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事活动看清明

“二十四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较为客观地体现出气温、降水、物候诸方面在四季中的阶段性变化，对于认知天人关系，进而帮助人们妥善安排农业生产、生活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清明”，即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节气，时为仲春与暮春之交，约公历4月5日前后，前承春分，后接谷雨。随着历史的发展，清明又演变为集上巳、寒食等节俗内容为一体的节日，也就成为了唯一被列入中国传统节日的节气。

然而，跟作为节日内涵的禁火、扫祭、踏青等清明节俗备受学界、社会关注不相称的是，与节气属性相关联的清明农事活动及其相关民俗事象已较少有人问津。当体现国家在场、知识分子人文关怀与元宇宙精神的英烈公祭、校园先贤祭祀、网络祭祀，由传统的清明扫祭节俗升华、脱胎而来时，我们不禁要问，疏解作为节气的清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的关系及其背后所呈现的人与土地的情感联结，是否还能为跟农耕文化价值体系日渐背离的现代社会发展带来超越各自本身的意义。

2022年4月3日，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的农民在田园里种植玉米。 视觉中国 图

一、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

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清明，是冬歇以后农事活动全面展开的重要时间节点，与终其一年的农业生产皆休戚相关。《荀子·解蔽》谓：“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以“清明”比附心性明澈之境界。《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亦曰：“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皆由内而外，将“清明”引申为物候明净的时间性概念。在这样一个春和景明的温润时节里，万物开始呈现勃勃生机，农作物的生长料理就显得尤为紧要了。

三月清明、谷雨前后是从事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唐代章孝标《长安秋夜》诗有云：“牛犊乘春放，儿童候暖耕。”诗句描绘的就是清明至谷雨时节，随着气温趋升、雨量渐多，日益忙碌起来的田间耕种场景。

在广大民间社会，亦长期流传着许多与清明耕种相关的农谚。“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说明清明节气，不仅有利于稻麦的播种，也是瓜豆、林木种植的最佳季候。所以，民国时期，北洋政府还将清明节认定为植树节。“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种莫迟延”，清明过后到立夏之前气温回暖明显，降水亦多。这期间的雨起到的作用，就是要浸透土壤，以便庄稼栽种，也就是所谓的“谷雨”。而对于发芽较慢的种子，还需在播种之前对种子进行浸种。“地温稳定十三度，抓紧时机播春棉”，清明前后，当地温稳定在十三度上下，除了瓜豆果蔬，还是种植棉花的好时机。

清明至，意味着大自然基本摆脱了冬的束缚。然而，前春暖，后春寒，究竟在这段时日及其前后的哪几天耕作播种为宜，则还要视当地以及当年的天气冷暖而定。这在（同治）《增修施南府志》卷十中说得很明确：“农人量气候之暖寒，于此节（清明）前后播种。”而据（光绪）《巫山县志》卷十五载：“巫邑清明时，农人始渍种，谚曰：‘二月清明莫在前，三月清明莫在后。’盖因时播种，早则春寒未除，缓则秧迟。”所谓“二月清明”“三月清明”，是指在公历中日期相对固定（ 通常在4月4日、4月5日、4月6日间变动）的清明节，在农历中却变动较大，有些年份在二月，如2021年的清明节就在农历二月二十三，也有些年份在三月，如2022年的清明节即农历三月初五。二月、三月之别，也就意味着时日的早晚和天气的冷暖，而这正是春耕播种的重要依据所在。所以，如果逢上寒气犹盛的“二月清明”，最宜于清明后播种；换作回暖升温的“三月清明”，则应在清明前下播。

2022年4月2日，成都邛崃市夹关镇花秋茶园，茶农们正在忙活采摘明前春茶。 视觉中国 图

二、桑茶采摘、旺麦攒肥的关键季候

清明、谷雨时节，也是采摘茶叶的关键季候。清明或谷雨前采摘的小茶芽，是制作上品绿茶的不二选择，其干尖锐若枪，旁出形状如旗，因称“旗枪”，此称名自唐代起，一直沿用至今。

