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 ，董文虎 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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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中国至少在5000年前就出现了早期城市，但从夏、商、周直至秦汉，其主要活动范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因而城市分布也主要在中原和北方。隋代大运河的开通，不仅带动了东南地区的开发建设，提高了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而且促进了一批运河沿岸城市的兴起与繁荣，特别是在一些水陆交汇点先后兴起了一批工商业城镇，汴州、宋州、楚州、扬州、润州、常州、苏州、杭州等就是当时最著名的运河城市。元朝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进一步加速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发展，改变了整个中国城市的分布格局。
运河城市的崛起
以北宋开封、南宋杭州为中心的运河网络和漕运体系的建立，以及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将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开封、杭州、苏州、扬州、真州、楚州等都成为这一时期运河城市繁荣发展的代表。
元代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为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通惠河、会通河、济州河的开凿，一批新兴运河城市如通州、天津、临清、济宁、峄县等悄然崛起。大运河南北两端的大都（今北京）和杭州分别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城市：大都是世界上经济贸易中心，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明清时期，大运河作为封建王朝的经济动脉，在漕运粮食物资、发展商贸等方面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特别自明中叶以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手工业诸如冶炼、制瓷、纺织、造船、谷物加工、染色、制盐、制糖、造车、油料、造纸、兵器制造等行业有较大发展，国内外市场不断开拓，商品经济日趋活跃，由此将运河城市发展推向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在当时全国著名的工商业较发达的30多个大中城市中，就有顺天(今北京)、镇江、苏州、松江、淮安、常州、扬州、仪征、杭州、嘉兴、济宁、德州、临清等13个为运河城市，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其他如浒墅、天津、东昌、徐州等运河城市也具有相当规模。这些新兴的或已经存在的运河城市都位于运河与其他河流的交汇点或起点与终点，它们的兴起与繁荣都同商路的繁盛和运河的通漕关系密切。
天津为河、海漕运的交通枢纽，元代重开大运河和开展海运，使天津一跃成为京师门户。漕运、海运相汇集，使其呈现出“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的壮观景象。到明代中期，天津的商品经济出现飞跃发展，并由漕粮转运枢纽发展成为北方的商业重镇。
临清位于会通河与卫河交汇处，为南北交通第一要津。明代大运河通畅后日趋繁盛，四方物资必集于此，人口急剧增长，集市繁荣，手工业发达，临清一跃成为区域性商业贸易中心。
济宁地处济州河与中运河的交汇处，为大运河中枢。明末被称为地当“南北咽喉、子午要冲,我国家四百万漕艘皆经其地。仕绅之舆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者,又鳞萃而猬集。即负贩之夫、牙侩之侣,亦莫不希余润以充口实。冠盖之往来,担荷之拥挤,无隙晷也”。“商民之至者乐而忘归，流寓之人恒多于土著”。因为有了运河，济宁成为商业繁盛的城市。
淮安地处黄、淮、泗、运交汇之地，为运河航运交通枢纽。每年数以万计的商船、漕船云集码头，牵挽往来，百货山列，水路交通的发达，为淮安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除上述大中城市外，在运河沿线还出现了一大批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工商业繁盛的市镇。如长江以北运河上的张家湾、河西务、杨村，微山湖西北端的南阳，淮河与运河交汇处的清江浦，长江以南运河上的震泽镇、毗陵驿、浒墅等，都由于交通地位的重要而成为较大的商业城镇。张家湾(通州东南)正德时岁入课银达8万两；河西务(今武清西北)“两岸旅店丛集，居积百货，为京东第一镇”；泊头“商贾辐辏，南北大都会也”；郑家口“市尤剧”；朱家湾（今聊城北）“居人三千余家”；戴家庙(今梁山北)“亦巨镇”；开河(今东平南)“亦一聚落……百货萃焉”；南阳镇(今鱼台东)“居人三千余家”；夏镇(今微山)“为都会”；郗山集(今微山东南)“旧三干余家”；台庄(今枣庄市南)“烟井辏集，旧二千余家”；宿迁“淮北称饶沃，其南之白洋河镇，人数千家”；崔镇“居人千余家”；清江浦(淮安)“居人数万家，夹河20里”，其对岸之王家营亦很繁荣；山阳(今淮安)“市居千余家”；宝应县一带“麻麦被野，村烟相接”；邵伯镇(今江都北)“居人数万家”。这些市镇或“东西五里，南北三里”，或”东西广三里，南北袤二里”，人口较多，动辄千百家至数干家，甚至上万家或数万家。市镇居民越来越脱离农业生产，很多人转变为非农业人口。
运河城市的经济发展
