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哲学”与“科学”

一

一九一七年初，顾颉刚致函蔡元培谈挽留教师陈汉章（伯弢）一事，大意是陈汉章的中国哲学史讲得不错，陈先生本人有博采旁搜的能力，希望中国哲学门所有的中国哲学史课都由陈先生来讲授。顾颉刚从中国学问的基本特点、陈汉章的个人能力以及教学连续性出发主张校方应予挽留。这说明胡适进北大之前顾颉刚佩服陈汉章，至少并无太多非议。

顾颉刚（1893-1980）

但同年十月二十三日，顾颉刚再上书蔡元培（此信亦致陈独秀），信里表达的意见有了变化。顾颉刚的大意是所谓学者，研究学问为能总会众理，要有纲领条目，要眉目清朗，不能局限一家一派与片段材料。哲学课的讲授应该使学生了解哲学之普遍条理，要能综合与贯通。顾颉刚举例子认为九流诸子只是哲学的材料与历史，不能谓之哲学。后来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回忆陈伯弢给他们上了一年的哲学史，从伏羲才讲到商朝的“洪范”篇，感觉这不是哲学课的讲法，只是囿于陈伯弢的渊博与资历，不忍非议。顾颉刚这封信话里话外流露出他对陈汉章从肯定到否定的变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顾颉刚致信学生谭惕吾，评价陈汉章是一旧式学者——“有记忆而无论断，有服从而无研究，此稍有科学观念者所知。”顾颉刚是觉得这位老先生有资料与记忆，不敢怀疑，没有清楚明白的提升与系统。而胡适能将一堆散乱的材料用新眼光将其条贯，能大胆怀疑，截断众源，将古书看作史料而非不可撼动的“经”；陈汉章老先生终是“满地找钱”，虽然有极强记忆力与旷观博览的能力，可缺的是串钱之绳。

顾颉刚呈校长书虽是谈挽留教员陈汉章，然对“哲学”的看法多少有所表露。顾颉刚谈及传统学术向来没有系科的属性。他这时的想法是“哲学”作为系科的意义不明。这一点顾颉刚在一九一七年的读书笔记中痛陈过中国学术不分科之弊端，“学极浩瀚又极笼统，不能精研，故学不复积”，以前的人研究学问虽然皓首穷经，为学却无精进，原因在于无统一之标准，没有学科意识。

顾颉刚批评中国学术之无统系，曾有多次论述。他在一九一四年笔记中提到，清四库总目提要“摘纠颇好”，但编排分类不行，推原其病根，皆由于不知统系。而外国学问在顾颉刚看来最重分类，分类而有条理，学问便多能进步。比观中西哲学之别，西人治学讲究条理清晰，使人容易知晓，而顾颉刚想求得一原原本本讲述从上古至于今时之国学书，竟不可得，因而他评价中国学术向来不尚沟通，“用是统系若朽索”。顾颉刚这个时候受到了新思想的激荡，便以西方为参照来看待中国学问，更深一层讲，顾颉刚是学着用转换了的学术语言来评价中国传统学问。“哲学”就是其中一个有意味的词汇。

二

顾颉刚屡屡用“哲学”来言说问题，是因为此时他读书北大，对中国传统学问有较长时间的观察。传统学问之一大问题是科学不立，笼统模糊。学问囿于经验，经验又难得实证，即便有善思善想之人，也无从着手，思维深处渺渺茫茫，无示人之可行方法，如扶醉汉，扶得东来西又倒。顾颉刚所举古书《周易》《中庸》《易林》等，认为这些书不能明白畅达表现思想，让学者深思玄义，耗心劳力旧籍之中，结果并未通解古书，己意与古人意界限不明朗，到底是发明己意还是探赜索隐古人之微言大义，或二者兼而有之，实难评判。时过境迁，迁流漫衍，对古书的传疏，以己意为是，他解为非，汇入了家派家法的河流，最后有了意气与门户之别。在顾颉刚看来这些都无法以确定标准衡量，并且中国学术之传承不授人轨则，金针在手秘不示人，只让学子深思玄冥，解不解全在自己。这都是不科学的明证。

