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烈火琴师玛丽亚·尤金娜

此时可能不是最合适的时机来赞颂俄罗斯在创造力上的优势，但在音乐方面，这是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全世界大多数杰出的钢琴家都产自俄罗斯，从唱片时代开始时的拉赫玛尼诺夫和霍洛维茨，到现在的丹尼尔·特里福诺夫和伊戈·列维。

苏联并没有中断人才的流动，相反，它令生产线进一步加速。随便哪个正经的音乐爱好者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三十几位录制过贝多芬重要作品的苏联钢琴家。其中的佼佼者是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和埃米尔·吉列尔斯——一位固执任性、我行我素，另一位是石像般的政权旗手。而在他们身后，是大批相对没那么出名的音乐家，无法享有出国旅行或获得舒适生活的权利。

在这些人中，有两位女性——玛丽亚·格林伯格（Maria Grinberg）和玛丽亚·尤金娜（Maria Yudina）——即使晚了很多年，都值得被普遍承认。格林伯格（1908-1978年）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她的父亲在1937年被斯大林下令枪决。三十年后，当克里姆林宫指责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的侵略行为时，格林伯格用刻薄的新姓签名“玛丽亚·侵略者罗夫娜”。克里姆林宫没法儿控制她。

玛丽亚·尤金娜

尤金娜（1899-1970年），1919年皈依了俄罗斯东正教。她冒着生命和自由的危险支持被流放去西伯利亚的教士们，同时与官方教会保持着矛盾的关系，并在莫斯科音乐生活的中心展示着她那种狂野的反抗。她在官方禁绝斯特拉文斯基时演奏他的作品，还有神秘的列宁格勒隐居者加琳娜·乌斯托沃尔斯卡娅的音乐。在伊丽莎白·威尔逊编写的第一本关于尤金娜的英文传记《烈火琴师》（Playing With Fire）中，收录了一张拍摄于1962年的精彩照片，这位钢琴家身着邋遢的雨衣，顶着一头乱发，面对着打理齐整的蒂洪·赫连尼科夫——此人作为一名斯大林主义官僚，在半个世纪中一直统治着苏联作曲家的生活。尤金娜毫无惧色。

《烈火琴师》

威尔逊女士（一位大提琴家，1960年代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女儿）大概怕读者出于误解而买书，很快纠正了俄国之外的人熟知的唯一一个关于尤金娜的说法。它出现在所罗门·伏尔科夫的《见证》（1979）中，作为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1975年去世）的口述回忆录，书稿被偷带到国外出版后畅销一时。

在伏尔科夫记录的肖斯塔科维奇的叙述中，斯大林有一天晚上听到尤金娜在广播中演奏了一首莫扎特协奏曲（K.488）后，要拿一份录音。但那时并没有留下录音，所以他手下的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尤金娜、一个乐团和三个受惊的指挥赶去一个录音室，为伟大领袖制作了一份录音拷贝。斯大林很高兴，给尤迪娜发了两万卢布的奖金。她在回信中说，她要把钱捐给她的教会，并将向上帝祈祷。这个故事构成了阿曼多·伊安努奇2017年的古怪电影《斯大林之死》的开场戏。根据另一个传说，人们发现在斯大林已无生气的尸体旁，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唱片仍然在唱机里旋转。

不幸的是，这个故事里没有一个字能够被核实，也不可能是真实的。作为一位不屈不挠的研究者，威尔逊曾经为肖斯塔科维奇和她的老师姆斯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编纂过重要的传记，她没有在电台档案里发现尤金娜录制过莫扎特K.488协奏曲的痕迹，在斯大林得到完好保存的档案中也没有任何类似的物件。她的结论是，肖斯塔科维奇喜欢给斯大林编段子，每次重提时还会再添油加醋。

