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有着煌煌之历史地位？可以有多种理解：有人说，五四运动最终取得了罢免亲日官僚、拒签卖国和约的伟大胜利；有人说，这是学生群体、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有人说，火烧赵家楼的壮举让人津津乐道；还会有人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等等。事实上，恰恰因为五四运动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划时代的， 所以其重要地位才无与伦比。毋庸置疑，五四运动最为鲜明的旗帜就是“爱国”。而且，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中，“家国情怀”是最大公约数，每当异族入侵、国破家亡之际，最能凝聚大多数人意志和行动的也是这面旗帜。

学生的敏感与悲情

五四运动前夕，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的消息传来，“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正当北京的青年学生及全国社会各界眼巴巴地期望巴黎和会能够实现“公理战胜”的梦想时，却传来了“强权”竟然战胜“公理”的“晴天霹雳”。这个巨大的落差让热血青年难以接受。强烈的危机感使他们痛心疾首，进而产生出非表达不可的内在冲动。从历史上看中国学生有关注政治、表达诉求的传统，从西汉末年的太学生在朝堂上请愿抗议，到北宋末年的太学生上书干政，再到晚清时期1200多名举人连署的“公车上书”。“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在危难时期，往往是官办学校，通过教职员和学生团体，担当起公意代言人的角色。”

某一运动的发生，总是先由少数人全身心投入其中，再对大众进行组织动员。从动员的效果来看，情绪动员是立竿见影的方式，个人异乎寻常的过激行为往往一下子就能点燃众人激情之火。5月2日，蔡元培从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那里获悉：北京政府国务院发出密电，命令中国专使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蔡赶紧回到学校，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等人，鼓励他们行动起来。当天下午，许德珩约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办法。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参会人员都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会议决定第二天晚上在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

5月3日是星期六，这实在是一个难忘的周末。学生们没有心思去休息娱乐，也无心读书， 他们怀着满腔热忱和怒火，奔向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来集体讨论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国。 晚7时，大会正式开始。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等先后发言，大会议决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等四项办法。会开得正热烈时，突然，17岁的刘仁静同学（后来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积极发动者和负责人之一）当场拿出一把菜刀， 要自杀以激励国人。 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地咬破中指，裂断衣襟，用滴血的手指写下四个大字“还我青岛”。在场的1000多名学生情绪激昂，悲愤交加，甚至捶胸顿足、痛哭失声， 高呼万岁，凄凉悲壮之气充溢全场。会议开到深夜11点（一说次日凌晨1点），才在慷慨激昂中结束了。

“五四”当天之行动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天气晴朗。虽然是同往年一样的春夏交接，但与往年不同的是， 京城凝重的政治空气和青年学生呐喊出的爱国强音。

北京大学的学生整队向天安门进发，比较理性而有秩序。这么大规模的学生集会，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难怪连北洋政府的警察都不知所措。

正午时分，烈日当空。从下午1时许，陆续有学生以学校为单位来到天安门前集会。只见“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自明代以来，天安门在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政治符号，昔日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中央政府机关，成了新知识分子们表达政治意愿的场所。不多久，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3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渐次到齐，学生们围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之下，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震天。而尤其令人注目和激动人心的是两个标语：一是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的血书“还我青岛”，一是由高师学生张润芝撰写的对联：

卖国求荣， 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 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北京学界同挽

学生们在天安门前一边散发传单宣言、喊口号，一边演说。北大学生显然成了这次示威游行的主持人和领导者，他们始终以学生领袖的姿态冲在最前面。北大学生段锡朋担任大会主席，许德珩被推举宣读了自己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其中写道:

山东亡，是中国亡矣! 我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 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 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 幸共图之！

