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张德昌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8月出版，319页，38.00元
在一众关于中国古代日记的研究成果中，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是较早的一部。此书1970年在香港出版，2021年三联书店予以重印。四十年过去了，《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在经济史和士绅研究领域的贡献已逐步为学界所吸收和消化，而此书在处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使用的图表术之方法，对今日方兴未艾的日记研究仍有诸多借鉴价值，却尚未得到有效的认识。
许多关于近代经济史方面的著作都提到了张德昌这个名字，但对张德昌的生平及相关经历却言之甚少。无论港版还是三联版的《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都没有一篇序言或者一段话介绍张德昌的生平，因而在正式评介此书之前，笔者先谈谈张德昌的生平及著述概况。
一、张德昌生平及著述大略
张德昌（Chang Te-ch'ang，1907-?），河南林县人，早年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十三岁以后，随其兄张德昭就读于北京香山慈幼院，此期在《少年》杂志发表过《游碧云寺记》《我的过去生活的片段》等。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曾担任《清华周刊》副刊编辑（1929年辞去），1930年（第二级）毕业，次年考取该校研究院历史学部研究生，1935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奖学金，由清华大学派往英国深造。在清华大学期间，张德昌交游广泛，与叶公超、吴晗、夏鼐等人均有较多往来。夏鼐日记1933年4月15日曾记为《清华周刊》“文史专号”约稿云：“张德昌君现患伤寒，入协和医院，病愈后或可应征一稿。”此外，吴宓日记也有较多与张德昌往还的记载。
1937年，张德昌入职西南联大，曾在历史系任副教授，后在经济学系任教授，薪水每月四百元，其时陈岱孙的薪水是四百八十元，由此可觇张德昌在当时经济学界的地位。张德昌在西南联大讲授过“近代欧洲经济发展史”“近代工业发展史”“欧洲经济史”“高级经济史”等课程。1942年，张德昌离开西南联大经济学系。
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张德昌已经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崭露头角。1932年在《清华学报》发表《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后收入《明代国际贸易》（台湾学生书局，1968），同年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发表《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1935年出版单行本《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这些论著表明张德昌此期的研究兴趣在于沿海地区的中外贸易问题，与张德昌的现实关怀有关。在校期间，张德昌加入清华大学政治学会，曾获得政治学会演说国语组第一名。1929年，张德昌曾发表《驳“中日缔结不侵犯条约论”》（《清华周刊》1929年第32卷第4期），严厉批评日本记载小村俊三郎的论调。在1930年清华大学“驱逐”校长的风波中，张德昌也积极献言。
清华读书期间，张德昌撰文驳斥日本记者的荒谬论调。
张德昌对清华“驱逐”校长风波发表看法。
这一时期，张德昌还对印刷术及出版研究发生兴趣。1932年发表《清华大学之出版事业》。1933年，翻译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为卡特（当时译作“嘉德”）的名著《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渐》（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1932）写过书评，发表在《新月》杂志1933年第4卷第6期。此外，他曾给Allen Johnson《史家与史证》（The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1926）写过书评，见《清华周刊》1932年第38卷第1期。此书张荫麟曾据以改写为《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酿成一段学术公案。Johnson在书中提出“教遗物自己说话”的观点，对张德昌治史观念产生较大影响。在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受蒋廷黻等人影响，张德昌还广泛利用晚清档案。其三十年代的研究利用《筹办夷务始末》档案，给费正清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到1953年何炳棣与费正清见面时，费正清仍谈及张德昌的贡献（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90页）。
