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印刷机发明前的纸的发展史，人们会觉得它不太活跃，就像公主等待王子之吻一般等着某种技术将它唤醒。它并不是在某次重大事件中突然出现，而是以一种不间断、不可抗拒的形态在大量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地自我扎根。但即使在纸相对低调的传播过程中，也已经呈现出后来印刷机发展起来的原因：通过复制技术的腾飞，来实现从前不可能做到的事。
图书史学家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
图书史学家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其经典著作《书的起源》（l’Apparition duLivre）中认为，13世纪以来欧洲造纸技术的发展是书籍印刷得到广泛传播的先决条件。在修道院缮写室和中世纪晚期的图书馆中，纸取代羊皮纸作为书写载体的地位，是以手工抄写手稿为背景的。意大利北部和阿尔卑斯北部地区纸张的供应，是否是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手稿产量增加的原因？还是说纸只不过是推动了随着识字率上升而开始的写作热潮？图书史学家们对此意见不一。有一点很重要，即在人们需要纸的时候，它很容易获得。羊皮纸手稿上的字越写越拥挤，是人们开始需要纸张的一个征兆。人们若想多写些东西，但又没有更多的书写材料可以或者愿意使用，就只能更节省地使用手上仅存的材料。所以中世纪晚期，羊皮纸上文字的行距很窄，行高变小，字距也越来越密，每一页上字母的个数也变多了。纸张的出现帮助人们走出了这个困境。它使得人们又可以用合适的行间距书写了。
易读性提高带来的好处就是读者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不仅仅是修道院的僧尼，还包括城市里的公证员、抄写员和（以世俗神职人员的名义）进入宗教机构的教授们。14世纪以来，不仅仅是主教，越来越多等级较低的神职人员也面临着更大的读写压力。
同时，大学对手稿日益增加的需求也使纸的发展从中受益。大学不仅仅在书面化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作为教育机构也推动实用书籍取得了跟宗教书籍相同的地位。很快，纸就进入了1200年左右在意大利大学出现的“佩西亚系统”。佩西亚系统是一种高效的教科书抄写方法，它的特点是将经大学授权抄写的原件由书商或者文具经销商分成若干部分，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借给大学生，由大学生们自己亲手或请抄写员们抄写。那些抄写员并不能像僧侣那样赚取神职的工资，而是要通过抄写副本来谋求生计。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价格便宜的实用书籍的抄本。又因为原件可以被分成好几部分，抄写的速度也得以提升。14世纪中叶，巴黎大学为香槟地区造纸业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了摆脱对意大利伦巴第纸商的依赖，巴黎大学向国王申请并成功拿到了造纸许可，让拥有大学职工身份的造纸匠可以在特鲁瓦和埃松省经营造纸厂。
从纸走进修道院、缮写室和大学来看，它似乎一直在实现其最重要的使命：促进书写的日常化，储存并传播知识，并为印刷机的发展铺平道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知识社会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但是光靠这些崇高的用途，早期的造纸厂是没法生存下来的。为市政机构、修道院或者大学供应书写用纸，只是造纸厂盈利的一种方式。即使是14世纪德国最大的城市的办公厅，对纸的需求也不超过几令。乌尔曼·斯特罗姆的造纸厂的主要业务也不是书写纸，而是生产纽伦堡制造商们用来包装他们的针、扣眼等产品所需要的商业用纸。15世纪的造纸厂发现了另一条重要的销售渠道，这要归功于逐渐在欧洲风靡起来的新型娱乐活动——纸牌。纸牌由若干层纸黏合而成，随着不断高涨的游戏热情，纸牌对纸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办公厅和地方议会。
在印刷机发明之前的纸张传播史中，这一条支线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使纸张跳出了修道院、大学和办公厅，转而进入未受教育的群体和早期娱乐媒介这两个新的领域。纸牌游戏风靡背后的受益者之一就是上色师，在近代早期介绍不同职业的“百业全书”（Das St?ndebüchern）里，他们总是出现在造纸商的周围。他们使用描绘流行的圣像所用的绘画技术为纸牌上色。他们与造纸术和早期的木刻术一起，构成了大规模生产纸牌的“铁三角”。
18世纪晚期，莱比锡的音乐发行商、出版商伯恩哈德·克里斯托夫·布雷特科普夫（Bernhard Chrioph Breitkopf）的儿子约翰·戈特洛布·伊曼纽尔·布雷特科普夫（Johann Gottlob Immanuel Breitkopf）曾经详细研究了这一“铁三角”。只可惜，他的著作《浅探欧洲纸牌起源，布浆纸引进以及木刻艺术的开端》只剩残稿传世。布雷特科普夫自己出版的只有第一部分《纸牌和布浆纸》。这部作品引经据典，描述了现代娱乐媒介从纸中产生的历史。这是一个分析媒介联盟的经典范例。在“书城”莱比锡长大，并对印刷术研究颇有造诣的布雷特科普夫知道，在谷登堡发明印刷机后不久，印刷书籍已经成为木刻插画大显身手的重要领域。他也知道木刻术的历史远比书籍印刷要久远。“由于它们出产的产品十分相似，人们很自然地会将两者混淆起来。”而布雷特科普夫在研究中则将两种技术加以区分。