宣言一宣读，立即得到全体到会者一致通过。接着又有很多人发表演说。

集会结束后，学生们准备向使馆区进发。北大学生、《新潮》杂志社主任编辑傅斯年担任游行队伍总指挥。大家收到另一份由新潮社的罗家伦用白话文撰写的宣言，全文如下：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队伍将要开始游行时，曾经在沙滩阻挠北大学生出发的那位教育部代表（次长）又跟踪而来了，并询问学生集会游行的意图。学生们当即把传单送给他，并指着传单向他说：“区区苦衷，尽在于此，一览便知，无待赘述。”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也赶来干涉和恫吓，反而被学生们申斥了几句。游行队伍便向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奔去。

按照当年“五四”游行的路线，学生是由天安门向南行，再折向东，原计划是沿东交民巷通过使馆区，面晤英、美、法、意公使，面递山东问题意见书的，实际上却被阻于东交民巷西口的铁栅栏之外，原来北洋政府早令馆界巡警作了准备。学生代表罗家伦等向英、美、法、意各国公使署交涉，但无结果，因为当天是星期日，几位公使都出游去了。由于学生代表进入巷内面对的第一家使馆就是美国使馆，且当时美国对学生游行的态度和其他国家（如日本）确有不同，学生们由此对美国抱有一些幻想，将意见书递交给一个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希望美国公使把中国民众的真实意见转达给巴黎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以争支持。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单纯的一厢情愿而已。

北京5月的午后确实很热，在前前后后的交涉中，游行学生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两个小时。此时，有人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当大家决定改道时，“负总指挥的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

“五四”游行示威的队伍在东交民巷请愿受挫，激愤的学生转而冲向曹汝霖住宅赵家楼。

学生队伍遂转北走户部街，再东行经富贵街七折八拐，前往曹汝霖住处赵家楼，沿途又散发许多传单。下午4时许，游行的学生们呼声震天，以排山倒海之势，拥到赵家楼胡同的曹宅门前。曹宅内外，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学生们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趁着大部分人和警察理论，对其宣传爱国思想的机会，有个别学生翻墙而过，打开了大门。学生们冲入曹汝霖的住宅后，曹汝霖和正在曹宅的章宗祥迅速躲了起来。4点半时，学生们遍寻曹汝霖不着，愤激之至，又“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引发了大火。

放火的学生是谁呢？正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学生匡互生，这个在辛亥革命中扛过枪打过仗的湖南青年，在游行之前就做了暴力行动的预谋并写了遗书。当他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时，被段锡朋发现并阻止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于是火就烧起来了。

此时，曹的父母及曹妾苏佩秋慌张出来夺门而去，学生并没有伤害他们，而是让警察把他们引走。躲在锅炉房的章宗祥听到上面放火，也跑出来向后门奔去。因为他穿着晨礼服，被学生误认为是曹汝霖，一个学生赶上前去用一根旗杆劈头一击，章宗祥就倒在地上装死。学生们一拥而上，捡起砖头瓦片乱砸一通。同在曹家的日本记者中江丑吉跑出来扑在章宗祥的身上连声喊叫：“不要打了。”

曹宅火起后约半小时，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率大批军警赶到。这时，已近晚6 时，学生大部散去，军警逮捕了未及散去的许德珩、易克嶷等32名学生。

24岁的北大文科预科学生郭钦光在5月4日当天，“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之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三日后病故。这是在五四运动中死去的第一位爱国志士，因而引起大家的沉痛哀悼，直接推动了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

大约与学生们所接受温文尔雅的教育理念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学生参政大多比较温和，用示威游行的激烈方式来抗议当局，实属罕见。“火烧赵家楼”原本是没有列入“五四”游行示威预案之中的，但却因学生的有序请愿受到阻挠和冷落而成为顺理成章的延伸。

尽管学生和社会的联系是千丝万缕的，而且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多来自相对富裕、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 但青年学生的日常行为与整个社会的运作尤其是经济活动没有直接关联。 “五四”游行示威的目的，一在于呼吁当局，二在于唤醒国民。要做到任何一点，仅靠学生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5月4日当天，北京学生就发出通告，呼吁全国工商各界一齐行动。

