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思想之间——明代宦官史研究的多维向度

2022年3月29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18期在“腾讯会议”平台线上进行。本次讲座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吴兆丰担任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勇教授担任评议人，蔡亚龙副教授主持。

吴兆丰老师的报告题目是《政治与思想之间：明代宦官史研究的多维向度》。在报告伊始，吴老师对题目进行了阐释。在传统的印象中，宦官研究和思想研究似乎没有关系，但任何政治的实践与运行必然会影响到思想观念的变化，反过来思想观念也会作用于政治的实践与运行。这样一种思考，可以打开宦官史研究的另一个维度。明代宦官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涉及到明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方面面。他们的构成也很复杂，如高阶的司礼监太监其实具有很高的文化知识水平，不少人在书法、建筑、音乐等方面造诣很高，又如太监郑和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从这个角度来讲，明代宦官群体也是多维的。随后吴兆丰老师结合自己的新著《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围绕题目展开讲解。

首先，吴老师以成化朝政治名臣彭时写给司礼监太监黄赐《东轩清玩序》为引，向同学们解析明代内阁大学士与司礼监太监的互动。明代中期的内阁与司礼监同是中枢决策机构，内阁代表外廷权力系统，司礼监代表皇权系统。严格意义上来讲，司礼监太监与内阁大学士是同事关系，他们越来越多的共事和交流，也必然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

其次，谈到对明代宦官的印象，吴老师透过几张图片分享自己对明代宦官的直观感受。

第一，万历二十三年司礼监管事太监孙隆为《通鉴总类》一书自撰的跋文。吴老师对跋文之末落款的两枚印章进行讲解，第一个“三朝典礼”，说明其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任职于司礼监；第二个为“丁未选士”，此印章所表明的意思学界现在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丁未”为嘉靖二十六年，吴老师推测所谓“丁未选士”应该是指太监孙隆于嘉靖二十六年进宫这件事。“进宫”为什么也可以称为“选士”？从这个印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宦官对于自己的认知。

第二，崇祯四年刻本《六书字原》太监宋晋自撰序文。这个序文有三枚印章，第一个为“宋晋之印”，第二个为“癸未选士”，第三个为“司礼视篆”。同样出现了“选士”的字样。

第三，《清明上河图》冯保题款。万历时期司礼监太监冯保在《清明上河图》上作文并盖上自己的四个印章。其中左下角的两个印章，其上为“冯保之印”，其下为“永亭”，乃是冯保的字号。

第四，冯保所撰《经书音释》的自撰跋文。文末有两枚印章，其上为“永亭”，乃是冯保的字号，与《清明上河图》上“永亭”的印章一样。其下为“内翰之章”，“内翰”可以理解为翰林之意。但众所周知，途径科举出身且文化水平很高的士人才能称为翰林。

第五，明末太监金忠、车应魁合编的《瑞世良英》，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社会教化性著作。编者是出身为宦官的金忠。书中有其自画像，坐在亭子里面、拿着毛笔正在写草书，图画旁还有配文“明金敏忠居内翰，尝忧真才难得……”，同样出现了“内翰”的字样。

第六，金忠在万历晚期到天启初年还编过一本《御世仁风》，这是与《帝鉴图说》相类似的专门为皇帝编写的书籍，书里面所传达的理念与明代士大夫们所积极追求的政治理念高度契合，与东林人士的政治主张非常一致。书末作者的跋文后面有三枚印章，第一个为“中都留守”，第二个为“职掌丝纶”，第三个为“司礼金忠之印”。“中都留守”、“职掌丝纶”的意思为司礼监太监金忠任中都凤阳留守太监，相当于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地方大员。

通过上述几个图文案例，吴老师指出明代宦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今人应当从多维的角度去理解明代宦官。

第一方面，从政治制度到政治文化。学界由论明代“宦祸”转向探讨明代宦官制度运行、宦官官僚化等议题，这为从政治文化角度拓展明代宦官研究奠定基础。随着宦官政治与制度不断发展成熟，学古为官的明代士人如何回应与应对？面对宦官处于政治格局关键位置的局面，饱含得君行道热情的明代儒臣怎样重新定位宦官、认识宦官的政治角色，如何调整思维以落实儒家的政治理念？在宦官官僚化、知识化乃至儒臣化的演进中，明代宦官如何看待自身身份与政治位置？