大运河的畅通带来商业的繁盛，商业的繁盛又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运河、商业和手工业共同促进了运河城市经济的繁荣。据明史资料载：“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北京、南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淮、扬、苏、松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以上所举都会多数为运河城市。运河城市都是水运交通枢纽，其共同特点是四方辐辏，百货云集，商业繁盛，手工业发达。它们又因所处位置不同，发展机缘有异，而各具特色。
大运河南端的杭州在运河城市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杭州之兴始于隋，大运河的南北贯通和东南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江南运河与钱塘江和浙东运河的沟通，使杭州从一个滨海小邑一跃发展成为“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的经济都会，由此奠定了杭州江海门户、大运河南端的独特历史地位。唐朝时，杭州已成为国内外通商口岸，贸易兴盛，呈现“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繁荣景象。两宋时期，杭州“万物所聚，诸行百市”，“一时号称人口百万”。对于宋代杭州的繁盛，词人柳永曾生动地描述：“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面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珍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杭州的发展达到历史高峰。元代的杭州依然保持南方工商业中心的地位。明清以降，杭州除短时间因遭战争破坏而经济萧条外，多数时间都保持了工商业繁荣发展的局面。明万历以后，杭州恢复了昔日的繁盛，“城内外列肆凡四十里，无咫见瓯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商店沿街长达几十里，百物辐辏，商贾云集，干艘万舳，往回不绝。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夜市又开始兴起，“每至夕阳在山，则墙帆卸泊，百货登市，故市不于日中而常至夜分，且在城阃(城门)之外，无金吾之禁，篝火烛照如同白日。”清乾隆年间，杭州发展成为我国三大丝织业中心之一。“杼轴之利甲于九州。操是业者，较他郡为尤多。”城“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以为衣食之谋。”每日“机杼之声，比户相闻”，“轧轧机声，朝夕不辍。”所产织品种类繁多，质地精良，诸如绫、罗、锦、克丝、纻丝、绵绸、机纱、画绢、绵等。其他手工业如棉纺织业、制伞、制剪刀等也很兴盛，并形成闻名遐迩的地苏州盘门风光方名优产品“五杭”——杭扇、杭线、杭粉、杭烟、杭剪。雍正乾隆年间，杭州城市更加发展，城郭宽广，居民稠密，南北长达30余里，成为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大城市。
位于江南运河与娄江交汇处的苏州，濒太湖，依长江，素称江南水陆交通枢纽。自吴王阖闾筑城起，就为东南重镇。唐宋以降，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苏州经济快速发展。至明清，苏州发展成为全国的棉织、丝织业中心和刻板印刷业中心，全国最大的粮食市场和丝棉织品贸易中心之一。明代时，称“苏州江南首郡，财赋奥区。商贩之所走集，货物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名为府，其实一大都会也。”作为粮食、丝棉织品贸易中心，苏州被称为“天下四聚”之一。市场上不仅有全国各地的各种名优特产，而且还有大量的外国商品。城市内外，“百货盈街，山海所产之奇珍，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鲈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阊门一带，“乃舟车辐辏之所”，是苏州商业繁华的一个缩影。“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其景象恰如：“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东西。五更市贩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齐。”城内外的商户“何啻数十万家”。“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
作为全国丝织、棉织业中心，苏州手工业堪称发达。清乾隆年间，苏州东半城的丝织工“专其业者不啻万家”，织机约12万台。苏州的棉布染织业也很兴盛，康熙年间苏州有染坊64家，苏州加染的布称“苏布”，印花称“苏印”。其他手工业，如刺绣、裱背、窑作、铜作、印书、漆作、造酒、织席、玉雕、食品加工等也相当著名。苏州的丝织业、成衣业和珠宝玉器制作业，由于制作工艺水平高，因此产品在全国市场上有广阔的销路。
苏州是明清时期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其发展规模仅次于北京，到鸦片战争前夕，城市人口将近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参见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第227页。）
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自春秋时期吴国开邗沟、筑邗城起，即成为运河咽喉之地。扬州的兴盛始于隋唐，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使扬州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水陆交通中心之一。南北商人和物资多以此为总汇，江淮荆湖与岭南的物产，特别是东南一带的海盐，大都在此集散，北方的许多货物也多汇集在此。唐中后期，扬州不仅是唐朝财赋所赖的重镇，而且也是商贾如织的国际大商埠，时人称“扬一益二”，即扬州之繁盛天下第一。宋元之时，扬州商业繁盛依然著称于世，是时，“百川迁徙贸易之人，往往出其下，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