用清明节前采摘的芽叶制作的绿茶，称为“明前茶”，具有芽嫩色翠、味醇香幽的特点。并且，由于这段时间春寒料峭，新芽初萌，明前茶产量亦较低，故尤自珍贵，民间常有“明前茶，贵如金”之说。

用清明至谷雨间所采茶叶制成的绿茶，则为“雨前茶”。雨前茶虽不及明前茶纤嫩清透，但由于此时气温回暖，芽叶生长得更为肥美，其滋味亦愈发鲜浓而耐泡。（光绪）《会同县志》卷十三曾记载：“谷雨，始采茶，烈火炮制，三炒三挪，再用缓火焙干，味颇香美。”可见，从清明一直延续到谷雨，皆为采茶制茶的大好时节。

在我国盛产的众多茶叶种类中，江苏的苏州东山碧螺春、浙江的杭州西湖龙井、金华婺州举岩、长兴紫笋茶、安徽的黄山太平猴魁、黄山毛峰、六安瓜片等各款知名绿茶也均以明前、雨前茶为佳。其中，长兴紫笋茶更是明确要求以清明至谷雨期的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精制而成，只有这样才能臻于芽色带紫、芽形如笋、芽味细嫩、芽香甘冽的极品境界。2011年，“紫笋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清明还是从事其他许多农事活动的重要时间点。作为时序标志的清明节气早已为古人所认知，并不断指导并支撑着各种农业生产实践。首先是搭建蚕室，裁剪桑叶。东汉《四民月令》记载：“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此时，养蚕农户开始安设、修缮蚕房和蚕架，为养蚕做足准备。（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七记载：“三月清明……剪桑叶养蚕，收罂粟浆。”当蚕房搭建完毕后，人们很快就开始了春蚕的喂养，采摘、裁剪桑叶便成为头等大事。对此，亦有农谚曰：“栽种枣槐还不晚，果树治虫喂桑蚕。”古人认为种树能赐予吉祥，养蚕户多在房屋墙下种植桑树，采果后再摘选桑叶。其次是施肥小麦，防寒驱虫。所谓“清明时节，麦长三节”，与春小麦在清明时节下播不同的是，在东北和西北地区，此时的冬小麦已进入拔节期，发育旺盛。相应的料理，原则上是不能控旺。由于冬小麦的拔节生长，需肥需水较多，所以要求充分的田间肥水管理，并预防倒春寒、病虫害等。其三是培植草花，积攒绿肥。清明的向暖和雨水，十分有助于草花的滋长，因此这也是农家蓄积绿肥的良好时机。比如，位于雪峰山脉丘陵区的湖南武冈一带，水田插秧一般安排在清明后，清明期间则要在田埂间培育大量的紫色草籽花，作为随后稻田秧苗的绿肥储备。

2018年4月4日，成都，都江堰放水节拜水大典在都江堰景区宝瓶口旁举行。成都商报 张士博/视觉中国 图

三、清明时节的收成预判与祈愿

清明及其前后又是判断粮食丰收、歉收的重要时段。清明前后播种耕田的宜当与否，以及其时的旱涝冷暖情况往往决定着当年收成的多寡，甚至于一些有经验者根据这一时段的某些物候特征，就能对秋后粮食的丰歉程度作出研判。（道光）《仁怀直隶厅志》卷十四载：“三月三日，听蛙声，上昼鸣，高田熟，下昼鸣，低田熟，终日鸣，高低皆熟，唐人诗所谓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者也。”此处反映的就是以三月三日上巳、清明期间的蛙鸣时间来预测粮食丰歉的民间智慧。实际上，当时的人们是通过蛙鸣持续时间的不同来推断该年清明时节的雨水、日照多寡，进而对未来的收成有所预期。正因如此，志书专门援引了唐诗中的句子“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而这两句同样出自前述章孝标的《长安秋夜》。