第二方面，由“标签化”到“具体化”。由“标签化”的道德判断转向二者在政治运作和日常生活方面具体复杂的多元关系结构。以往看待明代宦官，我们总是站在明代士大夫的角度来评判，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大可不必因循守旧。我们要去思考士人与宦官之间除了斗争或者勾结，还有没有其他关系结构？例如前述成化时期名臣彭时与太监黄赐在日常生活之中是有交流互动的，更严格意义来说，他们是同事关系。由此来思考，明代士人与宦官在政治文化上是否存在良性的互动关系。

第三方面，宦官的信仰生活与文化品位。除特别信奉佛教信仰外，明代也有很多宦官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且宦官的爱好与文人士大夫都很相似。他们不仅优游文雅，而且自居清流，以辅养君德自任，具有政治担当，与外廷文士的文化爱好和理想追求并无别异。

鉴于以上的讲解，吴老师强调明代宦官群体是非常复杂的。所谓的复杂，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题所说的多维向度，越是多维度的思考才越接近真实的历史。接下来，吴老师主要从七个部分展开讲解：

一、攻宦：一种常见思维的评估

成化、弘治年间的政治名臣王恕，被时人评价为“国朝第一正人”、“一代伟人”，在当时政治影响力极大。那么王恕如何成为一代伟人？从王恕《王端毅公奏议》中可知，攻宦的举动对他名气的提升有很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王恕的每篇奏疏都写的很完美，但我们需要观察他的奏疏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直接来讲，王恕的奏疏影响不大，并没有后续的反应，大部分并没有收到皇帝的反馈意见。事实上，攻宦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成功。需要考察的是，王恕攻宦的举动，当时人是怎么看待的？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恕攻宦的举动，更多的是彰显一种所谓的理想政治。理想政治是士大夫掌管整个政治局面，皇帝从善如流，绝对没有宦官的任何影响，而宦官只从事着各项生活服务。除了彰显理想政治的姿态，王恕的攻宦举动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政治炒作，而这对王恕后来的名气与影响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说，即便攻宦这条路走不通，更多像是一种自说自话，对政治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但王恕也要表明这样一个典型的态度，并且这种态度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也没有消失，依然有很多的大臣秉承和传续。翻开《明实录》和《明史》，攻宦这种行为比比皆是，皇帝对大多数不理不睬，呈现出君臣一头冷一头热的现象。但是，在中晚明时期，官员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姿态，获得一定的政治资本。

二、《大学衍义》：一本经典著作的反应

《大学衍义》为南宋学者真德秀所著，真书结构基本上依照儒家经典《大学》。《大学衍义》中“齐家之要”中的“严内治”中有“内臣忠谨之福”、“内臣预政之祸”的理念。这本书其实是站在宋代理学家的立场，认为内臣不能插手政治。真德秀把上述理念投射到书中，认为宋代以前值得赞扬的宦官只有七位，而值得惩戒的宦官合起来有五十余位，所以他书写的目的在于强调惩戒宦官预政。明代人很喜欢把这本书推荐给皇帝，希望皇帝认真阅读。但我们知道明代的情况正好相反，宦官不但没有越来越远离政治，而且越来越深入地介入政治。所以这本书在明代十分诡异，虽然名气非常大，却和明代政治的现实距离很遥远。并且其中有关宦官的书写是善恶畸轻畸重的，一个太少，一个太多。如此一来，我们需要思考明人对《大学衍义》中的宦官书写是全盘接受的吗？

明代很多历史文献显示，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天顺年间官至内阁大学士的李贤，他在景泰年间所上《中兴正本十策》中引用《大学衍义》，其所引用的都是描述宦官的正面材料，却从不引用惩戒宦官的材料，这个策子被皇帝所接受。陆容《菽园杂记》直接批评《大学衍义》，认为其对宦官善恶书写畸轻畸重，以至于明代太监非常厌恶这本书，导致皇帝压根看不到这本书。杨廉《大学衍义节略》、湛若水《圣学格物通》、吴瑞登《皇明绳武编》三本著作都是与《大学衍义》相似的纲目体著作，它们关于宦官的书写与《大学衍义》却大不相同，事实上对《大学衍义》中的内容采取了“扬弃”的做法。

