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黎锦熙、邓广铭合编《齐白石年谱》研究

《齐白石年谱》是胡适、黎锦熙、邓广铭三位学者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共同完成的，是齐白石第一部安整的带有传记性质的年谱。郎绍君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评价道：“虽仅三万多字，但材料翔实，记述与考证一丝不苟，文字通达简练，堪称年谱的经典之作。而三位大学者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动荡岁月里，为一位艺术大师作年谱这件事本身，亦堪称学术界和艺术界的一段奇缘善事。”

本文作者结合北京画院珍藏的《齐白石年谱》稿本与1949年由商务出版社出版的《齐白石年谱》，及当时的时代背景，梳理出三位学者共同编写《齐白石年谱》的过程及这本年谱的特色与三位学者不同的贡献。

2010年北京画院整理出版《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笔者受命主编第十卷《综合卷》，第一次系统整理了齐白石的藏品、信札和遗物，发掘出许多不会人知的史料。其中，有一本《齐白石年谱》稿本引起笔者的关注。该稿本高28厘米，宽21厘米，无封面，全为竖排格状稿纸装钉而成。这是一本用钢笔誉抄的手稿，上面还夹了很多大小不一的纸片，上面有另一人用毛笔书写的按语和补充的大量内容。首页有胡适用毛笔题写的“齐白石年谱。胡适。”并钤“适”白文印。该印从印风看为齐白石所刊，收入《齐白石全集》第八卷篆刻。右侧用红笔再题：“稿本敬赠 白石老人。胡适。卅七(1948)，十一，十八日。”中间有一行与内文笔迹相似的钢笔字：“卅六年八月七日写成初稿。”右侧有黎锦熙题：“黎锦熙。卅七年十一月七夕，校补暂去一段落，校补处不尽写在此中，另缮清稿。”钤“黎锦熙”印。

齐白石像

胡适《齐白石年谱》初稿本

北京画院珍藏的遗物中另有一册1949年由商务出版社出版的由胡适、黎锦熙、邓广铭合编的《齐白石年谱》。

胡适、黎锦熙、邓广铭合编《齐白石年谱》 商务印书馆1949年出版

两相对照，本文试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梳理出三位学者共同编写《齐白石年谱》的过程及这本年谱的特色与三位学者不同的贡献。

一、三位学者的合作

胡适在《齐白石年谱》的序言中说：“民国三十五年(1946)秋，齐白石先生对我表示，要我试写他的传记。有一天他亲自到我家来，把一包传记材料交给我看。我很感谢他老人家这一番付托的意思，当时就答应了写传记的事。”

据张涛博士研究，1946年10月14日齐白石在四子齐良迟、护士夏文珠的陪护下，与溥心畬同赴南京、上海办展，盘桓月余，于11月24日返回北平。如果他去胡适家是1946年的秋天，那么很可能是他去南京之前。齐白石为什么在此时请胡适为自己作传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胡适的社会影响力，而且胡适在提倡写传记史学方面功莫大焉。胡适不仅自己带头写传记，而且还劝人写传记，他说过：“我在这几十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他写的传记《四十自述》《李超传》《章实斋先生年谱》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1946年7月底，这位曾经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刚刚从美国经上海回到北平。在抗战时期胡适任驻美大使，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美国援助做出卓越贡献，此时刚刚结束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和讲学，1945年9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1946年6月5日，胡适由美启程回国，在海上航行30天，于7月5日抵达上海。回国后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他在南京、上海勾留20余日，会见了许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沪两地住所都积有两寸厚的名片。月底才到北平，住进东厂胡同1号一所十分阔绰的宅院。9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虽然答应为齐白石作传，但拥有崇高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他却面临着繁重的各种事务，一时腾不出时间来做这件工作。1946年10月10日，他主持北京大学复员复校后的开学典礼。11月11日飞南京，出席于15日开场的国民大会，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会后，蒋介石想请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被胡适婉拒，全心投入到北京大学复校工作中，立争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1947年，他曾提出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即发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建议政府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之内，办好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学等五所重点大学，使它们成为学术研究的大本营；第二个五年再办五所，以求‘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但在抗战后国共和平谈判破裂 ，内战爆发之时，这几乎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1947年5月，国统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展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北平的学潮，以北京大学为重要中心，更是来势不凡；也弄得胡适校长应付不暇，处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对不起学生的两难境地。

因此，直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暑假，胡适才开始研究齐白石交给他的材料。“把一切有年月可考的记录分年编排，有时候也加上一点考订。当初我本想完全用白石先生自己的话作材料，所以我曾想题名作《齐白石自述编年》。”北京画院收藏的这份稿本很可能就是这个稿本。但胡适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齐白石的年龄，总是差两岁，便等待他的好友黎锦熙回来解答，但当时黎锦熙回湖南去了，此事只得放下。

