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长期增长与不平等：英语学界对全球经济大分流的量化研究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经济大分流”成为西方经济史领域最流行的研究话题之一。它主要探讨15—19世纪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变得富裕，而多数国家却陷入贫困泥潭，导致全球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自亚当·斯密以来，英语学界一直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尽管各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但是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都接近于最低生存水平。这种情况只有到了最近的几个世纪才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使用新创立的国民账户体系（SNA）量化18世纪以来各国的经济长期表现，发现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差异的主要根源来自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现代经济增长，从而开启了探索各国经济增长并解释各国各地之间经济不平等的研究先河。

最近20年，沿着库兹涅茨创立的量化研究路径，英语学界围绕“全球经济大分流”的问题，大大拓展了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的研究视角、主题和内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对全球经济史的传统观点、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全面反思、批判和更新，对于中国学界的全球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学术史的角度对20年来英语学界在全球经济大分流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做一次全面的梳理和考察，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从研究各国现代经济增长到探讨全球经济大分流

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学者库兹涅茨创建了国民账户体系。英国学者克拉克（Colin Clark）根据这一体系，基于行业产出和实际工资等统计数据，首次建立了1925—1934年间50个国家国民收入的长期数列。为了实现国际比较，他还初步构建了一套购买力平价（PPP）指标，统一使用1925—1934年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将各国国民收入的长期数列纳入国际比较的框架。可见，国民账户体系与购买力平价核算为展开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基础的分析框架和方法工具。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早期，库兹涅茨基于国民账户体系和购买力平价核算方法，对近20年来各国国民收入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比对和考订，开启了探索全球经济不平等之源的量化研究。他精选出21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两组，将考察的起点回溯到工业革命，并建立了一个从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60年代的21个国家国民收入总产值和人均收入的长期数列，用1965年的购买力平价来进行国际比较。库兹涅茨发现，工业革命之后14个发达国家经历了至少持续20年以上的现代经济增长，而欠发达国家“由于其最初的人均产值太低，虽则它在相当长的时期有高的增长率”，但未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他提出20世纪全球经济的不平等缘于18世纪中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它使少数国家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并由此产生了各国在国民总产值与人均产值方面的巨大差异。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技术与知识的运用、经济结构变迁等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瑞士学者贝洛赫提供了更多的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估算，并第一次构建了基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样本1750—1977年全球人均收入长期数列。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学者麦迪森在上述三位经济学家估算的基础上扩展了国民账户核算的国家和时间段。在20世纪末，麦迪森领导的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长期发展数据库，并在多部著作中对各国、各大洲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进行了系统探讨。麦迪森数据库涵盖了从公元元年到2000年160多个国家的GDP和人均GDP的长期数列。他通过两个方面构建这一工程庞大的数据库：一是收集、整理、比对与新估了160多个国家不同时期使用本国货币计算的GDP和人均GDP；二是发展了国际购买力平价理论，将1990年作为基准年，通过外推、直接比较和间接比较等方法，建立1990年各国购买力平价集，并将之运用于国际比较，最终构建了用1990年美元计算的公元元年至2000年各国、各大洲和全球GDP和人均GDP长期数列。

经过几代计量经济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国民账户体系下的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通过大型的全球GDP和人均GDP数据库，使国际经济史学界形成一个重要的研究共识：在18世纪之前全球经济的千年发展史上，全球的人均收入仅仅提高了50%左右；而基于人均收入持续提升的现代经济增长源于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1820年之后随着工业化扩散至欧美乃至亚洲等地的国家，全球人均收入提高了8倍以上；同时，欧美发达国家与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在以几何倍数扩大。然而，在国民账户体系下的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研究也给学界留下多个极富挑战的问题。比如，对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和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料知之甚少，导致对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要么缺失，要么只是初略估计，所以无法准确回答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和真正开始的时间；以1990年为基准年构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购买力长期数列有待进一步更新与完善；GDP和人均GDP等国民账户体系中的指标并不能全面体现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的方方面面；仍需要从更为广阔和深入的角度去阐释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与不平等问题。

