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世界对川端康成的标准化简介中，“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标签之一。所谓“新感觉派”，是受到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强烈影响而最早出现在日本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主要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艺术上强调运用象征和暗示手法，表现人在瞬间的主观感受。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与横光利一通常被认为是日本新感觉派作家双璧，然而支撑起新感觉派的其实多数为横光利一的作品。川端康成对这一文学运动的主要贡献是用一篇论文（《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创作实践上只有早期几篇小说符合典型新感觉派的美学气质。
早在1926年，川端康成就发表了成名作《伊豆的舞女》，1934年开始发表代表作《雪国》，1968年因其“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相比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同时代的日本文学大师，川端康成在中国的译介其实相当晚近，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地翻译介绍。
早期的零星介绍
川端康成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不像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都曾在民国年间赴中国旅行，并且留下许多相关文字。1949年前的中国对于川端康成的了解十分有限。
伪满洲国时期发行的刊物《华文大阪每日》1940年第4卷第10期上，署名为“许颖”的作者发表了《当代最有绚烂风格的作家川端康成》一文，详细介绍了川端康成其人其文，以及他和同辈作家群体在文学创作上的异同，例如把他和横光利一比较：“川端康成没有似横光利一那般雄厚的意志，而他则有强烈的抒情气质，横光的作品有建筑构造之稳重的意味，川端的作品则是流动的，而又闪着光。这是因他更多具有诗人玄微奥妙的感觉。故此，横光利一的强力，与那多般的成就，是足能代表着新感觉派特色的全部，而比较川端康成立在前面，则仅成为葱郁的林木中之一株了。”
即使今天看来，这篇1940年的评论文章对川端康成的文学史定位可谓相当准确，指出他尽管经历了诸多日本现代文学流派运动，但始终不为时尚风气所转移，而且抓住了川端康成自成一家的美学特质：
作者所有的作品，看去都极似美好的牧歌，但其间总有一丝哀感贯注着。那是来自少年时代所影响的宿命的自觉、冷漠的人生观，时而漂浮着虚无怀空之感。孤独感是任何作者所不能免的，自身生活的郁结，经文学的思索，而凝成一个观念。“花”在作品中便常是象征化了的媒介物，舞女、雏妓等类人物的命运，都是这般弱的小花朵，荣华的时日和生命能有多久，一种不吉的预感，散伏各处，作者从美丽的花束上，看到将归寂灭的面貌，而作者的悲哀，亦正是因他有看穿过去的利眼。
遗憾的是，刊发这篇文章的《华文大阪每日》杂志是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唱赞歌而创办的，以政治宣传、文艺创作与评论为主，偏重文学创作。《华文大阪每日》创刊于1938年11月1日，起初为半月刊，1944年1月改为月刊，历时七年，共刊行141期。该刊在日本本土编印，由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联合编辑（后改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单独承办），专门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地区发行。
1935年《文艺画报》第3期载“世界文坛漫画巡礼”中的川端康成漫画：“川端康成的神经愈来愈尖锐连犬语也懂得了”
1942年，著名编辑、出版家范泉翻译了川端康成的随笔选集《文章》，该书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组读物丛刊”第三种由复旦出版社发行。在译者“前记”中，范泉交待了自己选译这本小书的缘由：
口语体的文章，对于文语体的文章而言，可以说是一种激烈的革命。但口语体的文章本身，应当不断地革命，因为都市生活等等渐渐地变得繁忙，以目前为止的文章来表现，那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很难抵达理想的完美的境地。于是需要新的文章论的介绍和建立，需要讨论关于言语和文章的新问题。
本书的作者便从言语心理学的见地发掘了新的文章论。他不单说出了这种学说底理论的经路，并且还把现代日本作家的表现和文章，用崭新的看法来批评和研究，企图能触及文章论和表现论上的问题。
老作家们的文章为什么总觉得有一种陈旧的感觉呢？无名作家或新作家的文章，为什么总令人嗅到新鲜的香味和调子呢？再进一步地说，老作家们应当怎样继续不断地去发掘他们文章的新鲜的香味呢？新作家们应当怎样确切把握着他们活的言语的吸收和创造呢？
虽然范泉翻译的《文章》是民国年间出版的唯一一部川端康成作品集，但其中关于作者本人的介绍付之阙如，再加上是文艺理论类的书籍，故而在传播川端康成方面影响微弱。到1945年左右，范泉又翻译了几本日本文学著作，包括吉江乔松《绿的沉默》、岛崎藤村《初恋》和中野重治《孩子和花》，他本来准备把这三册连同川端康成《文章》一起，辑为“现代日本小品译丛”，交付世界书局印行，可惜后来因故未能印成问世。
《文章》，范泉译，复旦出版社，1942年
改革开放初期的突破
1968年底，川端康成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音乐会堂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位获得此奖的亚洲人，也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日本作家。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在授奖词中指出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两点意义，“其一，川端先生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具有道德伦理价值的文化思想；其二，川端先生在架设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
