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战尚未结束的时候，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修订了一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完成的书稿，于1918年7月发表了第一卷《西方的没落》；此书甫一问世，很快就在西方文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时隔不到一年之后，一战硝烟逐渐散尽，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又在舔舐一战伤痛的1919年发表了那部名气至今维系不坠的文化史杰作——《中世纪的秋天》。赫伊津哈这部荷兰语著作的流传更多仰赖于受众更加广泛的英文译本，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译本无疑是赫伊津哈本人亲自参与的1924年译本——《中世纪的衰落》；很显然，这个更为显白的译名看起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几乎在同一时期问世的《西方的没落》。
斯宾格勒
事实上，《西方的没落》与《中世纪的秋天》之间很难说有某种确切而具体的影响性关联，学界也很少将两部著作放在一起来讨论。不过，在谈到赫伊津哈的文化史研究时，也有个别学者会特别指出：如果说一战前后存在一种时代氛围，这种氛围无疑是对衰退的过分痴迷——无论是战争的阴云、令马克斯·韦伯早逝的疫病，还是不久之后即将陷入危机的经济，“这个世界会好吗”似乎都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时代之问。而《西方的没落》和《中世纪的秋天》作为这个时代问世的两部名作，同样可以被视为这种时代思潮的体现。
《西方的没落》第二卷发表于1922年，此前一年，赫伊津哈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两个与天使角力的人”，其中的上半部分集中评述了斯宾格勒与其《西方的没落》。也就是说，在《中世纪的衰落》发表之前，赫伊津哈至少已经读过了《西方的没落》第一卷。
众所周知，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是一种“文化形态学”的研究。到了1929年，赫伊津哈也在其1926年演说基础上修订成文的《文化史的任务》（其中提到了斯宾格勒）明确指出，文化史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具体真实的文明进程进行形态学的理解和描述。这种看法似乎也明确显示了《西方的没落》与赫伊津哈的文化史之间所暗含的关联。
不过，从《两个与天使角力的人》当中来看，赫伊津哈实际上并没有对斯宾格勒和《西方的没落》中所阐述的具体内容给出太高的评价。他将斯宾格勒区别于专业的历史学家，称其为“天才的业余爱好者”；对于《西方的没落》，他的看法则相当负面，认为这不过是反复唱高调的自我吹捧之作，好像他的意思是，这部业余的虚夸之作并不值得人们耗神费心。然而，赫伊津哈的做法和给出的说法恰恰相反，他不仅透露自己对《西方的没落》做了细致的阅读笔记，而且还明确指出，这是一部我们应该敬重的天才之作。
赫伊津哈是在1905年正式步入了专业历史学的教学研究生涯，他在那一年就任了格罗宁根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职位，并于上任之时发表了一篇就职演说。该演说一开始就谈到，历史学面对自然科学的冲击，已经陷入茫然无措的境地，并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成为一门可以“用物理学标准来衡量”的“科学”；而“史学思想里的审美要素”作为这篇演说的标题，本身又以十分明确的方式表明，通过强调历史研究中的“审美”要素，赫伊津哈实际上拒绝接受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标准对于历史学的宰制。换句话说，通过“审美”与“科学”的对照，赫伊津哈强调了某种“历史”与“自然”的对照；而这样的对照，就像赫伊津哈在《两个与天使角力的人》当中所指出的那样，恰恰也是《西方的没落》中隐藏的总体观念。不过，这种对照虽然是赫伊津哈始终耿耿于怀的老生常谈，但这绝非《西方的没落》值得敬重的原因所在；赫伊津哈不无讥讽地指出，斯宾格勒错误地认为是自己发现了这种全新的路径，但实际上，这种对照观念早已为人所知。
赫伊津哈