过去20年间，英语学界全球经济史研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随着东亚国家和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欧美经济强权相对衰落，英语学界秉承的传统全球经济史解读理论及学术体系，已经无法适应这种“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英语学界，尤其是经济史领域，迫切需要针对这种全球经济发展态势的调整，从更加深远的历史背景提出新的理论学说，以便持续保持英语学界对学术话语的主导权。另一方面，通过几代量化经济史学家构建的历史国民账户数据库及其理论体系，对描述和解释近五百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和不平等问题，显得过于初浅，也需要新数据、新视角和新的理论体系。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出版了《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一书，立即引起国际经济史学界的极大关注与讨论。许多西方学者称该书开启了全球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之所以如此评价，因为该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深入回应了英语学界的理论需求。一是在理论上将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简要地概括为全球经济大分流，并通过对工业革命之前的西欧、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定性与定量的比较研究，呈现一幅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平“惊人相似”的全球历史图景。也就是说，全球经济长期增长的不平等问题是工业革命的结果。二是对于各国各地区的比较研究，超越人均GDP的单一指标，用更为广泛的指标，如农业结构、预期寿命、出生率、市场整合、农民实际收入等展开。三是尝试为多个指标建立国际比较的标准框架，比如该著为比较1800年前后德国与印度北部人均陆地运输能力、18世纪后期华北和欧洲农民使用的肥料、1700—1850年法国、岭南和华北森林覆盖率与燃料供给量等主题，分别提供了标准化的国际比较框架。四是从资源禀赋和全球化等角度重新解释东西方经济大分流的起源。正如彭慕兰自己评价的，他的这些研究仅仅为国际学界提供一个广泛讨论的开端。面对东西方经济大分流这样的全球性问题，英语学界一方面尽可能地收集、整理和构建各种基础数据和量化信息，另一方面通过统计分析与量化研究对全球经济大分流的表现、阶段和原因等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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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二、从全球经济史专题数据库到全球经济史综合数据库

正如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所展示的，研究全球经济大分流的基础工作就是构建涵盖全球经济长期增长的各种指标及其决定因素等方面的全球性数据库。

西方学者首先从单一指标入手，构建全球性的专题数据库。他们最早尝试的是构建全球性的实际工资数据库。在西方学者看来，在经济长期增长中收益最大的是广大底层民众，他们实际工资增长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但由于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不一样，所以很难进行国际比较，这是构建全球性实际工资数据库的最大难题。为此，英国学者艾伦（Robert C. Allen）在收集各国历史工资与物价的基础上，创造一种用于构建可比较各国各地区实际工资历史数列的方法，即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资料，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非技术工人构建了一个维持最低生活开支的消费品篮子。由于不同国家非技术工人每日所需的最低热量和蛋白质大致相当，即他们具有相似的维持最低生活开支的消费品篮子，因此可以使用福利比率（welfare ratios）核算他们的实际工资。所谓福利比率，主要是通过平均年收入除以一个家庭维持最低生活开支的消费费用而得到非技术工人可以购买的最低消费品篮子数量。通过这一方法，艾伦在整理1500—1913年22个欧洲城市的非技术工人名义工资数列和生活必需品消费价格的基础上，核算了16—20世纪欧洲各国用福利比率表示的实际工资，并以此构建了欧洲工资物价的历史数据库。继而，艾伦领导研究团队又对18—20世纪亚洲各大城市的非技术工人工资和物价进行了收集和整理，以此构建了1738—1906年这些城市基于福利比率的实际工资数列。与此同时，美国学者林德联合艾伦、美籍华人学者马德斌、荷兰学者范赞登等人共同构建了一个全球物价与工资历史数据库，包括了15—20世纪的九十多个国家的实际工资数列。

全球物价与收入历史数据库

在收集实际工资的同时，西方学者也展开了对麦迪森全球历史国民账户数据库的更新与拓展工作。2010年麦迪森去世后，由范赞登继续领导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增长与发展中心，并发起一个“麦迪森计划”（Maddison Project），与世界各国的学者展开密切的合作与交流，专门收集世界各国最新的历史国民账户研究成果，用于更新和扩展麦迪森数据库。经过四年的努力，麦迪森数据库获得了全面更新，主要涉及的工作包括对1820年之前各国人均GDP数据进行修正，也新增了很多国家如瑞士、南非、俄罗斯、新加坡和拉美各国的数据。最近该数据库又进行了一次更新，首要的目的在于呈现从“麦迪森计划”上一次更新以来所有新研究中可用的历史国民收入数列，其次是分析通过不同方法计算的购买力平价的偏差，进而绘制更为精确的全球各国的长期收入序列。目前该数据库一共包含169个国家以2011年为基准年的公元元年至2018年的GDP和人均GDP长期数列。

