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工作坊：跨学科视野下的新文化运动

2022年4月13日，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联合举办“跨学科视野下的新文化运动”工作坊。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袁一丹，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海兵，北京大学中文系季剑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彭姗姗、王波五位青年学者分别作主题报告。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常谈常新、可以不断发掘新问题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愈来愈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地方化的趋向。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研究者放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加以考察。研究者扩大了学术雷达的覆盖面，从不同文化、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中寻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的痕迹。同时，拉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时间线，尝试从更早的过去和更远的将来去探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想观念、文化现象的根源及影响。另一方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宏大叙事之外，研究者开始对诸多的历史细节展开追问。不同政治势力、社会团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的具体角色，以及他们之间的博弈和竞争的具体过程，不同生命个体对五四的直观感受和情感波动都愈发为研究者所重视。研究者既关注五四新文化由思想落实为行动的具体过程，亦开始对沉淀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加以系统反思。此次工作坊的五篇论文很好地反映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这上述趋向。

袁一丹以“修身的脱嵌与重构——从晚清到五四”为题，重点关注晚清至五四时期修身从传统思想文化的链条中脱嵌并被重构的过程。她认为，由于晚清以降社会秩序的剧变，作为儒家传统“内圣”“外王”同心圆结构中间环节的修身从中脱序。小群体、社会、世界分别取代家、国、天下成为修身得以落实的新场域，但这些新的伦理实践场域尚在形成过程之中，修身的目的因此变得模糊不清。不仅如此，修身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制定，修身由日常生活中弥散性的一种道德实践，被固定为一种具有明确课时、学程、教法、教材的学科门类。这一学科门类不仅吸纳了理学家语录体的相关经典著述，还将重点并不在修身的传统学案、诗歌等文化资源重构为修身的实践指南。近代名人日记，以及互助社团的会议程序中，都能看到“修身术”的影子。尽管一度被趋新人士视为读经运动的附属物而置于新文化的对立面，但修身这一从传统文化脱嵌而出的片玉碎金，仍有成为当代中国文化重要拼图的价值和必要。

彭姗姗围绕“教育人还是教育公民——论五四前后教育宗旨的演变”这一议题，以在江苏省教育会1916-1926年的活动为主线，以杜威学说所扮演的角色为辅线，重建五四前后教育宗旨的演变过程，分析其渊源与背景，阐明新教育宗旨及教育本义的不同内涵，探讨其与1923年后教育宗旨进一步演变之间的关联，呈现了教育人还是教育公民两种理念的纠葛。

王波以“烦闷的兴起：五四前后知识青年心态群像”为题，尝试跳出五四前后青年思想变化的这一研究主轴，关注青年的情感变化，重点讨论烦闷这一情感在五四前后的兴起过程。他认为，新旧冲突的背景下“新理想”与现实间的鸿沟，传统价值崩解后人生观上的困惑，爱情、社交上的困扰以及社会、经济层面的困境是烦闷在五四前后兴起的四个重要原因。同时，他还指出，随着烦闷的普遍化，如何解决烦闷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倡美育，实行工读，倡导奋斗，倡议宗教生活，以及人生观论战等，都曾被青年们视为消除烦闷的方式，但到了192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青年将彻底解决烦闷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社会的完全改造。作为青年解决烦闷的一剂良药，革命逐渐风行，进而极大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

于海兵围绕“佛化与新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股潜流”这一主题，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叙事之外，关注新文化与宗教革新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佛化与新文化以及革命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互动关系。作为边缘、底层、另类的学生群体，佛化青年被新文化抛出，需要另寻出路、重塑身份。佛化青年积极主动将自身塑造为新青年的一份子，他们也像五四时期的一般趋新青年那样办报刊、组社团，积极修行、发起论战，讨论烦闷、革命、乌托邦等话题。佛化既是这类新青年投身革命的一种方式，也是这类新青年解决烦闷的一条途径。无论是在佛化社团的组织架构上，还是在乌托邦理想的建构上，佛化都与新文化彼此呼应，呈现着某种共性。