明中叶后，由于盐业和漕运的勃兴，扬州的商业兴盛起来，再次成为“大贾走集，笙歌粉黛繁丽之地。”“四方客旅杂寓其间，人物富盛，为诸邑之最。”扬州的商业除盐业外，米行、木行，造船、南北货业、铜器业、茶食业、刺绣、漆器等手工业也很有名。清初，扬州因遭清军屠城而沦为废墟，但由于其漕运枢纽地位和盐业发达，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清朝将漕、盐、河称为“东南三大政”，而扬州兼三者之利，号称东南一大都会。清代扬州“繁华以盐盛”，扬州的盐商一是数量多，二是资产雄厚，不少盐商通过垄断专利获得巨额利润。由于盐业的兴旺，“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手工业方面以漆器、玉器、铜器、竹器、香粉和雕版印刷等特色手工业见长。有的作坊年产漆器1万件，有的玉雕竟重9000斤,且工艺水平之高,冠盖全国；“天下香料,莫如扬州”；“竹不产于扬州,扬州制品最精”。清人孔尚任称：“东南繁华是扬州，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橘黄橙香若缘，蔗仙糖狮如茨比。”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清代扬州商业的繁荣。
临清是因运河而兴起的又一重要工商业城市。临清为大运河北段重要的枢纽和漕运码头，南北往来交汇咽喉之地。“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其为要且切也如此。”每到漕运时期,帆樯如林，百货山积。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人来车往十分热闹。明朝时，临清已是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百货之凑，河洛海岱间一都会也”。“其沂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址于九边，以清源为转毂。”临清的商人和商店很多，万历时有布店73家、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尤以粮店最多，达百余家。临清是北方最大的粮食市场，每年贸易量达千万石之巨。此外还有不少盐店、典当店、皇店、官店、旅店、塌房等，大小商店约千余家。由于各种店铺分别设置在不同的街巷之中，不少街巷因此以某一种商品命名，如白布巷、果子巷等。
商业的兴盛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因交通的便利，临清的制砖业首先发展起来，临清砖得以运往京师，用作修建皇宫、皇陵。同时，烧砖所用的大量柴薪，也是借助运河之便，由东昌府所属各州县运送而来。据记载，当时以临清为中心，向南北扩展绵延30多公里，有大小砖窑380多个、工匠近万名。临清的毛皮手工业也十分发达，业户多达1000余家，各类毛皮衣物和用品质地精良，绚丽多彩，到了清雍正年间成了进献皇帝和达官贵人的贡品。临清工商业的繁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利玛窦曾说：“临清是一个大城市，很少有别的城市在商业上超过它。不仅本省的货物，而且还有大量来自全国的货物，都在这里买卖，因而经常有大量旅客经过这里。”
位于御河岸边的德州，为南北船舶必经之地，鲁西北军事重镇，素有“京畿锁钥”之称。明代曾在此置大型粮仓，以资转运，每年有数百万石漕粮由徐州及周边地区转运至此，再转输通州。明万历年间，“每遇漕船带货发卖，遂成市廛”，市场因此而兴，“南关为民市，为大市；小西关为军市，为小市。马角市南为马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又东为柴市，西为锅市，又西为绸缎市”。“四方商旅之至者众矣”，德州成为鲁西北商品集散中心。清代的德州更是兴盛，“漕运所经，商贾往来，帆樯云集”，工商业进—步发展，德州由此变成一个转口贸易中心。
其他运河城市经济也堪称繁荣。如位于会通河岸的东昌（聊城），为明清时期一大商业都会。各省“殷商富贾云集”，南北贸易兴旺，街市繁荣，酒楼旅舍，鳞次栉比。每年漕船过往，仅收购当地特产“薰枣”一项货物，即达百万石之多。济宁是烟草加工基地,有6个烟草加工厂。“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约四千人”。济宁毛皮业到晚清也渐成规模，较大的作坊有20多户，并出现了“裁皮手艺同行会”等组织。淮安为漕运枢纽，清代为漕运总督驻地。“四方富商大贾，鳞集麇至，侨户寄居不下数十万。”造船业素称发达，仅淮安府辖清江场轮班造船工匠就达6000人。“岁造五百六十只,靡金逾五万”。苏州吴江县的盛泽镇，明时“居民以绸绫为业,四方大贾辇金而至者无虚日”。清时“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富商大贾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联袂,如一都会矣”。天津“北近北京，东连海岱，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明中叶后迅速崛起，成为一大工商业都会。其“人烟稠密，交易频繁……繁荣的商业景象实为中国其他各地所罕见”。
作品简介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 ，董文虎 著，社科文献，2008年2月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以深厚悠久的历史底蕴，多角度地向读者述说大运河的过去与现在，畅想更加美好的未来。京杭大运河流经京、津、冀、鲁、苏、浙二市四省，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是一条贯通我国南北水运的大动脉。它自开凿以来经历了2500多年的沧桑变迁，迄今仍奔流在华夏大地上，依然发挥着航运、水利、南水北调、生态保护等功能，作为"活着的、流动着的人类遗产"，堪称中华文明的瑰宝、世界级古代水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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