就演说发表的时间而言，赫伊津哈这篇演说的标题和观点倾向很容易让熟谙史学史的学者联想到英国史家伯瑞（John Bury）在两年前就任剑桥现代史钦定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说，这篇演说中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看起来与赫伊津哈的观点针锋相对：“历史学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
伯瑞这句名言在其就职演说中的意图恰恰在于说明，历史学至少在他接替阿克顿勋爵担任剑桥现代史教授的时候，仍然称不上一门科学；看似让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十九世纪史学变革——听过兰克授课的阿克顿勋爵在1895年的就职演说中曾将历史学的十九世纪概括为史学革命的时代——实际上并没有最终完成。对于伯瑞来说，历史学未能成为一门科学，原因在于她没能根本上摆脱使之区别于其他科学的“老旧外壳”，特别是文学与艺术，而所谓的其他科学就是伯瑞在演说中提到的地质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也就是说，历史学最终成为科学，实质上就意味着必须要达到自然科学所具有的科学高度。不过，伯瑞也非常清楚，至少就研究对象而言，历史学终究有别于自然科学，因而在历史学如何达到科学高度的问题上，伯瑞特别强调了一个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将“人类发展观念”确立为支配历史研究的核心观念。因为只有接受这样的观念，历史学才能最终斩断她与道德哲学和文学修辞的古老关系，开始“与客观地处理普遍事实的科学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伯瑞为何会在史学变革的问题上特别强调“人类发展观念”？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可以在两年后的赫伊津哈就职演说中找到。后者在谈到自然科学对于历史学的冲击之后，紧接着又指出，“在孔德和斯宾塞的时代”，历史学别无选择，她想获得科学的尊严，就必须让社会学“夺取历史学的全部领域”。赫伊津哈的说法指向了当代史学史著作通常会提及的一个事实，即传统史学虽然面临自然科学发展的冲击，但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传统史学遭到的直接抨击实际上更多来自于同样研究人类文明现象的新兴学科——社会学。因此，对于历史学科学化的问题，赫伊津哈的演说主要就是围绕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重点评论了这种关系必然会引出的两个彼此相关的问题：真正的历史学应该限定于研究历史事件还是必须要努力揭示某种科学规律？历史学家首先是要关心个体还是群体？赫伊津哈指出的这两个问题对于历史学科学化来说可谓极为关键，因为它们恰恰也是社会学批评历史学的逻辑所在：社会学研究着眼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个发展问题，研究对象则集中于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并外在于个人行为与意识的群体性事实——比如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因而社会学可以像自然科学揭示自然界的某些规律那样，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定律；历史学则因着眼于个别性的事实和人物而无法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个发展问题，因而也就无法上升到可以揭示出某种定律的科学高度。
因此，从社会学批评历史学的逻辑理路来看，伯瑞将“人类发展观念”视为史学成为科学的决定性因素，明显是为了回应这样的批评。对于这一点，伯瑞后来发表的一篇提及孔德与斯宾塞的文章可以作为一种更加明确的证明，这篇文章就是1909年发表的《达尔文学说与历史学》。
