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城市公社不是出现在对抗背景下，而是诞生于妥协情境中

【编者按】

在许多中世纪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的现代性叙事中，意大利城市公社凭借其自下而上的合作方式、对君主制的脱离、制度上的创新，以及带世俗气质的文化，堪称世界迈向近现代的踏脚石之一。但在克里斯·威克姆看来，这种诠释缺乏对细节的充分思考，犯了一项根本性错误，即对历史的目的论式的解读。

在《梦游进入新世界：12世纪意大利城市公社的出现》一书中作者选择米兰、比萨、罗马作为个案研究，考察了在11世纪和12世纪意大利王国的解体过程中，城市公社这种中世纪欧洲最早的非君主制政体之一是如何产生的，他试图表明，这些城市的精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东西，而是在“梦游”中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意大利学者针对早期公社的详细的和比较性的学术成果，在数量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丰富。长期以来，意大利人的研究都是围绕着他们的直系尊亲属，而当执政官出现时，他们或许觉得工作已经完成。例如，上一代的意大利重要历史学家乔瓦尼·塔巴科以及琴吉奥·维奥兰特的大多数经验性著作就是关于11世纪晚期之前的时代。然而，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尽管研究的数量依然不是很多（只有关于单个城市的专著性分析数量甚丰，但这些研究常常不把它们的经验数据用作更广泛意义上的反思的基础），有些重要作品仍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1050—1150年间所发生事件的观点。

这里首先需要申明一点（这一点在历史编纂学中没有争议）：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领导层，从来不仅限于商界（无论是贸易还是手工业），这与北欧通常的情况不同。意大利的大地主多数住在城中，且总是在城市政治生活中扮演核心角色。这也是意大利城市比拉丁欧洲其他地区的城市面积更大、实力更强，社会政治方面更复杂的基本原因，而且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个世纪。尽管11世纪和12世纪，意大利的经济的确发展得很快，但经济发展本身并非城市公社发展的必要原因。比萨和热那亚这两个主要港口是早熟的公社，克雷莫纳和米兰作为交流中心也是；但威尼斯不是，而且许多不那么商业化的中心城市，比如贝加莫和帕尔玛，发展出执政官政体的速度与那些经济领先者大体相同。因此，我不会对经济方面的结果多加评论。从本质上说，早期城市公社此时大体上都被认定是（极宽泛意义上的）贵族的：它们通常不是公开冲突的结果（罗马是一大例外），并且它们旨在固化不同类型的地产精英的权力。前公社时期，首先是11世纪早期和中期，是城市起义频发的时代；相反，所谓公社的最早的证据，出现在11世纪最后十年屈指可数的几个城市，其他例子则出现在12世纪，而且常常是在进入12世纪很久之后。历史学家们如今常常表示，公社不是出现在对抗的背景下，而是诞生于彼此妥协的情境中：妥协既发生在城市精英的不同派系和层级之间，在主教与城市世俗领袖之间，也发生在那些领袖与更广泛的社群之间。其首要起因，是1076年之后几十年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引发的混乱。这场斗争使皇帝和教皇反目，导致意大利在1080年代到1090年代间陷入内战（通常包括各个城市因出现对立的主教而产生的传统领导层危机），进而在此后几十年间逐步崩溃；城市公社由此成为一种应对危机的防御性反应。

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防御性反应的细节提出质疑；然而，我会同意这一概述的大部分内容。不过，对贵族统治的强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它可以是对人民民主在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获胜这一老旧的浪漫观的现状核实（reality check)，也可以（哪怕是现在）基于一项帕累托式的假设，即所有的历史主角实际上都是贵族。结果，某些意大利历史著作就相当舒服，并且强调了政治权力的真正渊源为什么根本没有随着早期的公社而改变。支持这种连续主义（continuitist）解读的，是某种未被问题化的发现，比如（就像奥塔维奥·班蒂展示的），直到12世纪中期，新的城市政体大多数时候都不称为“公社”，而是如长期以来的称为“城市”（civitates/cities），从而对我们（抑或也对他们自己？）遮掩了他们在治理中的任何改变。的确，对于1120年代之前的多数城市，公社（commune）甚至在源头上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或副词，意指“集体的”或“共同地”。此外，如今常常有人认为，不仅执政官们很早就已经担任或者可以担任公共角色——这一点不难看出，而且执政官政体的公共角色只是从伯爵们和主教们那里继承而来的。一种更进一步的连续性因素，是法律专家（iudices）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因为他们曾在11世纪的主教、12世纪早期的混合政体、12世纪中期更清晰地由执政官主导的政体下管理各个城市：只要他们控制着公共行为，这些行为的法律基础就不太可能有什么不同。