Thomas Francis Carter的名著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由于如上成果，张德昌在北平史学界较早崭露头角，1932年10月加入新成立的北平史学会，与柴德赓、陈均、戴邦伟同为事务股干事（《北平晨报》1932年10月27日）。在学术组织之外，张德昌还积极通过书评对新进出版的史学著作进行评介。仅1933年，在《图书评论》杂志上，就刊载了张德昌为伍光建所译《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等著作所写的书评。
从英国留学归来以后，张德昌在西南联大执教，因抗战的大变局而加速了其思想及学术关切的转变，他开始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从1939年起，张德昌在钱端升主持的《今日评论》发表了大量议论时政的文章，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体制建设、经济建设等，相关文章如《宪政的经济基础》《工业与交通》《企业家的精神》等，产生广泛影响。其研究兴趣也更多地集中到战时经济与政治方面。如1941年12月10日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讲授“中国战时工业”等。1941年底，张德昌曾为昆明译员训练班讲授“英国概况”。此期因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顿，张德昌与一批西南联大教授集体发声，抨击现状。1942年4月30日，张德昌与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等九人联署为文《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建议》，后结集为《昆明九教授对于物价及经济问题的呼吁》（求真出版社，1945年）。该书所收后两篇文章因张德昌离开西南联大，而未署名，但正如编者所言，这次集体写作是愉快的，写出了读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昆明九教授对物价和时局集体发声
1944年，张德昌身在重庆，当在外交部工作，同时启用“张昭远”一名。同年8月，在中华书局出版译作《战后国际投资问题》，该书原名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由芝加哥大学教授Eugene Staley撰写，为发展经济学奠基性著作，原著出版于1944年6月，短短两个月后即有中译本问世，由此可见战时重庆的学术空气并不滞后。该书详细论述了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认为美国应当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资，以完成世界经济的均衡。张德昌认为这是关系战后几十年中国发展的重要书籍，因而在公务之余将其译出。本年张德昌还翻译了《战后世界之改造问题》（独立出版社，1944）。
张德昌译著《战后国际投资问题》，使用“张昭远”之名。
在重庆期间，张德昌曾应友人储安平之邀，担任《客观》杂志编辑并撰稿。抗战胜利以后，张德昌还为《观察》杂志撰稿。1945年，张德昌在《中央周刊》发表《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之使命》一文。1946年1月，张德昌与萨本栋等六人代表我国赴伦敦参加第一届联合国大会。1947年，张德昌翻译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Francis Byrnes，1879-1972）的《当代美苏外交纪实》，该书约三十万字，张德昌从11月2日开始翻译，至11月11日就翻译完成，前后不到九天时间，可谓神速。1948年4月26日，时任外交部专门委员的张德昌曾在金陵大学作《国际间之趋势》的主题演讲。同年8月底，张德昌由上海启程，途经香港，赴堪培拉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官。
张德昌译著《当代美苏外交纪实》及其跋语。
