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任、辞浙大校长的“纠结”

经浙大教务长郑晓沧首先提议，（《竺可桢日记》，1936年3月11日）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等人推荐，1936年2月21日上午约11时，蒋介石在南京孔祥熙官邸约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哈佛大学博士竺可桢，邀请其赴杭掌浙大，希望速速决断，马上答允。

竺可桢并不情愿，没有当场答应，只称“尚须考虑”、“须与蔡先生（按：指蔡元培）谈后方能决定”，七八分钟后会见结束。（《竺可桢日记》，1936年2月21日）随后几天，竺可桢密集征求师长亲友意见，各方反应不一，他本人也有多个纠结。

竺可桢

是否接任校长

竺妻张侠魂人如其名，确有侠气。她逆向思维，力挺丈夫接浙大校长，告诉学生：“你们的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陈训慈《竺可桢出长浙大由来及其他》）妻姐张默君也劝任，“借此可以转易学风，展施怀抱。”（《竺可桢日记》，1936年2月25日）

陈布雷弟弟陈训慈在南京高师（后组建东南大学、改称中央大学、今为南京大学）求学时，是竺可桢的学生，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他来信以“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为由，劝竺接任。（《竺可桢日记》，1936年3月6日）

1933年6月18日，中研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军统刺杀，蔡元培即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他反对竺接任，但不必硬拒，“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连襟、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泼冷水，分析“党部方面再值‘二陈’（按：陈立夫、陈果夫）不甚受蒋用之际，当不致明与为难，但暗中挑拨等事则在所不免。”留美女同学陆次兰（按：其夫路季讷为东南大学教授，1910年与竺可桢同批庚款留美）来函反对：“政界生涯不易领受，而气象事业一旦放弃，亦极可惜。”（《竺可桢日记》，1936年2月25日、4月4日）

竺可桢本人有短暂犹豫，他专致于学术研究，无心政治，影响他决定是否接任的三个原因分别是：一、性格——“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二、战争——万一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余不能离杭，则不免悬心吊胆。”三、任期——即使做校长，他不愿长做，只想做半年，“半年之内亦难看见成绩。”他的如意算盘是，“能将学校安定过去，半年以后就回复我的现在生活。”（《竺可桢日记》，1936年2月25日、23日）

是否只任半年校长

他愿意任浙大校长，却只愿任职半年，多少有些书生气。要么干脆不做，做了肯定不止半年，否则还不如由教务长郑晓沧代理校长半年。不过他只愿做半年是认真的，而且已考虑半年后的接任人选，又请蔡元培推荐接任人选。

1936年2月23日、24日，他两次拜访蔡元培，对浙大的矛盾分析透彻，“郭（按：指浙大前任校长郭任远）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入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他不是很想去任校长，又不甘心浙大继续被“二陈”的CC系操控，所以想自己先干半年，再与蔡元培商讨推荐合适人选接任校长。

他考虑的人选是同事王季梁，第一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一起在哈佛大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中国近代分析化学学科开创人，时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蔡元培推荐两个接任人选分别是汤尔和、陈剑修。（《竺可桢日记》，1936年2月23日、24日）前者为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历任北京医专校长、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是蔡任北大校长的重要高参之一，“七·七事变”爆发后晚节不保，很快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后者为伦敦大学硕士，时任中央大学教务长，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不合拍，早有赴浙意愿。

3月1日，竺可桢拜访翁文灏、陈布雷时，虽然明知“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十倍于研究所所长”，已明确放下内心纠结，决心临危受命。“浙大校长虽非素愿，但咏霓、布雷等既相推重，余亦愿牺牲于一时，但不愿放弃气象研究所事。”陈布雷认为只任半年校长，“时期太短”、“不必提出”。陈训慈也认为，“接受浙大校长事不加以期限，且谓外间谋此事者人多，不宜久搁。”蒋介石更希望竺“速决”。教育部长王世杰认为竺任浙大校长，“最好不要限定时期，因一则限定时间教员难聘，二则时间短未易成功。”（《竺可桢日记》，1936年3月1日、6日、8日、16日）

4月7日，行政院政治会议通过竺可桢长浙江大学的议案，此时谁也未曾想到竺的校长任期竟然长达13年。他不愿做校长，更不愿做这么长，却成为浙大有史以来最好的校长，至今无人可超越。

提起大学校长任期，民国超长的不少。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15年，梅贻琦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17年、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原子科学研究所所长）7年，张伯苓任南开大学校长29年，李登辉任复旦大学校长23年，熊庆来任云南大学校长12年，王星拱任武汉大学校长12年，何炳松任暨南大学校长11年。