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蒋介石又想借“民主宪证”来挽救即将坍塌的政权，1948年3月在南京召开行宪的第一次“国民大会”，胡适作为国大代表参会，蒋介石曾假意提议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自己做行政院长。胡适书生气地认为蒋介石很诚恳，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上犹不自知。最后，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帮着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以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致送当选证书。但这次大会没能挽救国民党政府覆亡的命运，1948年9月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便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了。

黎锦熙直到1948年4月才回北京。6月，胡适把原稿送给他，诚恳地请他与自己合作。黎锦熙收到稿件后，觉得“第一，所据白石‘自述’材料本身偶有错误，胡先生多用考证的方法发现出来，最好就请白石先生本人在原有材料上自行改正。第二，原有材料实在还不够的，更需要他自己‘用喉舌代纸笔’，即他学画和刻印的过程，他的生活和他的艺术进展的关系，我虽然也略知道一些，可是并非本行，还得向他做过较长时间的访问。”即用“口述历史”采访的方法进行增补与订证。于是，从7月起，黎锦熙“过门辄入，促膝话旧”，用了半年的时间，添补了很多宝贵的材料，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篇幅。但是他发现齐白石年近九十，很多事情自己也记不清楚，比如“五出五归”，胡适考证出“三出三归”，问他自己，他自己也不能断定，只说，“或者有两出两归是在已酉以后吧！”当时齐白石三子齐子如和次女阿梅也在北平，他们那时尚幼，也不敢断定。黎锦熙突然想起自己的日记是从1903年写起的，当中有不少关于齐白石的记载，正好在北平，便找来查证，得到他“四出四归”的证据，还有“一出一归”是在1909年的前一年，当时黎锦熙已经到了北京，所以日记中没有记载，于是，他发现访问还不如旁证曲引的考证，于是把自己的日记作为旁证的材料。只可惜他的日记有数十册，并且从民国十一年(1922)起改用注音符号写作，从民国十六年(1927)起，又改用译名符号的国语新字，要查某人的姓氏名号，不如汉字之容易映入眼帘，非有工夫一行一行细看不可，所以只来得及查到民国十三年(1924)，后来就没有逐年逐月检寻日记了，只把有关的事情抽查几处，补入注中。黎锦熙去世后，家属将其遗物捐献给国家，其日记八十多本现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希望今后能整理出版，相信能从中发掘出一些新的史料。

黎锦熙修改完的稿子1948年11月返回，便是北京画院珍藏的这本手稿。胡适又将稿件交给他的学生，也是好友的邓广铭，邓广铭引用八卷本的《白石诗草》的材料中的传记材料，还查检了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湘绮楼全集》，姚华的《弗类堂类稿》、罗正钧的《劬庵文稿》和瞿鸿几的诗选墨迹、易顺鼎的《琴志楼丛书》、陈师曾、罗瘿公和八指头陀等人的遗诗，但只在《湘绮楼日记》有找到几处记载，在其余书中，只偶有涉及齐白石之处，也只有樊增祥的诸人的遗集。本来他想去拜访一些齐白石的朋友和学生，比如陈半丁、徐悲鸿、王雪涛。但1948年12月15日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围困成了孤城。出门访人大非易事，只好作罢。

邓广铭的工作尚未做完，胡适见国民政府大势已去，12月15日，便同他的夫人江冬秀乘蒋政府专机，仓皇飞往南京，做了北京大学的一名“不名誉之逃兵”。临行时，东西也来不及收拾，只捡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引退”。4月，胡适也乘船逃亡美国，踏上了他晚年飘零而凄惶的途路。

在1949年年初的几天，邓广铭夫妇和他们的大女儿可因分工合作，抄成《齐白石年谱》定本，寄给胡适。胡适本来想请徐悲鸿审查年谱并挑选齐白石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来做该书的附录，但当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只好由汪亚尘夫人和顾一樵(毓琇)先生从他们收藏的白石作品中挑出一些精品来做附录。

三人又分别为年谱做了序跋，民国三十八年(1949)3月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此时北平已经于1949年1月31日解放，离上海1949年5月27日也不到三个月。因此，这本《齐白石年谱》是在隆隆的炮声之中完成的。

二、年谱的依据

在编写《齐白石年谱》之前，胡适与齐白石并无交往，对于齐白石的生平事迹也无了解。因此，齐白石交给胡适“一包传记材料”，这些数据报括：

(一)《白石自状略》(白石八十岁时自撰，有几个不同的本子)

(甲)初稿本

《白石自状略》初稿本

(乙)初稿钞本

《白石自状略》初稿钞本

(丙)初稿修改后印本(《古今半月刊》第三五期)

(丁)写定最后本

《白石自状略》写定最后本

(二) 《借山吟馆诗草》(自写影印本)

《借山吟馆诗草》 1928年自印本

(三) 《白石诗草自叙》

(甲)初稿本

(乙)改定本

(四)《三百石印斋纪事》(杂记稿本)一册

(五)《入蜀日记》残叶

《蜀游杂纪》

(六)《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白石自撰)

