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学杂著》和《内学杂著》的补刻与挖改

佛学家欧阳渐（字竟无，1871-1943）的《孔学杂著》和《内学杂著》，很多人都读过甚至研究过，但是几乎没人注意它们的版本问题。欧阳是佛学研究机构支那内学院的创办人。该院本在南京，后因中日战起，金陵告急，欧阳率院众于1937年冬携图书与经版入蜀，在重庆江津建立蜀院，继续原来的讲学与刻经活动。两部《杂著》就是由蜀院刻印的，编入当时正在陆续刊布的欧阳手订的《竟无内外学》（后改题《欧阳竟无先生内外学》）。二书刊出不久就做过补刻，加入了新的内容，所以当时的旧印本有初刻和补刻之别。1954年10月，支那内学院的新旧经版始由重庆运回南京，此后归金陵刻经处统一保管整理和印刷流通（平珂《恢复与整理金陵刻经处的经过》，《现代佛学》1954年12月号，22页），两部《杂著》的书版自然也在其中。此后不知从何时开始，金陵刻经处悄悄地对书版做了一番挖改的功夫，删去了一些涉及政治问题的敏感内容，改掉了部分关系民族问题的敏感字眼。经过这番挖改后的印本，是补刻本的一种变体，可以称之为金陵本。早在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就购入过含有这种金陵本《孔学杂著》和《内学杂著》的《欧阳竟无先生内外学》（此据哲学所图书资料室高颖女士根据所内《图书登记总账》提供的数据）。影印本《欧阳竟无内外学》（五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6月初版）所收《孔学杂著》和《内学杂著》（感谢黄曙辉先生提供此书的电子版），也是金陵本。两部《杂著》后来的各种排印本，都直接或间接来自金陵本。

以上是一个概括的说明，现在就两部书具体地谈一下。拿《孔学杂著》为例，金陵本的后面有这样一则刊记：

弟子黄联科敬刻欧阳大师《内外学》，兹刻《孔学杂著》一卷，连圈计字二万七千四百七十六个，签条、尾叶、功德书，共支国币一千五百二十一元二角正。中华民国三十年九月支那内学院蜀院识。

细读金陵本所收的文章，就会发现其内容与这条刊记之间存在着一个矛盾。金陵本最后的《论学书》部分所收《覆蒙文通书》写于“（民国）三十二年二月一日”，时间反在刊记的“中华民国三十年九月”之后。可见金陵本是经过补刻的，并非初刻本，初刻本中应该是没有《覆蒙文通书》的。《孔学杂著》的初刻本现在不难见到，像台湾地区出版的《欧阳大师遗集》（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10月初版）第二册里影印的（1665-1808页）就是初刻本。拿它与金陵本比较，就会发现它正好缺了《覆蒙文通书》，而刊记却完全相同（图一）。按说把《覆蒙文通书》补刻进去的时候，应该将刊记重新调整刻过，以避开这个时间上的矛盾才是，但是最后却不知为何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只是简单地保留了初刻本的刊记。

图一

金陵本《孔学杂著》不仅不是初刻本，甚至都不是补入《覆蒙文通书》后刷印的补刻本，因为细读之下就会发现它里面有挖改的痕迹。比如金陵本的《论学书》部分，在第二十四叶《覆陶闿士书》的前面半页留有两行没有刻字的空白（图二）。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不符合全书的编刻体例。按情理推测，在金陵本的《覆陶闿士书》及其之前的《覆万君默书》之间，有可能是挖去了一封或者多封书信，这才造成了出现两行空白无字的状况。检《遗集》所收初刻本，以及在金陵本出现之前刷印的补刻本，就会发现在这个位置上它们原来都是有一封《覆张君劢》（图三、图四；《遗集》1795-1797页）的：