清明前后的许多节日活动、信仰、仪式都与下播希望、祈求丰收有关。蝗灾在中国历史上的爆发次数之频、牵涉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堪称世界之最，不仅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严重危害，甚至还由饥荒激化阶层矛盾，引发社会动乱。按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的数据统计，秦汉时期蝗灾平均为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则均为2.8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时有蝗灾的发生。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许多地方的民间社会素有驱蝗祈丰的习俗活动。而在播种关键的清明前后，这样的活动更显得尤为必要。（光绪）《垫江县志》卷一云：“四月，插秧后，乡农集质，演傀儡灯影等剧，驱除蝗蝻，豫祈丰稔，谓之‘秧功会’。”看来，清明插秧后的迎神赛会，不仅是为了农忙后的短暂休养与自我勉励，更是为了借神祇之力禳除萦绕心头的蝗患之忧。（道光）《宁陕厅志》卷一则云：“（清明）是月，唱青苗小戏，祀土神，以禳虫蝗。”这又是希冀通过祭祀土地神和唱戏娱神的双重方式来驱除蝗灾。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自然灾害，除蝗灾外，就是水旱灾害。晴雨旱涝历来也是左右农事活动与农业收成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一面播下种苗，一面憧憬丰稔的清明时节，不仅有以驱蝗为目的的祭祀、文艺活动，也少不了祈求风调雨顺的行为仪式。所谓“水涨清明节，洪水涨一年”，洪水在清明期间的涨歇，对于预判整一年的雨水走势及农作物相应生长状况都至为重要。在浙江地区，还有“清明响雷头个梅”的农谚，打雷落下梅子雨，也就意味着青梅即将上市。清明降雨对于青梅的催熟作用及采摘提示可见一斑。此外，在北方，清明的雨水有利于小麦的生长，但在多雨的南方，晴朗的清明反倒会成就麦子的丰收，所以有农谚云：“清明柳叶焦，二麦吃力挑。”或曰：“麦吃四时水，只怕清明连夜雨。”由此可见，清明望晴占麦的诉求表达也是有特定地域属性的。

四川都江堰的清明放水节正是源出于以上这些节气雨水讯息和农耕文化愿景的传统庆典活动。每逢清明节，人们都会来到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鱼嘴分水工程处，举行砍断连接杩槎的竹索、外江水流入经岁修后的内江的开水仪式。以此盛大仪式，感恩都江堰水利工程一年一度的岁修竣工，并为春耕生产大忙季节的到来赐福。

2006年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都江堰放水节”最早可追溯至都江堰修筑之前的祀水活动。当时岷江两岸水患频仍，农作生产受到严重威胁的百姓常常沿江祀水，央求平安。公元前256年，李冰治岷江，他携子率众修筑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岷江水患得以平息，成都平原也一跃成为水旱从人、五谷丰登的“天府之国”。为纪念李冰父子，之前“祀水神”改为了“祀李冰”。到了唐代，清明节在岷江岸边举行的春秋设牛戏，进一步形成了放水节的雏形。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官方正式确立了清明放水节，相关节庆活动也就包括官祭和民间祭祀两个方面。官祭仪式隆重，先由主祭官宣读祭文，再举行献帛、献爵、献花“三献”仪式，最后瞻仰二王庙李冰父子。民间祭祀活动主要以群众自发组织二王庙庙会为中心，包括拜谒二王庙、砍杩槎放水、鸣炮放水等的内容，已接近于当代的放水节。

作为“丝绸之路”的源泉所在，我国传统蚕桑业对维系国计民生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华蚕桑文化积淀、发展的过程中，不少祈愿蚕桑生产丰收的习俗活动亦应运而生，并递相传承至今。而作为采桑养蚕必不可少的起始阶段，清明时节往往是这些活动开展的主要时段之一。

