如果一方面怀有这种理想的知识人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以选拔施政者为目的的“选举”却被一部分权势人物所左右、无法公平运作的话，则不但会造成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且理所当然也会发展为严重的政治问题。随着知识人中要求擢用有德行的贤者、遵循“乡举里选”的呼声不断高涨，一方面，作为其基础的乡论（乡村社会的舆论）和儒家理念结合，越来越自觉地高涨起来；另一方面，这种广泛的舆论会将矛头对准通常倾向于阻挠其实现的外戚、宦官政权，展开批判攻击，也就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了。
清议沸腾
以知识阶级为中心而形成的这种舆论，在《后汉书》中称为“清议”。已被外戚、宦官之流把持的政权，凭着钱财和暴力来操纵人世，人们对此的感受是污浊不堪。而与这种人世间的污浊相反，与儒家理念相结合的，对共同体秩序原理的守护则被理解为“清”。在这一理念下，乡论的内容与方向获得了自觉，并且超越乡村社会，广泛发展为全国性的舆论。这就是清议。这种反政府的舆论，以159年外戚梁氏倒台、宦官彻底操控政府实权为契机，急速高涨并且广泛流行起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写道:
逮桓（146-167年在位）、灵（168-189年在位）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宦官），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
只要想想当年司马迁的痛苦，就不难明白遭受宫刑（阉割之刑）究竟是何等巨大的耻辱。由受宫刑者或者自宫者担任的宦官，在以身为堂堂男子汉担当国政而自傲的知识人/官僚看来，是绝不能任其占据上风的。如今这般宦官竟控制桓帝，开始执政权之牛耳，自然会有许多官僚耻于屈居其下。就连无官无位的知识人（处士）、无名无望的民间老百姓（匹夫），都加入了当时如火如荼的乡论/清议队伍。反政府舆论的圈子不断扩大，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在这种舆论的组织成分中，首都洛阳三万余人的太学生，以及在各地学者门下求学的大量私塾学生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当时太学生的首领是郭泰和贾彪。郭泰等人和陈蕃、李膺等在政府内部与宦官势力作斗争的骨鲠高官互通声气，在太学生高呼“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的口号声中，反宦官政府的舆论被鼓动起来。而像这样标举口号进行人物批评、“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并不仅限于首都洛阳的太学生。毋宁说，这种批判政府的评语在地方上兴起得更早，这是范晔记载的事。
党人的扩大
最初桓帝还是蠡吾侯的时候（也就是当上皇帝之前），曾向甘陵的周福问学。即皇帝位后，皇帝拔擢周福，任命他为尚书（皇帝秘书。当时外朝日渐失去实权，尚书的权限实际上相当于大臣）。当时同样出身于甘陵郡的京畿长官房植为朝中名士，颇有声誉。乡人（甘陵地区的人士）于是作歌谣嘲讽道:“天下规矩房伯武（植），因师获印周仲进（福）。”周家、房家两方宾客互相攻讦，各自纠合徒党，嫌隙不断加深。甘陵地区因此分裂为南北两部。党人之议即始于此。
桓帝于146年即位，这时仍是外戚梁氏极盛的时期，连宦官都还处在梁氏压制之下。早在这一时期，地方乡村社会中与皇帝及其党羽亦即政府当权派相勾结、图谋不劳而获者的一派，与和其对立的一派之间已开始分裂争斗。不论周氏还是房氏，同在甘陵一地，无疑都是拥有“宾客”的豪族。
然而，当其中某支豪族凭着上述与皇帝间的私人关系或贿赂之类的手段，与政府当权派（外戚，然后是宦官）勾结起来、在上层权力的保护下扩大其对乡村社会的统治力的时候，其他还未能打开这条门道或者耻于走这种门道的豪族，为了对抗来自这条路线上的压力，就不得不被逼到了相反路线上去。所谓相反路线，就是联合包括一般小农在内的“乡人”，与其并肩协力维护共同体秩序，鼓吹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儒教理念，并且以身作则践行此道。乡论将这类豪族认定为“天下规矩”，支持他们成为这一路线的先锋。
这样的乡论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其内涵的，因而能超越乡村社会的限制，具备扩大到一般空间的普遍性。此外，基于乡论发展起来的豪族，为了对抗乡村社会中敌对的豪族领主化倾向以及作为其后盾的外戚、宦官势力，也有必要与其他乡村社会中持相同立场的豪族和知识人联系，建立联合战线。这种倾向反映在他们的学生、宾客，乃至于中央的太学生身上，就此形成了批判攻击宦官政府及与其相勾结的地方豪族的广泛“清议”空间。
