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小毒贩达内尔·华盛顿卖了一包芬太尼，导致其中一个使用者死于过量，他也因为贩毒被逮捕，并被判刑十五年。这则本不起眼的新闻被获奖作家、名记者帕特里克·拉登·基弗（Patrick Radden Keefe）发表在《纽约时报》——因为阿片滥用危机越演愈烈，非法贩卖类阿片药物导致过量用药死亡已被作为犯罪起诉，不少街头毒贩都落了网，然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由赛克勒家族控制的普渡制药把强阿片类药物奥施康定包装成“不上瘾的特效药”，卖给上千万美国人，导致超过五十万人死于药物过量、上百万人家破人亡。小毒贩被抓进监狱，而“大毒枭”赛克勒家族却依然坐拥百亿家财，逍遥法外。
《疼痛帝国》
基弗在2021年出版的新作《疼痛帝国》（Empire of Pain）里，从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在美国扎根开始，梳理描绘了赛克勒家族的三代人怎样一步步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家庭便利药店发展成一手遮天的止痛药帝国，将“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句话做到了极致。
作为《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基弗可谓跨学科全能写手：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位以外，他还有耶鲁法学院法学博士、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传媒硕士三个学位，深厚的知识储备使他可以从政治、经济、法律多个视角切入议题，信手拈来，并且连点成面地展开特定事件背后的多重社会问题。基弗涉猎的题材十分广泛，并斩获不少奖项，从关于纽约唐人街黑帮的《蛇头》，到以一桩谋杀案来讲述北爱尔兰独立战争的《什么都不说》，皆为厚积薄发之作。
《疼痛帝国》一书基于基弗2017年刊于《纽约客》的特别报道《建立疼痛帝国的家族》展开，他在采访中笑称此书是过去两年在卧室床上写完的，因为他家里唯一的书房被疫情期间在家办公的妻子占用了，却也正是由于疫情，他的电话采访格外有效率，大概因为无处可去，在家隔离的人们十分健谈。书中梳理了大量当事人采访和公开的信件文案，在宏观叙事和当事人视角之间的切换让读者仿佛身处大都会博物馆赛克勒私人大厅，身临其境地看到赛克勒家族怎样精心布局一场改变美国的“疼痛运动”，面对调查又是何其心急如焚，企图息事宁人。赛克勒家族之贪婪、医疗监管系统之腐败，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赛克勒家族曾声称自己可以在七十二个小时内让任何一个国会议员接电话，他们也确实说到做到，动用了一切关系来给调查者施压。基弗本人，还有其他许多新闻工作者、检察官以及抗议奥施康定的民间组织，都收到了赛克勒家族和普渡制药律师雪片般的恫吓信，甚至间接导致了华盛顿的人事变动。
在本书关于赛克勒家族三代人横跨近一个世纪的叙事中，摧人心智、诱人上瘾，最终令人不能自拔的，并不仅是药物，也有金钱、权力和野心。无数的瘾和欲构成了摇摇欲坠的金字塔：上百万美国人对阿片类药物的瘾，医生对制药公司糖衣炮弹洗脑和定向营销的瘾，药物监管局负责人对金钱贿赂的瘾，普渡制药不问出处和后果一味追求业绩的瘾，赛克勒家族无限的贪欲之瘾……膨胀的欲望重重勾结成多米诺骨牌，最终引爆了世纪丑闻。
帝国奠基人
故事要从二十世纪初说起。从东欧移民到美国的犹太夫妇艾萨克和苏菲在布鲁克林开了家便利店，生意时好时坏，总也不成气候，但是老艾萨克坚信，钱没有了可以再赚，名声没有了不能再来。夫妇俩以这样的信念拉扯大了三个儿子：亚瑟、莫蒂默和雷蒙德。