《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

(七)《白石诗草》残稿本，这里面有时杂记的事，共一册

(八)《借山图题词》(壬申抄本)一册

题《借山馆图》 王闿运 镜芯 纸本 29.5cm×48cm 1904年 北京画院藏

题《借山吟馆图》 樊增祥 镜芯 纸本 29.5cm×46.5cm 1903年 北京画院藏

(九)《齐白石传》(未署名，似系王森然作，抄本)一册

(十)白石老人杂件(剪报、收函等等)一小包。

这些数据中，这些材料除了《三百石印斋纪事》之外，现在还有不少仍保存在北京画院，据《白石老人自述》记载：“民国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我六十一岁。从本年起，我开始作日记，取名《三百石印斋纪事》。只因性懒善忘，隔着好几天，才记上一回。”这本日记一直记到1938年，当年12月23日，齐白石才五岁的第六子良年死了，“不料我有后望的孩子，偏偏不能长寿，真叫我伤心！又因国难步步加深，不但上海南京，早已陷落，听说我们家乡湖南，也已沦入敌手，在此兵荒马乱的年月，心绪恶劣万分，我的日记《三百石印斋纪事》，无意再记下去，就此停笔了。”这本持续了15年的日记现在不知下落，的确是一大损失。不过，奇怪的是，齐白石的日记并非始于《三百石印斋纪事》，他的第一本日记应该是《癸卯日记》(1903年)，后来还有《寄园日记己酉重游广州》(又题作《己酉东粤旧游日记》，1909年)《己未日记》(1919年) 《庚申日记并杂作》(1920年)《辛酉日记》(又题作《白石杂作，辛酉白石题》，1921年)《辛酉五次北上纪事》(1921年)《壬戌纪事》(1922年)《蜀游杂记》(1936年)《丙子廿五年也》(账本，内含《齐璜生平略自述》《邮局可恶》二文，1936年)不知为什么齐白石没有提供给胡适。从《年谱》中引用《三百石印斋纪事》的条目看，这本日记并未按日记事，可能是齐白石有选择地记述一些重要事件的一本记事本，与其他日记具体到每一天有所不同，所记之事在现存的日记中亦未发现。而齐白石现存的日记会表露他内心深处最隐密的思想与情感，他在世之时，当不轻易示人，故未提供给胡适。

其余的材料现在几乎都收藏在北京画院。其中《白石自状略》作于1940年，《借山吟馆诗草》影印于1928年，《自石诗草叙》作于1933年。《入蜀日记》作于1936年。《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作于1926年。《借山图题词》是齐白石请他的朋友或当时文人为他的《借山图》卷做的题跋，尺寸和装裱形式几乎完全相同，但未成册，现存的约有46件，其中既有家乡湘潭的师友，如：王闿运、黎承福、谭延闿、黎承绮、宋焕卣、王训、张仲旸、陈少蕃、夏寿田等，也有他在“五出五归”中新认识的友人，如樊樊山、徐崇立、曾熙、曾炳熿、余诚格、汪诒书、金鹤翔等，定居北京后请夏寿田、杨增荦、方表、陈嘉言、朱德裳、杨度、陈师曾等人。这些题跋，不仅扩大了齐白石山水画的影响，而且从中也可寻觅他的一些生平数据。

在给胡适的材料中有一本《齐白石传》(未署名，似系王森然作，抄本)，这个抄本现也在北京画院。

王森然《齐白石传》抄本 北京画院藏

1940年，王森然在《中国公论》上发表《齐白石先生评传》，分别发表于第二卷第六期，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

王森然发表在《中国公论》上的《齐白石先生传略》

王森然与齐白石早有交往，所以提供许多生活细节，比如为什么齐白石不愿让人照相：

乙亥夏，叶浅予偕梁白波女士来平，至舍下见先生赠余拜石谈论甚喜。强邀余共访之。先生一见如故，尽生平欢，浅予为先生在葡萄架下摄影，并参观先生作画，先生赠浅予松鹰一幅，赠白波虾一幅，以作纪念。数日后周维善来舍下，见案上有先生像一帧，颇似林森，遂用漫画之笔速写之，余喜，装制镜中赠先生，先生绘东方朔三窃图以报维善。是年秋，郑景康将有沪上之行，欲一覩先生颜，余偕往，在借山吟馆，摄影十二帧，并放大一帧，均赠先生，先生又以大虾一幅报景康，待景康南下，则客室概不招待画像照像之镜悬矣。是盖对余而发也，思之歉然无已。

