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白石义明在东大阪市开设他的第一家寿司店时，大阪市仍可被视为日本的“威尼斯”——大阪市位于淀川河的河口，淀川河则流入大阪湾，其支流作为运河分布建设于整座城市，很快在市区内形成了巨大的河道。运河之中、小桥上下都可见来往的旅者与行人。大阪一直着眼于现代化发展，但河流无法方便人们高效旅行，于是铁路很快取代了运河的地位。街道拓宽后，有轨电车与公共汽车则成了常用交通工具。不久后，人们视野中的天际里出现了工厂的烟囱，然后越来越多，成百上千。时至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人口的增长，大阪市正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工业重镇，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原有的传统东方特色。它曾经与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环礁湖的相似之处，不过是弥留于人们浪漫幻想之中的过眼云烟。
大阪的风貌日新月异，发展势不可当。1945年，日本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投降，标志着“二战”的结束。随着武装力量的解除与帝国时期的告终，日本开始走向民主。国家的重建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教育方面的巨大投入，这尤其体现在大阪。正如其他大都市的发展：行政管理是驱动力。不过当然，国家的进步离不开人民持之以恒的冲劲。
在这势不可挡的进步中，餐厅老板白石义明便是其中一员，他的寿司店位于城市东部。退伍后，他经营的第一门生意是天妇罗店，开设于1947年。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决定用寿司取代天妇罗。
寿司衍生于7世纪东南亚地区一种保存鱼肉的方法——腌制与发酵。后来，这种方法发展为醋腌，由各城镇摊贩用来制备与出售鱼肉，直至19世纪初期，生鱼的吃法才被引入市场。20世纪中叶，冷藏技术使得鱼肉的保鲜更为便捷与泛用，寿司文化便开始普及。战后，东京这类城市变得更为现代化，也更注重环境卫生，人们逐渐摈弃了边走边吃与站着进食的做法，摊铺便应运而生。生食寿司象征了日本烹饪哲学中的最小干预——避免人为加工，注重原汁原味。白石的非凡创意遵循了这一点，既没破坏寿司的制作精髓，又秉持了日本精神——对现代化的热切追求。
白石的招牌菜是生鱼片寿司（手捏成型），与寿司卷（用海苔卷起来的寿司）。
店铺空间的不足令他感到沮丧，于是他萌生出了改变经营方式的想法。首先他并不缺顾客，其中大多数是当地工厂的工人；他需要的是找到一种无需扩大经营范围也能增加业务量的方法。但即便他请得起更多员工，这点空间也无法容纳他们在餐桌之间的活动。
后来他采取了一项举措，改变了全日本乃至全世界的寿司经营，并且实际上促使日本文化走向了全球。原因是，白石的想法汇集了各地食客无法拒绝的两个要素：味道与功能性的创新。
1953年，他受邀作为特别客户，拜访了朝日啤酒厂。在那里，他对地板上传送啤酒瓶的传送带着了迷。回到店里后，他草拟了一项计划，其中说明了如何将寿司从厨房送到餐厅，绕过餐台，再送回到厨师面前。
他展开调查，找到了为朝日啤酒制造传送带的公司，并说服他们为他的寿司店进行了微小的改造。在提出请求时，他说：“我需要一条小型传送带，绕着一小圈范围缓慢地运转。”
这是一项缓慢的改进。终于，在1958年，他将餐厅更名为“元禄寿司”，邀请了当地媒体记者来到店里参加开业仪式，并宣称：“本店的寿司盘能绕着餐厅移动，就像天空中卫星的运动。”当天，白石用太空时代的话语将记者与顾客吸引到店。他说：“你们可以坐在转台前，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寿司。”
然后机器开始运作，厨师将新鲜制作的生鱼片与寿司放到传送带上。“传送带每秒传动8厘米，我认为这是大家会认同的速度，刚好让顾客有足够的时间查看并思考选择哪一碟。太慢会令人焦躁，太快又会使人着急。”
元禄寿司的传送带设计每秒匀速移动8厘米
但随后，坐在转台前看着寿司碟循环传动的其中一名记者表示出了怀疑的态度。他提问道：“可是当我们吃掉碟子上的寿司后，您如何根据我们吃的食物收费呢？”问题抛出后，挤在这家小餐馆里的媒体人中有人点头，有人窃笑。
“请看厨房里出来的每一个碟子，”白石答道，“它们有不同的颜色或图案。通过这个，我们就能计算出您的账单并收取相应的费用。”