长子亚瑟从小便是三兄弟中出谋划策的老大。因为家庭便利店的收入并不足以培养三个医生，亚瑟从学生时期起便半工半读，一边在纽约大学医学院读医学博士学位，一边为医药广告公司撰稿，不仅在课余时间赚出了自己的学费，还供两个弟弟在苏格兰读了医学院。
亚瑟毕业后在一家精神病院当住院医师，即便这时已经没有经济压力，工作狂亚瑟仍然同时做两三份工作，用自己的医学训练和在广告公司练就的营销才能在多个公司之间斡旋，还培养了收藏亚洲艺术品的爱好，一举成为中国艺术品的全球头号藏家。他一生都保持着如此过人的精力，哪怕是年逾七旬，也给自己排了满满的计划，从短期目标到长远宏图，连他的私人秘书都说，亚瑟要活三辈子，才能做完他清单上的那些事情。
在广告营销方面才华横溢，且在医药方面野心勃勃的亚瑟·赛克勒，开启了医药营销的新时代。他发现，与其向普罗大众宣传药的神效，不如把目标对准医生，因为病人自己没有选择药物的权力，医生才有。既然医生也是人，就也会受到营销的影响。所以，要想让新药畅销，首要的是集中火力对医生进行宣传。亚瑟出版的《医学论坛报》被送到各州的诊所和医院，里面有最新的医疗科研讯息，当然也有大量软广。在亚瑟的生花妙笔下，本是给焦虑症患者短期服用的安定和利眠宁（两者成分类似，但被包装成两种不同的药）被营销成“包治百病”，医生们甚至要问医药代表“有什么是它们不能治的病”。很快，安定成为第一个销售额破亿的药物——截至1971年，安定和利眠宁为亚瑟的客户罗氏制药带来了二十亿美元。
安定和利眠宁的成功营销让亚瑟名利双收，赛克勒帝国步入黄金时代。
疼痛是金
亚瑟去世之后，子女对家族企业鲜少问津，他早年给两个弟弟收购的普渡制药公司，现在实权掌握在雷蒙德和莫蒂默两家人手里，其中雷蒙德的儿子理查德和莫蒂默的女儿凯西各据一营。
理查德生性刚愎自用，野心勃勃，一心想与亚瑟当年的辉煌比肩，同时也渴望压过凯西一头。普渡制药的主要业务是一些卖得不温不火的通便剂和除耳蜡溶液，沾不上医药巨头的边。1995年，理查德的机会来了：因为缓释吗啡止痛片美施康定的专利即将到期，普渡制药推出了一款名为奥施康定的新药，其有效成分为盐酸羟考酮，是一款比吗啡还要强效的阿片类药物。
奥施康定
阿片类药物的使用并不新鲜，市场上也不乏同类品，奥施康定的销售亮点在于其“缓释技术”——服用后即刻释放一部分药物，可以快速缓解疼痛，剩余的在接下来的十二个小时内缓慢释放。普渡制药声称通过长效控释，患者体内的药物浓度不会在短时间内经历巨大的波动，也就不会上瘾——这一点，对阿片类药物来说可谓前所未有的突破，也让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给奥施康定开了绿灯，使它直接走进千家万户。
理查德铤而走险，投入大量的销售人力，把医药代表送到各个乡村诊所和医院集火推销，大手笔分发免费样品，同时花大价钱暗中支持各种各样疼痛治疗的医学刊物和名流云集的医师论坛：林林总总的医学周刊上登满了各种吹捧药效的“最新研究”，没有任何医学训练的医药代表无微不至地“帮助”医生给更多的病人开更多的药……所有的一切都是给席卷美国的“疼痛运动”造势——疼痛也是病，凡是疼痛便应该吃药治疗。
奥施康定的研发和营销是赛克勒家族两代人成功策略的大整合：把奥施康定像当年的安定和利眠宁那样包装成包治百病的万能止痛灵药，原封不动照搬让美施康定大获成功的“缓释技术”来论证奥施康定的安全性，并加以指数扩张的销售投入。对理查德来说，奥施康定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未来数十上百亿美元的财富，还有使他自己像叔叔亚瑟一样在现代医药史上留名。
赛克勒家族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理查德的豪赌竟然中了头彩：奥施康定真的就像他们所营销的那样，颠覆了医药界对处方阿片类药物的看法，以前主要用于减轻癌症患者痛苦的强阿片类药物，现在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乡镇诊所，医生信手就可以开给病人，来应付普通的跌打损伤。