张德昌何时至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尚未探知，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常登载张德昌的论文。此期，张德昌为一系列海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著作撰写了书评，包括张仲礼《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1968年第1卷第1期）、景复朗（Frank H.H. King）《1845-1895年间中国之货币及货币政策》（1969年第2卷第1期）、景复朗《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1940-1911》（1973年第5卷第1期）、艾尔温（Mark Elvin，1938-，汉名伊懋可）《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模型》（1973年第6卷第1期）。此外，张德昌还发表了《清代内务府的经济作用》（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in the Ch'ing Dynasty，载《亚洲研究杂志》第31卷第2期，1972年）。1970年，张德昌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围绕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为研究中心的《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是书部分可看作是对张仲礼相关研究的回应和深化。《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出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1972年即在《亚洲研究杂志》撰文介绍。罗友枝、张勉治等海外汉学家在相关研究中均参考过张德昌这一专著成果。
二、京官的生活与腐败
在《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张德昌试图以李慈铭为个案，解析一个京官的日常经历和生活。这种考虑主要为了探析清代士大夫阶层经济收益，在张仲礼《中国绅士》的基础上深化对京官这一群体的认识。如果仔细阅读1968年张德昌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针对张仲礼《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两书所作书评，不难发现《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乃是其延伸。在那篇书评中，张德昌认为应当注意中国绅士的捐纳一途，并非所有的官吏事实上都能致富，此外，他还对张仲礼著作的一些统计数字提出质疑。而这些问题，在《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均得到回应。
在张德昌看来，李慈铭虽是正途出身，仍不免通过捐纳获得一官半职。李慈铭的这种出身及其留下的《越缦堂日记》保存了“一个京官实际生活方面收入和支出的详细数字”（第3页），故成为张德昌研究的典型案例。张德昌批判了那些认为李慈铭不具备典型性的质疑，他的基本观点是京官与外吏没有本质的区别，“今日之京官即翌日之外吏”，而且“官场是一种市场”（第2页），因此京官经济生活实际可看作一种投资行为。
全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章论述李慈铭生平经历，以见一般士人做官的历程。第二章讲述李慈铭的京官生活，分析京官的生活用度、生活方式及其收支情况。第三章概述官吏浮征勒索、吞灾吃赈的情况，揭示京官生活和外官贪污的内在联系。本书的重点主要在第二章。以篇幅而论，第一章占四十三页，第二章为二百一十页，第三章为十二页，仅此一点即可看出第一章和第三章与其说是高屋建瓴式的论述，不如说是在凸显第二章的价值。
全书第二章“京官的生活”虽然篇幅较大，但文字论述部分不过二十余页，此外全是表格。二十多页的文字论述部分，即“由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所见的京官生活”一节，具体分析京官的收入、经济困窘的真相、官场积习与生活方式。张德昌论述了京官收入在官职收入如印结银、俸饷等之外，尚有馈赠等多种形式。至于支出，除去基本生活开销外，还可见应酬饮宴、娱乐、庆吊等开支之大。在对收支比作详细分析后，张德昌认为京官“哭穷”和他们的糜烂豪奢活动得以并行。与今天许多研究者为晚清京官的“哭穷”感到惋惜甚或同情不同，张德昌对京官此类生活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发现其与地方官员的聚敛、吞灾吃赈等严重腐败问题有内在联系。无怪乎这项成果被腐败问题研究专家高度关注。例如《腐败史》一书大段引用张德昌的成果，由此认为：“在与钱相关的事情上，李慈铭是个相当愤世嫉俗、不择手段的人。如果有钱可赚，可以舒缓他的债务压力，能够满足宴会游玩带来的大量花销——他和他的同僚们明显地将大量精力放在这上面——他可以做出任何道德上的妥协，采取任何措施，比如抓牢视线内的任何省级官员（他们应该有钱），来供他花天酒地，并向他们索要些礼物或钱款。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账目，列举了住房、交通、官服、仆从、娱乐、社交、情妇等各种开支。”（[美]伊曼纽尔·克雷克、威廉·切斯特尔·乔丹编，邱涛译，刘北成、李亚丽校，《腐败史》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111页）