季剑青以“五四新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为题，梳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史，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他指出，大体上，80年代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文化的维度；进而，不少学者关注五四时期文化与政治的纠缠，对各政治派系在五四运动中扮演角色的研究因之展开；学术史、社会史的视野也先后被引入到对于五四的研究中，五四与现代学术转型的关系，五四兴起的社会条件，其社会改造运动的性质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就研究内容而言，五四思想中启蒙与救亡、传统与反传统的两歧性特征历来备受关注，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五四运动”的广义、狭义之别，五四传统的诠释与建构，“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历史化等问题也是学者关注讨论的重点。此外，五四运动的地方史与在地化，五四的国内与国际反响等问题也都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总体而言，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五四研究呈现更加多元、立体的特征，从上述不同领域和角度审视五四，相关研究仍大有可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妍杰、卢华、冯淼，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海兵，上海社科院徐佳贵分别对上述主题报告进行了评议。卢华提出，修身的目的与方式在近代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前人较为忽略但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修身”的脱嵌过程，一方面要关注其自晚清至五四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应留意其在民初的断裂性。在晚清与民初，修身的目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民初所强调的独立、自尊、自由、平等、爱国等要素，大多是晚清所不具备的。另外，卢华还指出，修身方式的转变，固然是由政府主导的学制改革所促使，但同时也有民间力量的作用。在学制改革以前，其实民间已经发行了不少修身教科书。清末民初的修身教科书，多是由民间自主编订，后经政府指定，才成为官方教材。对于民间修身教材上升为官方修身教科书的过程也可以予以一定的关注。

冯淼指出，以江苏省教育会为切入点对五四前后教育宗旨演变展开的实证研究，十分有助于我们厘清这一问题中的诸多细节。冯淼认为，在厘清教育宗旨演变诸多历史细节的基础上，还可将教育宗旨演变与五四时期整体的思想文化背景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实践性的层面，关注教育宗旨演变与社会改造这一五四运动的重要面相间的互动关系。此外，历史事件、政治利益或其它因素在教育宗旨的演变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的差异，也可予以更多的关注。

于海兵认为，五四时期青年的烦闷现象十分值得关注。作为一种现象的烦闷，该如何去剖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烦闷，可以将之视为一个情绪丛加以分析、处理，同时也可以从心灵危机的角度、从生活的层面以及社会的层面加以剖析。此外，于海兵还指出，烦闷是一种任何时代都会存在的情绪，对于五四时期青年烦闷情绪的特殊性可予以一定的凸显，而青年在烦闷等消极情绪之外还有积极情绪，也可予以一定的关注。

赵妍杰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文化势力，尤其是宗教势力在新文化的冲击下发生的变化，此前研究者较为忽视，对于佛化与新文化关系的考察，十分有意义。赵妍杰提出，应以正信（区别于科学和迷信）的眼光看待宗教文化在五四运动前后扮演的角色，关注宗教势力对青年群体的争取。此外，对于经历过新文化洗礼后宗教教义、教制发生的改变，佛化青年的文学观，佛化和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也值得关注。

徐佳贵指出，对于五四运动研究史的全面回顾十分具有意义，在此基础上，还应对五四运动的名义与范围加以反思。徐佳贵认为，五四运动政治、社会、文化的多元取向，以及这些取向彼此之间的对立、联合，给五四本身带来一系列附加的属性。从这些附加属性出发，对五四加以的不同诠释，导致了五四本身结构和边界的不确定性。与其它历史事件不同，五四运动具有狭义与广义两种概念似乎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事，这一特殊的复合标准如何变得理所当，怎样历史化、过程化地去考察这种诡异本身的形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此外，徐佳贵还提出，应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理解五四前后知识界对于参政的认知，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对于近些年兴起的五四的地方史研究，徐佳贵也提出，需要进一步明确新文化在地方影响力的基本指标。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校史馆杨琥老师指出，尽管五四新文化已有诸多既有研究成果，但相关问题仍有诸多细节有待进一步厘清。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既要结合，又要加以区分，应注意两者在理想、目标上的差异。无论是五四还是中国近代史其它方面研究，一方面固然要回应西方汉学提出的问题，但同时也应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副研究员则强调，对于五四新文化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相关思想、言论的表面，亦要从一个相对更长的时段，关注五四新文化思想、言论背后制度性、结构性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近代史研究所彭春凌研究员则指出，对五四新文化的研究，要考虑放置在近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人的概念及自我感受变迁这一大脉络下加以考察；人被置诸于自然秩序以及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命运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教育、礼俗、宗教各个领域的重整，乃是五四新文化时期诸多思想文化问题的诱因。最后，近代史研究所邹小站研究员作总结发言，他肯定与会青年学人的问题意识与方法，以及工作坊这种可以带来有效、充分讨论的研讨形式，认为此次工作坊五篇论文看似题目不同，但在基本问题兴趣上存在着一致性，都体现出研究者对五四时期个体生命与个体状况的关怀，同时他也强调五四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主根源，晚清和五四的问题意识、思想、概念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代差，对于从晚清到五四这一二十年间思想议题、思想话语乃至概念的剧烈变动可予以重点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