接任后反复辞职

1937年3月1日，依任职半年的前约，竺可桢分别向教育部长王世杰、陈布雷提出辞职，推荐川大校长任鸿隽继任。陈布雷不同意，“任至浙大极不相宜，因中央有若干人颇不喜之。”1938年2月，竺又致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表示自己的志趣仍在气象研究，请朱与教育部长陈立夫面商，以中研院名义调其回气象研究所。

1940年5月、9月，竺可桢曾两次致函教育部，请辞浙大校长，以便专心从事气象所的研究工作。（田兴荣《1940年代竺可桢请辞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一职始末》）

杭州浙大西迁竺可桢旧居

1941年4月11日，竺可桢又坚持请辞浙大校长。翁文灏转告陈布雷的反对意见：“布雷谓继任人选不易得。”陈训慈也反对，竺坚持认为浙大校长、气象所长“二事不可兼，兼则必愤事，亦非余体力所能胜任也”。次日，他面见陈布雷，再次提及辞职一事，自责“此五年中，余不常至气象所，遂致工作全部停顿”。

陈布雷始终不松口答应，只是“颇同情，但以继任人选为虑”。竺可桢急于解套，当场推荐四个人选：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交通大学教务长李熙谋（按：浙大首任工学院院长）、广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庄泽宣（按：浙大教育学系前系主任），陈布雷也考虑北平研究院襄理院务的副院长李润章接任。都不了了之。

找个好校长，其实比找个好教授更难。竺可桢屡次申请辞校长，教育部长陈立夫始终不愿放人，提议将竺可桢与西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对调，这既可解决浙大校长继任人选问题，又可解决竺可桢兼顾在重庆办公的气象所工作。当然，竺可桢的工作量不会有任何减少。这一提议遭到竺的反对：“我所辞去的是大学校长，不是要求换个地方，如仍任校长，则宁愿留在条件艰苦的浙大。”（“竺可桢传”编辑组《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1941年6月20日，竺可桢分别致函教育部次长吴士选、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又表明辞浙大校长、回中研院气象所之志，拜托两人向陈立夫转述。陈始终不松口，9月26日，竺会见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时，只好提出改辞气象所所长一职，并推荐吕炯和黄厦千作为继任人选，此项提议仍然不了了之。直到1946年8月，他才辞去气象所所长一职。

1947年11月5日，竺可桢至教育部，向部长朱家骅报告：“于子三死事经过情形，并告以浙大事余不能再干。”朱深恐他的辞职引起学生误传，竭力劝阻，他无奈接受，“值此困难关头，余若辞职，亦必受人责备，故不能不再硬得头皮干下去。”11月6日，他再次向朱家骅提出，至明年春天决心辞职，“因在内外特务、政客交迫之下，余实无以应付，且为校长十二载，实亦可以对得起浙大，对得起国家矣。”11月7日，他又以同样理由，向陈布雷提出辞职。

辞职后解释原委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教育部连续来电，催促竺可桢离开杭州，实质是催促他离开大陆。竺接电后，离开浙大，终于变相辞职。

据竺可桢相关日记，4月26日夜，浙大风吹草动，“全校为之骚然。”28日，教育部长杭立武致电杭州市长俞济民，“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竺可桢再三确认，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奉璋与省保安司令王云沛没有进入浙大捕人的想法，“心为之大安，但从此亦决定余不能不离校。”他将杭立武通知来上海的电报，视为“表示余已可离校不负责，亦等于准余辞职矣”。

杭州浙大西迁竺可桢旧居

29日晨，杭立武再次致电竺可桢，“谓有要事相商，速来沪”，坚定竺辞职离校的决心。他连夜离杭，次日中午抵沪，下车不久就托人带话夫人陈汲“决不去台湾或广州”。下午3点拜访杭立武，获悉杭用两封电报催他来的意图，“嘱余赴台湾或厦门，余均不允。”当晚，杭又送来旅费二千万元，他不屑一顾，只是“当袁洋五元”。

关于离校赴沪的原委，竺可桢间隔12年有三个版本。

据其1949年4月29日的日记，两个理由是：第一，学生安全无虞，浙江省政府不会进浙大抓捕学生；第二，不想上国民党漏船，“杭州谣传日多，谓余将出任维持会副主席”，“余若再留浙大，极难剖白对于政治上有何关系，因之决计暂时避开”。

据其1949年5月2日致留校主持大局的严仁赓、苏步青函，“原拟维持学校至最后一小时”，离开的直接理由是“叠接部电，使桢不得不提早离校，接第二电更不得不来沪”。他是国立大学校长，必须服从教育部令，但他此时如想辞职，不必非得亲自到教育部办手续。

据其1961年12月30日的《思想自传》，又提供另外两理由：“首先，由于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从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对于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旧业为适当”。