同时，其他衡量全球经济大分流的专题指标数据库也相继涌现。在英语学界，成年人身高被公认为与健康和长寿等要素一样，是一个反映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早在20世纪初西方的体质人类学就发起对成年人身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福格尔（Robert Fogel）率先在英语学界的经济史领域使用这一指标衡量生活水平。2000年以后，在大分流的国际学术讨论中，德国学者巴顿（Joerg Baten）领导的团队致力于19—20世纪全球各个国家成年人身高数据的收集、整理和比较，最终建立了一个1810—1989年包括156个国家成年男性身高的数据库。

由于人力资本积累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西方学者尤其关注历史上各国各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在测量历史上各国各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时，书籍产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最早由范赞登领导的团队对6—19世纪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瑞士、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瑞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国家和地区的手抄书和印刷品的数量进行了收集和统计，建立了一个500—1800年欧洲各国各地区书籍产量产值数据库。之后，英语学界陆续有学者对奥斯曼土耳其、中国、日本历史时期的书籍产量进行整理和估算。对于1800年之后的人力资本积累历史研究，西方学者更多的还是核算各国各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通常反映15岁及以上的人接受过小学、中学或更高层次教育的数量，也是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法国学者莫里森（Christian Morrisson）和美国学者马丁（Fabrice Murtin）在收集了74个国家1870—2010年每个年龄段受教育的人数，以及辍学率和复学率等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1870—2010年74个国家年龄在15岁以上的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库。

随着各种全球性专题数据库的不断涌现，为全面系统地收集1500年以来全球经济大分流的各种指标，并进一步分析各国福利的长期变化，2011年由范赞登发起，联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研究部、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和德国图宾根大学等十多家国际知名机构和高校，共同构建一个综合性全球经济史数据库——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Clio-Infra）。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涵盖1500年以来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等各大洲的210个国家，涉及农业、人口、环境、金融、人力资本、性别平等、制度、劳动关系、国民账户收入、价格、工资和矿产等11类指标。为了更好的展示1500年以来全球经济大分流的特征化事实，该数据库的指标数据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210个国家经济长期增长及其增长原因的指标，如1500—2010年的农业发展指标（耕地数、牧场数，以及牛、羊、猪的产量）、1500—2000年的人口发展指标（总人口、城市人口、成年人身高、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1750—2000年环境变迁指标（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和生物多样性）、1590—2010年金融发展指标（美元和英镑的汇率，各国政府债券收益率和中央政府债务总额占比）、1800—2010年的制度发展指标（内外部武装冲突、参与监管、谋杀率、政治竞争）、1927—2013年劳动关系指标（劳动纠纷人数、劳动纠纷数量，以及因罢工和停工而未工作的总天数）、1700—2013年矿产指标（铝、铝土、铜、黄金、铁、铅、锰、镍、银、锡、钨、锌）；另一类是体现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各国内部经济不平等的指标，如1500—2000年性别平等指标（性别平等、继承的性别平等、教育的性别平等和妇女在议会中所占比例）。

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

为进一步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展示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的全球价值，2014年，在经合组织的资助下，范赞登团队出版了《生活变得怎么样：1820年以来的全球福利》一书。该书以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为基础，将各国的数据信息分别加总为西欧、东欧、西欧分支、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世界八个大区以及全球经济整体，并选取了1820年以来质量较好的十个指标数据（人均GDP、实际工资、教育、预期寿命、身高、个人安全、政治制度、环境质量、收入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依次展示了19世纪以来各大区经济长期增长与全球经济不平等的主要趋势。最近五年，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种族冲突、国际冲突，以及新冠疫情等全球问题，范赞登团队聚焦于经济不平等以及其他不平等指标的研究，对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进行了拓展与更新，并于2021年发布了新报告——《生活变得怎么样：1820年以来关于福利和全球不平等的新观点》。为了着重衡量1820年以后各国福利的多层次不平等，该报告构建七个新的不平等指标——制造业平均每周工作时间、社会转移支付、财富不平等、预期寿命不平等、教育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指标以及相应的全球数据库，并对这七个指标建立了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标准框架。

由OECD出版社出版的《生活变得怎么样：1820年以来的全球福利》和《生活变得怎么样：1820年以来关于福利和全球不平等的新观点》

三、全球经济大分流的起源、阶段、表现与原因

基于各种全球性的专题数据库和综合数据库，英语学界围绕全球经济大分流的起源、阶段、表现和原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解释体系。

