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绩主义之后是什么
在美国，通过标准化考试来辨别才智出众者为基础的教育选拔体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占据统治地位，这种被称为优绩主义的制度如今受到了尖锐攻击，并正在走向失败。《高等教育纪事报》近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优绩主义之后是什么》（What Comes After Meritocracy？）的文章，作者史蒂文·布林特（Steven Brint）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社会学与公共政策教授，他在文中对有关优绩主义的争论与批评以及优绩主义被推翻后的可能出路进行了探讨。
哈佛大学
在现代美国，优绩主义理念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James B. Conant）,他致力于消除本科生录取中的继承资格优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并且以成绩而不是世系作为选择标准，这非常倚重标准化考试。哈佛的实践逐渐在常春藤联盟和其他大学中传播开来。优绩主义在被引入时是一种革命性的理念，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达成了预想的目的。在1945年到1980年间，众多考高分的有进取心的学生通过被名校录取而跃居了原本与他们无缘的重要职位。
用代表性更广的体制取而代之的计划很有吸引力，却不足以解决美国面对的种种问题。足以应对当前状况的出路是以符合公民理想作为选拔标准，这种取向已经被精英大学所信奉却尚未被充分采用。
到了1980年代，这一体系的批评者开始指出其缺陷，他们承认至少和贵族模式相比，优绩主义是一种增加机会的实践，但他们认为它也带有自身的社会偏见，这种偏见基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无论他们自己的出身如何，都会将教育优势传给孩子。知识精英的后代除了享有某种遗传优势之外，他们的父母还可以通过传递教育禀赋让孩子更容易获得成功：早年的精读经历、旅行和参观博物馆、好的小学和中学、来自同一社区的有进取心的同辈、导师和考试准备，等等。对于这类批评者而言，优绩主义正在转变为一种新的贵族制度。
这种趋势在1980年代之后进一步加剧。在几乎所有的藤校中，三分之二以上的新录取（在布朗大学和普林斯顿等一些大学中达到了四分之三）是来自全美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家庭。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大学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学生来自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二的家庭。
现在，经过长达40年的运动，反叛者即将推翻优绩主义选拔的堡垒。该体制最重要的标志标准化考试正在我们眼前消失。在美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大学或是不再要求SAT或ACT成绩，或是将其改为了“可选考试”。加州大学系统下的十所大学近期决定放弃SAT，可以被看作对于将考试作为大学录取原则的致命一击。优绩主义的捍卫者们有他们的理由，但不足以抵挡关于受过高等教育父母的优势的证据积累、为得到充分代表的想要获得更大份额的群体的动员以及我们的民主正因利用该体制的人而受到威胁的感觉，外加一点点来自竞争获胜者的对于内卷的筋疲力尽。
优绩主义时代看起来正在走向结束，我们应该想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用代表性更广的体制取而代之的计划很有吸引力，却不足以解决美国面对的种种问题。足以应对当前状况的出路是以符合公民理想作为选拔标准，这种取向已经被精英大学所信奉却尚未被充分采用。
对优绩主义的新批评则超越了如今被广泛接受的不公平指控，而是试图对其进行更为根本的打击。对于这些批评者而言，优绩主义选拔不仅是不公平的，即便在一个更公平的世界中优绩主义仍然会损害美国社会。21世界的批评者指出，通过聚焦心智能力和勤奋工作，我们创造出了撕裂美国人民的社会分野，并对两方都造成了痛苦。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马尔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在2019年出版的著作《优绩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中指出，优绩斗争的失败者会认为自己不值得，获胜者则被更努力工作的要求以及极少的自我实现机会所扭曲，并在下一代中重复这一异化过程。类似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2020年出版的《优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中指出，“优绩主义削弱了我们将自己视为共同命运的分享者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过教育的精英“养成了看不起失败者的习惯”。两种观点存在差异，马尔科维茨提供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认为教育成就取代资本力量进行阶级剥削和异化，桑德尔唤起的则是一种民主生活的精神危机，这一危机是由过于强调“聪明”而低估实用智慧和公民美德所造成的。
