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印度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学者阿吉兹·阿罕默德逝世。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由严海蓉教授的按语和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的中文版前言《阶级、民族与文学——透视后殖民叙述的兴起》两部分组成，在这篇前言中，阿罕默德简要而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于后殖民理论发起“质询”的出发点。
【原按】
2022年3月9日，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 1941-2022）与世长辞。中国读者或许不太知晓阿罕默德的杰出贡献，在他的众多著作中，目前只有一部翻译成中文。著名印度学者维贾伊·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在理论内部》（In Theory）教导了一代人如何思考和书写理论。”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得益于欧洲的部分思想资源和南方国家的知识移民，美国人文理论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样态。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理论书写，蓬勃且酷炫。在后冷战的日常中，这些围绕帝国、殖民、民族、阶级等关键问题的书写，在某些意义上继承了二十世纪反帝反殖民运动及其知识生产的成果，但是同时更对其进行了解构和重组，把政治思考转化为哲学思辨，把殖民地阶级问题引向文化探讨。当这样的书写以前卫、进步的风范引领美国人文知识生产，盛产出多种站位的时候，阿吉兹·阿罕默德指出，实际上这是知识远离社会实践而学院化的"内卷"（involution）。他的《在理论内部》（1991年） 把其中具有引领性的典范之作当做暴露时代“症候”的文本，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把理论生产活动还原到时代的生产条件之中，把理论书写者还原到他们的社会关系之中，以此呈现出理论书写内卷的政治内涵。这的确是一部教导人们如何深刻思考理论书写的著作。可能让阿吉兹·阿罕默德无奈的是，他这部批评后殖民的恢宏之作，因其鞭辟入里，反而被奉为后殖民的经典之一。
阿吉兹·阿罕默德
阿吉兹·阿罕默德1941年出生于英殖印度，曾在巴基斯坦求学，在美国和印度广泛参与文学、政治和社会活动。除了《在理论内部》，他的著作还包括A World To Win: Essays o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999），Lineages of the Pres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enealogies of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2001）, On Commu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Offensives of the Far Right （2002）, Iraq, Afghanistan, and the Imperialism of Our Time （2004），In Our Time: Empire, Politics, Culture （2007）。在他生命的晚期，朋友们对病中的他做了深度访谈，出版为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 （2020）。阿吉兹·阿罕默德的写作和活动，根植于他对现行世界秩序的批判；他认为，帝国主义、去殖民化和社会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
2016年5月，阿吉兹·阿罕默德曾短暂访问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2017年秋，高研所曾邀请他为访问学者，他因为身体状况未能成行，但是他热切盼望能再访中国，于2017年8月5日，他写道，“The idea of coming to China — just Beijing, really — even for a short visit still excites me enormously.”
