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历史的车轮正在滚滚向前。
4月1日，在纽约市南端斯塔滕岛的亚马逊JFK8仓储中心，数千名仓储工人们投票成立了美国历史上亚马逊公司的第一家工会。也在同一天的纽约市中心，曼哈顿切尔西市场的星巴克臻选烘焙工坊成立工会的投票也大获全胜，成为全美第十家、也是雇员最多的组织了工会的星巴克门店——这儿距离华尔街不过四公里上下。
当地时间2022年4月1日，美国纽约，亚马逊工会创始人Christian Smalls与亚马逊工人一起庆祝并发表讲话。
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但到了上世纪末与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绝大多数工会却都陷入了低谷：成员数量显见地逐年下滑，对劳工政策的政治影响衰退殆尽，代表职工集体协商这一基本职能也往往只能在极其有限的尺度上进行。许多地方工会已然成了一门生意。身着西装的工会领袖们手中攥着千百万工人的会费、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给自己开出巨额工资，聘请些拥有华丽的法学或工商管理学位的律师和经理人，对上敲雇主竹杠、同政治机器勾结，对下则罔顾工人的真实诉求，只关注发展了多少会员、收到了多少会费。这一概括或许有夸张之处，但在当今依旧根深蒂固的传统全国性大工会中，仍然能找到不少这些弊病的踪影。
在传统工会的同行衬托之下，如今如草根般顽强地从地里生长出来的新一代工会才显得格外振奋人心。亚马逊工会是没有附属于任何传统工会的独立组织，星巴克工会因其门店小而分散的特点呈高度去中心化的趋势，或许将来的某天它们也会成长为臃肿而低效的组织，但在今天，这些新工会已经树立了属于自己的里程碑——新一代的工人与组织者们挑战了官僚化的甚至已然被吸纳进体制的传统工会机器在工作场所的垄断地位，找回了在美国丢失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工人阶级自主性。
只有置身事外的观察者才会唉声叹气，引用传统工会的曲折历史和种种弊病来论证他们对当下工人运动的悲观判断，因为只要和那些没领多少工资也愿意夜以继日地开展基层工作的新一代组织者们聊上几句，马上便会直观地感受到一种朝气蓬勃的现状。当然，摆在年轻一代工会分子面前的依旧是重重难关：4月8日，亚马逊已经向联邦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提交了诉状，指控4月1日的投票“不公且不恰当地偏袒了工会一方”并要求重选；《经济学人》杂志则干脆论断“斯塔腾岛的成功不可复制”。但在另一方面，新工会运动与同样在近年来兴起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联系紧密，扭转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工会与左翼政治逐渐分离的趋势，这无疑也对原本高枕无忧的垄断巨头们构成了全新的威胁。
站在历史的当口，我们无从得知自2020年疫情、2016年大选甚至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新兴左翼工会运动是否会成为美国劳工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半个多世纪的低潮后，新一代基层组织者们面前再次出现了那个遥远的可能性：他们能够赢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工会像小政府，工人像纳税人”
传统工会的腐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苦心经营。1947年，《塔夫脱-哈特莱法案（Taft-Hartley Act）》在国会民主、共和两党中保守派系的共同支持下通过，扭转了自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以来劳工组织的宽松的法律环境，还融入了冷战阴霾下镇压左翼运动的政治意图。在严打“不当劳动行为”的旗号下，“野猫罢工”（即没有工会领导层同意的工人自发的罢工行动）和许多常用的集体行动策略被禁止，更关键的是劳工组织被强迫去政治化。政治性的“团结罢工”成了违法行为，工会不得向联邦选举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各大工会的领导人还被要求同共产主义者划清界限。
该法案与冷战期间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双管齐下，大批过去哪怕没有完全掌控工会也必定是中流砥柱的左翼干部被边缘化乃至锒铛入狱，基层有左翼倾向的工人也往往或是迫于压力、或是因失望而自愿不再活跃。美国的工人阶级中总有相当大一部分由新移民构成，而新移民往往又因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而滋生犯罪和帮会活动，于是原本工会中就存在着不少黑社会的要素。唯一能遏制帮会和黑手党掌控工会的力量，就是同样组织严密、也致力于解决工人现实生活问题的左翼政治团体，那么当美国政府的铁拳砸向后者时，黑社会自然就轻松地在工会登堂入室了。