运动向社会延展

5月中旬，北京各校学生推出代表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宣传，各地也从媒体舆论得知消息，五四爱国运动很快推向全国。6月3日，北京学生大批被捕的消息传到上海。6月5日起，上海有六七万工人相继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 人们常称之为“六三运动”。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当然，其中也有青年学生积极动员的过程。比如，上海华界电车工人原来对于罢工未有一定坚决的主张，“嗣经若干学生要求停驶，间有横卧轨道中以生命与抗者，一时人心大感动，遂同盟罢工”。

五四运动时的上海街头，白旗白幡营造了一种激愤沉郁的爱国氛围。

在全国各地呼应北京学生行动、发动群众参与的过程中，以激烈行为来刺激群众的场景比比皆是。湖北阳新县“工业生张则范以钢剪砍断中指，用白布手巾书写血书‘誓争青岛，众志成城’八大字”，“各代表奉为救国旗，通示各校，大为感动也”。江西女师范学生程孝芬“发起女子救国团，断指血书‘提倡国货，用日货就是冷血动物’十余字”，其行为使“校长感愧，同学激发”，“赣省各界因之大为感动”。

学生们对商界的动员同样带有强烈的刺激性。6月1日、2日，筹备中的全国学生联合会联络各界和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但上海商界考虑到营业的利润，没有立即同意学生的罢市要求。 到了4日，上海的学生们按户动员各商号统一罢市。在遭到店主拒绝后，他们不惜以“沿街跪求”的办法，进行哀告。在学生们的要求和广大店员的支持下，各商号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在5日上午陆续罢市。“至十二时，华租各界大小商号，已无一开门者，所余者仅外人所设之洋行耳”。在天津，马骏在动员绅商罢市时，曾以死“换诸君之牺牲”，愿以自己的性命“牺牲”换取商家牺牲私利，共同罢市。虽然自杀未遂，但“大众受此刺激，顿下决心，当场表决”，达不到要求“仍继续罢市”。

这样，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各主要城市形成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高潮。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全权委员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而山东问题的最终解决，则是三年之后的事情了。

重要意义和历史性贡献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不论是短期效果还是长远影响，不论对于社会进步还是青年成长，五四运动的意义和贡献都是历史性的、划时代的。

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是以前历次爱国运动所不具备的。 近代以来， 中国要迈向现代化，面临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目标集中于反对封建势力，对帝国主义抱有一定幻想；义和团运动则囿于小农意识和时代局限，出现盲目排外倾向；辛亥革命缺乏明确的反帝目标与坚决的反帝决心。五四运动的标志性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斗争矛头十分鲜明，直指两大敌人。这一时期，在青年知识分子圈层，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死敌”，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高涨，从民主、科学的视野猛烈批判封建旧礼教、旧文化。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催生了新型政党的诞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新文化运动，并逐渐成为主流。 李大钊、 陈独秀、毛泽东、杨匏安、蔡和森、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一批中国最优秀的分子，经过各自摸索，走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来了。而且，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这样，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诚如毛泽东所论：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早期组织的成员（58人）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其中35人是19世纪的“90后”，5人为20世纪的“00 后”，这些青年总占比为70%。

中国近代著名漫画家沈伯尘创作的这幅漫画，工、商、学三大群体握紧拳头，形成一种强大合力，显示觉醒后民众联合的力量。“通过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

五四运动探索了一条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李大钊在“五四”前夕就说过：“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使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敏感的知识分子“渐知工人阶级的势力比学生大”。于是，“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

五四精神作为一种基因，已经植入中国青年的思想细胞中。正像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在百年中国数代年轻人的运动中，在革命、改革、改良、动乱、造反的社会状态里，只有五四是青春的，是酣畅淋漓的，是激荡的，是纯洁的；只有五四是老大中国的一次少年张狂，是衰败文明的一次青春救赎；只有五四空前绝后地打量着传统文明。青春五四跟我们数代年轻人的血脉相通。”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精神是一种青年精神、现代精神、未来精神。

（本文选摘自《中国青年运动一百年》，胡献忠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