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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展览解析佛典:台北故宫呈现《法华经》及其美术

《法华经》是佛教大乘初期的典籍,约成立于公元1世纪前后的印度。公元3世纪,《法华经》经中亚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逐渐受到推崇,之后更普及韩国、日本。

《法华经》是佛教大乘初期的典籍,约成立于公元1世纪前后的印度。公元3世纪,《法华经》经中亚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逐渐受到推崇,之后更普及韩国、日本。《法华经》推崇写刻佛经与造像,因此造就了相当数量的美术遗存。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佛教典籍而言,《法华经》也是数量最多的一部。

澎湃新闻获悉,“《法华经》及其美术”特展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对外展出,展览分为三大单元,试图透过典籍与美术,呈现这部千余年来激励、感染东亚人心的佛典及其在美术上的成就。

宋刊苏写本 《妙法莲华经·卷二》扉画(局部) 姚秦 鸠摩罗什译

宋刊苏写本 《妙法莲华经·卷二》扉画(局部) 姚秦 鸠摩罗什译

《法华经》是佛教大乘初期的典籍,约成立于公元1世纪前后的印度。在《法华经》中,释迦牟尼佛透过不同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宣说人人都能获得跟佛陀一样的圆满智慧,并要众人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潜力。

经中亚丝绸之路,《法华经》自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逐渐受到推崇,之后更普及韩国、日本。法华信仰可说是东亚佛教文化圈的一大特色。而其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更被东亚佛教徒日常念诵,对观音信仰在东亚的盛行,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再者,《法华经》推崇写刻佛经与造像,也因此造就了相当数量的美术遗存。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佛教典籍而言,《法华经》也是数量最多的一部。

历来解析一部佛典,常将经文分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以帮助大众理解。“序分”说明该经宣讲的地点、参与人物等背景,“正宗分”阐明该经教义或细说修行途径,“流通分”颂扬修行这部经典的助益,并鼓励信众广为流传。

据主办方资料介绍,此次展览借此传统亦分为三大单元,“序分”介绍《法华经》这部典籍,“正宗分”介绍《法华经》在美术表现上的几个重要主题与类型,“流通分”则呈现《法华经》历来的弘扬与流传,试图透过典籍与美术,呈现这部千余年来激励、感染东亚人心的佛典及其在美术上的成就。

序分

《法华经》历经多次汉译,现存竺法护(约230—307年)、鸠摩罗什(344—413,或350—409)、阇那崛多(523—605)等翻译的三种全译本。其中鸠摩罗什本文辞简练优美,流传最广。经文内容可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释迦牟尼佛宣说人人都可达到跟佛陀一样的境界;第二部分宣说佛陀寿命无限,以及鼓励众人效法菩萨的精神,积极地在现世弘扬《法华经》,把救济众生视为修行的场域;第三部分讲述药王、观音等几位大菩萨与《法华经》的联系,或以不同方式救济众生的故事,作为众人效法的典范。

针对释迦牟尼所说的经典,后代祖师常予以解说开演,或阐明大义、或随文注解,即为各种佛典之论疏。《法华经》在印度即受到诸多重视;传到中国,历代许多佛教祖师钻研此经、提出论说。特别是隋代释智顗(538—597,智者大师)开创天台宗,将《法华经》推升至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所有经典中的最高位置,不仅提出精细的疏解,更开展出禅修、拜忏的实践方法。

宗教美术图像多是依据经典而创作。对于《法华经》文本的认识,有助于理解其美术图像。第一大单元主要展示各版本《法华经》,刊本、写本兼具,一方面介绍《法华经》的内容,一方面呈现其书法、版式等特色。

敦煌唐人写本 《妙法莲华经·卷一》 十六国 鸠摩罗什译?

敦煌唐人写本 《妙法莲华经·卷一》 十六国 鸠摩罗什译 

此件唐人写经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用笔劲健富有弹性,结体四方,即便抄者姓名不详,仍可从其书艺表现观察出熟练高超的书法水平。

正宗分

第二大单元主要介绍法华美术的几个重要面向,包括最早出现的“二佛并坐”、经塔信仰、著名的“法华七喻”等主题、以及搜罗各品的法华变相的不同表现类型。

“二佛并坐”是《法华经》最早出现的美术图像,典故出自《法华经?见宝塔品》:当释迦牟尼佛宣说《法华经》到一半时,多宝佛乘坐七宝塔从地下涌现,证明此经所说皆是真实。之后,七宝塔开启,多宝佛邀请释迦牟尼佛入座,二佛遂并坐于塔中。“二佛并坐”代表了过去世与现在世的佛陀共同许诺了《法华经》所宣说教理的真实,成为《法华经》坚定信仰的表征。