川端康成领取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并发表著名演说《美丽的日本与我》
彼时处于“文革”时期的中国对这一重大文化事件的报道近乎空白，何以至此？周朝晖在《川端康成哪去了？》（载《读书》2016年第4期）一文中曾有说明，原来“文革”开始后不久，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四个日本文坛重量级作家在《东京新闻》刊发联名宣言，对“文革”表达抗议，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川端康成被列入“黑名单”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岛由纪夫是川端康成交往多年的密友，信奉日本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精神，1970年他试图闯入自卫队哗变的计划失败后剖腹自杀。就在三岛自杀的17个月后，1972年4月16日，川端选择用口含煤气管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以至于川端自杀原因成为不解之谜。
197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同时，和日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自此开启两国蜜月期，文化界的合作交流日益增多，川端康成及其作品才开始逐步“解禁”，从而被国内的日语译者大量译介。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侍桁翻译的《雪国》，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出版的首部川端康成作品，内含《雪国》《伊豆的舞女》两个中篇小说。1985年，侍桁又和金福合作，继续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古都》的译本。
《雪国》，侍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古都》，侍桁、金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侍桁（1908-1987），原名韩侍桁，生于天津，早年曾留学日本，与鲁迅交好。上世纪30年代，韩侍桁写有大量文艺作品和批评文章，一度参加“左联”，后转向“第三种人”。在1930年代初文坛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韩侍桁站在“第三种人”一方，与“左联”文人展开争论，从而被鲁迅指责搞“第三种文学”。
韩侍桁与日本现代文学结缘甚早，1929年春潮书局就出版了他选译的《现代日本小说》，只不过彼时川端康成刚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故而未有篇目选入。作为翻译家，韩侍桁在民国年间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译出了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现多译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前四卷由商务印书馆在1936到1939年间陆续出版，后两卷则未能印行成书。1949年后，韩侍桁先后在齐鲁大学、上海编译所、上海译文出版社供职，为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同为老翻译家的川端康成译介者，还有李正伦。李正伦生于1918年，河北乐亭人，大连语言学校日语科毕业，历任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秘书科翻译，中国电影出版社外国电影编辑室编辑、翻译、副译审等职，在日本电影文学剧本翻译方面成就显著，主要译作有《蛛网宫堡》《七武士》《罗生门》《生死恋》《故乡》《人的证明》等近百部。
山口百惠主演的《古都》电影海报
1984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李正伦翻译的《古都》，该书被收入“外国影片研究丛书”，内容除了小说原著外，还有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1980年上映的日本电影《古都》，由市川崑导演，女星山口百惠在其中一人分饰孪生姐妹两角。山口百惠1974年曾出演由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改编的同名经典电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古都》也是她的谢幕之作。
《古都》之外，李正伦在1990年代还接手了川端康成《天授之子》（漓江出版社，1998年）、《美好的旅行》（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的翻译工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译介热潮
1981年韩侍桁翻译的《雪国》出版两个月后，山东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由叶渭渠、唐月梅翻译的《古都·雪国》。与韩侍桁、李正伦等老一辈翻译家相比，生于上世纪30年代左右的叶渭渠、唐月梅伉俪显然能在新时期的翻译事业上投入更多精力，而他们也正是从翻译川端康成起步，逐渐成为国内日本文学研究和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在多年后的一篇访谈中，叶渭渠回忆了他第一本川端康成译作出版前后的情形：