《爱尔兰人》剧照
2019年的电影《爱尔兰人》描绘了二十世纪中叶吉米·霍法掌控下的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下称IBT）——美国传统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工会之一。那时的IBT就是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强人政治、权术和暴力手段掌控着一百五十万成员的庞大组织，用贿赂和威胁的胡萝卜大棒同政府和雇主打交道，在敲诈、勒索乃至直接抢劫等有犯罪活动中大发横财，甚至还与真正的黑手党勾结来铲除异己，维护对基层工会的控制。大笔成员的养老金被霍法投资于黑手党的产业，拉斯维加斯的星尘（Stardust）、凯撒宫（Caesar Palace）等著名赌场和豪华酒店都是在工人血汗钱的滋养下发家致富的。
虽然吉米·霍法和其他黑帮式的工会强人们口口声声呼喊着劳工利益，出于自身利益也不断推动工会扩张，吸纳更多工人加入，但哪怕世易时移，这些强人及其接班人都被赶下了领导岗位，他们也给工会的氛围与组织结构留下了长远损害。传统工会的腐朽和美国政治对工人运动的高压，使得劳工运动的主体——工人自己——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团结一致直到永远”的自为阶级，退化到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状况。用瑞克（Rick）的话来说，IBT这样老而大的传统工会就宛如一个小型政府。
瑞克让我在文章中写明他的身份：他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居民，也是当地一家UPS仓储中心的工人和IBT在巴尔的摩的355支部的成员。在疫情前的2019年，355支部的总开销不过三百七十万美金，其收入的88%均来自成员缴纳的会费，却给当地的工会主席、秘书长分别开出了十三万、十四万美金的薪资，当地十六名全职干部与雇员则共计享有一百六十万工资，平均每人近十万——要知道马里兰州当年的平均收入约合六万三千美金，公务员平均工资约七万四千美金，稍富裕些的金融从业者的平均收入也才九万八千美金。在传统工会干活可真是个肥差呀！
对于基层工人而言，IBT这类工会确实让工作十分稳定，让雇主不敢随意开除工人或违反劳动合同，但瑞克觉得本地工会中却弥漫着某种“自满与惰性”。实际上，355支部之所以能保障当地工会成员的工作稳定，只不过是因为它把每年的三分之一开支花在了聘请律师、购买法律服务上。换言之，传统工会的政治经济学不过是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向工人们征收大笔会费，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把打官司、法律援助以及同雇主谈判等仅剩的实事外包给专业人士，剩下的要么在无尽的“行政工作”中损耗掉，要么就被工人领袖们笑纳入腰包了。这种运作模式就是微缩版的美国政府，工人们像纳税人，工会像政府般征税，但只有一部分财富才会用在纳税人们期望的公共事业上，多数则成了官僚机器和利益集团自行瓜分的油水。
在雇主一方，应对措施也很简单：花更多的钱，请来更好的律师和工会破坏专家（union-busters）就好了。于是，缺钱的中小企业和初来乍到的外国商人，往往会如纪录片《美国工厂》中的曹德旺那般手足无措、视工会如流氓，而大而不倒的巨型垄断企业却无需为工会而烦心，只要斥资养着一支专业的反工会团队即可。据统计，每年全美共计有三亿四千万美元被雇主用于聘请反工会顾问，这还不计入大企业原本就有的精通各类与劳动关系相关的法律、同样能够和工会烧钱打官司的法务部门。
畸形发展的传统工会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大企业可以说都是美国体制下的一丘之貉，两者又反过来构成了资本主义政治的经济基础，承担代价的往往只有工薪阶层和小微企业。这便是昔日亚马逊这类利润盆满钵满、雇员待遇却一直饱受诟病的垄断巨头们高枕无忧，以及宏观上美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却依旧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奥秘。
“千禧年社会主义”