威尔逊追溯尤金娜的过往，她来自一个世俗化的犹太家庭，定居在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附近的涅维尔，这个地方因马克·夏加尔而刻入了西方艺术之中。尤金娜的父亲维尼亚明是一名在医院工作的医生，结过两次婚，是个清心寡欲的工作狂，喜欢在冰冷的冬天跳进湖里冬泳。他的女儿的一个同学回忆说，十几岁的尤金娜是个“大个子，有点笨重”，举止比她的年龄更显老成。在经历了充满契诃夫式的医学和文学对话的童年之后，她前往圣彼得堡，跟随两个波兰人学习音乐：安娜·叶希波娃（Anna Yesipova，维也纳的音乐教育家Theodor Leschetizky的前妻）以及费利克斯·布鲁门费尔德（Felix Blumenfeld）——此人与作曲家卡罗尔·齐曼诺夫斯基（Karol Szymanowski）是亲戚。

尤金娜在1917年革命时，为沙皇的倒台而欢欣鼓舞，加入了一个“人民警察”组织，并成立了一个小组，为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开办了一所寓教于乐的学校。但一次短暂的返乡旅行将她拖进了一个令人沉迷的黑格尔与康德哲学家的圈子，其中大多是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将她引向了俄罗斯东正教。尤金娜的无神论者父亲对此非常气愤，但她当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的导师，一个名叫列夫·庞普严斯基（Lev Pumpyansky）的文本评论家，这是此后一连串不合适的露水姻缘的开始。当她拒绝了他的求婚后，庞普严斯基过来想要打她的父亲，后者把他从楼梯上扔了下去。

尤金娜在如今已经更名为彼得格勒的音乐学院学习时继续阅读哲学，并进一步沉浸在信仰的神秘之中。她被符号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所吸引，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从苏联境内的一个流放地到另一个流放地，一路教授思想史。尤金娜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所获得的知识维度，已经比大多数现实中的音乐家一生所学更加丰富。

1923年，她被任命为彼得格勒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七年，直到她因宗教行动主义被解雇。虽然幸运地逃脱了流放的命运，但她的行为还是冒了巨大的风险。威尔逊写道：“她以某种方式设法前往那些被打倒的……主教的集中营和流放地，将他们的消息和指示带回给神父和教众。”虽然她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独奏家，在14个月内举办了22场独奏会，但还是经常“像饿狼一样”，要依赖朋友的施舍。

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访问俄罗斯之旅对尤金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贝多芬作品的顶尖诠释者，施纳贝尔首次将其32首钢琴奏鸣曲作为一套作品来演奏。尤金娜的另一个重要关系是海因里希·诺伊豪斯（Heinrich Neuhaus），1930年代他将尤金娜带去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诺伊豪斯的学生包括里赫特和吉列尔斯，他的妻子离开他跟大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跑了。诺伊豪斯将尤金娜的演奏（不公平地）贬低为“任性”。尤金娜从未成为与诺伊豪斯具有同等魅力的教育者，但她的演奏在音乐圈颇受器重，大众也越发喜爱她。

玛丽亚·格林伯格在她眼中既是对手，又惺惺相惜，尤金娜说自己的葬礼只想让格林伯格来演奏。两位女士都以某种方式说服了后斯大林时代的官员允许她们在1950年代末悄悄地录制了贝多芬的全套奏鸣曲。尽管这两套作品出自简陋的录音室，使用的是反应不佳的钢琴，它们还是代表着超凡的胜利。里赫特曾经说过，尤金娜可以让钢琴听起来像她想要的任何乐器。

无望的爱情也仍在继续——这次跟个作曲家，下次跟个作家——往往只在她的脑海里发生。正如威尔逊女士所描述的那样，尤金娜在一个自我营造的梦幻泡影中生存，把自己想象成不靠谱的天才美男子的缪斯和克星。当她在1969年6月走出莫斯科“旋律”唱片公司录音室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她的第一个想法是关于那个司机，他不应该被起诉，这都是她的错。”威尔逊写道。尤金娜在18个月后去世，（与吉列尔斯一样）成了误诊的受害者。

《烈火琴师》是一部开创性的作品——这部惊人的传记所记述的崇高而人性的精神，具有永恒的意义。现在去YouTube上听一下尤金娜演奏的贝多芬《C小调第三十二号钢琴奏鸣曲》（作品111号）的“如歌的慢板”乐章，从她坚定的音色和狂热的节奏中你能够感知，这样一位艺术家只要留下记录，便能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