他写《思想自传》时反右刚结束，政治运动既多且险，他有意无意强调自己站在左派学生的政治立场，强调人身安全风险和国民党不利他的一面。实际上，竺可桢无此风险。1949年4月15日，朋友告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特务人员“和平分子”的黑名单中。“周普文告余，云渠见特务人员之二张黑名单，一为反动分子，不易见到；一为和平分子，朋友甚多在内，而余亦名列其中。”所谓“和平分子”，只是表明政治中立，和国民党没有一条心，但也未必和共产党一条心。

杭立武火急火燎催竺可桢来沪，动机是不愿他留大陆，动员他去台湾（去厦门只是过渡）。国民党逃亡台湾之前，杀了不少政治犯和共产党员，但著名学者不跟随离开大陆，国民党没有绑架其家属作人质、逼迫甚至暗杀，大致尊重本人意愿。

竺可桢离杭州可与梅贻琦离北平对比，笔者浅见，两位先贤都是维护自身尊严和士族气度。梅离北平前，已想清楚必离大陆、不赴台湾，获悉蒋介石派来的第一架专机是接胡适等人，他不在名单上，即使有空位、有人劝上，即使郊外炮声隆隆，机场面临炮火封锁，仍拒绝登机。直到傅作义军队在北平城内拓宽临时跑道，第二架专机派来接他才登机。而且与很多人行李细软众多不同，只随身携带一小箱，主要是清华历年账目，再拎个打字机，南京下飞机也从容沉着。他随即赴美，目标是保住属于清华的巨额庚子退款。

竺离杭州前，已想清楚不离大陆、不赴台湾。他和胡适、梅贻琦、傅斯年一样，此时对中共好感不多。虽然他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在浙大保护左派师生不遗余力，毕竟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党如何执政、是否清算未知。他先行辞职，回中研院安心学术，以观后效。他向来不贪恋浙大校长职位，而且清楚共产党执政后，未必会让他留任；如共产党有礼贤留任的诚意，再出山也不迟。

1949年5月17日中午，竺可桢接到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自台北来电，邀他赴台大。竺可桢以“十四年长浙大，若欲重执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温习、静读不可也”为由，复电辞谢。杭立武和国民党还不死心，既然竺不愿去台湾，就鼓动他去法国。19日清晨，杭从广州发电，请竺“与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按：朱恒壁）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

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各部已迁广州，竺可桢应邀去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会议，如要前往，须赴广州办理护照。竺心中无底，前路未卜，没有完全排除出国开会的可能。至于出国后是否返回，竺不可知，首先得出境，出境后再观察国内形势变化。

5月20日，他至上海中央银行，“拟提取所存六百余元美金，以为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可作为旅费。”没想到白跑一趟，因为私人存款必须在广州提取，于是他感慨：“凡奉公守法之人往往吃亏，此现政府之所以不能受人爱戴也。”

5月31日，他获悉，“杭州市长谭震林已按中共当局令余回浙大主持”，他没有丝毫兴奋，反而认为如确有其事，“乃真不幸之事，因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厌恶万分也。”

6月8日，他收到妻子陈汲三天前写的信，“知浙大校内壁报说我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妻子为劝他别回头，竟然“威胁”丈夫如回校，“她就要分居。”

浙大左派学生拒绝竺可桢返任校长，惊动周恩来。7月9日，周恩来致电华东局和浙江省委书记兼浙江军区政委谭震林、浙江军区司令员王建安，表达不解：“竺过去在于子三事件中，同情学运，今春当蒋党用飞机迫其离沪时，亦设法逃避。”接着指示：“此次拒竺事件，详情如何？竺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学运方面有否偏向，盼查明详告。”实质已对浙大“学运偏向”提出了假设和疑问。

此时社会的政治大气候和浙大校内的政治小气候，竺可桢回不去、也不想回浙大了。1949年8月，22年前曾受聘为浙大教授、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的马寅初，被任命为浙大校长。

7月9日，竺可桢随上海团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13日，北京市长叶剑英在代表大会的筹备会上讲话20分钟，竺在当天日记中评论“极中肯綮”。7月19日晚，周恩来、吴玉章、李维汉邀请竺可桢等科学家在中南海春藕斋共进晚餐，“周恩来询各人对此次科学会议之意见”，坦陈“人民政府起自农村，对于农村建设较有把握，而对于工业建设颇有茫然之感”。

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魅力无可抵挡，独一无二。竺可桢终于下定决心，要为新中国建设贡献所有的力量。9月，他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提议为努力发展自然科学，应单独增加一条。这个提议立即受到重视而获得通过，即《共同纲领》第43条：“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1月，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和中国的历史，都翻开崭新的一页，很快都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