对精英大学生活的人类学描述和这些批评者说的一样令人沮丧。娜塔莎·瓦里古（Natasha K. Warikoo）2016年的著作《多元性协议》（The Diversity Bargain）指出，本科生对于更具包容性的大学课堂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以不损害他们的职业成功机会为限。这些学生会“检查”他们的特权，但仅仅是出于战略目的。另有研究显示，在被入学录取前用志愿服务时间给简历镀金的孩子如何在四年后对咨询和金融行业无聊却收入丰厚的工作趋之若鹜。桑德尔还懊恼于大学校园里几乎所有活动都需要通过面试，大一新生饱受被拒绝之苦，最终变得“成功却受伤”。
文章作者布林特认为马尔科维茨和桑德尔对优绩主义批评有过火之处，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绝大多数成员在本科阶段上的都是名校，顶尖的记者、公共知识分子、智库专家也是一样。类似的，拥有多项专利的人大多毕业于理工科名校，例如麻省理工、斯坦福和佐治亚理工等等。布林特几年前的一项研究显示，全国商业和政治领袖本科毕业于排名前40的名校的比例约为18%，这个比例当然很高，但藤校毕业生显然没有垄断财富500强企业高管的位置。只有少数几个高度可见化的行业是由名校毕业生所主导的，例如金融业、娱乐业和互联网行业，而在汽车、化工、建筑和食品生产领域大约只有10%的高管拥有一流大学的本科学位。马尔科维茨和桑德尔还将很多遍布美国整个制度结构的罪恶归咎于优绩选拔。只有2%-3%的高中生能够进入私立名校，半个世纪以来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不能都归咎于他们。相反，许多经济力量和政策失败造成了收入和财富差距：全球化，工会衰落和技术变革无疑对此负有一定责任。税收减免和漏洞让超级富豪获利，错误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浪费了社会安全网的资金，超党派化的媒体降低了人们集体行动的能力。优绩主义的受益者们对此欣然接受，说明优绩主义至少间接地和这些问题相关，但并不是所有社会疾病的根源。
在布林特看来，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和社区意识的高中生之所以在读完大学之后变成了蜂拥前去从事表格和算法相关的常规工作的焦虑的年轻人，是因为涌入他们邮箱的工作邀请、公司在招聘期间提供的奢华派对以及他们提供的六位数工资和各种优厚福利，他们为偿还助学贷款担心并且需要通过职业生涯证明他们和父母做出的牺牲是正确的。是社会潮流引导着他们走上了这条道路。然而当下的美国社会并不需要最具雄心、最勤奋、最聪慧的学生成为金融和科技创业公司的从业者，美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及其后果、政治极化以及保持国际地位和竞争力，次一级的问题包括工作的持续外包、缺乏工业的锈带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预期寿命的最大下降、出生率下降和家庭形成的放缓、允许学生在没有基本技能的情况下毕业的学校、放弃上大学而没有其他可选路径的低收入学生，以及不断蔓延的枪支暴力。这些领域都需要美国年轻人的投身。排名前20的私立名校中的15所和排名前20的所有公立名校都在大学的使命中提到了改善或服务社会，有什么比帮助解决国家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更好的服务呢？
罗马词汇“civica”在中世纪扩展为公民概念，在理想情况下居住在同一个城镇的人有责任为其安全和福祉做出贡献。布林特认为在今日美国和世界面临的状况下，对于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口应该有同样的期望，他将这种新体制成为“公民主义（civocracy）”。公民主义体制不会也不能削弱追求卓越的个人奋斗，但将以和优绩主义体制不同的方式将这种努力引向一组不同的目标。公民体制会和优绩选拔体制共享一些特征，比如重视智识和职业道德，会比优绩主义更认真地看待机会平等。不同的是，它会将这些品质与更广泛的社会目标联系起来，并且不会痴迷于考试成绩而使其凌驾于其他对于改善公共生活至关重要的品质至上。
公民主义录取体系会更加重视申请人是否有动力和准备通过研究、解决问题和创新为更广泛的社区做出贡献。这一取向的实施有赖于精英大学关注点的调整。如果一流大学的关注点在精英行业获得高薪的毕业生身上，那么当前的体系就是为实现这一结果而设计的。如果大学真的希望培养有能力和动力迎接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的人才而不仅仅是在学校网站上展示这些目标，那么它们就又可能被说服招收更多真正会服务社会的学生。公民主义的录取体系应该包括更有效地跟进申请人在高中所参加的项目而不是担任的职位，鼓励在高中毕业和上大学之间服务一年，探究申请人研究公民问题的途径的论文和面试，更大程度聚焦当今和未来关键问题的通识课程，对做出突出公共贡献的学生的新形式的认可，更多地邀请致力于解决国家和全球重大问题的人士做讲座，以及在经费许可的情况下减免不追求高薪职业的学生的学杂费，等等。一旦被录取的学生的形象以及校园讨论的类型发生变化，同辈效应会强化学生们对于以公民精神参与社会的信仰，那么未来的学生及其家长也会抓住新的重点而后做出相应调整。