然而，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会有抵抗——而且这种抵抗最激烈的时刻往往反倒是不平等看似最稳固、背后的获利者们高歌猛进的时候。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时，亚马逊的净利润首次突破十亿美元大关，雇员达到三万三千人；苹果旗下的iPad刚刚面世，发布首日便售出了三十万台；脸书在一年间并购了九家业务相仿的公司，独占了“社交媒体”这个人们尚感陌生的产业。新巨头们欣然瓜分了一度朝气蓬勃、据说能挑战传统经济模式的互联网和电商等高新产业，在这片蓝海里原封不动地照搬来了传统产业中的垄断资本主义。“从车库中诞生”的神话离现实越来越远，曾经信誓旦旦地说“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科技明星们，最终还是要么靠资本运作、要么靠不正当竞争、再要么还是老老实实地压榨大批无名职工加班加点才能维持高额利润。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
但是不到一年后的2011年，华尔街上的抗议者们打出了“我们是那99%”的标语。《滚石》杂志认为这个口号是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创作，格雷伯却说这是“一项集体的发明”。同格雷伯一起把华尔街“占领”了近两个月之久的抗议中坚力量，是英文中通常称作“千禧一代（Millennials）”的八零后和九零后。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们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或是刚开始职场生涯，成长中享受了九十年代美国国内的安详氛围，还搭上了信息时代的第一班车，却展现出了比其父母一代激进得多的政治情绪。
在冷战中出生、长大、工作、成家的老一辈美国人的观念中，“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几乎是些比粗口还恶劣的羞辱，蕴含着一种颠覆他们珍爱的生活与习以为常的一切的意味。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经在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参加过反战或民权运动，但告别激进后还是回到了成家立业的中年生活。对于产业工人和工薪阶层而言，工会组织本就愈发失调，劳资矛盾也没那么尖锐，还要长期缴纳不算多但也不少的会费，虽然仍有些许参与劳工运动的机会，但这些街头政治哪有充满小确幸的家庭生活那般安逸幸福呢？
可是这种安稳生活的前提是一片向好的经济形势。冷战的防务压力与美国在海外支持的种种代理人战争，给军工复合体及其上下游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订单；为了在同苏联的意识形态竞争中胜出，美国政府也同西欧福利国家一样建立了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行温和的财富再分配以缓和社会矛盾。但随着石油危机暴露了西方经济的僵化，在经济学家们的辩护下，1980年代迎来了减少政府管制、限制社会福利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转向”。如果说里根还碍于冷战的大环境难以大刀阔斧地削减福利，那么苏联解体就彻底让改革的一切阻力消失殆尽了：美国彻底告别了美好旧时光式的福利社会。
1992年的大选前，克林顿承诺将“终结我们所知的福利制度（End welfare as we know it）”。讽刺的是，他的死对头、1994年中期选举产生的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恰巧”在福利改革议题上不谋而合，《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就这样在克林顿和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的私下会谈中诞生了。自那时起，美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和平均月度福利几乎连年递减，普通人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负担也水涨船高。雪上加霜的是全球化在世纪之交时也迎来了小高潮，美国的实业陷入僵局，大量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快速发展中的第三世界。
千禧一代美国人就在这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步入了就业市场。他们往往背负着连年涨价的大学学费带来的学生贷款，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却不断缩水，房价也在1990年至2005年的十五年间翻了一倍，年轻人们除了尽快找到工作外别无选择；但市场上的中低端岗位又愈发有限，即便能找到工作，激烈的就业竞争下待遇也比父母一辈要差得多。对于美国政治稳定而言更要命的是，这代年轻人还没在昔日的反共宣传和教育中浸泡多久，冷战就结束了，他们不再会像自己的父母那样把财富再分配视作不可接受的“社会主义”政策——甚至年轻一代中的不少人都觉得“社会主义”不再是贬义词，反而日益发现其主张有不少和自己面临的现实处境一拍即合。