王森然在《齐白石先生评传》中还多次提到齐白石与王闿运的关系，如：早年读书“尤喜读王闿运诗集，咫尺随声，事闻于壬父老人，召之唔，比见，列为门樯。”“昔湘绮偶见其画，甚欣赏之；及读其诗，阅其刻印，益惊其才，收为弟子。”“先生客厅中所置之镜框中，最能表现其忠孝之诚者：一为王闿运先生之放大像；一为其祖母马孺人墓志铭(笔者按：这篇墓志铭也是王闿运为其祖母所撰，王森然还全文抄录了这篇墓志铭)。盖不忘其师不忘其亲也。”“先生每与余谈，必追述往事，述往事必首及湘绮故事，若不胜恋念者。……先生无时无地不思念其亲师。今乃旬老叟，食不忘亲，谈必尊师，是诚近代绝无仅有之仁人孝子也。”

马孺人墓志铭铭之一 王闿运 托片 每页 31.8 cm×35.5cm 1911年 北京画院藏

马孺人墓志铭铭之二 王闿运 托片 每页 31.8 cm×35.5cm 1911年 北京画院藏

王森然引述了大量齐白石诗歌、润例、自序、告白、别人给他作的序跋之类等，第一手材料颇为丰富，有些现已无从查找，因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他与齐白石往来较多，述其交往之事，颇为生动，齐白石的性格爱憎跃然纸上。但此传行文略显随意，未按时间顺序，且引述诗文较多，对于齐白石的绘画评述较少。最为关键的是，王森然作为齐白石的好友，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出生年月，在《齐白石先生传》(上)中推断其“生于前清咸丰九年已未 (一八五九)，现年八十二岁。”

在齐白石交给胡适的传记材料中，也没有我们现在很熟悉的《白石老人自述》，这是因为当时这本自述还未完成。1933年春齐白石在其弟子张次溪[17]家见到著名文人金松岑所作文字，甚为敬佩，说这样好的文章，真可算得千古传作。于是张次溪便介绍二人缔交，齐白石还很高兴地画了一幅《红鹤山庄图》托张次溪转寄金松岑，作为两人订交的纪念，同时希望金松岑能为他也作一篇传记。从那时起，老人开始自述他一生的经历，叫张次溪笔录下来，随时寄给金松岑。自述材料刚写到一半，卢沟桥事变爆发，张次溪回了南方老家，中间虽有短期回北平，但未来得及与齐白石畅谈，直到抗战结束，1945年，笔录的事情又重新开始，但金松岑1947年1月去世，老人觉得很失望，但他还是希望张次溪能继续完成记录，一直到1948年为止。当时老人已经86岁高龄，“身体渐渐有点衰弱迹象，坐得时间长了，似乎感觉异常劳累，说话也不能太多，多说就显得气促力竭。”而且张次溪本人当时患高血压，遵医嘱在家休养，笔录就告一段落。一直到老人1957年辞世也未能再续。1962年，张次溪将口述材料整理完整后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以《白石老人自传》出版，责任编辑是齐白石的学生卢光照。而张次溪又在“自述”基础上补记1949年后的事迹整理出版了《齐白石的一生》，直到1989年才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因此，1946年，齐白石请胡适作传时，他的自述还在进行中，所以未交给胡适。

三、《齐白石年谱》的贡献

虽然齐白石早年也请人写过传记，如1904年其师王闿运命弟子陈毓华撰写的《齐山人传》，他的好友夏午诒为他作的《甄屋主人传》，好友兼学生王森然1940年为他作《齐白石先生评传》等，但多较简略，《齐白石年谱》第一次按系年的方式，完整呈现了齐白石从出生到1946年的生平事迹，纠正了很多齐白石因晚年回忆错误而出现的偏差，而且胡适特别着重“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齐白石是大画家，同时诗书篆刻也有极高的成就，所以在年谱中这些方面分量很重，借以突出他作为艺术大师的治学和发展道路。年谱的基础是胡适奠定的，黎锦熙、邓广铭两位学者又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及治学优势对年谱加以增补，为我们研究齐白石的生平与艺术奠定了基础。

1.胡适揭示齐白石年龄之谜

齐白石出生于清朝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按公历算刚好是1864年1月1日，因此，按照中国传统的年龄算法，折成公历，1864年他就2岁了。他在75岁时，由于听了算命先生的话，为避祸采取“瞒天过海”之法，跳了两岁，所以他的年龄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谜一样的存在，民国时期的报刊上，常常出现混乱。比如：王森然1940年在《中国公论》上发表的《齐白石先生评传》中便云：“生于前清咸丰九年己未(一八五九)，现年八十二岁。”《古今》杂志1943年第35期发表瞿兑之的《齐白石翁画语录》，开篇便言：“齐白石翁今年八十三。”北京画院收藏有瞿兑之撰《白石老人八十寿言》，落款亦是“庚辰(1940)九月瞿宣颖拜撰奉祝”。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按他“瞒天过海”后的年龄来计算了。

因此，胡适开始也如此推算他的出生年，在北京画院的《年谱》最初的稿本上出生年写的是“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辛酉十一月廿二日”，后面是黎锦熙改为“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癸亥。但这一过程颇费周折，是由胡、黎二人共同完成的。

