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 ，董文虎 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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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在便利交通运输的同时，也孕育了运河两岸特有的民情风俗。人们依河而居、以水为生，一代又一代地在运河上劳作、生息，形成了运河沿岸特殊的生产、生活、节庆习俗，既反映了运河两岸的生活状态，又寄托了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大运河是流动的，往来于运河上的人们也多是四方杂处，民情风习各异。一方面，在长期的物质、文化交流中，异地风情与本土习尚相碰撞，最终促使沿运地区的民俗风情渐渐发生某些新变；另一方面，受乡土文化影响，某些民情风俗又得以部分保留，形成自身的特色。
缘水而成的民俗
世代以捕鱼行船为业，整日生活在船只水面之上的渔家、船民，因其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的差异，自然形成了与岸上居民不同的生产、生活、节庆等方面的风俗习惯。
生产习俗。如江苏淮安的运河船家、渔民在其行船、捕鱼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独特习俗：“交船头”、“汛前宴”、“满载会”等。新造的船只投产前，要举行下水仪式，俗称“交船头”，亲朋好友前来致贺，为船家一大喜事。鱼汛前，渔户备好渔具后，各船户主和捕鱼主要劳力在一起聚餐，同时分析鱼情，商讨生产计划，交流作业方法，为预祝丰收，彼此推杯换盏，一醉方休，称“汛前宴”。此外，渔家在春汛前还要做“满载会”，船上扯起白脚旗，船老大穿起长袍、马褂，上香参拜“龙王”，童子（神汉）拉长声音高喊“满载而归”。
交易习俗。渔民捕鱼归来，同鱼贩交易时，双方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如渔家捕获甚丰，有鱼可卖时，并不是大声吆喝叫卖，而是用篙杆挑起一件衣服俗称“物子”，竖在船头，表示有鱼要卖；鱼贩需要买鱼时，则在船头挑起一底朝下的篮子作“物子”，篮底朝下空着，表示要买鱼，以招徕渔家。如果渔家要卖掉渔船，便在河边湖中摘取芦荻之类的草秆，在秆顶编起一个多角形的草圈，置于船头，买家便可找船主洽谈购买事宜。
生活习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渔家终日穿行于运河中，日常饮食的菜肴以鱼为主，便创制了独特的食鱼方法。如微山湖渔民一条鱼三口就能吃净；更有甚者，一条完整的小鱼入口，随着嘴的蠕动，一眨眼功夫就能将鱼肉咂尽，一根一根的鱼刺从嘴角顺出。淮安渔民至今流传不少吃鱼的顺口溜，如“春鲫夏鲤秋鳜冬鳊”；“冬吃头，夏吃尾，春秋两季吃划水”；“鲢子头，鲤鱼腰，青鱼尾巴耍大刀”；“戈子肚，厚子头，鳊鱼肚皮一镏油”等。
语言习俗。渔民、船民终年生活在水上，风险大，灾难多，为了图吉利，尽量避免说灾难方面的谐音词语，慢慢形成了语言禁忌。例如，“帆”与翻船“翻”同音，便称“帆”为“篷”；鱼吃了半边，要将另一半翻过来吃时，不能说翻，而是说“转个向”、“调个樯”、“正过来”；盛饭的“盛”与“沉”同音，改叫“装饭”，等等。
节庆习俗。渔家、船家、傍河而居的人家，在沿袭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保留传统的娱乐活动的同时，在一些娱乐活动中增加了具有运河文化特色的花样。
元宵节舞龙灯时，运河地区的龙灯与陆路略有不同。通州是京畿漕运要地，漷县镇张庄村龙灯会中的蓝色双龙，甚是少见，因为蓝色龙身代表“水”。每年元宵节时，微山湖渔民的龙灯都要沿大运河光顾夏镇街，20多米长的庞然大物，分载于五六只小船上，穿桥过闸，沿运河缓缓而行。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娱乐项目，而运河赛龙舟自成特色。解放前，淮安流行运河闹龙舟，端午节午后，船家驾驶装饰成龙的渔船到洪门外龙王庙烧香敬神之后，驶往闸口大塘。闹龙舟分为“丢标”、“抢标”和“捞标”三个环节：“丢标”人将活鸭、洋钱、鸭蛋壳等“标”物投入水中，“抢标”水手下水争抢、捞摸（俗称“放飞鸭”、“丢洋钱”、“衔鸭蛋壳”），水手一旦得“标”，船上人员即举起彩旗，以示祝贺。同时，得“标”水手需到“丢标”人面前道喜，才能得到茶食、水果甚至衣物等奖赏。
此外，中元节在运河中放河灯是通州、天津、德州、滕州、无锡等地保存至今的习俗。
运河地区还有与漕运相关的仪式及娱乐活动，如通州的“开漕节”。开漕节定在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由京城负责漕运的官员在通州北门外运河码头主持，当地官员和北关码头的主事人都要参加。从南方驶来的数以百计官商船只依次停泊码头上，绵延数十里，十分壮观。两岸则挤满脚夫、车夫、搬运工及前来凑热闹的民众，人山人海，异常热闹。仪式开始时，点燃挂在岸边脚手架上的“万头鞭”，鞭炮响后，开始花会表演即“起会”，有高跷（分文跷、武跷）、开路狮子、花钹大鼓、中幡（分红、黄、绿）、旱船、竹马等表演，自北门外码头始，沿运河西岸往南至小圣庙止，在河神庙进完香，整个仪式结束。“开漕节”原是由官府主持的颇为严肃的祭祀河神的仪式，后来演变成运河人家的娱乐节日。
应水而兴的信仰
生活在大运河两岸的人们，既享受运河舟楫、水产等种种恩惠，也承受着运河暴虐、泛滥的种种苦难，因此对运河产生了敬畏崇拜。在人们的心目中，河水的柔顺与暴虐均由河神主宰，为了向河神祈福消灾、趋利避害，便有了对河神的种种祭祀活动。对运河的崇拜和有关的神话传说，成为运河文化的重要内容。
运河漕运之神金龙四大王是沿运人们祭祀的主要神灵之一。金龙四大王的原形谢绪，在蒙古灭南宋时投水殉国，死后曾显灵帮助明将傅有德大战吕梁，助明成祖“复修漕运”，“凡河流淤壅，力能开之，舟将覆溺，力能拯之。神之显著于黄河特甚。”嘉靖中，“奉敕建庙鱼台县。隆庆中，遣兵侍郎万恭致祭，封金龙四大王”。宿迁皂河乾隆行宫，最初即为祭祀河神谢绪的神庙。