记者们十分佩服他的想法。由此，回转寿司诞生了。“回转”即传送带的转轮，也代表了白石转动餐台转动的巧妙思路。这家店原本通常一次只能接待10位顾客，但现在有了这项高效的新技术，上菜速度大大提升，并且对于这项创新以及该店的精神——不拖延，顾客也非常乐于接受。几天之内客流量就翻了一倍。
这种模式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启示。厨师无需等待订单的下达即可开始准备食物，店内也无需上菜的服务员（只需聘请清洁、整理与算账的人）。在无人端茶送水的情况下，白石还解决了顾客喝茶的问题——在每节转台前安装了热水水龙头，一旁还放着寿司相关的常用品（筷子、生姜、芥末与酱油），以及茶杯与茶叶。由于在人员方面降低了成本，因此他能够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提供寿司。
1962年，白石拓展了业务，开设了更多分店，还拿到了一项专利。然而他注册的“传送带旋转餐桌”专利无法阻止他人复制他的发明。并且也有人对这项技术提出了批评：对传送速度的关注会导致对食物质量的忽略。多年后，日本料理专家卡塔日娜·克威特卡反映道：“鱼肉的品质与专业（传统）寿司的高标准不符。”日料狂热者还力劝人们别光顾回转寿司店。剧作家吉莉安·克劳瑟称，在这种传送带出现前，寿司是“令人生畏的大厨专为富裕顾客制作的”；这是一种高档且正规的食物，它的受众是中产阶级、企业人士，以及专门存钱来品尝的顾客；一名厨师站在木质餐台前，可同时为10位以内的顾客供应鱼肉。
也许是由于回转寿司的食物质量并不高，这种文化没能走出大阪——在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上，白石先生搭建了一个展台，用来展示他这项已有10年历史的创意，但大多数参观者都以为这是一项全新的发明。
寿司史学家萨沙·伊森伯格写道：“白石的经营体系是一种启示。”1970年大阪世博会上以“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为口号的其他展品是美国的餐饮品牌，名叫肯塔基炸鸡（肯德基）与麦当劳—在未来派新潮风格的建筑、雕塑、塔楼与时间胶囊（封存5000年）之间，有一处摊位专门展示了美国这种持续发展的特许经营权快餐产业。
白石花了一点时间与站在麦当劳展台的工作人员聊了聊天，又花了数年时间，通过相同的特许经营权/经销权拓展了业务，从而开设了240家分店。
顺带一提的是，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宣告了麦当劳进驻日本。直至那年，日本政府才允许外资企业在日本境内经营（尽管战后美国从敌人变成了盟友，美国文化也成为日本风貌的一部分）。1971年，麦当劳在东京购物区——银座开设了第一家日本分店，紧随其后的美食供应商则是美仕唐纳滋与必胜客。
尽管白石拥有专利，但在随后的30年中，其他的回转寿司纷纷出现在日本各地。到20世纪末，全日本已有上千家回转寿司店。如今，日本大约有3500家回转寿司店，每个街区至少有一家寿司店拥有转台。
1994年，当卡罗琳·班内特在伦敦利物浦街车站开设了“摩西摩西”日料店（Moshi Moshi）后，回转寿司才终于来到英国首都。此前班内特在日本生活了一年，回到英国后仍然挂念着日本的美食，但又缺乏餐饮业经验。
于是她在投资公司工作时，一边通过同城的朋友与政府贷款计划筹集了资金，实现了她的描述：“海盐味的生鱼寿司搭配酱油的咸香与味噌汤的鲜美。”
她会向朋友热情地谈论自己对日本的喜爱。她说，日本是一个“现代时髦、久经世故而与众不同”的国家。
她虽然开设了自己的餐厅，但并未辞去原本的工作，还突然被调派至东京出差几个月。但她还是完成了海外的工作，同时监管着自己的生意。
“摩西摩西”毫无疑问是一家新奇的餐馆。“人们以为我疯了，以为回转寿司不过是一个噱头，以为英国大众不可能会尝试生鱼。”但这个经营理念取得了成功，也吸引了伦敦市的工人。
但她从未把这门生意变为产业链。这家回转寿司店只在梦幻伦敦风靡了几年，就于1997年1月被“你好！寿司”（YO! Sushi）连锁店抢去了风头。
该连锁店的负责人是西蒙·伍德罗夫。与班内特不同的是，他并不了解日本这个国家及其文化底蕴或饮食风俗。离婚、失业、一贫如洗而愁眉不展的他，至少还拥有一间尚未抵押的公寓。他开设“你好！寿司”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中年危机；他只不过是在结束了影视与音乐职业生涯后，四处寻找新的灵感。
卡罗琳·班内特于1994年开设了伦敦第一家回转寿司店