《齐白石年谱》手稿内页

胡适先据《三百石印斋纪事》中“戊辰十一月廿二日乃璜祖父重开花甲之相。……璜生时，祖父尝与祖母言曰：‘此孙他日当不忘吾诞辰，吾与伊同月同日也。’(因此推知白石生日为十一月廿二日)”但对于他的具体出生年份却颇为迷惑。从随后的按语中思索，不断涂改。

适按：周太君年十七嫁齐家，年十九生白石。太君生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十七当咸丰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十九岁当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周太君身世是白石亲笔，则白石生年自应在同治二年，而咸丰十一年则是他父母结婚之年。世人记白石翁生于咸丰十一年，王森然先生刊，故此谱从之，但《周太君身世》是白石亲笔，不应有误，故我附记于此，以供后人之参考。

《齐白石年谱》手稿内页

胡适虽然按照齐白石当时自己的说法推测他生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但如果按齐白石父母结婚之年推算，齐白石似乎应该生于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同样的，最初胡适推断记“白石十四岁”。但他又觉得有误，便做了按语：

《白石自状略》记祖父死在他十二岁时。则应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壬申。但他晚年祭陈夫人文说：“清同治十三年正月廿一日乃吾妻于归期也。是时吾妻年方十二。是年五月五日吾祖父……寿终。”今从祭文。但祭文有年岁差池之处，如云：“吾与贤妻相处六十八年。”陈夫人死在庚辰二月(民国廿九年，一九四)，距甲戌为整六十六年，若两头计算，则为六十七年。当俟见白石老人时问明，若他结婚在十四岁，则祭文记在同治十三年为不误。

看来齐白石的“瞒天过海法”让治学严谨的胡适也被绕晕了。最后还是等黎锦熙回到北平，才查得齐白石“瞒天过海”之事，于是黎锦熙在胡适的按语中做了批注：“(如王森然所记白石事略)，乃因白石当七十五岁时，采用星命家‘瞒天过海法’，自己增加了两岁，作传比据此上推生年，所以不合。”黎锦熙还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加了一张纸条，细述齐白石“瞒天过海”之事：

长沙舒贻上(之鎏)曾为白石算命，说：“是年脱丙运交辰运，美中不足。”(就生辰八字推算流年一册，说：“辰运：丁丑年三月十二日交，壬午三月十二日脱。丁丑年下半年即算辰运，辰与八字中之戌相冲，冲开富贵宝藏，小康自有可期，惟丑辰戌相刑，美中不足。”)白石在命册上批记云：“十二日戌时交运大吉。……宜用‘瞒天过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批记又云：“交运时，可先念佛三遍，然后默念‘辰与酉合’若干遍。且在立夏以前，随时均宜念之也。……[十二日戌时]属龙属狗之小孩宜暂避，属牛羊者亦不可近。本人可佩一金器，如金戒指之类。”)

《齐白石年谱》手稿内黎锦熙做的批注和补充纸条

《齐白石年谱》手稿内黎锦熙做的批注和补充纸条

因为解决了齐白石出生年月的疑问，后面年谱中各种因为年龄合不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黎锦熙把年谱里所有年龄都改了一遍。如果不看原稿，读者就不知道最初齐白石的年龄是如何让胡适迷惑不解的。

胡适与黎锦熙共同揭示了齐白石年岁之谜，并将之写在年谱之中，但作为谱主，齐白石对此事的看法如何呢?艾青在《忆白石老人》一文中曾提到：

有一次，他提出要我给他写传。我觉得我知道他的事太少，他已经九十多岁，我认识他也不过最近七八年，而且我已经看了他的年谱，就说：“你的年谱不是已经有了吗?”我说的是胡适、邓广铭、黎锦熙三人合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齐白石年谱》。他不作声。

后来我问别人，他为什么不满意他的年谱，据说那本年谱把他的“瞒天过海法”给写了。1937年他七十五岁时，算命的说他流年不利，所以他增加了两岁。

这之后，我很少去看他，他也越来越不爱说话了。

看来老人因为自己的小秘密被人揭穿，心里并不高兴。尽管如此，齐白石的年岁之谜总算被解开，他自己在口述《白石老人自述》时便不再避讳。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我七十七岁。早先我在长沙，舒贻上之鎏给我算八字，说：“在丁丑年，脱丙运，交辰运。辰运是丁丑年三月十二日交，壬午三月十二日脱。丁丑年下半年即算辰运，辰与八字中之戌相冲，冲开富贵宝藏，小康自有可期，惟丑辰戌相刑，美中不足。”又说：“交运时，可先念佛三遍，然后默念辰与酉合若干遍，在立夏以前，随时均宜念之。”又说：“十二日戌时，是交辰运之时，属龙属狗之小孩宜暂避，属牛羊者亦不可近。本人可佩一金器，如金戒指之类。”念佛，带金器，避见属龙属狗属牛羊的人，我听了他话，都照办了。我还在他批的命书封面，写了九个大字：“十二日戌刻交运大吉。”又在里页，写了几行字道：“宜用瞒天过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从丁丑年起，我就加了两岁，本年就算七十七岁了。