在全球经济增长和不平等的起源即大分流的起源上，无论库兹涅茨，还是彭慕兰，都认为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对于全球经济大分流起于何时的讨论最早可以回溯到有关工业革命的起源问题上。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英语学界长期以来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英国发动的工业革命是本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突变的产物。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派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学者都是从18世纪英国发生重大历史变革来解释工业革命的发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语学界出现了“早期现代主义者的反抗”（revolt of the early modernists）。他们提出，工业革命的发生是18世纪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蓬勃发展的欧洲经济的累积结果，特别是与北海接壤的西北欧地区，早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多个世纪中，便已经与欧洲其他地区迥然不同，它更具活力和竞争力。但是，持“早期现代主义”观点的学者并没有回答西北欧地区与欧洲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起于何时，也没有解释形成这些差距的原因。彭慕兰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如中国、印度等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效率和生活水平上并无二致。英国率先发动工业革命应归功于两个几乎完全偶发性的地理因素：英国本身丰富且价格低廉的煤炭资源和从美洲新大陆源源不断获取的土地密集型产品。

这就再次激发了西方学者重新审视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内部的经济长期发以及差异。最早是英国学者艾伦根据欧洲城市物价和工资数据库，发现1500-1750年西北欧各城市维持着高于最低生活水准的实际工资，而欧洲其他地区的城市实际工资则出现了长期的下降趋势，甚至许多城市的实际工资已经低于当时的最低生活水准。他首次提出这一时期欧洲内部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此后，范赞登对艾伦的数据库进行了补充，并结合新的计量方法，进一步确定了欧洲小分流的起点时间大约是在15世纪下半叶。然而，近代早期西北欧地区实际工资的维持到底是人口减少的原因，还是自身经济结构转型的体现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论证。意大利学者福凯萨托将欧洲城市物价和工资数据库与欧洲人口数据库结合起来展开实证分析，发现15世纪下半叶之后西北欧地区逐步突破了人口增长带来实际工资下降的马尔萨斯贫困陷阱，而欧洲其他地区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主要是由于人口的增长所致。

在研究实际工资的同时，西方学者通过修正与完善麦迪森的全球历史国民账户数据库的欧洲部分，丰富了当时欧洲小分流的观点。英国学者布劳德伯利提出，西北欧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命运逆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348年的黑死病。在此之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人均收入大大高于英国和荷兰。黑死病导致欧洲各国人口大量死亡，人均收入都得以提升。但随“人口的恢复，只有英国和荷兰保持了持续的富裕水平。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1500年左右，西北欧地区从大西洋贸易获得巨大收益，首先是荷兰的人均收入超过意大利，进入了17世纪的黄金时代，继而是英国从17世纪下半叶进入了快速增长轨道，人均收入与荷兰不相上下。这两次转折体现了15-18世纪西北欧人均收入经历了从保持稳定到快速增长的轨迹，其背后的直接动因就是当地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些都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讨论欧洲内部“小分流”问题时，英语学界也在热烈讨论着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大分流”问题，首先讨论的是东西方经济大分流始于何时的问题。根据全球物价与工资历史数据库，艾伦、布劳德伯利分别比较16-20世纪欧洲和亚洲大城市的实际工资、谷物工资和白银工资等多个工资数列，发现西北欧大城市的工资水平从16世纪下半叶就开始高于欧洲其他地区和亚洲的大城市；直到19世纪上半叶，欧洲其他地区和亚洲的大城市在实际工资上还处于同一水平；从19世纪下半叶，亚洲才逐步落后于欧洲的其他地区。通过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中各国指标数列的加总，范赞登提出，随着工业化在全球各大区域的扩散，至19世纪末全球实际工资已经分流成一个等级序列：东亚、南亚、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它们构成了全球最贫穷的地区，实际工资约为维持最低消费水平的3.5倍；其次是中东、北非、拉美和东欧，其实际工资水平约为6.5倍；最富有的是西欧和西欧的分支国家，其实际工资约有12至20倍。但是，工资毕竟不能反映东西方的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为此，范赞登、布劳德伯利等人先后通过更新麦迪森全球历史国民账户数据库的非欧洲部分，勾勒出一个东西方经济大分流的历史进程：在中世纪黑死病爆发之前，欧洲最富有的意大利北部地区与亚洲最富裕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大致相当；黑死病之后，西北欧地区在取代意大利北部地区成为欧洲最富裕地区的同时，先后于15世纪下半叶超过印度、日本的富裕地区；1700年左右超过中国的富裕地区。可以说，在18世纪工业革命来临之前的一个多世纪，东西方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大分流。18-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与扩散，尽管1900年的全球平均的人均收入比1800年增长了1倍，但是这一倍的增长主要是来自于西欧和西欧分支国家的贡献。19世纪西欧和西欧分支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其人均收入比一百年前增加了1-3倍；其次是东欧、拉美、中东和北非，在有限的工业化推动下，人均收入有少量增长；最贫穷的还是除日本之外的东亚、南亚、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收入不仅没有增长，还呈现衰退趋势。20世纪初全球最富有的大区与最贫穷的大区，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达7倍之多。当然，20年来，除实际工资和人均收入之外，范赞登等人还依托计量基础数据库，通过预期寿命、身高、教育程度、个人安全、收入不平等、性别不平等、环境质量等多个福利指标反映全球经济大分流的方方面面。最近，英语学界对工业革命之前西北欧的经济增长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学者们通过分析1300—1800年的东西方人均收入数列，发现尽管这一时期西北欧、欧洲其他地区和亚洲的经济在短时段中都有波动，但是在中长时段上的表现则有不同的模式：西北欧中长时段的经济趋势基本上是保持人均收入不下降与小幅度增长，而欧洲其他地区与亚洲都出现了中长期人均收入的下降趋势。