这就是被称作“千禧社会主义（Millennial socialism）”的政治潮流。在大学、社区与工作场所，年轻人开始接触、学习乃至接受左翼思想。
中文互联网上有关美国社会的一手信息往往来自于留学生和新移民，因这些群体往往处于社会中上层，而少有对这一潮流直观、个体视角的见证。但只要和年轻些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攀谈上一会，就不难为他们勾勒出一副群像：父母是锈带或其他传统工业城的下岗工人，或是大城市服务业的底层雇员，因养老金少得可怜而不敢生病、不敢退休；负担不起良好教育，从小只能在缺乏经费、质量堪忧的公立学校读书，最后虽然上了相对便宜的社区大学或州立大学，却还是背上了工作数年都无法偿还的学生贷款；收入勉强能养活家庭，但却无法承担任何疾病等意外，还可能在经济形势较差时遇上欠薪或非法解雇等倒霉事。于是自然而然，只要等来些契机，工薪阶层的年轻人们就会加入斗争。
新工会的红色底色
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在4月1日亚马逊工会成立的现场，组织者们不再忌惮一些传统工会中少见的象征符号：亚马逊工会的标志使用了代表劳工斗争的拳头，统一印制的文化衫底色是显眼的红色，现场出现的标语中也包含了“阶级斗争”的字样。星巴克工会虽然沿用了星巴克品牌的深绿基色，但其标志也采用了拳头的符号。亚马逊与星巴克工会还同著名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伯尔尼·桑德斯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也同美国民主社会党（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DSA）等左翼组织公开合作。在声明和社交媒体上，这些新工会也并不避讳“99%”“工人与大企业的对抗”等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修辞。
当地时间2022年3月25日，美国纽约，亚马逊斯塔滕岛一个仓库的员工将参加选举投票，决定是否成立工会。亚马逊(Amazon)正在为艰难的劳工斗争做准备。
在传统工会中，表达激进倾向并非不可想象，但它们往往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官方的姿态。美国最大的十个工会中，八个以蓝色为主色调，还有一个绿色与一个黄色；它们的标志大多代表了本行业（如代表货运工人的IBT的标志中有驮马和车轮），或是干脆只有名称的英文缩写。这些传统工会往往也在官方表态中谨慎地挑选语言，只提工作保障和工资等经济权益，偶尔加上今天美国近乎是陈腔滥调的社会正义说辞，而避免流露出意识形态的色彩。
可以看出，在半个多世纪的由美国政府、黑帮式领袖和大企业们共同推动的去政治化后，工会运动在今天重新获得了鲜明的政治属性。这个过程即是从仅意识到自身经济诉求和工人间相似处境的“自在阶级”，转变为更在政治上被动员起来、拥有主动进行集体斗争的意愿与能力的“自为阶级”。
对工薪阶层的普通人个体而言，这一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需要契机，而近几十年来愈发极化的美国政治就接连不断地提供着这些契机。奥巴马当选时，保守派将其医保政策抨击为“社会主义”，即便奥巴马连连否认，却也促使人们认真思考这个政治主张，网上“社会主义”一词的搜索量在那时急剧攀升；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让人们思考自己是否也属于那资本主义系统下劳而不获的“99%”，也传播开了质疑寡头巨额财富的话语；2016年伯尔尼·桑德斯的选战则开展了一次真正的政治动员，许多将来的工会活动家在这时第一次参与了政治实践，DSA的成员规模也在此后快速上升。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于疫情。更多人的经济状况沦落到了无法忍耐的地步，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的问题在疫病下更被放大。同在2020年发生的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也进一步暴露了传统工会的僵化：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工人组织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在BLM爆发之际，美国主流工会却只做了些不痛不痒、缅怀逝者一类的表态。这是因为传统工会往往大权集中于领导层，缺乏基层工人的政治参与，无论多么流行的社会运动倘若被工会领袖们抵触，便都难以动员工会参与其中；而正好警察工会在传统工会的组织网络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其影响力最终让传统工会的领袖们集体沉默。