中国学术的笼统玄秘，顾颉刚总结原因为国人有继承心，缺乏研究心，古来如此，后面的人传下去便是了，不去深想，形成了能保守而不能进步、重实用而轻学理、务秘藏而不愿普及的特点。中国传统学术私相授受，以依附为本的特点，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表现为注重演绎。他一九一七年的读书笔记记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之学，独重演绎，以新为不可知，以旧为不可易，执古以概今，取其符节以为正学，舍其龃龉以为邪说。夫变易者事也，不易者理也。今以当变易者，一以不易行之，稍有更移，便致呵斥。至于古，则无事可例，遂定以为言行之准。是初作书契之时，实以永定人伦也。穆勒斥演绎，谓其绝新知，善夫。（《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五，中华书局2011年，第173页）

演绎之法实为代圣人立言，关乎教化治乱兴衰之理，并非从学问层面来谈问题。顾颉刚在一九一七年底所作《逻辑三宗论》对演绎、归纳、调和有详细分析，此时他观念上已倾向近归纳而远演绎。归纳法施于个体，探得个体差异，得出结论，演绎法执一概念牢笼万有，而世相的纷繁复杂，难有一万能概念笼而言之，因此只可言概念之大小远近，涵盖面之宽与窄，不可当其为万能公式滥施论域。顾颉刚倾向于主归纳，讲因果，即后来整理国故研究中不立一真，唯穷流变的方法，注重于多种相关资料中，排比抽出线索，看其变迁痕迹。顾颉刚在一九一六年读书笔记中就认为，“大凡事之始末，必循因果之公例”。如果平心静气去考察问题，并不难发现蕴蓄其中的蛛丝马迹。这在他以后的古史研究中有大量应用。顾颉刚在一九五二年一月所写笔记“考据为史料学基础”条：

[……]考据之术，便是把一件东西划成无数小部分，逐步把每个小部分提出问题，把所有关于这个小部分的材料尽量搜集拢来，加以分析，比较，而后彻底解决此一问题。以今日术语言之，是即“围剿”也。必如此，才可深入，才可正确，而一般读书的人对此不了解，以为是支离破碎。[……]凡研究科学者，即把一件东西分之至小，而于显微镜下决定其性质及现状，是即考据也。[……]其实，不破碎，哪有整个。（《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500页）

将大量零碎资料加以系统排比归纳，得出结论，顾颉刚对这一思路信之甚笃，甚至强调，“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比对顾颉刚一九一七年谈演绎与一九五二年这两段文字，顾颉刚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因子其实早在北大读书期间已萌芽，只是当时通过听课学习或者思考的还只是一些断片想法，缺乏一些合适的例子进行解剖罢了。

《顾颉刚读书笔记》（全十七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

顾颉刚就读北大期间对“哲学”的思考，涉及哲学概念、范畴、方法、思路、中西异同、传统转换等方面。具体谈到的关键词有哲学、统系、归纳、演绎、分类、学史、条理、家法、因果、分科而治、历史观念等。在谈论中国学问弊端的时候，顾提出救弊之方无如科学一法。对于科学方法，顾颉刚坦白承认，他脑海中就是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联系。顾颉刚的这种认识是由深感前人无历史意识而来。

胡适（1891-1962）

顾颉刚屡屡批评前人研究学问没有历史眼光，在“民国毁弃史料”条读书札记里，他甚至颇带几分激愤地斥责：“不意清代朴学之后而今人乃无历史观念如此。”顾颉刚谓前人无历史观念，所指不外两方面，一是古人对书籍的功用没有明确的分类意识，二是著述无学问意识，不善于保存史料，无眼光。书籍排比失当，不作有意识整理，既谈不上保存，更会导致读者观念不清，学问依然是一笔糊涂账。在此时顾颉刚的脑子里，要对史料有成熟的把握，非要有历史观念不可，这历史观念就是科学方法（进化论）。顾颉刚一九一四年所记笔记称赞夏曾佑《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得很好，原因是夏曾佑书中处处以科学眼光观察史实，有见解有发现，读之令人忘倦。其实夏曾佑此书吸引顾颉刚注意的，一是比较的方法，二是怀疑的思路，三是有一定的新解。