党锢事件
自首都洛阳以下，在汝南、颍川、陈留、山阳等诸郡，也就是今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南部等华北先进地区，都出现了前文所述的情势，超越县、乡等乡村社会基层单位，形成了郡级规模的乡论圈。例如在山阳郡，痛切揭发宦官侯览罪状的张俭以下八人被称为“八俊”，刘表等八人则号为“八顾”，一郡内部自行制作出了名士排行榜。
达到郡级规模的大型乡论圈甚至还与其他郡联合起来，整合为全国规模的圈子。反宦官派的高官窦武、陈蕃等三人被称为“三君”，置于最高座次；刚正的公安部长李膺以下八人被称为“八俊”，郭泰等八人被称为“八顾”；而山阳郡的“八俊”之一张俭、“八顾”之一刘表，则在这一全国规模的名士榜单中位列“八及”。
像这样，乡论圈从多层叠加形成的民间“清议”世界中，打造出了与政府官僚序列截然不同的“名士”序列，这表明他们对政府任命、官方选举所造成的现实官僚序列持不信任态度。加入清议的知识人群体其实已经是在组建政府反对党，设计与今天在野党的所谓“影子内阁”相似的一套东西了。
面对着攻击宦官政府的清议沸腾，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十二月，宦官方面终于下手弹压。李膺以下二百余人被逮捕，以交结党羽、诽谤朝廷之罪下狱。虽然在次年（167）六月总算被释放出狱，却被处罚终身“禁锢”-也就是剥夺官职、禁止出仕。这就是所谓“党锢”事件的发端。然而，沸腾的清议运动并未因遭受如此弹压而止息。被投入狱中、剥夺官职的李膺等人反而成了清议运动中的英雄。
这一年年底，桓帝去世，年仅十二岁的灵帝即位，桓帝皇后窦氏作为皇太后摄政，其父窦武随即按照惯例担任大将军，主宰内朝。窦武对于宣言反对宦官的清议之士向来抱有好感，而同时清议派的领袖陈蕃也被任命为太尉（军队最高司令官），两人遂一同开始筹划清除宦官。清议之徒这时想必越发踌躇满志、认为目标在望了。前面所说以窦武、陈蕃、李膺等为榜首的“三君”“八俊”等全国性名士榜，应当就是在这个时期排定的。
然而有必要注意的是，窦武所处的立场是外戚，而如前所述，外戚和宦官之间是为掌握政府实权而在内朝反复死斗的关系。或许窦武只不过是为了从宦官手中夺回政府实权才把陈蕃等外朝高官推到前台，利用了甚嚣尘上的清议运动罢了。连这个窦武都被推戴为“三君”之一，可见清议运动恐怕已被外戚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不自知了。
总而言之，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九月，窦武、陈蕃等计划在朝廷上诛灭宦官，但宦官一方刺探到了他们的动静，先下手为强，诛杀窦武、陈蕃。于是次年（169）十月，以“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1开始，对贴上“党人”标签者下手彻底弹压。李膺以下百余名著名官僚和知识人被处以死刑，对逃避逮捕的党人则严加通缉，甚至连藏匿党人的嫌疑之家都在处刑之列。针对多达数百人的党人发布“禁锢”令，亦即剥夺官职、禁止出仕的命令，并最终于176年范围扩大到其家族随从。直到184年黄巾大乱爆发为止，将近二十年间，这一命令都被严厉执行。
东汉概要图
彻底弹压后的清议人等
由于166年和169年的两次党锢事件，尤其是经过169年实行的第二次彻底弹压，作为清议运动中枢的儒家官僚被粉碎，其势力在官僚体系中被一扫而空。匿名易服、好不容易才躲过逮捕的党人名士都转入地下活动；仅受到免官处分的党人则隐居于故乡家中，充其量不过以教授门人度日而已。
然而，清议运动深深地扎根在乡村社会希望护持共同体秩序的民众与知识阶层的乡论中，即使酷烈的弹压也不足以将其斩尽杀绝，清议世界作为在野的潜在势力，仍顽强地生存着。实际上，以逃脱逮捕的党人颍川陈寔等为中心，新的在野名士层出不穷；汝南许劭、许靖兄弟所作的人物批评，具有认证天下名士的权威，以“汝南月旦评”之名闻名天下。
清流士大夫关系图
于是在以颍川、汝南，或者大儒郑玄等坐镇的北海等地，即今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南部等先进地区为中心的乡论圈子和清议世界，虽然已被禁止公开抨击政府，但仍以认证贤德之士的人物批评形态延续了下来。随后，在184年爆发的黄巾大乱中，东汉政府的虚弱无力暴露出来，与这一政权关系紧密的外戚贵族和宦官之流，无可避免地与东汉一同走向了灭亡的命运。在那些虽然身受严酷的党锢弹压，却仍然在舆论支持下被认证为“名士”的人们当中，反而孕育出了扛起下一个时代的力量。在不久后降临的六朝时代中形成了文人贵族阶层的，正是这些继承了清议谱系的人。
（本文摘自川胜义雄著《魏晋南北朝》，林晓光译，后浪|九州出版社，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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