其言在耳，斯人已去。我们失去了一位深刻、杰出的知识分子，也失去了一位可敬的朋友。不过或可告慰的是，他生前的活动和思考，会继续发挥作用，将影响更多的人。
严海蓉
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教授
【正文】
阶级、民族与文学——透视后殖民叙述的兴起
（《在理论的内部》中文版前言）
《在理论的内部：阶级，民族和文学》一书的中译本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者主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荣幸和愉快的事情。对于我这一代生长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印度作家来说，中国这个名字意味深长。对于儿童时期的我来说，中国是一个古典文化与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相提并论的国家，同时它仅在印度殖民独立（1947——译者注）后两年就赢得震惊世界的革命胜利。我们这一代学生，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这场革命的影响和激励之下。孙中山和周恩来是家喻户晓的名字，更不用提毛泽东本人。一本乌尔都语（Urdu）译本的鲁迅小说，是我早年阅读的外来作品之一，孔子及佛教经典的译本并置于我们父亲的书架上。这些早年的中国兴趣，都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理论的内部》几乎同时出版于伦敦和新德里，接着出现了土尔其和葡萄牙（巴西）译本，书中的部分章节更是更翻译成多种语言。然而，中译本的出现仍然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我的书至少去了我不曾去过的地方。（编注：阿吉兹·阿罕默德的中国之旅终于在2016年成行，并短暂访问了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92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世界已经变得几乎难以辨识，很难重新抓住那些争论发生的语境。在下面的简短前言中，我将反省这本书的语境以及这本书在构思和写作时的关注所在。
（一）
除了讨论弗里德里克·杰逊姆“民族寓言” （Fredric Jameson, ‘National Allegory’）的第3章在1987年较早发表，这本书的其它章节都写于这本书出版前的1988年底和1991年。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是当时世界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随后我写出了这本书。有人可能会说，这本书的写作非常接近于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说的“短暂的二十世纪”（1914-1991）结束的时候，目睹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开始和终结。有关于苏联及其国家系统解体的政治、经济、军事后果，我已经在其它地方进行了详细讨论。写作《在理论的内部》一书时，这种结局仍然没有被揭示出来。我很谨慎地不愿把这些事件带到书中，因为距离太近了，还不适于反省。我想反省的是左派自身视野——主要在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中的重大转折，它形成于20年来的欧美学术圈中，并从这些全球性的权威机构中散布到全世界。我曾经在美国大学任教，而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回到印度。由此，我特别关心联接前殖民地国家的学术机构与帝国主义中心机构的依赖关系的传播链条。这种不平等是结构性和功能性的，无论个人意图或特定学术专业的偏好如何。
这种转变的标志之一，便是文化左派理论中的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衰落，以及取而代之的我在其它地方称之为（借用德国历史学家Lutz Neithamme的一个术语）“后情境”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社会主义等。在我看来是英语世界文化左派最有理论头脑的人物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就是在这种新的争议中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互动与紧张中绝佳例证。同时，这种新的主流欧美思想的“后情境”，对于如何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重审殖民地和帝国、阶级和文化、民族主义和普遍主义等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于是，就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产生了一种被称为后殖民主义的新学科品牌。
由过去的殖民主义及反殖民化以来的多种文化帝国主义形式所带来的文化灾难，对于以不同形式、在不同时间遭受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操控的各个国家的作家、知识者和文化工作者，以及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左派来说，自然是一个恒长的问题。然而，还很少有人认识到作为一种学科以及作为一个文化思想词汇中的术语的后殖民主义是如何兴起的？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当代后殖民理论界权威学者罗伯特·扬（Robert Young）在1990年出版的深具影响的著作《白色神话：书写历史和西方》一书，差不多用一半篇幅讨论萨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Bhabha）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不过后殖民主义的字眼并没有出现在索引中，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是存在的，但没有后殖民主义。这说明了这个学科是如何的新，事实上它是在90年代以后才兴起的；准确地说是后苏联时代——尽管后殖民主义现在要为自己回溯至一个世纪之久的全球化历史。《在理论的内部》一书既不是这个学科的一部分，也没有持续地关注它（零星的评论除外），理由很简单：这个学科在那个时候还刚刚开始。对于那些对后殖民主义有兴趣的人来说，我的书提供了一种特别阅读——我本人的阅读，籍此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理论在在形成时期的文学—文化生产语境。