2.黎锦熙的贡献

黎锦熙(1890—1978)，字劭西，湖南湘潭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长、校长。黎家是湘潭有名的“书香世家”，祖父黎葆堂，是前清戊子科举人。父亲黎培銮，书法篆刻家，诗人，名德恂，字松庵，终生不仕，隐逸家居，以诗书画印自娱。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齐白石客于黎家，黎尽出所藏古今名人书画与观，他还是齐白石学习治印的第一位师友，二人曾组织发起了“罗山诗社”。黎锦熙4岁即与齐白石相识，10岁成为齐白石最小的诗友。与齐有近60年的忘年之交，他曾帮助齐白石收集、整理、出版诗词联语。如1933年的《白石诗草二集》先由樊樊山、王训评改删订，黎锦熙认为删除过多，又选回若干成8卷754首。齐白石对此非常感激。最为重要的是，黎锦熙的《劭西日记》中有一些关于齐白石的记载，而且作为齐白石的湘潭老乡，他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人物掌故非常熟知，这些都为他对胡适《齐白石年谱》初稿做出补充提供了条件。

从北京画院珍藏的《齐白石年谱》手稿来看，黎锦熙不仅在《齐白石年谱》上做了修订工作，而且夹有很多用毛笔书写的小条，增加了很多内容。这些纸条中有很多是黎锦熙通过自己的日记，增加不少与齐白石交往的细节，特别是齐白石早年交游圈的背景。而且他对湖南的乡俗颇为了解，使年谱更为生动。

比如他在1874年齐白石与陈春君成亲一条加了一条小纸条，做按语：

熙按：湘俗童养媳与其夫大都年岁相当，先正式举行婚礼，谓之“拜堂”，便在夫家操作。等到成年，择期“圆房”，然后同居。白石与陈夫人是到光绪七年十九岁时才圆房的。

又如，“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戊寅”一整条都是黎锦熙补充的。

是年从周之美学雕花木工。(白石撰有《大匠墓志》，云：“周君之美，大匠也，以光绪丙午九月廿有一日死。……君于木工为最著，雕琢尤精。余事师时，君年三十有八。尝语人曰：‘此子他日必为班门之巧匠，吾将来垂光，有所依矣。’君无子，故视余犹子也。越十年，余改业于画。又越十四年，余身行万八千里，三出三返，又越五年……君死矣。……忆自余从事以来，忽忽廿有九年，与余绝无间言……”)时乡人呼为芝木匠。黎戬斋记白石翁云：“芝木匠每从其师肩斧提篮，向主家作业。……陈家垄，胡姓，巨富也。凡有婚嫁具办奁床妆橱之属，必招翁为之。矜炫雕镂，无不刻画入神。”翁后有诗云：“放下斧斤作知己，前身应作蠹鱼来。”诗云：“余二十岁前，为木工，常弄斧于君之稻谷仓前。”(熙按：陈家垄及竹冲一带，胡姓聚族而居，大都巨富，为宋胡安国后，与黎姓通婚姻，白石少时，于两家因缘最深。)

黎锦熙的按语还提供了很多齐白石艺术发展过程的史料。比如谈到齐白石学习篆刻，在“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己亥”一条中记：

影摹丁黄印谱，篆刻大进。(黎戬斋记白石翁云：“家大人自蜀检寄西泠六家中之丁龙泓、黄小松两派印影摹之，翁刀法因素娴操运，特为矫健，非寻常人所能企及。……翁之刻印，自胎息黎氏，从丁黄正轨脱出。初主精密，后私淑赵叔，犹有奇气。晚则轶乎规矩之外。”又白石于十年后(宣统庚戌)有《与谭三兄弟刊收藏印记》，略自道其经过：“庚子前，黎铁安(按：名承福，文肃第四子，行九。)代无畏兄弟(谭组安延闿别号，弟泽闿)索篆刻于余十有余印，丁拔贡者以为刀法太，谭子遂磨去之。是时余正摹龙泓(丁)、秋广(黄)，与丁同宗匠，未知孰是非也。黎鲸公亦师丁黄，刀法秀雅，余始师之，终未能到，然鲸公未尝相诽薄，盖深知余之纯任自然，不敢妄作高古。今人知鲸公者亦稀，正以不落汉人窠臼耳。庚戌冬余来长沙，谭子皆能刻印，想入赵叔之室矣。复喜余篆刻。……湘绮近用印亦余旧刻。余旧句云：姓名人识鬓成丝。……”)熙按：是年(己亥)前数年，竹冲胡石庵父辅臣介绍白石到胡适与黎锦熙共同揭示了齐白石年岁之谜，并将之写在年谱之中，但作为谱主，齐白石对此事的看法如何呢?艾青在《忆白石老人》一文中曾提到：皋山黎桂坞(名承□，文肃次子，行五)家画像，后渐熟识鲸庵铁安兄弟。颇自负能篆刻，一日问铁安：“我总刻不好，奈何?”铁安告之：“南泉冲的楚石挑一担归，随刻随磨去，尽三四点心盒，都成石，就刻好了。”白石默识其言。自是至庚戌十年间果成名。“晚则轶乎规矩之外”，乃是他的创格，故晚年名更高。