山东省汶上县南旺镇汶水入运处有一龙王庙建筑群，四座大门直冲着运河，大殿内塑22尊神像，正中塑龙王坐像，左边是漳漕河督大王和金龙四大王，右边是宴公、萧公坐像，还有风神、雨神、雷神、闪神、雹神、土地爷和“运河指挥”的坐像，活脱脱一幅众神联合治理运河的立体图画。
在官府倡导与民间自发信仰的双重推动下，运河沿线修建了许多河神庙，相关的祭祀娱神活动通常在河神庙及其附近举行。江苏邳州西北约20公里的邳城镇泇口村，就有“七十二座船神庙”的传说，原本庄严肃穆的祀神活动，逐步演变为民间娱乐。微山湖地区每年农历三月十三日和九月十七日举行“大王会”，亲友邻里间把酒庆贺，通宵达旦，渔火辉煌，人声喧腾，宛如街市。
因水而变的民风
大运河沟通黄、淮、海、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跨越燕赵、齐鲁、荆楚、吴越等不同风俗文化区，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沿运的民俗风情渐渐发生了改变。尤其是明清时期，伴随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临流一万家”，运河两岸城乡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商品经济色彩大大加强，反映在民风习尚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随着商品经济在运河区域的普遍发展，人们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工商文化所吸引，引起价值观念的转变——从“民本商末”、“重义轻利”到“舍本逐末”、“弃义趋利”。如聊城“逐末者多衣冠之族”万历《东昌府志》卷2《地理志·风俗》。。济宁初始“民风朴实”，“农夫稼穑，不习商贾之事”，至乾隆年间，则“风俗犹江河也，趋日下矣”，“四方舟车所辏，奇技淫巧所集，其小人游手逐末非一日矣”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2《舆地·风俗》。。苏州“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明）范守己：《曲洧新闻》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一般平民“苦田少，不得耕耨而食，并商游江南北，以通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铢于四方”，或“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丙戌》卷545；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8、卷19。）。运河区域掀起一股崇商重利之风，成为明清运河区域社会风俗变化最为突出的特征。
由于明清漕运兴盛，南北人口流动，物资周转频繁，商品经济发展迅速，运河沿岸生活方式上出现了由俭渐奢的风气转变，“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清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印本。。江南运河的杭州、嘉兴、苏州及扬州等城镇尤甚。扬州两淮盐商“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两淮盐法志》卷首1《制诏》，清嘉庆十一年刊本。。商人士绅豪奢的生活习气，间接推动了社会崇尚奢靡之风的兴起，时人曾有“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明）张瀚：《松窗梦语》卷7《风俗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的感叹。
素以勤俭、质朴著称的济宁、张秋、临清等地，风气也发生了变化。济宁号称“江北小苏州”，临清、张秋也获得“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称誉。《临清州志》载：临清自元代开通会通河后，“士女嬉游，故户弄珠玑，家称歌舞，钦食燕乐，极耳目之欢”；“仆亦绮罗，婢皆翡翠，陈歌设舞，不必缙绅，婚丧之仪越礼制而不顾，骄奢相效，巧成伪风”。
由于千里运河官商船只接踵辐辏，情况复杂，使得镖行兴盛，大量武术技艺高强的走镖者承担着保障货物和人员安全的重任，由此又激发了沿岸的尚武风气。北京是全国镖行的中心，清末北京有八大镖行。人称“大刀王五”的沧州人王正谊，是北京顺源镖局的镖头。沧州是走镖要道，镖行兴盛，“镖不喊沧州”成为南北镖行同遵的常规，由此沧州成为著名的武术之乡。沧州武术还融入舞狮风俗之中，舞狮人一手持绣球，一手握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这是全国舞狮风俗中所不见的。山东运河边的东昌府“其俗刚武尚气力”，“人尚劲捍”，“窦家镖行”在当地独领风骚。
作品简介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 ，董文虎 著，社科文献，2008年2月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以深厚悠久的历史底蕴，多角度地向读者述说大运河的过去与现在，畅想更加美好的未来。京杭大运河流经京、津、冀、鲁、苏、浙二市四省，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是一条贯通我国南北水运的大动脉。它自开凿以来经历了2500多年的沧桑变迁，迄今仍奔流在华夏大地上，依然发挥着航运、水利、南水北调、生态保护等功能，作为"活着的、流动着的人类遗产"，堪称中华文明的瑰宝、世界级古代水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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