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因素导致了文学-文化领域的变化？我在20年代前是如何探讨这一问题的呢？
（二）
对于《在理论的内部》一书，英美学术界的解读大多只注意书中有关杰逊姆、萨义德和拉什迪的三章。对我来说，导论“我们的时代符号系统中的文学”才是最主要的，它阐述了战后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从1949年中国革命至40年代苏联集团的崩溃——而那三章仅仅是例证性的，为的是说明我在前言中的基本观点。概言之，我认为70年代中期构成了这一阶段的分界线。这里无法详述全部观点，不过一个大致的概括有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表述这种文化理论的结果。
1945-1975这四分之一的世纪，总得来说是非常独特的，它有四个互相联系却不平衡的因素。第一，这个时期目睹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古巴及东南欧——的发展。第二，亚非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反殖民化浪潮，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三，大量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国家聚集到了由中国和印度促成的万隆会议之下，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然而通过社会主义抵抗帝国主义资本而寻找独立的经济发展。第四，这一时期，欧美资本主义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和科技进步，因此目睹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帝国主义瓦解的这一时期也常常被形容为“资本的黄金时代”。殖民帝国的瓦解，战后欧洲列强的对抗结束，冷战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创造了新的联盟，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场巨大的从西方民族资本向跨国帝国资本的转变，是由美国操纵的。资本因此获得了高度的集中力量和联合行为的能力，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及新独立的殖民地穷国所缺乏的。
虽然资本主义中心区出现了飞速发展，不过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遗产及民族解放运动、万隆会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及与反殖民民族主义的联盟仍然是全球文化左派的主导理论立场。
在引人注目的战后发展时期之后，至1970年代中期，我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亚洲或者被推翻（1965年印度尼亚亚血腥政变；1967年埃及纳赛尔〖Nasser〗的下台等），或者像印度那样深陷自身矛盾的泥潭。同时，马克思主义游击运动在拉丁美洲被击败；皮诺切特（Pinochet）对于智利阿连德（Allende）社会主义政府的成功政变（1973）表明美洲大陆左派的全面失败，它立刻导致了古巴的完全孤立。那个时候，中国面对着WG后的内在危机及政党和社会的重建，随之而来的是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和被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出现。
苏联及其经互会同盟国家未能在工业和科技领域成功实现从外在向内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转型，原因无法在这里详述。1956年苏联对于匈牙利的军事干预，特别是1968年对于捷克的干预，颠覆了苏联——以至于共产主义——在西欧的声望。无需多说，我们都知道在1968年暴动之后，西欧走向平静。接着而来的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东西，即来自于刚刚目睹了对于战后最大群体暴动的镇压的巴黎。这种暴乱，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是一种全球的危机——不仅仅是欧美地区，也包括了全世界主要地区——作为文化左派主导理论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由此开始。文化理论是知识生产的一个领域，并且无疑具有自己的历史：理论的自我反省，导致了它的进一步的发展。的确如此。然而这种自我反省的协同性何在呢？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文学理论并不像资本主义那样具有自身的逻辑，它的概念结构的转变必须作历史地理解，考虑到它自身历史的相对自主性，考虑到整个领域及其外在决定因素——政治、经济、地理、制度等。
