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凶残莫卧儿皇帝”的去妖魔化

奥朗哲布的宫殿（WilliamPurser,1830）

奥朗哲布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随着作者深入细致的挖掘而立体、饱满起来。大量“重见天日”的细节或许会加深人们对这位皇帝的好奇：比如晚年的他为何如此费力不讨好地发动对德干高原旷日持久的征讨？在宁愿偏爱孙子和贵族大臣也不愿意相信任何一位儿子具备帝王相之前，他是以怎样的脾性和方式参与或见证了儿子们的成长？又是怎样的相处让他认定儿子们难成大器？

暴虐皇帝的“黑历史”

奥朗哲布·阿拉姆吉尔（Aurangzeb Alamgir，1658/1659—1707年在位）无疑是莫卧儿帝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皇帝：先是弑兄囚父地攫取王位，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期间又损毁了不少印度教神庙、迫害印度教徒、问斩锡克教宗教领袖……

我第一次听到试图替这位皇帝说好话的，却正是从一位锡克教徒这儿。德高望重的印度国民“段子手”库什望特·辛格（Khushwant Singh，1915—2014）老爷子在其历史小说《德里》中腾出了一整个章节给奥朗哲布。在这之前，还不动声色地抖了一个历史的“包袱”：“你从未听说过这位奥朗哲布还支持过印度教和锡克教寺庙的修建吧。”

奥朗哲布王子正面迎战发疯的大象苏达卡尔（AbdulHamidLahori，1636）

作为莫卧儿历史的门外汉，我当时的想法是：对哦，好像确实也没人这么告诉过我。

对这位皇帝的不假思索、不打一处来的怒气从未偃息，在现如今的印度更是风波再起：2015年，经过以印度人民党（BJP）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遗余力的奔走，德里市中心“地王”级别的“奥朗哲布路”终于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为纪念彼时刚去世不久的第十一任总统、科学泰斗卡拉姆博士的“Dr. APJ Abdul Kalam Road”。路名因被纪念者的名字变长而“增肥”了整整五个音节。至于这一变动给国内外路人在解释交通时造成的不便，德里市政公司才不管呢！据说这趟“改头换面”是市政公司员工在月黑风高的大半夜里完成的。而对奥朗哲布作为暴君、盲信者（bigot）及宗教狂热分子的口诛笔伐，更是早在七十多年前尼赫鲁发表《印度的发现》时便开始了。

另一种路数的批评者则对三皇子奥朗哲布与大皇子达拉·希克（Dara Shikoh）惨烈的皇位争夺战耿耿于怀。他们带着满满的历史乡愁，打包票似地祭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设：要是当时获胜的是对印度教有更多同情和偏爱的达拉，次大陆那充满宗教矛盾的现代史一定就此改写。

“印度教徒迫害者”？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奥德丽·特鲁什克（Audrey Truschke）对这位极具争议的皇帝生平的历史还原，便再及时不过。

奥德丽·特鲁什克和她的《奥朗哲布：真人与迷思》（PenguinRandomHouseIndia,2017）

Aurangzeb: The Man and the Myth（《奥朗哲布：真人与迷思》）是一部篇幅短小的通俗历史读物。章节基本沿奥朗哲布的生平展开，平铺直叙，语言上也无多少惊艳之处。但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回到历史本身，挖掘出颇有说服力的证据，掷地有声地完成了对“史上最凶残莫卧儿皇帝”的去妖魔化。

比如，针对“印度教徒迫害者”的指控，作者指出，“印度教徒”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身份；当时的身份认同往往围绕更为细小的区域或种姓来展开，如拉吉普特人、马拉特人、婆罗门或毗湿奴信徒（Vaishnava）。由此，将针对某些印度教族群的个体行为泛化成针对整个“印度教徒”群体的行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何况除了印度教徒，奥朗哲布继位前后也屠杀或迫害过不少穆斯林。而反观印度教内部，正因为统一身份认同的缺乏及对宗教形象所蕴含的政治能量的充分认识，早在莫卧儿之前，次大陆的各印度教王朝自7世纪起也会盗毁不同教派的神像或摧毁对方的庙宇。