清末至民国间，每至春节、元宵、清明，浙江德清等湖嘉蚕乡的蚕农都会将职业或半职业的艺人请至家中养蚕处，举行别具江南地域风格的“扫蚕花地”仪式，以求灾晦祛除、蚕茧丰收。这一仪式活动后逐渐流变为歌舞表演：扮装的女艺人在小锣的伴奏下载歌载舞，唱词多描述蚕桑生产过程，亦多祝颂之辞，舞蹈表演则与扫地、糊窗、掸蚕蚁、采桑叶、喂蚕、捉蚕换匾、上山、采茧等各种养蚕动作息息相关。

如今，每届寒食清明，在“关蚕房门”生产之前，当地一些蚕农仍会请艺人到家中开展相关仪式与表演。扫蚕花地也就成为了当地清明时节集象征艺术、信仰仪式为一体的不可或缺的农业生产习俗。2008年，“扫蚕花地”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地处湖嘉平原的嘉兴桐乡，一样素有蚕桑养殖的优良传统。在当地有着“蚕花圣地”之称的含山，蚕神发祥、降临的传说流布已久，以祭拜蚕神为中心的轧蚕花庙会亦自宋代以来便兴行开来，至明清而日臻鼎盛，至今犹存。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此庙会举办的时间同样在清明，还分为头清明、二清明、三清明几个阶段。庙会盛时，从开始到结束，前后达十来天，可见其规模之大、人气之旺。2008年，“含山轧蚕花”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21年2月21日，民间艺人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直街社区余不弄表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扫蚕花地》。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四、清明农事活动与禁火、扫祭、踏青节俗的谱系联结及其价值追问

综上，清明节气的农事活动一方面有着丰富的内涵、鲜明的特征和基于农业生产水平维系、农民生活日常提振的意义指向，同时也与禁火、扫祭、踏青等清明节俗相互关联、呼应，交织出节俗的谱系性特征。总的来讲，清明春耕春种及相关农事活动与外出扫祭、户外踏青，同为外向型的行为活动，彰显出人们在冬歇之后，跟万物复苏的大自然加深互动的生产、生活必要与身心要求。 

具体而言，首先，在清明扫祭中，“挂青”，以及将纸钱压在坟头的习俗行为，与寒食断火，以避免引火烧林，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的理念息息相关。

许多地方都有清明“挂青”的说法，又称“挂清”“挂亲”“挂坟”“挂白”等，即将纸幡或纸钱挂于柴棍之上，并插在坟头或坟墓周遭，以行墓祭，是清明上坟扫墓习俗中最为核心的一项行为仪式。有的地方则干脆将上坟扫墓径直、笼统地称为“挂青”。正如（光绪）《大宁县志》卷一所言：“清明前后数日，咸上祖坟，曰‘挂青’。”（同治）《武冈州志》卷二十八亦曰：“三月清明节，设酒馔祭先墓，斩除荆棘，以纸钱挂树，插于墓上，谓之‘扫坟挂清’。”（民国）《沿河县志》卷十三则谓：“三月清明，前后十日各以白纸标挂祖墓，曰‘挂亲’。”（宣统）《永绥厅志》卷六对“挂清”在墓祭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挂清”的细分与称名绍述得更为详尽：“清明及正月上旬专祭于墓，虽远，哭必尽哀。乡村不知设木主者，四时惟墓祭。其祭新冢，必于春社前摘野蒿，和糯米、杂盐、肉饤煲之，名曰‘挂饭’，又曰‘送社饭’。其祭旧冢，春则清明，冬则除夕，凡祭墓必标纸钱于树竹间，名曰‘挂坟’，又曰‘挂清’，亦曰‘挂白’。”之所以称作“挂白”，盖因俗称丧事为“白事”，所挂之纸亦多为白色或黄白色。