三、化宦：一类“新”言论的原因

在王恕攻击宦官之时，明朝出现一种“新”的言论，即“化宦”。据吴兆丰老师的研究，最早形成这一论点的是丘濬，随后湛若水、何塘、唐枢、王畿等人不断陆续谈论。

如丘濬《世史正纲》认为宦官也是人，主张对宦官不要过于偏见，史官在描写宦官时，应尽量把他们优秀的品质记录下来，让宦官群体也受到鼓舞，这有利于营造更好的政治环境。又如何塘《南京司礼监太监何公字廷贵说》有云“予窃以为人之所以可贵、可贱者，在君子、小人耳。事君忠，临民仁，处事公，则君子也；事君不忠，临民不仁，处事不公，则小人也”。何塘认为分辨人时，又何必要分内臣、外臣，真正的道德优越来自于君子，而君子是开放性的，不限于内臣与外臣。再如贡汝成《三礼纂注》认为：政治上的乱局未必尽然是内官之责，士大夫群体也要扪心自问，对待宦官的态度、方法是否恰当；宦官也有先天之性，同样具有人性，是可以教育、教化的；贡汝成肯定了宦官在国家政治里面的角色。湛若水《格物通》、唐枢《国琛集》、王畿《中鉴录》都有类似“化宦”观点的表达。

到了明末，“化宦”言论似乎成了老生常谈。杨东明认为宦官如果“感孚有道，驾驭得方，或者就吾条理”。颜季亨认为“中人之性，未始与人异也。而其智能愿欲，亦未始与人异也。有所以杜之，而又有所以励之，何至有汉、唐、宋之患哉”。方以智认为“宦者亦人耳，既用之，当教之而制之”。吴肃公认为“且夫奄亦人耳……使古今奄寺，尽（吕）强、（张）承业其人者，安在不可假之事权”。孙奇逢认为“凡为臣子，官有内外，义无偏全”。以至于他们认为，如果宦官和读书人一样，也有理学素养、有为国为民的意识，那么宦官掌权也未尝不可。

出现这些言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吴兆丰老师指出其根源就在于明代政治的现实。首先，宦官群体作为一个官僚群体到明中期已经成熟，类似司礼监代天子批红等政治制度已经定型。其次，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皇帝与外廷群臣缺乏稳定的沟通渠道，造成明中期以后君臣悬隔，皇帝越来越不愿意和大臣见面。因此，明代的政治生态发生的变化，使得明代士大夫群体不得不将政治理想落在教化宦官之上。简言之，为了适应政治生态的变化，观念也必然发生变化。

四、内书堂：一项既有机制的运行

内书堂是吴兆丰老师讲解的第四个层面，这是一个设置在皇宫内教育太监的机构。授课老师一般由翰林院的中阶官员担任。吴老师提出通过各方面的资料可以看到，该制度运行确实提高了宦官的知识素养。明正德以后，出身于翰林院的内书堂教习不满足于只是教授文化知识给宦官，还希望内书堂更多发挥道德感化的作用。道德感化方法大概分三类。第一类，通过宦官善恶并举的历史例子，教育皇宫里面的小宦官。如胡杰说“每取汉唐以来宦官事可为劝诫事者，反复训谕之”，黄宏宪说“数举古今宦侍为鉴戒”。第二类，用古今历史上宦官的正面例子教育宦官，所谓贤可为法，“见贤思齐”。例如郭朴“勤勤开迪，数举吕强、怀恩辈，示之准则”，姚弘谟“每谈说小雅、巷伯及累代宦竖之贤而奉法者”，金达“述古人之忠且贤者训勉之”。第三类，歌诗之教。以王阳明再传弟子张元忭为典型，他在内书堂教学之时，所实行的教育颇类似于乡约中的圣谕宣讲，重视伦理和品德教育，强调歌诗音乐的传导作用。张元忭拟为训言八条，曰“忠、廉、诚、慎、慈、俭、谦、和”，各系以诗，每次给宦官讲完贤宦的事迹后，就带领他们开始歌诗。

为教习宦官，内书堂还编写、刊刻了若干教材，如李贵《思齐录》、周如砥《中学始肄》等。通过细致的考证和梳理，吴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有关书籍的大体情况。

五、《中鉴录》：一部书与两位太监的故事

《中鉴录》是一本古今宦官传记集，作者是王阳明的得意弟子王畿。是书将宦官分为忠类、贤类、让类、劳类、能类、准类、乱类、奸类、贪类、残类等类型，分类书写宦官生平事迹，作者在每个宦官传记的后面都有评论，并在每一大类宦官传记的后面设有总论。该书在万历年间被列为内书堂官定读本，对宦官的教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司礼监太监金忠所编《御世仁风》等帝学用书均有《中鉴录》的影子；与此同时，该书还成为外廷士大夫写作《国朝献征录》等传记著作的重要参考书目。可见《中鉴录》在内廷宦官、外廷士大夫群体中均有流传，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中鉴录》共有三次刊行历史，前两次在万历年间，第三次刊梓于崇祯年间。