就论述的内容和思路而言，《达尔文学说与历史学》可以当作伯瑞就职演说的续篇，同时也能在某种意义上视为对赫伊津哈就职演说的回应。在伯瑞的就职演说中，接受“人类发展观念”的支配地位意味着史学只有像社会学那样着眼于群体性事实才能成为一门科学；但对于赫伊津哈来说，历史的再现不可能“只见林而不见树”，因而他反对将“人类社会、群体和组合”视为唯一合法的历史研究对象。在《达尔文学说与历史学》这篇文章中，伯瑞指出了赫伊津哈在其就职演说中关注的问题，并且清楚地意识到，个体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始终会是历史学科学化的“阿喀琉斯之踵”。但是，伯瑞并没有就此否认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合理性，他还借助一种学说进一步论证了这样的合理性，这个学说就是文章标题所示的达尔文进化论。在他看来，进化论学说贯通了“人类王国”与“动物王国”。研究“动物王国”的学科，比如生物学，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社会学和历史学无疑属于研究“人类王国”的学科；在这个意义上，进化论学说从动物进化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并由此将进化论提升到科学假设的高度，恰恰也就意味着研究“人类王国”的学科只要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乃至进化问题，她就同样可以像研究“动物王国”的学科那样，成为一门可以上升到自然科学高度的科学。因此，历史学要成为这样的科学，就必然要像就职演说中所强调的那样，将暗含进化论的“人类发展观念”确立为支配历史研究的核心观念。
伯瑞
进化论作为《达尔文学说与历史学》的关键论点，构成了历史学科学化的根本理据。伯瑞虽然在文中明确指出，进化论与涉及价值判断的进步有所不同，但进化论学说赋予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恰恰让科学化的历史学带上了一种看似有着“科学”依据的进步论底色。这一点让人想起了伯瑞在1920年发表的一部著名的观念史著作《进步的观念》，这部著作的整体论调表明，以进化论来论证历史学科学化的学者似乎恰恰倾向于相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希望”——人类会不断朝着世俗幸福前进和进步。
《达尔文学说与历史学》发表之后，赫伊津哈与伯瑞之间隐秘的交锋仍然在继续，但对于《达尔文学说与历史学》提出的关键论点，赫伊津哈最直接的批驳却出现在将近二十年之后撰述的《文化史的任务》中，这个时候，人类历史发展意义上的进化观念或以进化为内核的历史进步论，在赫伊津哈的笔下早已成为了“智识市场上符合标准的经销许可证”。赫伊津哈与基于进化论的科学化历史学的较量似乎也成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抗争。
然而，绝望之中也并非没有抚慰。《达尔文学说与历史学》发表后不久，一战的爆发很快就对各种意义的进步信念造成了冲击。天命之年的伯瑞转向关于“进步”观念的历史研究，恰恰从某一个侧面证明，对于以“进化”为内核的“进步”观念，人们的信念已经开始出现了动摇。这似乎都为他的抗争带来一丝慰藉。不过，对赫伊津哈来说，最大的抚慰其实是形诸文字的东西，这个抚慰就是他在《两个与天使角力的人》当中坦承对他有治愈之效的《西方的没落》。这部战后风靡一时的名著，伴随历史的机运，借助与进步和进化相对立的衰退观念，吹响了反对浅薄的进步信念的号角；其作者虽然如赫伊津哈明确指出的那样，并不是摒弃进步观点的第一人，但在赫伊津哈看来，他表达这一观点的力度无疑是前无古人的。
《西方的没落》带给赫伊津哈的或许不仅仅是抚慰。那篇《文化史的任务》是在一开始的部分讨论了进化观念，在这个方面，这篇1929年最终定稿的文章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篇有关上述抗争的总结性论述，它暗示赫伊津哈在此前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并没有搁置或暂缓这种论辩，相反，他是以某种方式驳斥了进化观念和与之相关的进步论，而文章的标题则表明，这种方式是文化史的撰述实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中世纪的秋天》和那部流传更广的《中世纪的衰落》。
《中世纪的秋天》
中世纪的“秋天”或“衰落”是指中世纪的最后两个世纪，这个时期在很多历史叙述中通常是关乎人类历史通向现代文明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或者确切地说，它往往会被视为文艺复兴的前夜或现代新文化的前奏。就这一点而言，赫伊津哈选择将这一时期作为文化史撰述实践的主题看起来并非出于偶然，他恰恰要针对上述这种叙述方式中明显暗含的历史进步论，用“秋天”或“衰落”这样的隐喻和意象，将中世纪最后两个世纪比作自然界的某种生命，并视之为经历成熟之后逐渐走向衰落的中世纪末期。