张德昌对于京官腐败行为的严峻批判如今已不为中国学界特别注意，但他对京官收入的计算及研究方式，却给许多学者以启示。张仲礼对中国绅士阶层的研究，是全面而宏观的研究，所使用的参考文献主要在官修史书、官员著述、地方志、族谱等，尽管已经使用了曾国藩、翁同龢、叶昌炽、李慈铭等人的日记，但更多的是在各类文献的关联比照中使用日记，且没有作个案的详细分析。倒是张德昌的个案研究，影响了张宏杰对曾国藩收支的研究、白谦慎对吴大澂的研究等。日本学者竹内实研究周作人的生活时，也参考了张德昌此书。
三、表格与张德昌的研究手段
张德昌的研究之所以对后来的艺术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产生较大影响，主要在于他对日记史料采取了鲜明的处理方式——图表术。图表技术的运用，在张仲礼的《中国绅士》一书中已十分常见，但张德昌走得更远。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张德昌所撰论文《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已经附录许多表格。至于《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则全书表格篇幅接近两百页。据笔者统计，全书表格有以下十五种六十八张，分别为：
1、《李慈铭出售田地亩数及所得银数》（20页）
2、《〈清会典〉卷二十一京官俸银、俸米》（58-59页）
3、《银价之腾贵与农民之地丁银负担》（62页，转引自佐佐木正哉《咸丰二年鄞县的抗粮暴动》）
4、《表一 李慈铭的官职收入》（67页）
5、《表二 李慈铭每年官职收入与支出的比较》（68页）
6、《表三 李慈铭每年饮宴娱乐应酬的费用》（69页）
7、《表四 李慈铭每年犒赏的费用》（71页）
8、《表五 李慈铭每年家用的数字》（72页）
9、《表六 李慈铭历年典质与借贷的数字》（74页）
10、《李慈铭为京官时期每年收入表（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75页，每年一表，总计二十七张表格）
11、《李慈铭为京官时期每年支出表（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119页，每年一表，总计二十七张表格）
12、《表七 李慈铭历年官职收入与馈赠收入的比较》（265页）
13、《银钱比值的变动》（270页）
14、《有关物价的资料》（286页）
15、《有关工资的资料》（300页）
通过对《越缦堂日记》中相关数据的挖掘与整理，张德昌在书中建立了一个丰富的表格系统。数十张表格所构筑的图表网络并非冰冷而孤立的，至少在张德昌看来，它们是极具说服力的证据。此外，这些表格除了服务于文字论述之外，表格内部之间也存在关联。正如张德昌自述：“李慈铭逐年的收入和支出，除了详表外，本书所附的表一至表六，是根据历年收支详表，予以分析编制而成的。”（第4页）在这些表格中，表一至表七为全书表格的核心，其他几张表格则主要为解读这七张表格服务。
分析这些表格，我们不难发现：在设计这些表格时，张德昌敏锐地抓住了李慈铭与数字两大关键因素，从而对这部日记中的经济信息进行细致地挖掘。在提取经济数字之外，张德昌还特别根据研究目的设置了重要的类别，如将李慈铭的收入分为官职收入和馈赠收入。这样的类别划分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却也在一开始就直指了研究的目标。表格在此不仅是技术性的数据呈现，还具有明确的研究目的。例如，张德昌围绕官职收入和支出、官职收入和馈赠收入等比较而设计表格时，已暗暗指向他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京官的合法收入和灰色收入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不言而喻的是，张德昌早已初步预判了官员在制度性收入之外，获得大量模糊的灰色收入。表格中建立这种比较和关联不过是为了确切说明预判的准确。
在分类处理具体数字时，张德昌既实事求地按照日记原有文字记录小项名辞，又在此基础上，将各种收支概括为一些大类。如此一来，我们不仅得以确切知道李慈铭的收入明细及开销清单，也能在类别上进行深入的阐释。例如李慈铭同治二年支出表格中有“书籍文具”一项，通过表格很容易知道此项总计花费二十一万八千六百二十文，其中日记簿就买了三册，总共花费六千文。这种分类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处理数据，但由于张德昌研究的倾向性，因而一些类别的收支情况未得充分挖掘。例如李慈铭“书籍文具”的开销占其收入比例的统计。而这，也是后来者在张德昌基础上，可继续开拓的方面。
以图表的方式处理日记中的这些数据，不能不用到统计学的方法。张德昌对统计学方法有着鲜明的自觉，曾在书评中对张仲礼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提出商榷。张德昌认为“统计表格的单元必须有同等价值，然后可作综括的指示，否则反而导致误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68年第1卷第1期，249页）。在表格整齐划一之后，表格的一体化仍有风险，因其不仅面临数字的准确性难以确定的问题，在对官员平均俸酬的计算中也可能存在误差，如由于州县等地贫富不一，导致官员收入呈现较大差异。“优缺”之外，“边缺”“苗缺”等贫苦的官缺，如何计算进去，也难以把握。或许正因这些原因，使张德昌放弃了对整个中国官员阶层收支的统计，而采取个案作为分析。