类似地，莫卧儿的行政官僚及贵族体系（mansab）也并非由穆斯林所独享。而奥朗哲布对印度教贵族的提拔，更可谓莫卧儿前期之最：从阿克巴到沙贾汗乃至奥朗哲布治下的最初十年（1658—1679），莫卧儿贵族里的印度教徒比例稳定在20%出头。另一本讲述阿格拉历史与现状的著作《在泰姬陵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Taj）中也提到，莫卧儿帝国有大量顶级税收官员不是巴尼亚就是婆罗门印度教徒。但在 1679年至1707年期间，这一比例上升了近50%，达到31.6%。尽管作者暗示这一比例的飙升很可能是用来招安马拉特人的权宜之计，但至少可以看出，“宗教”绝非这位皇帝决定“厚”某一“此”而“薄”某一“彼”的唯一、乃至主要因素。

奥朗哲布对待印度教寺庙的态度亦十分类似。关于他在位期间损毁的印度教庙宇的数量，在一片模糊的历史记载中，目前能给出的最精确的猜测是十几座，且多集中在北印地区——换言之，奥朗哲布后期在与其纠缠万千的德干地区，并未采取类似的严厉措施。此外，也有旁证（波斯语著作Maasir-i Alamgiri）间接说明损毁印度教寺庙之事发生得并不频繁。更重要的是，现有资料显示，损毁寺庙的原因大多是由于它们所对应的宗教人物卷入了某些挑战国家权威和帝国稳定的政治活动。类似地，无论是波斯语还是锡克教的历史材料都记载，奥朗哲布是把锡克教第九代领袖德格·巴哈杜尔（ninth Nanak Guru Tegh Bahadur，1621—1675）的军事行动当作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来定性的。

跛脚的正义观这些事例也被用来佐证作者在本书一开始即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大部分时候，奥朗哲布采取行动的出发点，皆源自其对所谓“正义”的追求。

波斯语经典中所传授的正义包括政治操行（akhlaq）与伦理操行（adab）两部分。至于皇帝本人对此“正义”作何理解，书中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在具体案例中加以呈现。除了上文提到的保护与摧毁寺庙的分野，他对“正义”的希冀还包括一群正直不腐败

且能及时给予民众足够保护（比如在路上不被抢劫）的官僚，以及对将自身视作道德楷模的坚持。

这种前现代的正义观自有其历史局限性：踩着兄弟尸体和父亲意志而登基的那些时刻，正义明显被对权力的嗜求挤压得变了形。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问斩兄弟之前，奥朗哲布也都会先给他们安上一个煞有介事的罪名（据说达拉的罪名是弃伊斯兰教；其弟穆拉德被处死则是“为之前的谋杀复仇”）以期名正言顺，无论这罪名多么经不起推敲。至于没那么容易糊弄过去的囚父之罪，在作者看来也确实给这位皇帝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心灵纠结。奥朗哲布甚至很有可能正是因此，才更坚定了完善自身作为虔诚教徒聊以弥补的决心。

对于达拉在皇位争夺战中为何输给奥朗哲布，作者的分析也少了些悲情而多了些克制：后者（以及沙贾汗的其他三位儿子）16岁时便被沙贾汗派往帝国边缘南征北战。在1635年至1657年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上，奥朗哲布的足迹因此踏遍位于现如今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巴尔赫、邦德尔坎德、坎大哈、古吉拉特、木尔坦和德干高原。与此同时，达拉却因父皇的宠爱而留在深宫中，养尊处优地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高人一同神游宗教哲学之奥义。

争权夺势毕竟不是请客吃饭，尤其是在深受波斯—中东文化影响的前现代时期的次大陆：莫卧儿王朝的宫斗自贾汉吉尔起一直到奥朗哲布身后，即使过程不如奥朗哲布及其兄弟所经历的这般惨烈，却也从不缺乏谋害、毒杀之类的戏码。谁也无法保证如果最终的胜利者是奥朗哲布的兄弟，其过程又能免去多少血雨腥风。而即使到了三百年后的今天，波斯谚语“Ya takht ya tabut”（皇位或坟墓either the throne or the grave）换了件衣裳继续西游，依旧教唆着那边厢黎巴嫩和巴以地区的狂热分子“从别人手里抢来鸡蛋后不仅要立马生吞活剥，就连蛋壳也要咬牙切齿地嚼得片甲不留”（转引自托马斯·弗里德曼《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居庙堂之高而缺乏实战经验的达拉固然败得引人唏嘘，但在把历史坐标往横向和纵向作双重拉伸之后，其必然性却远比历史乡愁者所愿意看到的明显得多。