王畿撰写《中鉴录》直接针对万历皇帝幼年即位的政治背景，试图以此感召宦官来帮助辅养君德。编写完成后，王畿虽苦心推广，但反馈意见寥寥，未曾得到王门友朋的重视和支持。但该书却吸引了宦官的瞩目，首刊者与重刊者分别是万历年间提督苏州织造的两任太监。首刊者孙隆受过内书堂良好教育，是万历皇帝的内廷老师，志于训育储君。关于重刊者刘成，他在《中鉴录》跋文中留下两个印章：“刘成之印”和“读书中秘”。明代翰林院出身的士大夫才敢称“读书中秘”，这表明宦官刘成对自己的文化水平也是相当自信。

透过《中鉴录》著者和刊者背后的故事，可以发现明末宦官提升知识文化之余，对辅导君德与改善政治的担当，与外廷儒臣士大夫别无二致。这一现象与中晚明士大夫教化宦官的理念和行动呈现相互联系与影响的态势，进一步揭示中晚明内廷与外廷在政治文化上趋于一体，难分彼此。

六、循吏文化：一种传统资源的挪用

循吏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班固称循吏“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后世形成颂扬、报答和纪念循吏德政、实政传统。循吏理念与模范的产物表达特征是：竖立德政碑，撰作去思文，遮留哭送，肖像立祠。循吏文化传统在明代被挪用到宦官群体之中，主要为担任地方官职的宦官，例如镇守中官、守备太监、苏杭织造太监和矿监税使等。

《萃美录》是记载浙江镇守中官刘璟德政的书籍。此书卷首的感惠祠图，是刘璟离任之际杭州地方为其修建的生祠，用于歌颂刘璟在地方的德政。明中后期地方士民对施慧于民、能行善政、镇静无扰的贤良镇守中官的美政进行褒扬、传播，塑造和树立镇守中官模范，以达到彰善去恶的教化目的。

吴兆丰老师首先以邓原、吕宪、刘璟三位宦官为例，剖析了他们循吏形象的塑造过程，如邓原等人先经地方颂扬认可，再由朝廷赐敕褒奖成为全国性镇守中官的模范，最后进入国史或地方历史书写，这是镇守中官循吏形象塑造的完整过程。随后，吴老师聚焦臭名昭彰的矿监税使宦官形象，指出循吏的传统文化依然在他们之中发挥着作用，矿监税使杜茂的事例是其中的代表。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年，时值湖广矿税使陈奉激变地方前后，承天府地方官绅积极编刊体现杜茂德政和税务新政的《实政纪》和《榷楚录》。这既是承天地方对杜茂德政的报答，满足其“常依名节”的声名追求，又是地方士绅“奖成其美”、助成德政的方式，针砭并劝勉当时所在纷扰的矿监税使向善思齐。此外，在文本形态之外，采取肖像立祠的形式，为太监建立生祠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如中官党存仁的生祠遍及长江下江流域，史载“千里颂义，自都门、金山而维扬，咸尸而祝之”。

吴兆丰老师指出明代中后期地方官绅以各种形式褒扬镇守中官善政，不仅是广义上施展教化的方式，而且彰显镇守中官与地方官绅乃至民众之间的交往互动，可见明代士人与宦官之间的关系绝非截然对立，二者在政治文化中存在遮蔽不显的良性互动和沟通。

七、结论：思想史、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结合

思想史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是经世之学，它主要聚焦的是政治良性运作与社会治理的探索和实践。“行道须得君，得君须化宦”的理念与行动，是明人上层经世之学的重要内容与概括。在文化史层面，明代士大夫付诸行动去教化宦官，是道学的大众化、礼教的渗透与泛化的必然行为。从政治史层面来讲，若着眼于挖掘深层的良性互动关系，会发现明代宦官与士人在政治文化中日渐同一化。所以我们不能标签化历史，要正确、客观地看待历史，对明代宦官群体的理解由“片面”走向“全相”，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明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推进明代政治史与宦官史的深入研究。

吴兆丰老师讲演结束后，彭勇教授进行评议。彭勇教授指出明代士人教化宦官这一选题非常有新意，突破了传统观点对明代宦官群体标签化的印象。吴老师的讲解引用了大量的史料，每一条材料都是他仔仔细细爬梳出来的，足见用功之深。整个研究论证扎实、考证精细，尤其善于将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讨论相结合，剖析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建构，这样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对老师、同学们都很有启发性。

讲座最后，吴兆丰老师围绕同学们的互动提问，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同学们纷纷在线上会议室留言，感谢吴老师的精彩演讲。最后，主持人蔡亚龙副教授对吴兆丰老师做客民大史学名家讲座再次表示感谢。至此，“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18期圆满结束。

（整理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