总体而言，在处理这些数据时，张德昌选择原样照录。然而表格内在要求数值整齐规范，但钱银的不断浮动令这项工作很难推进，故表格中银钱并行记载的情况十分常见。为解决这一问题，张德昌在附录或相关表格的说明性文字中，多次提及银钱的比率。这种处理显然十分必要。唯有掌握钱银动态比率，后续关于李慈铭官职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的研究才有可靠的基础。由于银钱比值常随时空变化发生较大波动，关于银钱比值的变动的记载，非表格所能承载，因而张德昌在附录中仍然以文字记录了“《越缦堂日记》中有关钱银比值变动的记述”。张德昌建立的关于钱银比率的基础表格，有助于为李慈铭日常收支建立统一的计算方式，而他绘制的关于物价和工资的表格则有助于人们对李慈铭的收支情况产生直观印象，从而使枯燥的数字变得更易为人理解。张德昌的这一细腻处理，得益于其一贯的经济史研究素养。早在1942年，张德昌在《近代中国的货币》（《人文科学学报》1942年第1卷第1期）一文中已显示他对清代货币制度、银钱比波动等领域的兴趣，他指出“近三百年来中国货币的变动，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之大动脉”。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史研究对银钱比值、物价有着长期的关注，而张德昌此书也很早引起学界注意。如1999年《近代史资料》曾摘编《1855-1889年银钱比价、物价等资料》印行，并加按语云：“本篇原载张德昌著《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一书（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出版），作为附录附于该书之后，系作者根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及其他书刊中有关资料，摘录编制成表。对了解清末主要是北京地区的银钱比值变动、物价、佣工工资以及清末经济史，颇有参考价值，特刊出以飨读者。”（《近代史资料》总第9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82页）《近代史资料》选编者看中此文对经济史研究的贡献，也注意到表格在处理此类问题上的先进性，因而将其作为史料进行摘编。
本书中的大量表格，不仅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李慈铭收入与开支的细枝末节，也可以讲述一个京官的日常生活故事。在张德昌的有意筛选下，这些表格还型塑了李慈铭在好骂文人之外的形象，揭示了一位典型京官在衰世的奢靡及不断哭穷的变态样貌。这些表格通过数字，呈现了理性而锐利的分析手段及令人不容忽视的结论，使得沉睡于笔记和日记之中的一些文本获得意义再生。对研究者而言，表格最突出的优点，在于它让阅读日记时模糊的印象和描述性话语变得清晰而坚实。换言之，表格是研究的导引，也是研究必要的补充。研究者介入日记，在看似杂乱无章的日常生活中，难免力不从心，而表格提供了格式化解剖日记的方式，使得日记变得易于理解。张德昌在《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之所以取得许多突破，正得益于对表格方法的娴熟使用。
四、图表与统计：日记研究的基本思维
许多日记研究论著都有大量排比日记内容的引文，这种例举形式是研究者采用卡片式方法处理日记文献的痕迹。所谓卡片式方法，指阅读日记时对相关资料进行摘录，最终以时间顺序呈现摘录成果的一种研究手段。对日记研究而言，卡片式是一种常规的操作办法，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但在处理数字等信息时，存在诸多不足，即使分析文本时，卡片式方法也往往不如图表式来得直观而有效。
经常阅读日记的研究者当不难发现，日记常常呈现无中心的倾向，而图表能提供一种框架和直观的结构，准确地将日常生活模块化处理。经济学史方面对日记材料的运用，体现在对数字的敏感度上。自此以后，在日记中广泛使用表格成为一种标准的研究方式。在日记研究著作中，也就很难不出现图表的影子。新近出版的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日记的整理与研究》（2020）等日记研究专著即多有其例。而张德昌显然是广泛使用图表研究日记的先驱。