我在这里使用了“决定”（determination）这一字眼，对此我应该加此说明。基本而言，我们可以在较强或较弱的意义上进行理解。一方面是众所周知的决定论，这是较强意义上的，也就是“反映论”，它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政治经济的发展。这种反映论来自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者说来自于其中的著名段落，很明显它来自于恩格斯。不过还有另一种理解方式，即较弱意义的那种，我认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后来的文字，特别是《雾月十八》这样的政治文本，不过它在当代文化理论中通常被归结到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我看来，尽管如此，就其更大的理论奠定背景来说，英国共产党历史小组，特别是克里斯特夫·希尔〖Christopher Hill〗和E.P.汤普森〖E.P.Thompson〗也是应该被考虑在内的）。这种较弱意义上的“决定”，意味着“决定”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限制视野，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划定界线的东西，在此界线内外，个体或个群体——甚至国家与阶级——行使着他们所拥有的自由：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结构和媒介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的内部》一书正是围绕着随社会、历史等因素而来的文化决定论思想而结构的，不过我使用的是较弱意义上的“决定”，行使着必然性内部王部的自由，并回应着周期地发生于这个王国的再组织。我曾在这本书中断言，我所谈论的这种文化理论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左派失败的积累、苏联模式政权的退化，导致了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怀疑主义，从反殖民斗争走来的独立国家的失败和迷茫，同样导致了民族主义各种形式的败露。文化左派的理论调整，正是由决定理论产物的更大世界的实际转变所导致的。这种“决定”的思想，即便在较弱版本上，可以构造出一种系统观点吗？有先例吗？
（三）
先不涉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契、葛兰西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这里首先提两个当代学者，一位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位不是。
在《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Considerations of Western Marxism）一书中，佩里·安德森曾提到，一次大战后欧洲劳工运动的失败导致多数欧洲马克思主义者被迫撤退到大学，不再持续参加军事政治。法西斯在重要国家的胜利，逼迫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走向沉默、流亡以至死亡。安德森指出，其后果不仅仅是很多杰出的思想家的损失（葛兰西及本雅明的死亡），而且带来了理论方向本身的显著变化。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移居美国，就带来很多自我政治限制。更进一步，安德森认为那些政治失败及由此而来的距离，导致了理论化的倾向以及某些学科的转变（如从政治转向哲学），对于那些在大学中寻求庇护的人来说，理论工作从日常政治中剥离出来了。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而言，这种特定转型的结果是，很多——可能是大多数——此类知识者开始较少思考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重建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而较多思考实践政治领域之外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回应他们身在其中的资产阶级学院的压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日益从劳动运动的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并且忙于应付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
在其著名文章《旅行的理论》（Travelling Theory）一文的段落中，萨义德反省理论从革命的布达佩斯到学院的巴黎、从卢卡契到哥德曼（Goldmann）之间的旅行过程，正是循此路线而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萨义德的观点与安德森很像，只不过后者的逻辑导致他使用了“退化”（degradation）这样一个很重的字眼。萨义德接着说：“我并不希望说布达佩斯到巴黎决定了卢卡契和哥德曼的理论类型，我的看法是：‘布达佩斯’和‘巴黎’是不可化约的第一个条件，它们提供了每个作家发挥其自身才能、偏好、兴趣和回应的界线和条件”。在这里，“不可化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我所说的“决定”（在其它地方，我将“结构决定论”形容为“有限的视野”）。同样，在我看来，在“不可化约的第一个条件”与个人及群体的“才能、偏好、兴趣”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接近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结构与媒介的辩证法。