然而，后面这种论点，有完全抹杀这段时期的风险，使得执政官时期真正的创新之举，无论当时是否被有意识地觉察到，都无从得见。例如，传统上的意大利王国（从７世纪到11世纪统一了罗马以北的意大利）展现其公共认同和合法性的主要方式，就是借助被称为“审判大会”（placita）的集会。这是定期在大量民众眼前实现司法公正的场合。11世纪晚期，这些司法性集会几乎在整个意大利中北部地区消失了，而各个公社也没有试图重建。究其原因，要么是带有强烈“公共”（public）性质的审判大会传统不再管用，要么是执政官政体感到他们无法染指，要么是公共权力另有所属。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都发生了政治权力基础的丧失或极大的变动。而法律专家们显而易见地适应了这种情况，并将其看作理所当然。

上一代历史学家争议更多的，是统治早期公社的精英的性质。从一开始，如果大地主在实行公社统治的城市中是重要的，那么这些城市从根本上与乡村有什么区别？哈根·凯勒写有若干关于公社形成的极其出色的概论，并在1979年发表一部重要著作，主要基于米兰城的证据，大力主张将位于今意大利北部的各城市的精英，划分为轮廓清晰的层级（ordines），由军事贵族（Adel）来领头，根据采邑－封臣关系以及不同的社会出身来界定：领主（capitanei）从当地的主教那里获得领地，并在乡村地区进行私人统治；封臣（valvassores）则是领主们的附庸；还有市民（cives），即跻身于精英但出身于范围相对狭窄的贵族阶层之外的领袖人物，他们在早期公社的领导层中是少数，并且即便投身商业活动，也依然可能与军事层级或主教存在封臣式的联系。这看起来没什么争议（我当时很高兴地接受了，并且现在依然接受它的主线），但是它恰逢菲利普·琼斯论述“资产阶级传奇”的一篇重要而颇具争议的文章。该文的观点在随后的另一部大书中被推而广之，认为：意大利城市不完全是中世纪史学家们习惯将它们看作的那种完全“市民化”（civic）的状态，地主在城中的重要地位意味着它们长期以来受到贵族价值观的支配（城市公社“生而是领主的”）；皮埃尔·拉辛关于皮亚琴察的论文则主张（这一主张有些过头）：早期公社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受到土地贵族的操控，以至于它们可以被看作“领主的集合体”，在类型上与乡村的领主统治没有真正的区别。这些历史学家中没有一位是意大利人，他们的观点对于1980年代的意大利人而言，远不如凯勒的结论对我那样有用；意大利人的回应宽泛而并不总是有用，他们强调，在所有各个时期，意大利各城市究竟是多么的“市民化”，它们与乡村地区是如何不同，尽管外国人试图使它们看起来与北欧无异。针对凯勒的“层级社会”，他们还给出了某些更加一针见血的观点：它的二重性，只能概括意大利北部少数城市的情况（对于意大利中部的城市则无一言中）；它死板到了没有必要的程度，因为领主到底是什么人以及他们的行事风格都因地而异；贵族层级和主教的封臣也并没有支配每一个地方的早期公社。而且凯勒低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在保罗·格里洛展示的米兰的例子中可见一斑，那就是：涉足城市政治的领主与那些没有涉足的同一层级的成员有很大不同，前者尽管依旧是主教的封臣，却对领主的权利和其他乡村权力要素的兴趣较小，而对更加“市民化”的活动更感兴趣。人们可以接受上述观点的大部分，而不必贬低凯勒的著作，不过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仍存在着争议。比如，如果12世纪城市的“市民”价值观的确跟乡村的和北欧的那么不同，那么它们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凯勒的批评者雷纳托·博尔多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远非全面。）

2003年，让－克劳德·梅尔·维古厄出版的《骑兵与市民》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认可，但实际上更具批判性，可能也更加激进，它探讨的是12世纪以及（尤其是）13世纪的城市民兵。梅尔·维古厄认为，贯穿两个世纪的公社的政治核心，不是像凯勒（以及其他不少人）所界定的军事层级，而是每个城市中的骑兵群体，他们远远超出了狭窄的采邑－封臣贵族，涵盖了城市中10%到15%的人口，并且必定包括商人和工匠中比较富有的成员，以及司法专家和公证员。他论述道，这个非常广泛的军事化精英阶层在12世纪的霸权，导致整个执政官时期“公社的统治阶级极其稳定且高度同质化”，而研究（为数不多的）对执政官的传记性分析会引发“一种厌倦感，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这是由该阶层的全面同质性造成的，它一贯地基于“正直”的土地世袭制、与当地教会在土地方面的联系，以及与其他执政官家族密切的亲属和商业关系。毫无疑问，该书通过极大地拓展城市精英的范围，赋予了该领域的研究一个新的框架，使学者们得以避开旧日的争辩。与梅尔·维古厄一样，我尤其确信，与主教们的封建纽带在关于公社的分析中被过分夸大了，公社的活力属于一个较为广泛的阶层。然而，我怀疑这个阶层是否完全地同质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在各个城市中都包含有更多的多样性；我会在下文中强调其内部基于财富的细化分层，在我看来这有助于我们更加确切地了解存在于早期城市公社经验中的真实的社会和政治差异——在谈到我的三个个案研究的经验性证据时，我们会看到这些差异的重要。

《梦游进入新世界：12世纪意大利城市公社的出现》，[英]克里斯·威克姆著，X.Li译，一頁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