赫伊津哈关于中世纪末期的历史意象和叙述基调恰恰类似于《西方的没落》。《中世纪的秋天》发表两年后，赫伊津哈就在《两个与天使角力的人》当中指出，在斯宾格勒的历史叙述中，文化的命运历程，就如同人生的青春、成年、老年和死亡，植物的发芽、成熟和萎谢，以及自然界的春夏秋冬，必然要经历凋谢和死亡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赫伊津哈对于中世纪末期的总体界定是受斯宾格勒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反对人类历史进化的进步观问题上，斯宾格勒的著作带给赫伊津哈更多的勇气，而赫伊津哈也由此和斯宾格勒走上了相似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赫伊津哈对《西方的没落》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在反对进步论的层面，赫伊津哈认为斯宾格勒是“与天使角力的人”；赫伊津哈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勇士？但是，赫伊津哈在相关问题上并没有选择与斯宾格勒携手同行。作为史家的赫伊津哈很清楚斯宾格勒作为哲学家陷入的疯魔。《西方的没落》带给他的虽然不仅仅是抚慰，但并没有带给他反对进步论之后如何再面对历史的智慧和信心。在《两个与天使角力的人》当中，他最终声明，必须要与斯宾格勒分道扬镳。
《中世纪的秋天》出版后的第二年，也就是《进步的观念》发表的那一年，英国文学家威尔斯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一部历史读物，这部作品就是畅销至今的《世界史纲》。紧接着到了1921年，威尔斯就凭藉这部著作，被赫伊津哈认定为另一个“与天使角力的人”。
威尔斯
《世界史纲》的一个副标题是“生物与人类的简明史”，其内容将地质学、古人类学和历史学融为一体，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的起源一直讲到现代世界的历史。赫伊津哈对此书的评价相当之低，他认为此书“除了让人愉悦一无是处”，它的作者不但夸大精密科学的价值，相信本质上用规律形式去把握过去的历史学很快会成为这种科学，而且还用这种立足于科学价值的现代尺度衡量历史，天真地笃信“下一代会比这一代做得更好”。就立足于进化论的历史学科学化来说，《世界史纲》无疑可以被视为宣传历史学科学化理念的一部最好的通俗读物。从这一点来看，赫伊津哈对《世界史纲》的满篇恶评同样可以被视为他与科学化历史学的一次论辩；也正是出于这一点，赫伊津哈对威尔斯的恶评看起来远过于斯宾格勒。
然而，文章的结尾或许会让人意外，赫伊津哈认为《西方的没落》思想深刻，值得敬重，但并不值得同情；《世界史纲》固然充满天真的乐观，但呈现的教益却是“伟大的优雅、坚定的信心和高扬的希望”。在这一点上，威尔斯的智慧远胜于斯宾格勒。
赫伊津哈这番评判的意思很明显。他拒不接受基于进化论的科学化历史学及其对历史的看待方式，但同样不会追随斯宾格勒，陷入酒神的迷狂。他知道，科学化的历史学仍然会具有长久的支配地位，因而在《文化史的任务》中，他依然会批评进化观念对于现代学术的宰制；但他同样清楚，在产生怀疑、痴迷衰退的年代，威尔斯般的智慧和信心同样需要与天使角力般的勇气。
对赫伊津哈来说，斯宾格勒和威尔斯式的历史叙述都是对当代世界史意义的反思，对现代人命运的阐述。赫伊津哈的选择则是退回到所谓的现代前夜，中世纪的末期。“秋天”或“衰落”的文化史意象明显是对暗含进步论底色的科学历史学的挑战，而其中隐含的辩证意涵——旧文化的瓦解中同时隐含着“新形式的来临”——则是反对进步观之后面对历史和未来的从容与信心。这种绝望与希望之间的清醒和理智，或许远比斯宾格勒式的绝望和威尔斯式的信心更需要勇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赫伊津哈这位自认为并非“纯血统”的历史研究者，同样是一位与天使角力的勇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可以理解，《中世纪的秋天》或《中世纪的衰落》为什么会像赫伊津哈本人在1943年那篇《我的史学之路》中所说的那样，是“要用男子气概奋力抗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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