覆张君劢（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

二十年謦欬忽复相闻，天运密移不可思议，任公如在，当共粲然。赐示《立国之道》大作，略涉一二而未及深详，然已知其贵矣。于时势观察注意递嬗迁流之迹，是为能史。于问学资粮不拘执一先生之论，是足谈玄。此中国人说中国事，与徒袭他人者不同，任公固犹在也，钦佩曷极，钦佩曷极。虽然渐以是而献刍荛可乎。孔子为国以礼，礼本在天。哀公问政曰不可以不知天，聚万物于一焦点而吾道一以贯之者，夫然后可说文史儒玄。母珠在握，息息产生，各滞方隅，失其精爽。有文史儒玄以摄一切，乃无一贯以摄文史儒玄，吾恐积久徒具形骸，何以为国魂哉。今日今时，万化之聚于一焦点，曰激发一念天良，即所谓不受尔汝之义。醉梦稍醒，分散略聚，若能久久此一焦点，何政不良，何学不淑，吾甚欲先生奏象山无弦之琴也。相约不至，曷胜太息。渐近二十年来，研究诸部得佛法全体之统绪，曰般若瑜伽之教，龙树无著之学，罗什玄奘之文。曰宗趣唯一无余涅槃，法门无边三智三渐次。台贤藏密，绝口不谈，盖《法华》《华严》自有真谛，决不可容一家之垄断也。密不尊教，藏时背理，皆法界之陷害也。先生不耻下问，界外置答，幸先陈之。

图二

图三

图四

此信为答复张君劢（1887-1969）所赠《立国之道（一名：国家社会主义）》（按写信时间推算，所赠的可能是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出的第三版）一书而作，在《孔学杂著》初刻本和补刻本中占一整叶（含两个半页）零两行，而这多出来的两行正好就是金陵本中没有刻字的那两行空白。金陵本为何要删去回复张君劢的信呢？我想应该还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就像贺麟（字自昭，1902-1992）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3月初版）中（29页）悄悄删去了初版中出现的“国防部长”俞大维（1897-1993）的有关记述一样（贺自昭：《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民国34年11月初版，31页：“俞先生对此学〔按：指数理逻辑学〕天才特高，惜转变兴趣已有多年。”）。

由于版木的损坏，会造成后印本中出现一些文字漫漶的地方，这些地方只有根据早期印本才能得到纠正。如上所述，市面上流行的《孔学杂著》排印本，比如“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丛书本（《孔学杂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初版），“百年佛教高僧大德丛书”本（《欧阳渐大德文汇》，华夏出版社，2012年4月初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本 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根据金陵本编排的。在这些排印本中，《论学书》中《跋〈中庸传〉寄诸友》所寄最后一友都是印成“杨权吉”。熟悉支那内学院历史的人都知道，欧阳渐的学生和朋友中并没有叫“杨权吉”的人，可是却有一个关系比较亲密的学生叫杨叔吉（即杨鹤庆，陕西人，曾留学日本习医，回国后以此为业，并在支那内学院教授日语）。但是从金陵本来看，该处的确是印成“杨权吉”（图五），那么是不是真的另有一位“杨权吉”呢？这个问题只要翻检一下初刻本或金陵本之前印的补刻本就能解决。初刻本上面印的正是“杨叔吉”（参看上面的图一），原来“权”字的出现是因为版木上“叔”字左半上方的那一小横的损坏造成的。

图五

金陵本《内学杂著》上下两册也非初刻本，而是补刻本。与《孔学杂著》的情况一样，《欧阳大师遗集》第二册所收《内学杂著》也是初刻本（1425-1606页）。初刻本也分上下两册，但每册的内容编排却与补刻本不同。初刻本上册一共收文九篇，分别是《内学序》《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序》《瑜伽法相辞典序》《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展览缘起》《精刻大藏经缘起》《得初刻南藏记（附考）》（所附之“考”指吕澂〔1896-1989〕撰《南藏初刻考》）《辨方便与僧制》《辨虚妄分别》《辨二谛三性（附解惑四则）》。下册亦收文九篇，为《辨唯识法相（附解惑二则）》《与章行严书》《覆陈伯严书》《覆魏斯逸书》《答熊子真书》《覆欧阳浚明书》《与李正刚书》《答陈真如书》《再答陈真如书》。全书最后有刊记：“弟子黄联科敬刻欧阳大师《内外学》，兹刻《内学杂著》一种，连圈计字三万七千八百八十个，签条、尾叶，共支国币二千六百五十元正。中华民国卅一年四月支那内学院蜀院识。”