公民主义的录取标准还有着消除传承和捐赠者偏好的额外好处，除非这些享有特权的学生能向持怀疑态度的招生工作人员证明他们将利用所继承的优势为国家或世界造福，否则他们不会再得到特别的考虑。在公民主义体制下，大学将致力于为来自过去被排除在外的群体的年轻人提供机会，并会持续关注他们的表现。在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方面，经历过困苦的学生只要能将自身的观察和体验转化为可以带来改变的想法，就可以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这将有利于进一步平衡大学校园的代表性。
艺术界是富人的天堂
许多被冻结资产的俄罗斯超级富豪与艺术界有着深厚的联系，最近几周，随着这些资产的帷幕被拉开，艺术在创造和维持这1%的人中所起的作用再次被揭示出来。James Rushing Daniel在《雅各宾》杂志撰文呼吁人们意识到这一问题。
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是一个在米尔豪斯资本和切尔西足球俱乐部拥有利益的亿万富翁，他的英国资产被冻结并被禁止进入该国。通过看似合法的手段和涉及众多空壳公司的不正当金融交易相结合，阿布拉莫维奇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与同级别的其他亿万富翁相比，阿布拉莫维奇更爱炫耀。
2022年3月29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俄罗斯寡头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打电话。
除了他的超级游艇舰队和一架787梦幻客机外，他还拥有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投资组合。虽然他在肯辛顿宫花园的1.2亿英镑的豪宅是最突出的，但他在英国有53处豪华住宅；在科罗拉多州的斯诺马斯有一处价值5000万美元、面积达1.4万平方英尺的山庄；在安提布角有一座庞大的别墅，以前曾住过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已故希腊船王，曾是世界首富）和爱德华八世。
阿布拉莫维奇在艺术界也是一个强大的存在。多年来，他一直被列为世界顶级收藏家之一。在2008年为期两天的疯狂购物中，他在卢西恩·弗洛伊德的《睡觉的救济金管理员》和弗朗西斯·培根的《三联画》上花费了将近1亿美元。他也是一个重要的艺术赞助人。与他的前妻达莎·朱可娃一起，他在2008年创办了车库当代文化中心，这是一个场景级的艺术中心，2015年搬到了莫斯科高尔基公园内雷姆·库哈斯设计的空间。阿布拉莫维奇因此成为该领域最引人注目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而且他并不孤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十位俄罗斯精英也同样在艺术界占据了重要位置。
那些在巴塞尔艺术展或威尼斯双年展上与他们打交道的人很乐意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游艇、房屋和艺术品上花费的数十亿美元是从俄罗斯民众那里吸走的。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俄罗斯富人开始购买艺术品。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收购是恢复和庆祝俄罗斯文化历史的一部分。正如哈弗福德学院社会学客座助理教授、《转型的艺术：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艺术领域》一书作者 Elise Herrala 所说，俄罗斯艺术界有很多收藏家，比如Viktor Bondarenko，是出于保护俄罗斯遗产的“国家责任感”。
然而，对其他人来说，艺术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手段，使财富多样化。通过私人卖家或国际拍卖行购买的艺术品，成为了比房产或现金更不透明的投资，使精英们能够偷偷摸摸地洗钱和流通财富。
2016 年，巴拿马文件揭开了大量金融双重交易的面纱。关于艺术，他们详细介绍了包括俄罗斯的Dmitry Rybolovlev在内的精英如何利用空壳公司和离岸外包来非法转移数十亿美元的艺术品。2020 年，国会调查人员揭露了Rotenberg兄弟如何利用空壳公司来逃避制裁，并在美国购买了数百万美元的艺术品，包括像勒内·马格里特的《La Poitrine》。正如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这对兄弟“被艺术市场运作的秘密和匿名性所支持”。
2002年，弗拉基米尔·波塔宁（Vladimir Potanin）在拍卖会上以1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卡齐米尔·马列维奇（俄罗斯至上主义艺术奠基人）的《黑色广场》，作家塔季扬娜·托尔斯塔娅称之为“人类最著名、最神秘、最可怕的画作”，这比曼哈顿的住宅要价中位数还低。