“挂青”的墓祭仪式，历史上南北皆有。现今还在施行土葬的地区，仍有“挂青”之说，有些地方虽已无此确切说法，但类似的习俗形式却依然保存。而除“挂青”以外，将纸钱压在坟头也是不少地方，特别是北方中原地区上坟扫墓、行使墓祭的主要行为仪式。

无论是“挂青”，抑或坟头压纸钱，都不牵涉纸帛的焚化，相传这就跟寒食禁火、断火有关。而说起“寒食”，则不得不提春秋时期，隐士介子推辞官不言禄，抱树而亡的事迹。当时，晋文公重耳为报介子推的割股奉君之恩，进绵山找寻业已避世居此的介子推，以致于下令放火烧山，逼他出仕。然而，介子推仍不为所动，结果连同其母亲被活活烧死山中。晋文公对此悔恨不已，遂改绵山为介山，立庙祭祀，并下令在介子推遇难的这几日间不得举火，人们无法生火做饭，只能食用冷食，由此产生了“寒食节”。至唐代，寒食节的禁火得到了官方的认定，由祭祀介子推发展而来的扫祭祖先坟墓的习俗也被规定在了寒食节期之中。宋代则延续了唐时的制度，并以清明节的前三日为寒食，当其时，“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四野如市，以尽思时之敬”（参详吴自牧《梦粱录》）。正由于是在禁火、断火的寒食节期上坟，无法做到焚帛点香，“挂青”和坟头压纸钱的行为仪式便逐渐流行开来。然而，也有民间的说法认为上坟禁火同时是为了防止山火危及农林。“挂青”和坟头压纸钱浸以成俗后，便一直传承下去。到了明代，寒食扫祭虽已转移为清明之俗，上坟时“焚楮锭次”亦不复禁忌，但“以纸钱置坟头”“挂青”却仍然得以保留（参详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清明农事安全与上坟扫祭的特定历史关联也因此而得以存续。

其次，清明农事活动与踏青习俗也具有相关性。前文所述的清明及其前后祈求丰收的迎神赛会活动，包括看傀儡灯影剧、逛蚕花会等，自是踏青出游的题中应有之义。又如，流行于秦陕大地，以扶秋、荡秋为中心的清明秋千会习俗，则既属于踏青出游活动，也跟宗族祭祀相联结，同时还体现出对农事的关切。正如蒲城罕井镇西南村王氏家族的花秋千偈所云：“一杆戳破天，甘露降人间。神龙兴澍雨，阖闾祀宗源。……荡秋德风表，族谱家训观。荣和祉伦序，国泰民生安。”雨水丰润、宗亲和泰这一来自族群整体的同心祈愿业已被物化并嵌入到“秋千”这一家族共享的美学意象之中。

此外，清明及其前后祈求丰收的祭祀活动，包括前文所述的祭水、祀土神、祀蚕神等，同样可归为清明祭祀习俗的重要一端，与扫祭祖先的活动相得而益彰。而农田间的荠菜、艾草、苦草、水牛花等等，还成为了煮鸡蛋、青团、清明粿、水牛花粑粑等各式清明时令美食的重要食材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认为，民俗事象的存在和发展往往体现出整体与多元、互动与认同相统一的谱系特征。实际上，兼具节气与节日两种文化气质与“文化身份”的清明本身就是一种谱系性的存在，聚敛着文化共生的逻辑力量。时常被遮蔽的清明农事活动与禁火、扫祭、踏青等聚讼不已的清明节俗相辅相成，共同维系着清明的独特文化形态，并在与时代的互动中传承发展，不断激荡出新的民俗义项。因此，在新冠疫情持续肆虐的当下，当我们“遇见”清明，不仅有助于由慎终追远的反求诸己出发，重新审视生命价值的向度，或许也可以从清明农事播下希望、朝向未来的精神意涵中，找寻到春天的希望与奋发的力量。

（作者李柯，华东师范大学非遗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民俗学博士后，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林绿怡，上海市虹口区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