去妖魔化的现实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对这位“史上最凶残莫卧儿皇帝”的去妖魔化，绝不意味着洗白：漫漫历史长河，“非黑即白”、泾渭分明的历史人物寥若孤舟，飘零在人性五十度灰的暗流之间。奥朗哲布便是这“灰色地带”里的一个鲜活例证：“他毕生致力于维护帝国的正义和秩序，却又做出弑兄囚父等明显违背‘正义’的举动；他虔诚得会自己缝制祈祷的帽子，却不时为品行恶劣的官员、腐坏的芒果或难成大器的儿子而动怒；他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却选择被葬在一具毫不起眼的坟墓里……”

奥朗哲布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随着作者深入细致的挖掘而立体、饱满起来。大量“重见天日”的细节或许会加深人们对这位皇帝的好奇：比如晚年的他为何如此费力不讨好地发动对德干高原旷日持久的征讨？在宁愿偏爱孙子和贵族大臣也不愿意相信任何一位儿子具备帝王相之前，他是以怎样的脾性和方式参与或见证了儿子们的成长？又是怎样的相处让他认定儿子们难成大器？

或许是囿于篇幅，本书对这些疑问的展开并不多。日后如有新作能以同样简洁平易的方式对晚年奥朗哲布或作为父亲的奥朗哲布再做进一步梳理，人们对这位皇帝的认知也一定会更为全面。而这一认知越是全面，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基于情绪而非史实的厌恶与愤怒便越会失去立足之地。在我看来，这多少也是作者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我们无需宽恕研究对象的罪恶，也当然不必喜欢他们。”特鲁什克在著作开篇这么说。然而在个人情绪之外，更应警惕的是被社会化、政治化的有色眼镜——不仅会对历史有失偏颇，对现实也是毫无裨益。

奥朗哲布攻下奥尔恰（AbdulHamidLahori，1635）

奥朗哲布之为“史上最凶残莫卧儿皇帝”，一方面是煽动宗教对立而达到“分而治之”目的的殖民遗留；另一方面，当宗教重新成为政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这一昔日遗留似乎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宗教矛盾众多靶子中的一个。这个靶子确实也挺好用，以至于它的使用者经常忘了扪心自问，将这位皇帝的某些行为抽离出历史全貌而选择性地放大，不仅是以当代标准在苛求古人，将古人的形象变得扭曲而失真；将宗教对立照单全收，而不去选择反思、宽容、理解和交融，又比遭其唾弃喊打的古人高明多少？比实体殖民更可怕的，往往是深陷其中却仍理直气壮的思维殖民。

至于那些把次大陆日后的历史黑锅甩给奥朗哲布之类特定历史人物的想法，就和通过交易式祈祷把责任全都推给神（印度在神的供给侧也确实堪称世界之最了）的做法一样，无异于智识上的懒惰。这并不是在否认信仰的价值，也并非对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作任何辩解。真正让人担忧的，是躲在信仰光环和历史人物阴影之下而阻滞了对系统或体制因素、尤其是对自身所在族群的历史责任的深层反思。也正因此，印巴分治这一深刻的历史悲剧直到今天，在绝大部分人的集体记忆中，仍在“是他先动手的”、“不，是他先打我的”这种小学生打架的逻辑里原地打转。

从“史上最凶残莫卧儿皇帝”到真实历史背景下的第六位莫卧儿皇帝，去妖魔化的奥朗哲布或许少了些扎眼、多了些寡淡。但长久以来，印度缺乏的从不是辛辣味、乃至火药味十足的马萨拉戏剧（masala drama）。若眼下这份把奥朗哲布还给历史的努力能以其寡淡让 “奥朗哲布黑”从马萨拉戏剧的高温中冷静下来，便是当下印度所能期待的最富营养的一餐精神“解毒”。

（作者严奕飞，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