美剧《成瘾剂量》中有一段微妙的对话：理查德一意孤行，要在监管十分严格的德国市场推广奥施康定，遭到普渡制药管理层的反对，认为在德国文化中，忍受疼痛是生病自然的一部分，德国市场没有“痛了要立刻吃药”的执念。实际上，与其说是德国人对疼痛有不同认知，倒不如说是“疼痛运动”塑成了美国公众对疼痛的条件反射，只要有痛感就要立刻吃药。
一般来说，提升消费品业绩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拓展客户群，让原本不会购买的人成为客户，二是让现在客户群升级消费。这样的扩张模式，在普通消费品的营销中是基本常识。用薯片来举例：开发健康低卡产品可以让原本不吃膨化食品的人尝试薯片，而出售家庭装和促销折扣则可以让本来就喜欢薯片的顾客买得更多——但是，当一个制药公司把强阿片类药物当成薯片来卖，把患者当成消费者来开发，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开始，对很多因为疼痛而辗转反侧的患者来说，奥施康定是种奇药，不仅立竿见影，长达十二个小时的药效还让他们终于能睡个好觉。可他们很快就发现药效越来越短，甚至仅仅过了六个小时就开始失效，不得不成倍增加自己的药量，才能勉强维持之前的效果。普渡制药也开始推出剂量越来越大的药片，每一款都把业绩带上新的高峰。
这已经是个危险的信号了，如果真的不上瘾，为什么不能停药，还要不停加量？
更糟糕的事情很快浮出了水面。“不上瘾”是为了获得FDA许可而精心编造的谎言，许多患者都出现了上瘾症状。而奥施康定所谓的缓释机制很容易用各种方法轻松破除：把药片外面带颜色的涂层刮开、用开水煮化，或者直接把药片碾碎，你就可以获得高浓度的阿片类药物。
于是，奥施康定迅速风靡美国，成了黑市最受欢迎的街头药物，被称为“可以从医生那里拿到的海洛因”。人们每天去不同的疼痛门诊排队，拿到药之后，马上转手卖出十倍价钱——奥施康定给普渡制药带来财富的同时，也撬动了巨额不法资金的流动。
朱门与白骨
随着奥施康定的销量攀升，美国全国范围内的滥用也越来越严重。各州的检察官开始调查并且起诉普渡制药，赛克勒家族作为公司实际操控者也难逃干系。这已经不是赛克勒家族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诉讼了，他们早有准备。几十年前亚瑟因为利眠宁的滥用也曾被检察官起诉，并全身而退，声名无损。亚瑟对利眠宁的辩护，被赛克勒家族套用在奥施康定上：对奥施康定上瘾的人本身就有滥用药物的记录和倾向，就算没有奥施康定，他们也会对别的上瘾类药物产生依赖，所以奥施康定的制造者和销售者不应当对人们的滥用负责。理查德最喜欢的比喻是：“我给你一根芹菜，你把它当午饭吃下去是养生，但是如果你非要把它榨成汁再打进静脉里，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任何的成瘾都是主体与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些人因为他们自身的成长经历和生理原因，会更容易对药物产生依赖；有些药物则因为它们对大脑奖赏机制的刺激，更容易引人上瘾。把两者分开，将成瘾单独归因于其中任一方，都是片面的——奥施康定具有比芹菜更令人上瘾的特性，过量时有更危险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芹菜可以放在超市里卖，而奥施康定不可以。
赛克勒家族及其律师团队对奥施康定的辩护逻辑，反映了精英阶层对药物成瘾者根深蒂固的偏见与其核心价值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迈雅·萨拉维茨在《我们为什么上瘾》一书中提出，上瘾是大脑奖赏系统的障碍，而不是单纯的疾病，但公共舆论往往将药物上瘾完全归咎于成瘾者本身的缺陷，并将成瘾问题和犯罪倾向、懒惰、撒谎、愚蠢等扭曲的性格特征捆绑在一起。
《我们为什么上瘾》书封