可以说，英语学界有关世界经济大分流的阶段与表现的认识已渐成熟，并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其核心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为全球经济增长与不平等起源于工业革命的传统看法，提出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经济增长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的黑死病之后。近500年来的全球经济大分流可以分成两个历史阶段，从黑死病结束后的15世纪下半叶到1800年是第一个阶段。当时欧洲其他地区和亚洲的经济出现长期衰退，西北欧地区经济却得以快速发展，突破马尔萨斯陷阱，保持了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最终取代意大利北部地区和中国江南地区成为世界最富裕的地区。这一阶段的世界最富有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并不大，在人均收入上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左右。整个19世纪是第二阶段，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像西欧与西欧分支国家那样实现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相反它们都深陷贫困的泥潭。由此，全球经济分流成了一个延续至今的等级序列，最富有的是西欧和西欧分支国家，其次是东欧、北非、中东和拉美；最贫穷的地区是除日本之外的东亚、南亚、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被远远拉大，在人均收入上达到八倍的差距。除了人均收入之外，全球经济大分流的两个阶段还可以从多个指标来衡量。

对于如何解释全球经济大分流，或者探讨为何西方从全球经济中脱颖而出，成为发达经济体；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何在20世纪之前长期徘徊于贫困陷阱之中的问题，英语学界在20年的学术讨论中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如上文所述，在库兹涅茨的研究中，他通过比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增长经验，提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技术与知识的运用和经济结构的变迁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将全球经济大分流的主要原因归于两个地理因素——煤和殖民地。随后，西方学者基于上述各种全球经济史数据库，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大分流的形成。如薛华、凯勒和施图德等人从欧洲、中国和印度的市场一体化差异解释东西方大分流。范赞登、巴特等人解释了家庭婚姻模式、人力资本积累与全球经济大分流的关系。艾伦从要素构成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解释全球经济大分流。美国学者克拉克等人则解释了技术创新与运用效率在全球经济大分流中的重要作用。德国学者弗兰克从全球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形成与运作来解释全球经济的大分流。美国学者格雷夫、范赞登、荷兰学者弗里斯和美籍华人学者马德斌从制度、国家和法律等角度解释东西方的大分流。美国学者莫基尔从文化角度解释了全球经济大分流。

各种解释大分流的观点众说纷纭，各具特点。正如西方学者所普遍认同的，近500年来全球经济大分流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为系统衡量各种因素对全球经济大分流在不同阶段发挥的具体作用，布劳德伯利等人尝试建立包括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解释框架。这种综合解释框架有利于解释不同阶段大分流形成的原因，如1800年之前的西北欧为何能从全球经济中脱颖而出，成为发达经济体；1800年之后为何只有西欧和西欧分支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而其他国家和地区仍深陷贫困泥潭，等等。因此，在这种综合解释框架中，各种影响大分流的因素被分成两组，一组是如何导致大分流的直接因素；另一组则是为什么会导致大分流的根本因素。西方学者一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理论来阐释各种直接因素是如何导致大分流的。