我自己在《在理论内部》一书中所使用的方法，几乎和萨义德一样。一般而言，人们可能会说，左派知识分子历史地假定，大规模的历史运动会产生无数微小、局面的功效；人们工作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会直接间接地塑造人的工作；群体溃败和右派领导权常常建立在孤立意识和遵从压力之上；阿尔都塞所说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常常只是给我们在失败时刻提供异议范围的界线，同时也给职业化开放了机会。雷蒙·威廉姆斯在战后不久就书写了他的孤立意识；汤普森是在1956年之后；萨义德本人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书写了他由来已久的孤立意识及一时的迷茫。
《在理论内部》
（四）
马克思主义文化左派与反殖民族主义在1960年底的联合过于紧密，以至于互相取代了。接踵而至的便是安德森和萨义德所说的调整，安德森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的，萨义德则将之为“退化”，这种调整建立在萨义所说的“揭穿”（debunking）和“谴退”（dismissal）的双重意义上，并且仍然保持萨义德所说的“较低的色彩”（“a lowering of colours”）。德里达的著名著作《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of Marx）是这种“较低色彩”的最好例证，它与马克思的华丽结合伴随着对于社会主义的无情否定，它的政治主张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以至于主流自由主义不知道如何去反对它。《马克思的幽灵》现在以解构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阅读的解释学。你可以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化”——德里达的确说过这句话。参考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安德森曾强调从军事政治向学院职业化的后退；理论的生产主要并不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社会主义政治，而常常是为了回应盛行于学院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学向哲学的转变。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了呢？
对于《理论的内部》一书而言，三个方面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意识形态立场意义上的文化主义的盛行，这种立场不再仅仅将文化视为人类经验和社会组织的对象，并且将其作为一种决定的力量。这种文化主义不仅渗透于文学或文化理论，而且渗透于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广泛领域。文化在这里被视为跨历史的“西方”与其文化他者之间相遇的根源；殖民主义日益被看作文化统治他者的后果；种族主义与其拿来解释奴隶贸易，不如说是它的后果，它是欧洲殖民主义事业的合法意识形态。
第二，有关于殖民地和帝国的问题，重点已经从经济、政治及地理控制转移到“殖民话语分析”，这是与福柯的话语理论联在一起的，福柯完全否定“历史可以从政治经济及国家两个场域进行书写”这一说法。殖民主义因此首先被作为一种文化碰撞得以被研究，并且是现代性体系中的一种基本权力话语。
接着而来的第三点，就是我在书中所提到的“无限的文本主义”。在这里，殖民主义并不被理解为一种积累的体制，而是其意识形态的构成。不仅是其显在的意识形态，也包括整个欧洲的作家、知识者及哲学家的思想；不仅在殖民时期，并且包括整个欧洲历史。因此，任何试图整合现代帝国主义、资本和阶级的理论，都很容易变成对于跨历史的西方和全部“现代性”的否定。在这种修辞浮夸中，我们已经很难说启蒙以及反启蒙非理性主义都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殖民主义及民族解放运动，现代性已经不像往常那样不言自明，而是成了一个冲突的领域。
由此，民族主义自身也成了一个复杂的东西。在反殖斗争时期，民族主义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革命之举。最近以来，民族主义在文化（更明确地说在西方）左派中身价大跌，多少成了一种普遍的罪恶。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理由放弃我在《在理论的内部》一书开头的观点：
只有在明确的社会主义的位置上，我才会在批评时选择特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即使在它被否定的时候……特定民族主义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取决于阶级力量和社会-政治实践的结构，特定民族主义者只有在其组织起来的权力集团中才能发挥历史作用。这种立场既不同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也不同于后结构主义的修辞浮夸……它承认进步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实际存在以至必要性。有关于落后地区的人类集体性……所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只能经由它们自己的民族国家，除了为各种民类型的民族主义大业奋斗，对自己的民族国家进行革命重建，没有其它什么方法可以打破帝国主义的控制。……如果我们要对少数裔民族主义，宗教、语言和地区民族主义，跨民族的民族主义（如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发问，那么我们的出发点既不意味着赋于具有语言差异或领域认同基础的国家一些非历史的特权，也不意味着基于后结构主义的态度否定的确给予了特定群体真实文明身份的历史沉淀。我们所要争取的，是对于每个民族主义的社会内涵（social content）和历史诉求（historic project）的理性理解。有些民族主义实践是进步的，有些则不。