比如他在“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下加按语道：

辛丑以前，白石的画以工笔为主，草虫早就传神。因为他家一直养草虫—纺织娘、蚱蜢、蝗虫之类，还有其他生物，他时常注视其特点，做直接写生的练习，历时既久，自然传神。到壬寅，他四十岁，作远游，渐变作风，走上大写意的花卉翎毛一派(吴昌硕开创的)。民初，学八大山人(书法则仿金冬心)。直到民六民八两次避乱，定居北平以后，才独创红花墨叶的两色花卉，与浓淡几笔的蟹和虾。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条，黎锦熙加了一条按语道：

我的G.R.日记：六月十日，“下午，齐白石翁来，和他谈艺术教学法”。是时林风眠长北平艺专，请他教中国画。八月廿三日“下午五时，到齐白石家(原注：跨车胡同十五号)”。这就是他现在的住址了。

这便是林风眠请齐白石去艺专任教的另一可靠旁证。

3.邓广铭的贡献

邓广铭(1907—1998)，中国历史学家，字恭三，山东德州临邑人。1936年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深受指导胡适的赞赏。留校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学系助教。先后发表《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证》《宋史刑法志考证》等，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1943—1946年，邓广铭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撰写了《岳飞》一书，把岳飞传记的写作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1946年5月，邓广铭回到北平。正忙于北大复员和重建的傅斯年马上把他借调到校长办公室，做了一个未经正式任命的“校长室秘书”。在胡适到任以后，邓广铭仍然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之余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校长室秘书。邓广铭一世治史牢记尊师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因此，他从白石老人提供的资料之外多方挖掘史料，为这本《齐白石年谱》增色不少。

邓广铭拿到的是黎锦熙增补后的稿本，他发现所列白石老人交来的资料中，只见有《白石诗草自叙》，不见有《白石诗草》之名，可能是齐白石忘记了这本书，于是，邓广铭把《白石诗草》中凡可以作为传记材料的都补入年谱之中，而且还从与齐白石交往的师友的诗文中寻找新的材料。比如对于齐白石与王闿运之事很可能就是邓广铭增添的，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胡适和黎锦熙原稿中，并无“见王闿运，拜门作弟子”的记载，后来的正式出版物便增加了此条及多种细节，这便是邓广铭查找《湘绮楼日记》的收获，随后，邓、胡、黎三人分别加了按语，或表达自己的看法，或加以增益补充。

《湘绮楼日记》本年正月二十日记：“看齐木匠刻印字画，又一寄禅张先生也。”十月十八日又记：“齐璜拜门，以文诗为贽。文尚成章，诗则似薛蟠体。”十九日又记：“齐生告去，送之至码头。”

铭按：“寄禅张先生”当指八指头陀，但《八指头陀诗集》末附有“自述”云：“余俗姓黄，名读山，出家后本师赐名曰敬安，字寄禅，近乃自号‘八指头陀’。先世为山谷老人裔孙。”湘绮称为张先生，可能是他把寄禅的姓记错了。

适按：王闿运说白石的诗“似薛蟠体”，这句话颇近于刻薄，但白石终身敬礼湘绮老人，到老不衰。白石虽然拜在湘绮门下，但他的性情与身世都使他学不会王闿运那一套假古董，所以白石的诗与文都没有中他的毒。

熙按：近代湘潭有五怪：“一和尚，即八指头陀；一铁匠；一木匠；一篾匠(制竹器的)；一牧童。怪在家皆赤贫，绝对无力读书，而能以自力向学，挺出成名。”前三人都与湘绮先后有缘。《湘绮日记》中的“张先生”，若不是记错了寄禅的姓，也可能就是指他的又一弟子张铁匠。

通过翻看《白石诗草》，邓广铭补充了很多胡适、黎锦熙未记之事，将一些缺失的年份进行了增补。比如“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丁巳”，原稿中仅有“白石五十五岁，到北京”。邓广铭在《白石诗草》中找到《京师杂感》一诗的自注“余阴历五月十二日到京，适有战事，廿日避兵天津，火车过黄村、万庄，正遇交战，车不能停，从弹雨中冲去也。易实甫犹约听鲜灵芝演剧，余未敢应”。又在《白石诗草自叙》中找到：“丁巳春，湘中军乱，草木疑兵，复遁京华。”从而为此条增加了“夏五月，避乡乱，到北京。适逢张勋复辟，段祺瑞于马厂出师致讨，遂又到天津避兵”。