其实，顾颉刚在一九一四年后很把治学的方法深思过好几年，他思考的问题主要是用何种方法来有效治中国之学。他想过以外国哲学作为参照比较，亦曾制定计划、目标，但都没有落实到实际层面。尤可注意的是他关注进化论，并对此做过一些思考。一九一五年读书笔记中，顾颉刚摘抄了一九〇八年第五卷第六期《东方杂志》上署名蛤笑的文章《史学刍论》。这篇文章认为当今史学最急者在以新学之眼光，观察以往之事实。并谓前人谈史学有二弊，一不知进化之例，以为古胜于今；二不知宗教学术之别，不拿平等怀疑的眼光看待历史，却驰骋虚词，讲道统，古人之真不可得见，亦不留心实用。该文认为天演进化之说传入中国之前，有识之士已觉悟旧说不同，所举例子是崔东壁。顾颉刚只是抄录这段话，并没对其加以评说，但从这条读书笔记前前后后的记载看，顾颉刚认同该文的说法。但在一九一七年暑假顾颉刚与叶圣陶谈论进化的问题时，却对进化过程产生疑问：

圣陶谓达尔文进化论颇可疑，夫物变虽殊，然既由无脊椎动物而趋于有脊椎动物，则今时必有一动物，介于无脊椎有脊椎之间，是之物为何如物乎，吾未见也。坤亦谓动物之变，是否不专由大以入小，是否以忽大忽小相累进，如古人较今人长大，而猕猴较今人短小，则由猕猴进于人类之时，其大小为何如乎。（《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五，中华书局2011年，第192页）

此时的顾颉刚对进化论是既怀疑又信从。一九一八年顾颉刚记下他于书肆购得的小泉又一《日本教育史》之绪论。该书作者按事物演化方式排比教育史变迁痕迹，认为现代所行的教育理论及其实际，并不是一朝一夕所成，而是数千年来一点点进步的结果。顾颉刚认为此可与胡适《中国哲学史·绪论》参考，他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所谓“科学”的看法，“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则全在思想有律令，事物有条贯，不可影响模糊，若即若离，不别白而漫混同也”。事物之条贯，在于看事物用演变或变迁之法对其分析，使之思路清晰，顾颉刚后来在《崔东壁遗书序》中强调：“我一定要使一般人会得用了历史演进的眼光来看东壁先生和我们。”这已是明确表明他的为学之法重演进，这就是顾颉刚的“科学”。

三

顾颉刚这些谈“科学”的话题，大致是两方面。从思想观念来看，顾颉刚所谓科学是指研究中国学问能统其条贯，得其统系，具有线性历史眼光，正名得实，实事求是。从方法上来讲，则注重归纳，比勘验证，讲究因果，轻经验重证据。顾颉刚在一九一五年读书笔记中认为清代朴学就是科学，认为朴学就是实事求是之代名词。这与胡适后来多次演讲顾炎武为证明一个字的古音，搜集一百六十二个证据，二者其意实同，盖重视证据，据实言理。至于什么样的学者才具备科学精神，顾颉刚在一九二二年的读书笔记中谈郑樵的学术贡献有明确表述：“郑樵的学问，郑樵的著作，总括一句话，是有科学的精神。[……]他做一种学问，既会分析，[……]又会综合，既会通[……]，又会比较，又富于历史观念，能够疑古，又能够考证；又富于批评精神，信信疑疑，不受欺骗。”（《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第355页）顾颉刚借表彰郑樵强调了自己对科学的理解是有条理，能综合，会比较，能疑古。

顾颉刚所认为的“科学”“科学方法”一般不涉及或直接忽略形而上的内容，而是着重方法层面的讨论，看重如何在学术实践中好用。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所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有更明确的表达：“所谓科学，并不在它的本质而在它的方法，它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我们看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科学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研究的主旨在于用了科学方法去驾驭中国历史的材料，不是做成国粹论者。”这话的意思是把“科学”当成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研究国学。

归纳而言，顾颉刚脑海中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无外乎看问题讲究归纳、分析、比较、试验，注意假设，寻因溯果。但他又疑惑科学方法这样简单吗？他发觉自己所思所想以及胡适带来的简化了的科学方法不应该如此简明，直觉科学方法远非如斯明晰。他打算若有闲暇将科学家运用的方法，包括弘纲细目好好深思一番。这其实说明受新文化启发的那一辈读书人受西方观念影响多喜欢讲科学，谈方法，其目的主要是开启民智，训练思维，普及常识，介绍者本人想不到或亦没有功力做深湛之研究。顾颉刚对科学方法有粗浅之了解，但又有所不满，他未出过国门，更没有到过欧洲，心底的这种疑惑多少表明新文化人对这种稗贩西方理念的深度在哪里，以及其如何与中国传统学问相结合的困惑。