（五）
《在理论的内部》事实上主要是对于长篇导论观点的一个演绎，我前面只涉及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在英美学术界的讨论中，他们仅仅注意到了书中讨论杰姆逊、拉什迪和萨义德的三章，而这三章之所以引人注意，似乎并非其特定文本，而只是因为作者。并且，总地来说，在这些阅读中，这三章脱离了全书的主旨。对我来说，这些特定的文本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们让我有机会论述和进一步发展我在导论中提出的观点。
这里的讨论，是有偏重的。本书第五章论述萨义德的《东方学》，因为太过有名，我将不加涉及，原因是它已经成为了太多批评的对象。我希望对于引起西方注意的另外两章作一些简要评论。
第三章并不是对于杰逊姆全部作品的评论，而只涉及他的一篇小文。杰姆逊早年是一个在美国学界享有盛名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而在发表这篇文章后，盛名开始跌落。我感觉，这篇文章与他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思想是不太相符的。我之所以感到惊讶，是因为我本来期望从杰姆逊那里得到一篇更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论述，在那里民族主义不会脱离阶级和资本问题。我认为，直至争论开始的1980年代，资本主义无论在先进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已经成为了生产的主导模式，而在民族主义还是一种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对的革命意识形态时，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并且，每个民族主义都必然都有一个选择：是与社会主义联盟还是与帝国主义资本联盟，这种选择决定了这个民族主义是进步的或反动的。在我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性质，还意味着不可能出现先进和落后地区两个完全不同文化生产逻辑。“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术语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指向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当然，生产模式及文化逻辑上的绝对化，对我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无疑是反殖民民族主义斗争中社会文化生产的主要形式，不过仍然还有很多其它不是民族寓言的文化形式。由此，我很怀疑杰逊姆在那篇文章中有关“所有”第三世界文本都应该被读作民族寓言的说法。这一争议不仅仅只涉及到某篇文章的某个观点，我之所以选择批评这篇文章并非因为它可以代表杰逊姆的整个观点，而只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拓展我早年在书中有关于民族主义、文化形式及资本全球化等观点。
同样，第四章也不只是关注拉什迪及其主要主作品《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的，而是有关于《耻辱》（Shame）中的特定题材的，这部作品的名声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我并不打算评价拉什迪的整体成就及地位，只是关注特定题材——如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感觉的持续性，或者我所称为之“后现代移民”的题材。例如，英语文学中现代主义作家的移民现象是何等频繁——从爱尔兰到巴黎的乔伊斯和贝克特，从美国到英国的艾略特，从美国到法国及其它欧洲城市的庞德和斯坦因（Gertrude Stein）等，又如移民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后殖民理论——常常在后现代主义的名目下——的构建中担任了何等中心的角色。移民实在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我们有适时的移民美学，它认为民族归属在艺术上窒息，在道德上腐败。在拉什迪的几个文本中，正如在霍米巴巴甚至萨义德的文本中，都出现了一个论断：即一个移民西方大都市（萨义德称之为“航入”）的并取得永久居民的非西方出身的学者/作家，能够较其国人更为尖锐、诚实、直接地抓住原有国的社会现实。在拉什迪被伊朗的霍梅尼（Ayatullah Khomeini）追杀，多数阿拉伯国内知识分子与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合谋的时候，拉什迪补充萨义德的话说：“移民知识分子将自身作为自身的根源。”与此相类的，还有霍米巴巴的类似表达：“现在最诚实的眼睛，可能就是移民的双重视野。”在1970-1980年代，这些对于民族国家的攻击和对于移民知识分子的赞扬蔚然成风时，我开始疑虑，这些小说立场不仅就个人来说与阶级特权有关，而且就中心和结构来说与伴生着某种自由的意识形态有关，这种解释了自1970年代以来直到当今的金融资本运动，它在民族边界的积聚以及它对于民族国家的限制的敌意。总得来说，正如布尔迪厄（Bourdieu）所言，文化资本与资本具有相同的特征。如果像杰姆逊所言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那么，随之而来的后殖民主义是否也可以应用于这一逻辑呢？