第一种理论是构建增长方程，将诸如劳动力、资本（包括物质和人力两种资本）、土地、效率（由知识技术创新而产生）等直接因素作为方程的自变量，GDP或人均GDP作为因变量。通过对各国各地区近500年经济增长方程的建构与核算，西方学者最近发现在1800年之前西北欧的持续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如人口增长、劳动工作时间增加、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土地增加等所驱动，然而由知识技术创新产生的效率提升在一定时期，尤其是抑制经济衰退的时期也发生过关键作用；在1800年之后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欧与西欧分支国家的展开，要素投入的驱动作用降到了50%以下，而创新与效率的驱动作用则越来越重要。与此相反，1800年之前的欧洲其他地区和亚洲长期缺乏多种要素的综合投入导致经济长期停滞或衰退；1800年之后的西欧与西欧分支国家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长期无法提升效率，导致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步履艰难。

第二种是使用经济结构变迁理论，因为自库兹涅茨以来的西方学者都认为经济结构变迁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各国在全球经济大分流中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西方学者将它们的经济结构变迁分成永久性变迁和过渡性变迁两种。1800年前后西欧和西欧分支国家都经历了永久性的经济结构变迁，为现代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与动力；而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在1800年之前，还是之后，都只有过渡性的经济结构变迁，“在增长时期，随着人们收入增加，他们对工业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将影响产业间的劳动力供给。然而随着增长期让位于萎缩期时，这个过程就会逆转，而且劳动力的构成没有永久性的转变”。两种类型的经济结构变迁正是上述各种直接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无论是增长方程，还是经济结构，只能回答全球经济大分流如何形成的问题；而要回答为什么会出现全球经济大分流的问题，还得从地理、制度和文化这三个根本因素来找答案。自彭慕兰提出大分流的地理决定论以来，西方学者将作用于大分流的地理因素细分成两种属性，第一种属性包括原始或自然优势，如矿产或气候等；第二属性包括后天或人为优势，如市场准入、全球化或集聚经济等。除了考虑到煤铁资源等地理第一属性的重要性外，西方学者越来越关注地理的第二属性。他们提出第一属性的地理优势或劣势会被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力量放大与缩小。也就是说，生产力水平高的有利地区具有要素集聚效用，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反之生产力低的地区会变得越来越落后。艾伦将地理的两种属性结合起来，提出无论是1800年之前的英国，还是1800年之后的西欧及其分支国家，都形成了高工资与低能源价格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创造了良好环境。

然而，正如艾伦所指出的，“地理因素并不是唯一的解释，因为它的重要性取决于技术和经济条件”，这些条件的核心正是制度因素。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建构高效的制度最终决定着它们在全球经济大分流进程中的表现。在1800年之前，西北欧在微观、中观、宏观和更高层面上继承了中世纪欧洲经济复兴以来创新的各种制度，并在近代早期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建构起一系列高效制度，进而推动经济长期增长与经济结构的永久变迁。在1800年之前的制度研究中，国家的角色与作用是近几年来西方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西方学者用经验证据说明1800年西北欧的国家既具有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且受到议会控制与约束，对产权保护、提供教育与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发挥了关键作用。1800年之后，西欧的其他国家和西欧分支国家普遍仿效英国的成功模式，采取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赶超战略，即艾伦所总结的“富国之路”（the ascent of the rich）。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同一制度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地区所发挥的作用往往千差万别，因此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化才是解释大分流的最终因素。对于1800年前后的西欧来说，中产阶级的观念和文化深入人心，诸如节约、谨慎、合作和勤奋的观念取代挥霍、暴力、冲动和享乐的思想，从整体上提升了劳动力的质量和创新能力。总之，英语学界对于到底是地理、制度还是文化因素，最终促成全球经济大分流，仍存在着较大分歧。