这便是新一代工会运动孕育以及劳工运动与政治斗争合流、进而被重新刷上红色底色的过程。
当然，传统工会自身也面临着来自基层工人和活动家的改革压力，而一部分推动传统工会改革的运动也已经获得成功。去年11月，致力于推动IBT内部民主、扩大基层工人政治参与的“卡车司机争取民主工会（Teamsters for a Democratic Union）”所支持的候选人团队击败了吉米·霍法的儿子詹姆斯·P·霍法（James P. Hoffa），在IBT领导层选举中大获全胜。因为IBT主要代表货运行业工人，在亚马逊的各大仓库组织附属于IBT的工会也是新领导层确定的工作重点之一。
但种种线索依旧提示着传统工会的低效。2020至2021年，零售、批发和百货商店工会（Retail, Wholesale and Department Store Union，简称RWDSU）试图在阿拉巴马州贝斯莫的亚马逊仓储中心组织工会。RWDSU是成立于1937年的老牌工会，拥有五万余名会员和逾四千万美金的资产，照理来说应当能动员更多政治资源，甚至还得到了拜登在视频讲话中的支持，还有多名国会议员参与其中，但最终成立工会的投票还是以738票支持、1798票反对的绝对劣势失败了。同样有意向在亚马逊成立工会的IBT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切不可操之过急，改革自身的组织工作，并争取在现有的集体谈判中争取更多权益才是首要任务，这才能让广大工人意识到工会的意义、进而支持成立工会。
与之相比，斯塔滕岛的亚马逊工会的领导人克里斯·斯莫尔斯（Chris Smalls）从中总结的教训，则是传统工会依旧靠不住，只有基层工人自己组织、自己参与运动才更具有活力和韧性。事实证明他是对的：4月1日胜利组建的亚马逊工会就是不依附于任何传统行业工会的独立工会，次日斯莫尔斯便在采访中说，“倘若传统工会果真有用，亚马逊早就该成立工会组织了”。
我们无法预知前路，但至少在斯塔滕岛，至少在这个四月，美国工人已经摆脱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状况。看来，所谓工人阶级主体性并非一句空洞的理论修辞。
尾声：“永远团结”
如果参加过近些年流行的“社会主义夜校（Socialist Night School）”，就不难发现在如今劳工基层组织者的叙事中，美国工会的发展史仿佛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下子就跳到了二十一世纪，其间的漫长岁月中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六十年代的反战民权运动，上文所述的冷战期间体制化、去政治化并被强人所主导的工会历史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雅各宾》杂志将亚马逊工会成立称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劳工最重要的胜利”，也反映了这种乍看之下有些怪异的历史观，而这正是新工会政治色彩的写照。
新工会运动的参与者们把自己视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工会精神上的直接继承者。那时，激进左翼意识形态在工会运动中相当普遍：规模有限但影响力可观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简称IWW）公开宣扬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思想；规模更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简称AFL）虽然没有官方的政治立场，其内部尤其是基层左翼思想也十分流行；约翰·里德等人创立的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美国共产党的前身）更敦促其近六万成员全部加入工会。从创作于1915年、被IWW与AFL都用作会歌的民谣《永远团结（Solidarity）》中，不难感受到那种氛围：
“我们手中的力量强过他们私藏的金矿，
这股力量比千军万马还要强过一千倍，
我们将在废墟上建起一座全新的社会，
只因工会给我力量。
团结一致直到永远，团结一致直到永远，
团结一致直到永远，因为工会给我力量！”
鲜血染红的旗帜、拧紧的拳头、阶级斗争和工人群众对抗资本家的话语、在工人运动中诞生出一个新世界的希望，还有这首歌本身，种种百年前的衣钵都被当代年轻的工会活动家们继承过来了——当然还有这一切背后所蕴含的那种思想和主张。而2021年的12月，亚马逊工会的组织者们正是在纽约时代广场唱着这首歌庆祝圣诞节的，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是否会是另一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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