河北 北魏 太和元年(477) 释迦牟尼佛

河北 北魏 太和元年(477) 释迦牟尼佛

此次展出的北魏释迦牟尼佛,盘腿坐在束腰方形台座(须弥座)上,鹅蛋脸,面貌秀雅,衣纹紧密流畅;背光环绕熊熊火焰,配以座前束腰上的两只健挺狮子,显得活泼有气势。台座背后具有北魏“太和元年”的供养铭文,背光的背面更是精巧,分别表现释迦牟尼佛诞生(下层)、初转法轮(中层)、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对坐、以及多宝佛与释迦牟尼佛“二佛并坐”(上层)。

由于制作精美、图像义理丰富、具有清楚制作年款、尺寸大、保存完整,此件被核定为国宝。背光背面上方正中央的“二佛并坐”,体现了北朝时期《法华经》信仰的特殊位置。

承继着之前的佛教传统,《法华经》强调建造佛塔的功德,但认为塔内应以《法华经》的供养来替代佛陀舍利的供养,因此除了造塔外,还产生经塔类的作品。

陕西西安 天宝11年(752) 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拓本) 唐岑勋撰、颜真卿书

陕西西安 天宝11年(752) 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拓本) 唐岑勋撰、颜真卿书

唐代有一位楚金禅师在夜里颂读《法华经》,至《见宝塔品》时,忽然见多宝塔出现眼前,于是发愿建塔供养,当时的皇帝唐玄宗(712—756年在位)还做了多次布施。楚金禅师之后每年春秋做“法华三昧”的拜忏仪式,并抄写千部《法华经》为皇帝与众生祈福。

此碑立于天宝11年(752),现存西安碑林,内容记述了前述建塔缘由。由于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709—785)早期楷书代表作,历来备受学书者重视;其内容也呈现了唐代法华信仰的盛行。

(传)元人书 《法华经》塔

(传)元人书 《法华经》塔

在《法华经·法师品》,释迦牟尼佛宣说:凡有《法华经》的地方都应该建塔。此幅作品将《法华经》的经文,书写、排列成佛塔的外型,推测跟这个思想有关。

佛塔内外用朱线打栏位,全文用蝇头小楷书写。佛塔有七层,每层中龛选画《法华经》各品出现的诸佛,例如第一层画《序品》中的释迦牟尼佛,第二、第四层画《见宝塔品》中的“二佛并坐”与七宝塔,第五层画《从地涌出品》中的释迦牟尼各分身佛。画风近似明代,应该是明代法华信仰风行下的作品。

(传)元人书 《法华经》塔(局部)

(传)元人书 《法华经》塔(局部)

释迦牟尼佛说法善用譬喻,《法华经》更以众多譬喻故事闻名,其中以“火宅喻”“穷子喻”“药草喻”“化城喻”“系珠喻”“髻珠喻”“良医喻”等所谓的“法华七喻”最为著名。“法华七喻”的说法,现存最早出自印度祖师世亲(Vasubandhu,4—5世纪)所着的《法华论》(汉译《妙法莲华经优波提舍》),论中提到这七种譬喻故事乃针对七种烦恼众生的心病。

“二佛并坐”主要体现《法华经》的坚定信仰;“法华七喻”则更具体地传达《法华经》教说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佛陀过去所说的仅是权宜之计的“方便法”,并鼓舞众人往到达佛陀的智慧境界迈进。

宋刊苏写本 《妙法莲华经·卷二》扉画? 姚秦 鸠摩罗什译

宋刊苏写本 《妙法莲华经·卷二》扉画  姚秦 鸠摩罗什译

如此次展出的宋元版七卷本《法华经》的相关扉画,一方面介绍法华七喻的故事内容,一方面展示艺术家用图绘说故事的功力及其风格演变。

七卷本《法华经·卷二》扉画左侧“火宅喻”(左上)与“穷子喻”(左下)两个故事。“火宅喻”画四合院大宅着火,除了小孩外,宅内还有张牙舞爪的鬼怪、蛇蝎,表示朽宅藏污纳垢;右侧宅外则为长者及羊、鹿、牛驮负的小、中、大三种车。“穷子喻”则在左下角,选取“穷子昏倒在地”、“住草菴”、“长者宣布一切财物(以满地珍宝表示)皆为子有”三个情节来表现整个故事。

火宅喻(法华七喻之一,譬喻以括号表示):

