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一个农民造城的故事

中国城建史上有两大奇迹，分别为广东深圳与浙江龙港。

1979年，深圳设市前，广东省宝安县人口30万。四十年后，深圳成为常住人口1343.88万的副省级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2017年以来，深圳的GDP连续四年超越省城广州，稳居全国第三。而浙江龙港是名副其实的“由渔村发展而来的城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位于温州平阳县鳌江镇南岸的方岩下不过是几片“灯不亮，水不清，地不平”的渔村，人口不足六千，没有电，没有自来水，连一寸公路都没有。

最近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国农民城》就聚焦于龙港这座城市，讲述龙港由小渔村发展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历史。

龙港的崛起不同于举国之力建成的深圳，“在基层首创和改革推动、市场先发与政策红利等混合动力驱动下的龙港，率先推出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三大改革，在经济社会发展、行政体制改革、城市治理创新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为中国小城镇综合改革提供了样板。”《中国农民城》的作者、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朱晓军认为，龙港最了不起之处是在没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的情况下，仍旧独辟蹊径，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城建史上的奇迹——农民集资建城，一群浙江温州龙港的农民，在短短四十年，不但实现了农民进城的梦想，而且创造了农民造城的奇迹。

值《中国农民城》新书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了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分享。

研讨会现场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回忆了《中国农民城》选题的策划历程：“2019年，几位编辑从龙港回来向我汇报选题时，我直觉这会是一个很棒的选题，2019年龙港刚刚撤镇设市，这个年轻的城市让人震惊，也让无数人好奇，这个四十年前还是小渔村、人人吃不饱饭的地方何以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龙港的未来是否也能禁得起城市发展的考验？”这也是作者朱晓军的疑问，带着这个疑问，他进入龙港。

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注意到《中国农民城》中的改革实践，他认为，龙港当地的管理很科学，我们一般采用的是一套链条很长的管理，但他们是很朴素、很扁平的管理，他们有现代企业的管理意识，所以效能、效率很高，这也是很有启示的。另外，书中贯穿着讲了一群人，特别是陈定模，他像是这本书里的灵魂式人物。

《中国农民城》

梁鸿鹰也关注到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镇党委书记陈定模这个人物，“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个另类的有争议的人物，但是他大刀阔斧，凡是有利于事业发展的、凡是有利于农民建城的事他就干，敢于先行先试。另外一些普通人，像陈智慧、陈瑞星、陈长许等等，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没有思维禁区，许多事他们都愿意去试。如陈长许用粮票赚差价换食物，用废料换钞票，这些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创造了新鲜的经验。这也反映出，在八十年代整体氛围当中，中国的城乡、农村、社会思潮对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龙港走的是一条从乡村到城市化的道路，而城市化的目标、城市化的建设，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从原来的一个小渔村，到现在拥有“中国印刷城”“中国礼品城”“中国印刷材料交易中心”“中国台挂历集散中心”四张“国字号”金名片。中国出版集团原副总裁潘凯雄总结说，“虽然在今天来看，这四张国字化的名片又面临在数字化大潮下的转型问题，但朱晓军所描写的龙港改革历史是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同步的，甚至在某些方向上是起引领作用的。这些都蕴藏在他的叙事当中。”

回到对“农民造城”这个话题的讨论，李炳银认为，龙港发展的最大特色就是农民自愿自发，自己掏钱建城，而且当地人有许多独特的智慧，比如要建城，土地不能随便用，他们就想办法，走沼泽，用变动的方式推进。

《中国农民城》即将被制作为一部36集的电视剧，叫《造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