三年后，波塔宁给肯尼迪中心提供了500万美元，用于资助“俄罗斯休息室”，这个文化空间似乎是为了展示一个世界性的、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形象，为国际商业合作做好准备。正如波塔宁基金会的网站所描述的那样，休息室的作用是“向美国观众展示一个脱离传统历史和文化窠臼的当代俄罗斯形象”。该网站继续夸大了建筑师Sergey Skuratov设计的“壮观的建筑形式“，并指出该空间“是人类渴望超越的永恒野心的寓言，是对运动的渴求，是克服物质边界的幻觉”。
除了国际投资之外，许多俄罗斯最富有的人还试图将俄罗斯本身变成一个当代艺术天堂，并将其带入国际艺术目的地的群岛。除了车库，莫斯科现在还拥有由Renzo Piano设计的GES-2文化之家，该文化之家由亿万富翁Leonid Mikhelson创立。
在过去的几年里，由达莎·朱可娃经营的莫斯科车库博物馆在为俄罗斯的当代艺术提供庇护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表达了一个时髦的、与全球相关的形象。朱可娃是亚历山大·朱可夫的女儿，她也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Shed的董事会成员，纽约Frieze展自2021年以来一直在这里举行。
该博物馆包括一个出版部门、艺术家工作室，以及在2021年之前，与Michael Rother和Ibeyi等艺术家合作的音乐系列。它的杂志在2014年被VICE接管（尽管自2021年以来它没有发布新的内容）。与其地位相称的是，车库已经举办了许多大牌艺术家的展览，如Louise Bourgeois、Rirkrit Tiravanija和草间弥生。
2015 年，车库举行了星光熠熠的重新开放。为期多天的活动旨在以热情好客让客人眼花缭乱。与会者享用了“香槟浸泡过的鱼子酱”早餐和“鱼子酱、伏特加酒、身穿白色厨师服的大个子切大块烟熏鲑鱼”的正装晚餐，配乐为《曼波五号》 。
该活动吸引了一些最杰出的艺术和文化人物：艺术品经销商和画廊主拉里·高古轩——他本人由阿布拉莫维奇和以色列-俄罗斯亿万富翁、阿尔法银行创始人米哈伊尔·弗里德曼资助——与包括杰夫·昆斯、伍迪·艾伦、乔治·卢卡斯和哈维·韦恩斯坦。出席重新开放的还有前模特、编程圈名人兼约书亚·库什纳的妻子Karlie Kloss，以及鲁珀特·默多克的前妻邓文迪·默多克。
在库什纳的风险投资公司的资助下，朱可娃和默多克在2009年共同创立了Artsy，一个在线艺术经纪公司，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线艺术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它还为乌克兰举办了一场慈善活动，即“艺术家在现场：为乌克兰举办的慈善拍卖会”，为顾客提供了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坐在一起的机会，再现了她2010年的表演“艺术家在现场”。
剥削和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从未远离过艺术界的高层。虽然阿布拉莫维奇和其他人是一种特别浮夸的资本家，但他们最终只是一个更大的生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生态忽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些最糟糕的过度行为（当然，也从中获利）。
所有部门的艺术工作者都受到了虐待和低薪。正如记者Nastia Voynovskaya所说，艺术工作者的热情常常被当作一种剥削的手段。“因为他们以表演、拍照或写作为乐，旁观者将从事这项工作的机会本身视为一种特权—并利用这一理由为缺乏补偿或福利辩护。”近年来，入门级艺术工作者报告了臭名昭著的恶劣劳动条件，包括在疫情期间被迫回到画廊，并被迫签署非披露或非竞争协议。2021年，一项研究发现，有色人种的艺术工作者的工资比白人工作者低35%。
与此同时，艺术界仍然是少数非常富有的艺术家的天下，他们似乎毫无顾忌地追逐利润。达米安·赫斯特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艺术家。对于他在高古轩不列颠街的最新展览，Jonathan Jones斯写道：“这是为寡头的顶楼设计的艺术，他们从窗户向外看，问谁真正关心那些在下面走动的肉块”。 2020年，据报道，尽管赫斯特从英国政府获得了2100万美元的资金，但他还是解雇了六十三名员工。3月下旬，据透露，赫斯特从英国COVID救济基金中申请了130万英镑。
也许最重要的是，世界上的主要艺术收藏家包括许多来自商界和政界的不怀好意的人物。除了寡头阿布拉莫维奇和雷波洛夫列夫之外，这个小圈子还包括主持亚马逊糟糕工作条件的杰夫·贝佐斯，沃尔玛女继承人爱丽丝·沃尔顿，其公司因低工资和反对工会而臭名昭著，以及对冲基金亿万富翁丹·奥奇，他因向非洲领导人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贿赂而在2016年被罚款4亿美元。该名单还包括卡塔尔前首相谢赫·哈马德·本·贾西姆·本·贾比尔·阿勒萨尼，据称他的办公室与向“征服沙姆阵线”（al-Nusra Front）的资金转移有关。
这些参与者的中心地位，以及艺术界对他们违法行为的容忍度，表明问题绝不仅仅是阿布罗莫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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