到了补刻本中，上册收文变成了十篇，就是把初刻本下册的第一篇《辨唯识法相（附解惑二则）》移入上册成为第十篇。下册收文的数量还是保持在九篇，只不过是把初刻本里的《答陈真如书》和《再答陈真如书》合为一篇《答陈真如书（一至二）》，然后再加上新收入的《覆梅撷芸书（一至七）》和《杨仁山居士传》。补刻本没有将刊记重写重刻，而是保留了初刻本原有的刊记，然后再补刻一条新的刊记：“本书第三十三页以下补刻二十六页，连圈计字一万零八百四十四个，由院友熊训启常捐刻款内支付国币六千五百元正。中华民国卅三年一月支那内学院蜀院识。”所谓“本书第三十三页以下补刻二十六页”（这里的“页”就是含有两个半页的“叶”），指的就是《覆梅撷芸书（一至七）》和《杨仁山居士传》。补刻的时间（1944）已经在欧阳渐去世（1943）之后了。金陵本就是根据补刻后的书版刷印的（并有一些挖改，见下文），但不知为何只留下了补刻的刊记，却将补刻本中本来保留的初刻本刊记给删去了。王孺童的《金陵刻经处刻经题记汇编》（中西书局，2017年12月初版）在《内学杂著》一条只著录了补刻的刊记，可见他根据的既不是初刻本，也不是补刻本的早期印本，而只是金陵本。

图六

《欧阳大师遗集》第二册所收《内学杂著》初刻本，不知为何只有《得初刻南藏记》和《南藏初刻考》没有用木刻本，而是用了《内院杂刊·入蜀之作四》里所收的铅印本（图六）。这一期《内院杂刊》一共收文三篇，即欧阳渐的《得初刻南藏记》，吕澂的《南藏初刻考》和释德潜的《检阅崇庆古寺明藏记》。德潜法师就是最早发现初刻南藏之人，当时住支那内学院在吕澂的指导下做研究工作。铅印本《南藏初刻考》里附有经书的书影，但到了木刻本中这些书影都被删去，只留下“见附图一”“见图二”“见图三”等空无所指的标记。

与初刻本以及补刻本的早期印本相比，金陵本《内学杂著》中还有一些挖改的地方。比如《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展览缘起》一文，初刻本中“倭虏胜人以猛烈之器”一句（图七；补刻本同），到了金陵本中就把“倭虏”改成了“敌军”（图八）。但是初刻本和补刻本中提到谭纶提拔俞大猷和戚继光“大破倭酋”的地方，金陵本则依旧保留“倭酋”二字未动。再如《精刻大藏经缘起》一文，在最后计算刻经费用时，初刻本作：“以六千卷计，每卷照现在价算约一百三十元正，总计需款八十万元。”（见上面图六；补刻本同）到了金陵本中，具体的数字“一百三十”和“八十万”都被挖掉，只保留了空白（图九）。金陵本《覆魏斯逸书》里有这样两句话：“今世唯物学行，阶级资产万力摧破，乃并批判及孔。孔子真髓至理不昭白于天下，腐烂陈言苟且谈之，其何以应海潮罡飓之趋势？”（图十）在初刻本中却作：“今世唯物学行，阶级资产万力摧破，乃并昌言倒孔。孔子真髓至理不昭白于天下，腐烂陈言苟且谈之，其何以御海潮罡飓之趋势？”（图十一；补刻本同）把“昌言倒孔”和“其何以御”改成了“批判及孔”和“其何以应”。