奥施康定销量最高的地区与药物滥用地区与美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高度重合。很多深受奥施康定之害的人都是文化程度很低的体力劳动者，他们长时劳作，工作环境恶劣，工伤和劳损都十分常见。这些劳动者因为各种各样的病痛被医生开了奥施康定。在他们出现初步成瘾症状后，医生不仅没有削减药量，反而在普渡制药的鼓吹下一步步加大剂量，导致他们深陷其中，很多人因药瘾和贫穷家破人亡。在赛克勒家族所代表的精英眼中，这都是底层民众自身的缺陷造成的，和奥施康定一点关系都没有。直到越来越多的奥施康定滥用发生在受过高等教育、家境优渥的中产阶级“非典型成瘾者”身上时，阿片危机的严重性才得到足够重视。
基弗在采访中提到，在写作《疼痛帝国》的过程中，最令他震惊的事之一便是，赛克勒家族的核心成员，哪怕是在法庭上，也没有对奥施康定滥用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表示一点点悔意。二当家凯西在听证会上直言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理查德更是怪罪受害者拖了普渡制药的后腿：“他们都是些罪犯，根本不值得我们同情。”即便赛克勒家族内部两派尖锐分化，在对上瘾者的冷漠和鄙夷这一点上，他们从未有过分歧。
难言之“瘾”
奥施康定上瘾者需要不停加大自己的剂量来获得快感，医药代表需要不停寻找滥开药物的昏医来拓展自己的业务，赛克勒家族则孜孜不倦地狩猎着象征人类智与美最高成就的学府与博物馆，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其上，用金钱堆砌千古之名。
令赛克勒家族愈发痴迷的瘾，是他们的征服欲。亚瑟对中国艺术品的狂热是赛克勒家族高调资助艺术的开始，却并不是原因。赛克勒家族确实利用税法漏洞通过慈善事业给自己省了不少税，但其深层动机不仅在于经济利益。
《疼痛帝国》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赛克勒家族为什么如此执着于慈善事业？赛克勒家族是营销的高手，把奥施康定营销成包治百病的灵药，把坐拥不义之财的自己营销成乐善好施的“当代美第奇”。如果要用“洗钱”作喻，那么赛克勒家族最执着之事便是“洗名”——让卖通便剂的普渡药房变成改革现代医药的巨头，让便利店出身的三兄弟变成慈善之父，让新贵脱胎换骨成为有文化资本的老钱。
当年因为战争期间的反犹歧视，赛克勒三兄弟中的两位都不能进美国本土的医学院而不得不去苏格兰进修，时隔半个世纪，这个犹太家族把自己的姓氏冠上美国最顶尖的医学院、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还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古根海姆美术馆、卢浮宫……莫蒂默·赛克勒被法国政府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莫蒂默和雷蒙德都被英国女王封为骑士（甚至连一株新品种的玫瑰都以莫蒂默·赛克勒命名）。
有趣的是，赛克勒家族痴迷于以最高调的方式将自己的名字冠上世界顶尖的大学和博物馆，却一向小心翼翼地避开奥施康定和普渡制药。他们希望自己的名声和慈善紧密相联，却不想被人认出一掷千金背后的来源。
对拥有足够金钱的赛克勒家族来说，他们渴望的是所有可以买到以及买不到的名声和影响。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理论框架里，赛克勒家族在大量的经济资本积累下逐渐完成了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
第三代的赛克勒家族继承人们大多从事文艺工作，鲜少染指家族企业的运营——这些富三代在纽约上东区的豪宅长大，去拥有自己家族冠名的图书馆的牛津和哈佛读书，毕业后从事电影艺术和社会活动，成为典型的“老钱”子女。雷蒙德的孙女玛德琳从杜克大学毕业后成为职业电影人，拍摄了很多关于社会问题的纪录片，多次获得艾美奖提名；和朴素低调的玛德琳形成对比的是理查德的儿媳乔丝，乔丝开创了自己的时尚品牌，每一件都挂牌数千美元，虽然设计乏善可陈，和品牌挂钩的名媛俱乐部才是重点——虽然两者作风迥异，她们都说自己的事业和普渡制药没有关系，社会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的出身而评判其事业。