对于移民的赞颂，伴随着对于民族-国家的解构，还有对于民族归属观念以及巴巴所说的“深厚民族”的驱除。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民族——在现代用法中它涵盖民族国家——显然是一种现代现象。然而，巴巴要解构的似乎是亚非反殖民主义，在那里，现代民族体是被过去的漫长历史所构造出来的，早于殖民侵略。中世纪王朝的中国，显然就不是一个现代民族。想说服众多中国学者放弃文化经验的“深度”观念是非常困难的，在他们自己的时间里，文化有几个世纪的积淀。对于很多后殖民知识分子来说，麻烦是他们似乎把殖民主义本身作为历史想象的出发点，却没有意识到，无论殖民灾难如何，对于像中国或印度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殖民主义只是历史中有限的一段。殖民主义似乎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有效的历史，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他们的当下。所有殖民主义之前的东西，因此变成了“前殖民主义”：殖民主义自身的发生背景。
（六）
《在理论的内部》一书中印度内部阅读讨论最多的章节——甚至被选入大学课程——是后来写的关于印度文学的一章。我在这本书中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思考我们自身具有悠久复杂的历史传统——殖民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的文学时，后殖民主义并不能提供什么用处。可以补充的是，这又是我在英美学术界未看到评议的一章。在这个领域，我并非专家，我的批评实际上是业余的。像多数印度人一样，我不懂大多数印度语言，不过像多数印度知识分子一样，我为这样一个事实感到高兴，即我们是多语政策的，多数印度人以一两种少数语言作为他们的母语。这里包括据说是世界最古老的泰米尔语（Tamil），及和英语一样古老的坎纳德语（Kannada）。还有北印度语（Hindi），它本身只是一种区域语言，但说这种语言的人的数量超过英语之外的任何一种欧洲语言。这些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还有其它几种语言，都具有几个世纪的文化传统。你怎么就能随手解构这“深厚民族”？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不同语言的丰富传统面前，是否可能只谈一种单一的印度文学？有人可能说，按照印度官方说法，所有这些整体构成了多样的文学传统，语言多样性也构成了印度文学的联合体。不过，这似乎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无论当前官方说法如何，我们应该知道，就宪法来说，印度不是一个像法国或德国那样的单一或语言单一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民族的联合体，有点像前苏联或前南斯拉夫。即便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也有足够理由质问，印度文学能否像英语文学模式或欧洲文学的比较文学模式那样，成为一种民族文学？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首先是因为在我们所继承的欧洲话语中，民族文学的观念与民族语言的观念密不可分。你见过用两打语言书写的民族文学吗？除了现代国家的领域这一偶然事实外，文学统一性的根据何在？这些文学自身事实上较1947年才独立的现代印度要古老的多。由此，应该有一些内在于这些文学传统结构的东西，一些借鉴和传递的历史，一些文类和词汇穿界的东西，如此才可以解释跨越多样性的灵活的联合体。这里无法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在这本书中，我会以一个非专家的身份，对此进行讨论 。
还有更复杂的事情。文学的现代概念，正如其字面所表明的，与文字的读写相关。不过，很多文学与宗教、仪式及朗诵、唱歌及跳舞等表现艺术紧密相关。这些根源的复杂性，很难用一种美学传统所概括。并且，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典，一种是起源于北部的梵文，另一种是南方语言的复合体。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它们是互相渗透的，但在多数地方，却不是这样。同样，古典音乐也有两种传统，这种“文学”的多数都是互相缠绕的。
在此，我无法深究这一问题以及这一章提出的其它问题，也不会总结我对这些问题的更进一步的反省。这里的主要观点是，英美学界所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及其由此所奠定的对于英美之外的文学文化的观点，都是为其文学机构的收藏而制定的，它是欧洲对于世界其它地方的扩张的产物，对于我们检视自己的历史并无帮助。在欧美学界，事实上有着明确的劳动分工。美国大学有区域研究的系所，研究非欧洲地区的语言、文学及文化。不过，在“后”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盛行的主流文学系，这些有关于非欧洲文学的深度知识却是罕见的，尽管殖民与帝国、民族主义与跨国主义等问题是他们试图理论化的。
（七）
自从《在理论的内部》出版的20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需要一套新的叙述来解释新的时代特征，它奠定了新的秩序，重组了新的政治形式以及新的文化生产。后殖民理论已经不像当初那样，依赖于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发展之后，整个领域变得更有争议，其中的一些部分还是很有政治、文化价值的。我已经发表过很多文章，讨论它们出现时的新特征、各种政治可能性及我们时代的灾难，还有文化和文学领域的新争议，不过没有涉及到后殖民理论的新趁势。我最近正在写一本书，大概可以看作是《在理论的内部》的续集。我希望中国读者以后能够了解这本新书的一些内容。
最后，我还是要说，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荣幸，谢谢所有参与这一工作的人员。
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
2013年9月6日
新德里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