图八

图九

图十

图十一

如上所述，《内学杂著》中补刻的这二十六页（叶），包含了全书最后的《覆梅撷芸书（一至七）》和《杨仁山居士传》。在《内学杂著》初刻本的目录中（两个半页），《答陈真如书》和《再答陈真如书》本来是占据两行的，使得它们所在的下半页只空出一行没有刻字（图十二）。到了补刻本里，为了填入《覆梅撷芸书（一至七）》和《杨仁山居士传》，就把《答陈真如书》和《再答陈真如书》缩成只占一行的《答陈真如书（一至二）》（图十三；这是金陵本的图，补刻本同）。在金陵本的《杨仁山居士传》中，文字有一处较大的挖改。就是这句：“居士喜奇书，有老尼赠以《金刚》，经数年后又，于皖肆得《起信》《维摩》《楞严》，循环研索大畅厥心……”（图十四）读这句的时候，会发现一个不太自然的地方，就是“经数年后又”的下边为什么会有一个表示句读的圆圈，按照语义是不应该在这里加圈的。检金陵本之前的补刻本的早期印本才知道，这五个字原作“发逆乱甫定”（图十五）。因为欧阳渐对太平天国起义用了“发逆乱”这样含有贬义的称呼，所以才把原来的五字挖去改成了现在的样子。

图十二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

总而言之，《孔学杂著》的初刻本没有收《覆蒙文通书》，而《内学杂著》的初刻本则没有收《覆梅撷芸书（一至七）》和《杨仁山居士传》。很少有人知道，没有收进孔学和内学二《杂著》初刻本中的这三篇文章，除了补刻进两书之外，支那内学院还曾单独把它们印成过一本书。2020年12月初，我从孔夫子旧书网的“易书房”书店购得一册线装木刻本《杂著补遗》（图十六），内收《覆梅撷芸书（一至七）》《杨仁山居士传》和《覆蒙文通书》，在《杨仁山居士传》和《覆蒙文通书》中间夹有《内学杂著》的那条补刻刊记（图十七）。从内容、字体和版式看，《杂著补遗》就是内学和孔学二《杂著》补刻部分的单行本。所谓“杂著补遗”者，正是《内学杂著》和《孔学杂著》这两种“杂著”的“补遗”。此书似知者甚少，检索读秀，只发现在《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下）》（周勇、王志昆主编，重庆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723页有著录。

图十六

图十七

另外，通过检索百度，可以发现有一个名为“二酉堂”的博客在2007年8月5日发表过一篇题为《缘起谈（愿世界和平）》的博文，其中开篇就提到：“偶得一零本——《杂著补遗》，民国三十三年一月支那内学院蜀院识，内收《杨仁山居士传》《复蒙文通》等。”从博文所附首页照片来看，这位博主偶得的《杂著补遗》正是我从孔网买到的那本。博主在个人简介里说自己是经济科学出版社的编辑，还留下了邮箱号zgq1976@vip.sina.com，而给我寄书的“易书馆”老板周国强的姓名的拼音首字母就是zgq，应该就是同一个人吧。

附记：

在《内学院刻本刊记拾遗》（2019年1月3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一文中，我曾提到自藏的一册支那内学院刻《佛说阿弥陀经》。因该书在刊记处有破损，很遗憾未能将刊记全文录出。前年在惠民文化消费季北京弘艺2021年金秋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2021年9月27日）见到了该书完整的本子（拍品号178；图十八），现据此本将刊记补全重录如下（图十九）：

徐锺峻施资一十五元，敬刻《佛说阿弥陀经》、《得生净土神咒》、《不思议神力传》，连圈计字二千九百四十七个，签条、尾叶、功德书十三部，实支洋一十五元（因先嗣妣袁太孺人三十周忌辰作此功德回向。妣殁于清光绪壬寅八月七日，伏愿早生极乐，见佛闻法，与世界一切有情共证菩提）。民国二十一年九月支那内学院识。

图十八

图十九

此书后来又与《摩诃般若经·净土品》《维摩诘经·佛国品》（皆为鸠摩罗什译本）合刊为《净土三经》，这个合刊本也出现在这次的弘艺拍卖会（拍品号169）。《摩诃般若经·净土品》的刊记，王孺童之书已有著录（166-167页），但是漏掉了《维摩诘经·佛国品》，现将其刊记（图二十）补录如下：

宁西亭施赀四千元，崔克庄施赀五百元，敬刻《维摩诘经·佛国品》，连圈计字二千八百九十个，签条、尾叶、功德书，共支国币四千五百元正。中华民国卅三年八月支那内学院蜀院识。

图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