帝国黄昏
随着阿片危机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州检察官开始调查奥施康定，普渡制药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即便是在重压之下，普渡制药依然没有放弃销售奥施康定，他们重新改进了奥施康定，并且成立海外分支，准备在本土市场受挫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市场。
改进后的奥施康定终于有了它最初声称的“缓释防上瘾机制”，新的药片如橡皮糖一般很难被刮开，砸都砸不碎，可谓是响当当的铜豌豆，它的销量也随即一落千丈。但是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奥施康定在黑市上的供给减少了，上百万已经用药上瘾的人转投它的替代品：海洛因。
普渡制药不是没有尝试过开发其他药物，但是掌握公司大权的赛克勒家族对任何业绩上不能替代奥施康定的新药都不感兴趣，新药的企划被不断否决，因为没有什么别的药物可以在盈利上超过阿片类药物。
在2007年到2019年之间，普渡制药已经深陷上千起诉讼之中，面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罚款，三名高管承认刑事指控，并于2019年申请破产。脱口秀主持人约翰·奥利弗形容普渡制药宣告破产是“如果你要做什么坏事，就最好用无聊的事把它藏起来”。普渡制药的破产和解协议明面上是阿片危机暂告段落，实则为金蝉脱壳之计，此时普渡制药的战略作用是不计一切代价让赛克勒家族全身而退。为了能够从普渡制药里榨出最后一滴油水，赛克勒家族操控董事会，大幅削减科研费用，同时把大量资金从普渡制药转移到家族的海外账户。普渡制药是一个被掏空内瓤的西瓜，马上就要被抛弃了。
2021年12月普渡制药的和解协议被推翻，因为其中一个联邦法官质疑协议中关于赛克勒家族在未来民事诉讼中的豁免权。如果不能达成新的破产协议，这个官司可能长达数年之久，也将是历史性的破产诉讼案件。
赛克勒家族拥有钱权所能换来的法律庇护，从庞大的法务部门到华盛顿的后盾，还拉拢了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赛克勒家族下的每一步棋都是最佳位置，却依然满盘皆输。
受害者的家属，良心不安的医生，各州的检察官，在博物馆抗议的公益团体……这些默默无名的人在赛克勒家族的权财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卒子，但是这些小小的卒子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一点点齐力推进，终于星火燎原，把赛克勒家族推下医药帝国的宝座。
然而在这盘错综复杂的棋局里，没有胜利，只有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欲望。老艾萨克·赛克勒的座右铭“钱没有了可以再赚，名声没有了不能再来”有了一个戏剧性转折——现在，赛克勒家族永远和阿片危机的恶名绑在了一起，他们依然有很多钱，但是已经没有博物馆和大学想要接受他们的馈赠。虽然赛克勒家族没有任何成员因为在阿片危机中的角色受到惩罚，不复“当代美第奇”之名却成了对他们的最大打击。
卢浮宫是第一个取下赛克勒冠名的博物馆，就在今年3月25日，大英博物馆也宣布，将把赛克勒家族的冠名从其所赞助的展厅等空间中移除。越来越多的大学拒绝接受赛克勒家族的馈赠，并且撤下了他们的冠名。对有志治病救人的医学生来说，在以赛克勒命名的学校里成为医生，是对希波克拉底誓词的背叛：“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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