又比如，原稿中对于陈师曾1923年带齐白石作品赴日展览之事并无记载，但邓广铭根据《白石诗草》中《卖画得善价复惭然纪事》一诗的自注：“陈师曾壬戌春往日本，代余卖杏花等画，每幅百金，二尺纸山水得二百五十金。”补充了对齐白石极为重要的事件。除此之外，邓广铭还根据《白石诗草》一书补充了梅兰芳1925年从白石学画，1926年返乡，因乡间大乱，未到家而折回北京，竟与父母成长别等史实。

通过《白石诗草》，邓广铭还纠正了一些由于齐白石晚年回忆出现的错误。胡适编写年谱依靠的大多是齐白石晚年的回忆，老年人回忆早年的事，难免发生错误。但他当年的诗歌有些记有年月，正好可以拿来修正这些错误。比如胡适原稿本中把王湘绮邀齐白石参加在长沙瞿鸿家的“海棠诗会”放在“壬子”(1912年)。虽然他发现：“瞿宣颖作《白石翁八十寿文》中记此事，谓在‘宣统己庚之间’。《白石自状略》各稿本皆作‘壬子春’，瞿宣颖转载状略(《古今》半月刊三十五期，页一五)无‘壬子春’三字，则已将此事并入辛亥年了。此一事之年月有三异说，似当从《白石自状略》。”但是在正式出版物中将此事改到“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辛亥”中。邓广铭做了按语道：

据《湘绮楼日记》所载，知道王瞿共邀白石诸人禊集看花，确实是在宣统三年三月，白石的《自状略》各稿本皆作“壬子春”，是向后错了一年，瞿宣颖作《白石翁八十寿文》中记此事，谓在“宣统己庚之间”，又向前错了一二年。瞿宣颖转载状略(《古今》半月刊三十五期，页一五)无“壬子春”三字，将此事并入辛亥年了，是不错的。

邓广铭正是通过《湘绮楼日记》与齐、瞿的记载相互印证，得出正确的结论。而这一点，在后来出版的《白石老人自传》中也得以修正。

结语

《齐白石年谱》是三位学者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共同完成的，是齐白石第一部安整的带有传记性质的年谱。郎绍君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评价道：

这部《齐白石年谱》虽仅三万多字，但材料翔实，记述与考证一丝不苟，文字通达简练，堪称年谱的经典之作。而三位大学者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动荡岁月里，为一位艺术大师作年谱这件事本身，亦堪称学术界和艺术界的一段奇缘善事。在年谱中，胡适热情称赞了齐白石的诗文“朴素真实”，说“朴实的真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动人”，说齐白石“没有做过八股文，也没有做过古文骈文，所以他的散文纪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旧式古文骈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我想，也许只有领导了“文学革命”的胡适，才会对白石老人的诗文做出这样大胆的评价。

齐白石虽然后来对于年谱揭示他的年龄之秘心中暗自不满，但他还是精心绘制了两幅仕女画《曹大家》和《郑家诗婢》送给胡适。据郎绍君先生介绍：曹大家为东汉著名女学者班昭，一为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家婢女。将这两幅画送给胡适，显然是白石老人的有意选择，赞美班昭和郑康成这两位古代学者，也就是暗示着赞美作为学界领袖人物的胡适。画面上没有上款和题赠文字，我想是因为两幅画乃旧作，已有款字与题诗，而小小的页面上，已难以再加题跋，而不作题跋反而能收到耐人寻味的含蓄效果。胡适十分珍视这两份礼物，一直将它们悬挂家中。后来这两件作品出现在2011年嘉德的春拍之中，其后人给嘉德拍卖图录提供了一张照片，正好是胡适给客人介绍这两幅画的情景。

胡适向客人介绍齐白石赠送给他的两幅仕女画：《曹大家》和《郑家诗婢》

这生动的图片以及图片中的两幅作品，无声地展示出齐白石与胡适—20世纪两位大师的相知和友谊，凝结着这段充满温情、值得回忆和怀念的历史。

这部《齐白石年谱》由于白石老人提供的资料的限制，略显简略，尚有一些缺憾，一些重要的事件未记，比如记录1927年齐白石应林风眠之邀去北平艺专任教，其实此时北京尚未改为北平，这个学校不能简称为“北平艺专”。对于后来齐白石在美术院校任教的情况亦无记录。也许因为三位作者都不是画家，他们对于齐白石的绘画创作关注不够，很多重要的创作未记录。对于齐白石画法的演变，包括“衰年变法”等都无记录。整体呈现前繁后简的状况。

随着齐白石公私藏品的发表、齐白石相关文献的整理发表，编写一部更为完备的《齐白石年谱长编》便成为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作者系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主任、研究员、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秘书长，原文标题为《胡适、黎锦熙、邓广铭合编〈齐白石年谱〉研究》，全文选自北京画院《齐白石研究》(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