有位富有的长者(佛陀)有许多小孩(众生),住在老旧的大宅院中。有一天,大宅院突然失火了,年幼的孩子却玩得浑然忘我,不知危险(沉迷于感官),即使长者叫小孩快点离开也不理会。长者急中生智,牵来了小、中、大的羊车、鹿车、牛车(三乘,代表所有“方便法”)以引诱小孩,小孩便高兴地跑出火宅。最后,长者送给每个小孩更大、更华丽的大白牛车(一佛乗),小孩们皆大欢喜。

宋刊苏写本 《妙法莲华经·卷二》扉画(局部) 姚秦 鸠摩罗什译

宋刊苏写本 《妙法莲华经·卷二》扉画(局部) 姚秦 鸠摩罗什译

穷子喻(法华七喻之二,譬喻以括号表示):

有个人(穷子,譬喻声闻弟子)自幼因故与富有的父亲(长者,譬喻佛陀)失散,穷困潦倒。有一天,他无意间流浪到长者所在的城市,还经过他的豪宅前。长者马上认出了他,并派人拦住,但他却因无故被拦而吓得昏倒在地(无法信受佛法)。长者见状只好先放了穷子,并雇用他做除粪的卑贱工作,住在草庐内(方便法)。经过长年累月,长者慢慢让他成为家里的总管,穷子的心态不再像原来那样卑微(渐渐接受大乘法)。就在临终前,长者当众宣布穷子原来是他的儿子,而他的财产(佛陀的智慧境界)都将由穷子所继承。

随着隋唐经变画的发展,艺术家更着力于将经文内容转变为视觉图像。“观音菩萨救难”、前述的“法华七喻”、“无数菩萨从地踊出”、“药王菩萨以身供养”等具有丰富叙事情节的主题逐渐被加入《法华经》的美术表现中,先在敦煌壁画中发展出纵轴式构图,之后在七卷本《法华经》扉画中大放异彩。

如展览中呈现的以敦煌莫高窟第61窟数位投影、以及院藏宋元明各版本《法华经》,呈现其美术表现的多种类型。

甘肃敦煌 归义军政权(五代) 莫高窟第61窟法华经变(数位投影)

甘肃敦煌 归义军政权(五代) 莫高窟第61窟法华经变(数位投影)

佛教自印度经丝绸之路东传,丝绸之路上的敦煌石窟,可说是佛教艺术的最大宝库。在敦煌石窟的不同洞窟中,可看到《法华经》的美术图像的发展,初发于隋、初唐,发展于盛、中唐,而成熟于晚唐、五代。

为了让观众有更丰富的体验,此次展览以投影方式,介绍敦煌莫高窟第61窟及其中的《法华经变》。此窟是敦煌归义军曹氏政权第四代节度使曹元忠(944—974在位,相当于中原的五代时期)与夫人翟氏出资开凿,其中的《法华经变》描绘了《法华经》28品中的22品内容,可说是单铺法华中轴式构图的集大成之作。

宋泥银写绘本(原标明泥银写本) 《妙法莲华经》 姚秦 鸠摩罗什译

宋泥银写绘本(原标明泥银写本) 《妙法莲华经》 姚秦 鸠摩罗什译

这部《法华经》每卷(册)的木质封面刻写“明人书”,因此原本被认为是明代制作的。

然而,经文的书法,从字的结构、以及起笔多用尖锋、横画的收笔重按等特征,比较接近唐宋时期抄写佛经的书体。再者,每一卷卷首都配有扉画,但七幅的构图,释迦牟尼佛有些在画幅中央,有些在画幅右侧,不像南宋初年的版本都统一在右侧;扉画的选题、构图,也几乎没有南宋初年版本的影响;佛菩萨的脸形肥硕,比较接近唐代(618—907)、辽代(916—1125)佛菩萨的脸形,一些扉画上方装饰有一排网状垂帘、释迦牟尼佛头光后有棕梠树丛,也只出现在五代、北宋的佛经扉画中。从这些特征,这件作品年代可被往前推为北宋中期左右的作品。

明宣德7年(1432)内府泥金写绘本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附《心经》?长行:姚秦鸠摩罗什译;偈颂:译者不详

明宣德7年(1432)内府泥金写绘本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附《心经》 长行:姚秦鸠摩罗什译;偈颂:译者不详

这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明代宫廷所制作,经牌赞有“宣德七年”的年款。经文采明初书法家沈度(1357—1434)书风,温润秀媚;并以右文左图的方式图解经文,连同卷首扉画《佛说法图》与卷末拖尾画《韦驮天》,多达42幅配图。