我翻译川端文学，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当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亚非文学组组长，编辑部决定出版一套“日本文学丛书”，我将《川端康成小说选》作为一卷列入计划中，主管领导没有反对，但担心会引起非议。因为改革开放伊始，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开放。此前川端康成是个禁区，有风险。我说：“既然有风险，我来译好了。”这就是我翻译川端文学的开始。后来山东人民出版社约我和老唐（叶先生的妻子，唐月梅教授）翻译川端的作品，我没敢推荐 《千只鹤》，我就推荐了《雪国》《古都》。我们1979年已翻译出来，结果在出版社足足拖了一年多。因为有人认为《雪国》是写“五等妓女”，给妓女唱赞歌的。出版社最后要撤《雪国》，只出《古都》。我们坚持宁愿退稿，也不撤《雪国》，因为《雪国》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远大于《古都》。出版社不愿放弃这个选题，于是请示了当地出版局，获准后又发生书名排序问题。这个本子定名《古都·雪国》，就是为了淡化《雪国》。（《让学者回归学者 学术回归学术——访日本文学专家叶渭渠先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0月14日。）
《古都·雪国》，叶渭渠、唐月梅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上述提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川端康成小说选》直到1985年才正式面世，随后叶渭渠再接再厉，又接连翻译出版了《川端康成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和《川端康成谈创作》（三联书店，1988年）。
进入1990年代后，叶渭渠、唐月梅伉俪基本包揽了川端康成作品在国内的译介，整个1990年代，叶渭渠一共主编了四套川端康成作品丛书。第一套是十卷本的《川端康成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套是三卷本的《川端康成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三套是十卷本的《川端康成作品》（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四套是两卷本的《川端康成少年少女小说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仅1996年就有两套川端康成作品集同期出版，当时国内出版市场和读者对于川端康成作品的饥渴程度可见一斑。
叶渭渠主编《川端康成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与此同时，关于川端康成的传记和研究著作也呈现井喷之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相关著作包括叶渭渠《川端康成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何乃英《川端康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谭晶华《川端康成评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张国安编著《执拗的爱美之心——川端康成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乔迁《川端康成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叶渭渠等主编《不灭之美：川端康成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叶渭渠2010年因心脏病去世，在他去世的前几年里，还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前编辑同事、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因旧事重提而打了一场笔仗，到最后双方撕破脸皮、互揭老底，公事私怨间杂其中，搞得很不光彩，孰是孰非，在此不予置评。但客观地讲，叶渭渠早年顶住压力，敢于突破“禁区”译介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的作品，这一功绩应该是有目共睹。
在早期川端康成中译本序列中，还有一位译者的译本不得不提，即高慧勤翻译的《雪国·千鹤·古都》（漓江出版社，1985年），收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套由漓江出版社策划的丛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持续推出，对中国当代众多诗人、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高慧勤（1934-2008）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文专业，也是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在国内的重要译者，她的丈夫就是一个多月前刚去世的著名法语译者罗新璋（1936-2022）。2000年，高慧勤主编的《川端康成十卷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精装发行。
《雪国·千鹤·古都》，高慧勤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
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
经过如此大批量、高密度的译介，时至今日，川端康成早已跃升成为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日本现代作家之一，甚至进入中学语文课本，被所有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熟知。不过，深刻受到川端康成作品滋养的，还要数余华、莫言等中国当代作家。