图表显然并不是以一种分析方法“重新描写”日记的内容，通过可视化给拒绝阅读冗长日记的人偷懒使用。图表的使用可能改变日记研究的方式，即我们看待日记，不再将它视作一种休闲式的读物，一种精神上闲散的对话及用来提取片段信息的资源库。日记将成为自带信息结构的、呈现一定规律性的研究资料。以图表术处理日记就是将这些信息结构呈现出来，从而使日记获得意义上的解放。例如，想要在日记中得到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可利用统计学中“拟合”（fitting）的想法，将现有日记中的各类数据通过一系列表格和公示，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有可能证明结论，也有可能证明一个结论的破产。图表所呈现的每一个标记，每一个变化，图形呈现的起伏，因而都有潜在的含义。同时，不连续的或是细微的日记中的信息，也将在一个整体中获得意义。这样一来，不仅《越缦堂日记》等大部头日记在研究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那些小型日记或片段式的日记也将获得意义。例如在利用日记对京官收入作研究时，高心夔等人短暂的记载，也可被纳入关于京官收支的巨型图表之中。如此一来，单部日记使用时被遮蔽的价值也可以得到激发。
建立一系列图表的背后，是统计思维在发挥重要影响。张德昌的研究提出了一种类似统计推断的方法（statistical inference），即根据李慈铭的京官时期的收支情况，去推断庞大京官群体的总体状况。李慈铭作为一个样本，成为研究的焦点。为了考察京官的收支，张德昌针对这个问题，把自己期待的结果放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加以检验，通过处理繁琐数据进行推导。这并非为了证明早期张仲礼关于中国绅士的研究，而是为了“拒绝”，不断扫除先行研究的误区，从而接近历史的正确。张德昌这种假设检验的方法，是日记研究应当推动和着力的地方。其方法在某些方面看来有点类似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日记则恰恰可以作为这种“求证”方法的演武场。
当然，将统计方法和图表术运用到日记研究中，必然要求研究者一开始就选取最佳的日记作为研究对象。这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张德昌的眼光，他选取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胜过后来张宏杰等人选取《曾国藩日记》。这不仅因为曾国藩京官时期留下的日记规模远远小于李慈铭，更在于曾国藩和李慈铭日记记载体例的差异。在日记中，李慈铭对于日常生活俗物的关注，远远胜过了曾国藩。综合考虑到这些因素，则以李慈铭日记为基础作统计，所得出京官个体收支的情况会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张德昌专著中表格相对文字取得绝对优势，令人印象深刻。此书中表格与文字在篇幅上的这种不均等，表面上看是张德昌对图表的偏爱，如果仔细分析背后的原因，还体现了张德昌对于日记信息的解释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张德昌绘制了许多表格，但他并未对这些表格做过多的阐释。如果将之纳入归纳和演绎这两种基本的治学方法或者统计思维中，则张德昌毋宁更为偏爱归纳法。张德昌将李慈铭的日常收支分门别类细细统计，但对每一类的开支、开支去向的分析，却采取了规避的态度。我们固然可以说张先生治史极为严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张先生的研究仍偏重于中国传统治学方式。周勋初先生曾总结中国古今学术转变，以为中国古代学问多重归纳法，乾嘉朴学尤甚。至于王国维，始有现代学术因子，因其懂得运用演绎法。近代“史学二陈”，陈寅恪擅长演绎，陈垣则仍是“步步为营”的归纳法，故二人治学差异如汉代名将李广和程不识。由周勋初先生的论述来看，张德昌在《清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多列举表格，以为归纳出关联，则结论自现，实类似乾嘉学者札记。然或由于本书演绎不多，故在假设、推论及开掘新命题上未能予以后学更多启发。
使用图表处理日记中纷繁复杂的信息，依赖归纳法往往能够得出一些较为切实的结论，但遗憾的是，这些结论可能不过是印证从前的命题，或将其推导得更为细致而已。此外，通过图表归纳得出的结论，可能因为预设了一种倾向性的命题，而往偏颇的结论上越走越远。对材料丰富的日记文献而言，为证明某一倾向性结论而寻找材料，无疑十分轻松。此时，反而更应该重视一些反例，尤其是那些在日记文献之外的例外。在此，不应当忽视的是卡尔·波普尔提出科学结论的“可证伪”性质。毕竟，图表可能强化了日记研究的偏见，使人忽视一些“不和谐”的材料。
此外，张德昌目前采用的图表法也还有一些不足。如在处理李慈铭京官时期收支问题，图表建立的是二维坐标，即某一时间段，李慈铭的收支情况，而无法充分反映这一时期李慈铭的生活状况及交游。在时间、收支这两个坐标轴之外，李慈铭的其他信息仍然必须借助于文字才能呈现。尽管文字可以有效地补充图表所不及的信息，但这些无法直观呈现的文字信息，却赤裸裸地表明图表术的有限。在这方面，应当有意识地引入向量，在时间和收支的维度之外，反映其他维度信息的变化。