此时的顾颉刚对科学、对进化论的看法还止于零星片段，虽然他对中国学问了解较深，看到中国学问无统系，观念不清，无史料意识的弊病，但至于如何着手整理，还无清晰可操作之门径。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致李石岑信中说，虽然对治学方法多有深思，但“只是凭空组成的方法自己总不能满意”。到一九一七年秋胡适任教北大，认为胡适“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出我意外”是胡适的实验主义，是顾颉刚之前不及见的；而用实验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与史学，强调看一事物用“祖孙”方法，注意事件的因果联系与来龙去脉，这又是顾曾思考过的，二者有一些暗合之处，因而“入我意中”。

顾颉刚早年尤其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对“哲学”的认识虽然零散，然其中不乏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他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亦是对中国传统学问的整体看法。顾颉刚认为中国传统学问含混模糊，因此他寻求科学方法条理中国学问，使之具有现代品格。概括一句讲，顾颉刚终其一生喜欢用演化法来研究问题，在新文化期间已见端倪，之后他将演化法大规模用于研究古书的概念、人物、事迹的变化过程，而且屡试不爽。他的好友、农学家辛树帜一九二八年定义顾颉刚的学术位置，称：“演化一义，达尔文首用之生物学，此后欧洲各学皆用之。吾国之用此方法读古书者，兄与胡适及颉刚先生是其首唱也。”

顾颉刚对哲学的思考富于学养，鲜少生硬比附。他的很多思考显示了一个勤思者的探寻，有的思考一针见血，有的表露读书困惑，理不清头绪，甚至自相矛盾。一言以蔽之，在新思潮的鼓荡激励，强调思想革命、社会革命的前提下，顾颉刚抉发传统弊病的信心被激发出来，并常常立下愿心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旧籍整理，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新学术，且顾颉刚本有欲新中国学术当看彼辈之英雄气。

傅斯年（1896-1950）

如果我们将顾颉刚与他当年的室友傅斯年比较，傅斯年强调“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应有自身特点与范畴，不当与文学混为一谈，且傅斯年注重数理逻辑的训练。傅斯年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这种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我们中国所有的哲学，尽多到苏格拉底那样子而止，就是柏拉图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论到近代学院中的专技哲学，自戴嘉、来卜尼兹以来的。我们若呼子家为哲学家，大有误会之可能。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上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现在我们姑称这些人们（子家）为方术家。思想一个名词也以少用为是。盖汉朝人的东西，多半可说思想了，而晚周的东西，总应该说是方术。（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第78页）

傅斯年认为中国无哲学，实是认为中国无西方有统系、有方法、有明确研究范围的专门哲学。所以傅斯年一九二六年在北大哲学系所开课程为“统计学理论和且然论”，注重在人文研究中灌注数理逻辑的方法。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傅斯年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事务所谈何为“科学知识”，更是强调科学不应包含创作在内。傅斯年理解的科学好比一架精密仪器，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方法论意识。傅斯年对中国哲学的看法是希其走上科学之路，使之成为客观知识之探索。

傅斯年的这些看法明显是后来游学欧洲大陆所受的熏染。若论对西方的了解，傅斯年当然高过顾颉刚，顾颉刚对科学的认识亦远不及傅斯年的系统与明朗。概而言之，以傅斯年为背景看顾颉刚对“哲学”“科学”的看法，显示出二人同中有异，见得出二人思维的偏向、思考的深度以及学问的性情。总体来说，顾对传统学问的看法较傅更为深细，且顾不如傅之偏激。用一句简单的话形容便是：一个是穿着洋装的留西青年，心中盘算如何用泰西新法来建立日后现代中国的学术体系，新旧交替中呈现的是新知的跟进；一个是从未出过国门，着长袍，手捧古书，也习得一些科学观念，心中寻思如何在中国古老的学问中杀进一刀，半新半旧的面貌里呈现出旧的底色。一个是中西合璧，一个多少有土法炼钢的味道。学术观念的差异，多少暗示他们日后的分道扬镳。

本文首发于《书城》（2022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