经文分三大段,配图模式也依此分三段:第一段主要为观音闻声救苦,每幅配图上方画各种变化身的观音,下方画各种火、水、鬼怪(夜叉罗刹)等危难;第二段是观音在世间显现佛、诸天、王者、婆罗门、僧俗、女人等各种变化身,这是画幅下方是观音各种化现,但上方还各有一尊观音的“本尊”;第三段以韵文再讲观音救12种危难,这时观音再次在画幅上方,下方是各种危难。许多救难的场景可在宋元版画中找到渊源。

流通分  

宣扬教说是宗教经典的重要任务。展览第三大单元,一方面将进一步介绍《法华经》在宣扬教说上的重要美术主题,特别是独立流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以及相关的观音变相;另一方面则陈述历史上《法华经》于亚洲各地不同语言的翻译与流传。

在释迦牟尼佛宣说人人都可达到跟佛陀一样的境界之后,《法华经》一方面以戏剧性的“二佛并坐”证明经典的真实可信,另一方面鼓励众人弘扬,并特别讲述常不轻、药王、妙庄严王等于过去世宣说、供养、修持《法华经》、以及观音于现在世救度众生、普贤誓愿于未来守护《法华经》信众等故事。这些事迹呈现了作为大乘佛教典范的菩萨的各种弘愿,其精彩的情节亦触动人心,而成为艺术家的表现题材。

这一单元继续以宋元版七卷本《法华经》的相关扉画介绍这些誓愿故事,另从经典、图绘,介绍《法华经》美术图像中作为释迦牟尼佛两大胁侍菩萨之一的普贤菩萨、以及在经典弘传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灵验故事。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简称《观音普门品》或《普门品》,出自《法华经》第25品。释迦牟尼佛于此品宣说观音“闻声救苦”“普门示现”。由于形象感染人心,此品最迟在南朝萧梁时(6世纪初)已有独立单行本,又称为《观世音经》。此品为《法华经》最著名的一品,也是东亚佛教徒日常念诵的经典。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对东亚观音信仰的盛行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更进一步衍生出鱼篮观音等新图像,并先后与出自《华严经》的善财童子、与出自《法华经.提婆达多品》的龙女结合为三尊像。这些在显示《法华经》对中国晚期佛教的影响力。

明 吴彬画 鱼篮观音

明 吴彬画 鱼篮观音

鱼篮观音传说与《法华经》有关。依据《观音感应传》记载:唐元和12年,陜西金沙滩上有一美貌女子携篮卖鱼,人人都想娶她。女子发愿要嫁给能背诵整部《法华经》的男子,而只有姓马的男子可以做到,于是两人成婚;但刚娶入门,女子就死了。后来有高僧跟姓马的男子说:此女子实际上是观音的化现!因此又称为“马郎妇观音”。

这件是明末画家吴彬(活动于1591—1643)的作品,他的佛像人物形状奇特,自成一格。这件作品描绘观音大士手捧经卷,垂发髻、着长袍,身旁立有童子手持鱼篮。相较于晚明时候流行的女相观音,此幅观音显得比较中性。

释智顗(538—597)所创立的天台宗将《法华经》视为该宗最主要的经典。随着佛教文化在东亚文化圈的传播,《法华经》及该宗的学说先后被传播到朝鲜半岛与日本;之后更随着日本僧人最澄(767—822)与高丽僧人义天(1055—1101)先后到中国学习,回国后融入其他各宗学说,分别创立日本与高丽的天台宗,提升《法华经》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中世纪于亚洲各民族间的传播,《法华经》陆续被翻译为藏文、西夏文、蒙文,最后在清乾隆皇帝(1735—1796在位)的时候被翻译为满文。

如这一单元展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高丽时期《法华经》泥金写绘本、以及《法华经》相关经典的藏、满文译本。

韩国高丽时期 泥金写绘本(原标清无款泥金写本) 《妙法莲华经》 姚秦 鸠摩罗什译

韩国高丽时期 泥金写绘本(原标清无款泥金写本) 《妙法莲华经》 姚秦 鸠摩罗什译

这部泥金写绘本整体布局跟院藏南宋初期的《法华经》刊本的扉画有所关联;但全幅多以密麻的细线与点填满,结跏趺坐的尊像膝盖处喜用涡卷纹来表现,它的封面则主要用泥银画宝相花,重点处再用金勾勒。这样的风格跟许多韩国高丽时候的作品很接近。

高丽(918—1392)是朝鲜半岛古代的一个王朝,佛教相当兴盛。11世纪末,也就是相当于北宋的时候,高丽王朝有位王子义天(1055—1101)出家为僧,到中国去学习佛法,他回国后开创了韩国的天台宗。由于义天特别重视《华严经》与《法华经》,因此在高丽时期这两部经典写经非常流行。

展览名称:《法华经》及其美术

地点: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

展期:2022年1月29—2022年7月17日

(本文整理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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