若论国内作家中谁曾对川端康成推崇备至，余华极有可能排名第一。在余华谈阅读的随笔散文中，多次提及自己从事写作之初如何迷恋川端康成：
我是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当时我深受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影响，川端作品中细致入微的描叙使我着迷，那个时期我相信人物情感的变化比性格更重要。我写出了像《星星》这类作品。这类作品发表在1984年到1986年的文学杂志上，我一直认为这一阶段是我阅读和写作的自我训练期，这些作品我一直没有收入到自己的集子中去。
由于川端康成的影响，使我在一开始就注重叙述的细部，去发现和把握那些微妙的变化。这种叙述上的训练使我在后来的写作中尝尽了甜头，因为它是一部作品是否丰厚的关键。（《我的写作经历》，收入《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作家出版社，2012年）
1982年在浙江宁波甬江江畔一座破旧公寓里，我最初读到川端康成的作品，是他的《伊豆的舞女》。那次偶尔的阅读，导致我一年之后正式开始的写作，和一直持续到1986年春天的对川端的忠贞不渝。那段时间我阅读了译为汉语的所有川端作品。他的作品我都是购买双份，一份保藏起来，另一份放在枕边阅读。后来他的作品集出版时不断重复，但只要一本书中有一个短篇我藏书里没有，购买时我就毫不犹豫……川端的作品笼罩了我最初三年多的写作。（《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收入《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作家出版社，2012年）
我曾经迷恋于川端康成的描述，那些用纤维连接起来的细部，我说的就是他描述细部的方式，他叙述的目光无微不至，几乎抵达了事物的每一条纹路，同时又像是没有抵达，我曾经认为这若即若离的描述是属于感受的方式。川端康成喜欢用目光和内心的波动去抚摸事物，他很少用手去抚摸，因此当他不断地展示细部的时候，他也在不断地隐藏着什么。被隐藏的总是更加令人着迷，它会使阅读走向不可接近的状态，因为后面有着一个神奇的空间，而且是一个没有疆界的空间，可以无限扩大，也可以随时缩小。（《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收入《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作家出版社，2012年）
对于川端康成最初的这份迷恋，一直被余华记在心间。在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兄弟》中，他甚至让自己虚构的人物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相遇，这一情节安排也可以看作是余华对文学偶像的一次戏谑的致敬：
那时候赵诗人和刘作家还在做着文学白日梦，他们知道李光头弄来了一批日本西装，立刻跑到了李光头的仓库里，扎进了堆积如山的垃圾西装里。刘作家花了三个小时找到一套“三岛”西装；赵诗人也不示弱，他花了四个小时找到一身“川端”的西装。我们刘镇的两大文豪得意洋洋，见了人就掀开他们的西装，让人看看里面“三岛”和“川端”的姓氏，他们告诉刘镇的无知群众，“三岛”和“川端”可是两个了不起的姓氏，日本最伟大的两个作家就姓“三岛”和“川端”，一个叫三岛由纪夫，一个叫川端康成。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红光满面，好像他们穿上“三岛”和“川端”的西装以后，就是我们刘镇的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了。
如果说余华只是被川端康成无微不至的细部描写所感染，那么为莫言打开“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则直接受到川端康成《雪国》的启发。1999年，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在日本翻译出版后，他首次访问了日本，并在一系列演讲中提到川端康成对他这一代中国作家的影响。在东京的驹泽大学发表演讲时，莫言坦陈：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从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里读到了这样一个句子：“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站在河边的一块踏石上舔着热水。”我感到眼前出现了一幅鲜明的画面，仿佛能够感受到水的热气和狗的气息。我想，原来狗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进小说，原来连河里的热水与水边的踏石都可以成为小说的材料啊！
我的小说《白狗秋千架》的第一句就是：“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流传数代之后，再也难见一匹纯种。”这是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的字眼，也是第一次提到关于“纯种”的概念。从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我的小说就多数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了。（《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收入《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年）
访日期间，莫言还参观了川端康成创作《伊豆的舞女》时住过的名为“汤本馆”的小旅馆，据当年与莫言同行的旅日作家毛丹青回忆，莫言的那次日本之旅可谓“神神叨叨”，他甚至相信在“汤本馆”遇见了“川端康成显灵”。假如迷信一点，这件事情和莫言13年后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没准有着神秘的关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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