四、启发与思考

20年来的“全球经济大分流”国际学术讨论大大拓展了全球经济史的研究视角、主题和内容，代表了英语学界全球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向。它对于开拓中国视野的全球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首先，构建全球经济史数据库的问题。量化历史研究离不开各种数据和指标的收集、整理和建构；要回答全球经济大分流这样的宏大问题，更需要建构全球性的经济史数据库。构建内容宏大的全球经济史数据库必须解决两个棘手的问题：如何选择体现全球经济大分流阶段、表现和原因的指标体系；如何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地区收集和整理基础数据，并构建一系列用于国际比较的标准框架。对此，英语学界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数据库构建工作。在21世纪的头十年，西方学者聚焦建构各国各地区都广泛存在基础数据的各种指标，比如实际工资、人均GDP、身高、预期寿命、人力资本等。他们一方面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收集与整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地区的基础数据和量化信息；另一方面共同开发和创造一系列国际比较的标准框架和方法，如通过福利比率构建国际比较的各国实际工资数列；通过购买力平价法构建各国人均GDP数列；通过生命周期法构建各国预期寿命数列，等等。最近十年，由于全球地区冲突加剧、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最近的新冠疫情，英语学界越来越聚焦于反映不平等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指标构建；并且尝试将各种专题数据库整合成全球经济史的综合数据库。可以说，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国际比较框架的开发与创新是英语学界构建全球经济史数据库的重要路径与成功经验，为国内全球经济史的开展提供了大量系统、详实、全面的基础数据和量化信息。但是，正如范赞登在完成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Clio-Infra）构建之后所评价的：“我们的资料仍然存在薄弱之处，特别是关于1950年以前非洲和19世纪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英语学界各种全球经济史数据库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国内学界借鉴英语学界的全球经济史数据库的同时，也提出了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方向和路径。

其次，描述全球经济大分流的问题。基于各种全球经济史数据库的全球经济大分流的理论学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起源于工业革命的传统看法，提出现代经济增长出现的二阶段说，即黑死病结束后的15世纪下半叶到1800年，西北欧地区经济成功突破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为工业革命带来的欧美国家快速经济增长。在西欧和西欧分支国家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同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长期滞留于贫困陷阱之中，从而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全球经济不平等体系。这个不平等体系是当今诸如地区冲突、环境污染等重大全球问题的历史根源。这也是西方学者研究全球经济大分流问题的重要现实关怀。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国民账户体系的核算框架下使用GDP和人均GDP作为衡量各国经济长期增长与增长差异的主要指标。但是，自彭慕兰的《大分流》出版之后，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超越人均GDP的单一指标，采用更为广泛的指标去衡量全球经济大分流的方方面面。21世纪最初十年，英语学界在不断更新各国历史国民账户体系研究的同时，还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反映各国福利水平的其他物质和非物质层面上，如教育、预期寿命、身高、个人安全和政治制度，等等；最近十年，又拓展到不平等和环境等全球问题的大分流研究，并且尝试将各种指标汇总赋值，以此构建反映福利整体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然而，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全球经济大分流研究中仍是薄弱的领域，尤其是刻意回避了西方经济长期增长与全球经济不平等、全球环境恶化等问题之间关系的探讨。这一领域恰恰为中国学者在全球经济史研究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了重要课题。

最后，解释全球经济大分流的问题。自18世纪以来，英语学界对于解释西方为何崛起，逐渐形成了两种学术传统：一是内因论，即认为欧洲自身特殊的制度和文化决定了西方崛起；二是外因论，即认为15世纪兴起的殖民贸易是主导因素。20年来，英语学界对全球经济大分流的解释学说实际上是这两种学术传统的“升级版”。彭慕兰提出地理因素是全球经济大分流的主导因素以来，许多西方学者或提出质疑，或深化研究，随之提出了解释全球经济大分流的各种动因。最近，英语学界又尝试将各种因素汇聚起来，构建综合的解释框架。这种综合解释框架不仅包括探讨如何导致大分流的直接因素，如各种经济要素、技术和经济结构等；还包括为什么会导致大分流的根本因素，如地理、制度和文化等。它彻底改变了过去英语学界单纯以西方成功经验解释西方崛起的分析框架，取而代之的是从全球史的广阔视角中不仅重新认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经济增长的机制、路径与原因等问题，而且结合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形成了一套解释现代经济增长以及全球经济不平等的一般化理论框架。然而，在这一般化的理论框架中，西方学者还是侧重于解释西方国家为何能成功实现现代经济增长，未能详细回答非西方国家为何没能通过西方国家的“富国之路”走上现代经济增长的道路。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大分流的解释框架还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既不能真正清楚、完整、系统地梳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长时段的经济发展道路，更无法对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快速发展做出研判与解释。因此，如何在全球史的广阔视角下系统探讨和总结通向经济现代化的非西方道路，为中国学者在全球经济史领域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本文首刊于2021年6期《史学理论研究》，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