总的来说，张德昌在《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采取一种最为笨拙但是最为有效的办法处理李慈铭的收支数据，而并没有取巧选择抽样处理，值得我们深表敬意。尽管李慈铭日记多是长时段连续性的日记，但统计学中的抽样办法并不适合。日记记载的随机性决定了通过抽取样本进行观察和研究，并不能推断出总体的特征。即便那些体例较为完整的日记也存在不确定性。但张德昌的研究仍有启示效果，即针对个体日记的研究虽然无法抽样进行，可如果建立足够庞大的日记数据库，那么抽样应当是可行的。此时，这类抽样不仅可针对敏感的数字，同样可对日记用语作检测。只要日记文献数据足够庞大，通过时间维度重新确立坐标，那么研究同治年间、光绪年间的京官的收支情况，完全可以通过抽取某些年份的某些人的日记作样本，从而推导出总体性的结论。
五、可视化：日记研究如何“更好看”
日记研究不仅可以从表格和统计思维中获益，还可更进一步，将图表呈现得更完善。换言之，在日记信息的图表呈现中，也需要革新技术。张德昌在书中大量使用表格，已经充分运用“一图胜千言”的特点，但那些表格却并不好看。借鉴“历史上最好的统计图形”——《拿破仑远征图》，可以给日记中图表的呈现提供启发。如果采用类似图制作《李慈铭京官时期收支图》，条形区域代表收支变化，则读者可以快速确定李慈铭的收支浮动情况。事实上，研究者致力于研究出使日记、学政日记等长距离旅行文本时，无疑可充分借鉴《拿破仑远征图》。
图表术运用于日记研究，不仅可以实现数值数据的提取，也可将其他信息可视化。在这方面，仅仅经济数据的处理就可以利用折线图、直方图、饼图等等。这些统计图形并非仅仅是提供“可视化”的花活，而可能改变研究的取径，同时开拓研究的结论。经济史研究主要针对经济数字，包括收支情况，具体到饮食、交通、购买书籍等价格信息。张德昌的研究初步处理了这些数字信息，但对于这些数据的分布、波动情况等均未深入探析。故由那数十张图表，我们不容易获悉李慈铭随着年龄和职业变化的收支波动情况，也不容易直观看出其各项收支如印结银、赠予等收入的变化情况。在对日记中的数字进行挖掘之外，还可对日记中其他信息进行处理。如在统计规律之外，关于作者的足迹分布、作者阅读书籍的时段、范围等，可采用等高线图、大规模散点图等方式呈现。当然，目前对于日记使用图表提取信息，主要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方法，对日记特殊的记载如天气、每日作息等，尚未开发出专属于日记的、可重复使用的可视化数据处理模型。在这方面，黄汉的《日记文献的数据库化及可视化呈现——以姚鼐〈惜抱使湘鲁日记〉为例》（孟建编《数字人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通过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团队开发的“大数据与学术地图平台”，对姚鼐行迹做了可视化处理，将日记信息初步还原到历史地理空间。该图所绘制的路线途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标记了姚鼐行程的时间、地点及其经纬度，并将日记及其他文献（如地方志）等信息包蕴其中。如此一来，这张地图打开了姚鼐的历史世界，为探索姚鼐学政期间的路线、环境及其在同一时空中的行为，提供了直观的介入方式。如果同一时期的其他文人的日记同样得以逐步转化为这类图形，那么关于清代文人交游及行迹、诗文创作现场的研究，将因之获得极大推动。
姚鼐典试山东、湖南首途路线图，黄汉制图
将数值的提取视作日记文本分析的一部分，则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等著作无疑做了先行探索。在日记文本分析之中，如果能在文本挖掘（Text Mining）之外，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等手段，制成相应的图表，将有更多的发现。日记中除了数字较为突出之外，模式化的套语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那些描述关天气、出行方式、拜访师友等日常状态和行为的语句往往以程式化形态写出。这样一来，利用句法结构分析、文本分类、文本聚类等方法处理日记文献，将十分有效。更为令人可喜的是，日记之中由于时间的天然分割，使得信息抽取变得十分方便，因而将日记文本信息作结构化并非难事，最终无论关于日记套语的词项或语项的矩阵，都较为容易建立。也就是说，一旦日记研究者普遍打开这一视野，则绘制图表不再是一个是难题。问题只在于，如何建立这些图表的内在结构以及解释这些图表的价值，即如何将图表做得“更好看”。
综上而言，将统计学和图表术的方法广泛运用到日记研究中，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不过把日记研究做得“更好看”，不仅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可能对读者提出更丰富的挑战。已经有不止一位读者公开声称《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表格太多，影响阅读。这些读者的声音显然并非无理取闹，毕竟，通常由横竖线条组成的表格确实令人感到枯燥。这也是为何许多中文核心学术期刊严厉拒绝作者在论文中插入表格的重要原因：很少有人喜欢一边阅读严肃的论述，一边费力思考表格的深意。然而，如果图表做得足够“好看”，读者难道会拒绝开启严肃的思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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