约翰内斯·哈尔斯作品
布雷特科普夫曾和沃尔芬比特尔的图书管理员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信中交流了如何确定古版《圣经》的确切年代。1779年9月，布雷特科普夫提议莱辛将手上关于书籍印刷的手稿寄给他，并备注说：“谷登堡的想法显然不是别的，就是把那些和我们的印刷术相似的单个发明结合起来，通过新的操作方法，实现美观、快速、廉价和实用性。”
在这一理解和观察的基础上，布雷特科普夫否定了从木刻术直接跃升到“谷登堡发明”的技术发展路线。他将14世纪德国的纸牌定义为木刻艺术的首个产品。在其作品的第一部分，布雷特科普夫研究了纸牌从东方到欧洲的传播历程，在第二部分中则记述了纸牌的载体——破布制成的纸。在这一部分，布雷特科普夫还简略地提及纸和木刻术的相互作用。因为从一开始，布雷特科普夫研究的重点就是证明在纸牌的生产过程中，纸的载体作用和木刻术的复制技术得到了很好的结合：“纸牌游戏在各地流行开来，促使人们去研究制作纸牌的材料、发明简单的复制方式，从而帮普通人节约成本。”一言以蔽之：布雷特科普夫认为纸牌、纸和木刻术组成的“铁三角”，面向的是普罗大众。
事实上，物质载体和复制技术的融合确实使纸牌变成了一种大众产品，它不仅考虑到购买者的阅读能力，也考虑到了他们对赌博的上瘾程度。在对赌博上瘾的人群中，相比简单的骰子游戏，许多市民偏爱更有挑战性的纸牌。一方面，14世纪和15世纪纸牌的生产迅速壮大；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出于对市民纳税能力的担心，颁布了纸牌禁止令。但是除市民外，布雷特科普夫也有意识地提到了文盲群体。在以印刷业和书面化共生为主线的纸张媒介史研究中，他们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群体：14世纪至15世纪初，有许多“贫穷放荡的人”，比如雇佣兵，对他们来说纸牌游戏“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发明”，和骰子游戏差不太多。
布雷特科普夫将雇佣兵们玩的纸牌和米兰公国的维斯康蒂公爵花“15000枚斯库多金币”买下的一幅华丽、独特的彩绘纸牌进行了对比。这位公爵鲜明的反差形象吸引了布雷特科普夫。因为在布雷特科普夫的“铁三角”中，艺术被赋予了一种社会性的维度。因为存在像米兰公爵这样的人，所以即使有木刻术这个选择，人们仍旧可以用昂贵的绘画方法来制作纸牌。这就产生了一种现代性结构：“为高贵之人绘制纸牌，为普通群众印刷纸牌。”布雷特科普夫这里所说的“印刷”，不是谷登堡的书籍印刷术，而是指在质量较差、黏合而成的纸上批量进行的木刻雕版印刷。和纸一样，木刻术也是打破社会界限的媒介。
布雷特科普夫研究木刻术和纸牌这两种前谷登堡时期以纸张为基础的复制媒介时所使用的方法论前提，使他成为媒介联盟史分析的先驱：“这些技术本与其他技术休戚相关，并且是在各种现有技术基础上通过一种尝试性的组合而产生的，如果这些现有技术没有被当作新技术的开端，就往往会被忽视，以至于这一新的完美技术若是具有惊人的价值和用处，历史学家大多只会注意到它的突然出现，而不会关注它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印刷术就正好是这种“突然出现”并且“具有惊人的价值和用处”的技术。布雷特科普夫所讲述的结合木刻术和纸来生产纸牌的故事，便是印刷术早期媒介大量复制并传播的例子。现代对木刻术历史的研究扩展了布雷特科普夫关于纸的可加工性以及从东方流传而来的纸牌游戏的描述，并指出彩色织物印花术是木刻术的前身，但这并没有削弱布雷特科普夫的核心观点。
纸牌从埃及传往意大利，由此迎来它在欧洲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我们从欧洲纸牌上的人物以及纸的术语史中就可以发现这一传播留下的明显痕迹。意大利人把他们引进的纸牌游戏命名为“naibbe”，这一名称借用了埃及纸牌上画的主要人物。而纸牌本身作为第一个依靠纸张流通的大众商品，它的名字则根据其载体被命名为“cartae”（意大利语的“纸”）。因此这个词就包含了两个意思：它既可以指一张纸，也可以指一张纸牌。在欧洲，人们通常使用第二种意思。纽伦堡是阿尔卑斯山北部大规模生产纸牌的中心地区之一。在那里的圣凯瑟琳修道院，修女们个个都是织物印花的专家。乌尔曼·斯特罗姆的造纸厂可能早就靠人们的赌瘾大赚了一笔。民间关于纸的说法或者逸事，总是会带上它的“亲戚”们。
17世纪，著名的天主教传道士亚伯拉罕·圣克拉拉曾写过一篇寓言，说的是羊皮纸和纸互相争论。纸吹嘘自己的古老血统，还自我夸耀地说，绑在鼓上的羊皮纸是血腥战争的帮凶，而它则是和平生活的同盟。于是羊皮纸也为自己辩护，嘲笑纸的出身，说它是由破布制成的。但这还不够，它接着控诉世界多数的“埋怨和争吵”都是由纸造成的：“纸牌和拉丁语里叫作‘charta’的纸有什么不一样呢？是谁造成了更多的埋怨、争吵和斗殴？谁有比纸牌能够带来更多的祸患和轻浮呢？所以纸还是别张嘴了吧。”
（本文摘自罗塔尔·穆勒著《纸的文化史》，何潇伊、宋琼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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