“我无法安然受雇于他人，”伍德罗夫曾说道，“我原本打算经营室内攀岩，但这项业务没能做成。”他在考虑创业项目时寻求过许多人的建议，并与其中一位日本人共进了晚餐。“我问他：‘寿司如何？’（伍德罗夫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看到过供应寿司的餐台。）他说：‘西蒙，你需要的是传送带寿司转台，并让年轻女孩穿着黑色亮面迷你裙站在转台后。’我从未听说过这几个词组成的名称（传送带寿司转台）。”后来伍德罗夫脑中冒出了一个声音：如果这个想法真的很好，那么远比他了解餐饮业的人应该早已采纳了。
伍德罗夫用他仅有的资产——公寓作为抵押申请到了贷款，将这笔钱投入了伦敦苏活区一处场址的装修。他的启动经费为65万英镑，外加向朋友借到的10万英镑，以及从卡罗琳·班内特所用的同一项政府贷款担保计划中申请到的10万英镑。
他用了“整整两年”来研究、规划与安排场地的租赁、装修与雇员，才终于开张了“你好！寿司”。后来他说：“第一周并没有人光顾。”
第二周生意也不佳。然后在第二个周六，我们店门前有了沿街排队的顾客，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年，生意都异常红火，感觉就像发行了一张流行专辑。起初人们只是不敢进来尝试，但会驻足看一看运转的传送带。你要知道，当时伦敦可几乎没有寿司店。再然后生意就起飞了，而且是多亏了人们的口口相传。如果他们没有光顾，我早就倾家荡产了。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太美妙了，我们甚至有了一百万英镑的存款。
彼得·波帕姆参加完一次媒体预展会后，于“你好！寿司”正式开业前的晚上在英国《独立报》上发表文章说，“你好！寿司”体现了“将工业技术与感官享受相结合的日本智慧”：
寿司是冷食，就算在传送带上运送一段时间也不会变质。每份寿司的大小大致相同，因此才能盛在传送带上统一规格的碟子中；而传送带的特殊优势在于，它会令顾客产生拿取食物的冲动。顾客与餐厅的传统关系，被典型的现代化非人格性条件所取代。在传统的寿司店里，只有少数人在意食物的质量——现在，他们也不太在意食物的价格了。
今天，“你好！寿司”在全球（包括法国、希腊与中东）已拥有100家分店。该品牌曾收购了零售产业、加拿大连锁店本托（Bento），以及向超市提供包装的寿司的英国供应商——太鼓食品（Taiko foods），并于2019年合并了拥有700家寿司店的美国运营商——雪狐（Snowfox）。
伍德罗夫的想法奏效了，并且他从不需要依赖亮面短裙。
不过英国的寿司风潮算是掀起得较晚。在澳大利亚、巴西、北美西部与南部以及环太平洋地区，寿司店早已随着日本移民人口的到来而出现，并于20世纪60年代遍布北美其他地区。
20世纪初期，大量人口从日本移民至美国，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这种移民现象停止了。1952年，移民再次合法化，新旧移民都可以申请入籍。
由此而获得安全感的美籍日裔在当地建立起了更牢固的文化根基，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政治、学术、艺术、商业、农业技术与饮食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大大小小的成功。许多餐馆也为服务日裔人口而纷纷开业。前往美国的日本商人在寿司餐台上找到了家乡的慰藉，而计划前往日本的美国人，也得以通过光顾日式餐馆，而提前了解到了日本的文化与习俗。
“你好！寿司”的创始人西蒙·伍德罗夫在经营第一年就赚到了100万英镑
正如克劳瑟所写的，“因享有盛誉的日式餐饮，人们开始欣赏日本的所有事物。”日料店通常聘用日本人，并将员工安排在饭厅或者厨房，让顾客体验到正宗的日式餐饮服务。此外，食物的外观也十分讨喜——巧妙而简约的设计，健康而新鲜的色泽。
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是美国化或西方化，而寿司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也代表了它对全球化概念的挑衅。毕竟，美国汉堡连锁店在日本或中国兴起的现象被描述为当地文化的“美国化”，而当加利福尼亚人民成为寿司店的常客时，却没人称这种现象为“日本化”。
当然，就像玉米卷一样，寿司也经历了“改良”。虽然实际上是洛杉矶（于1955年在小东京区有了第一家日式餐厅）的日本厨师发明了加州寿司卷，用牛油果代替了金枪鱼，但如果里面没有鱼肉，日料行家就不会把它视为寿司。不过，这种改良使美国人迷上了真正的寿司；人们常说加州寿司卷是通向更正宗的寿司的大门。我们也许只能想象，当美国人用苹果、牛油果搭配三文鱼做成纽约寿司卷，用奶油芝士搭配三文鱼做成费城寿司卷，（纯粹主义者就别读这句了吧）用牛肉搭配黄瓜做成德州寿司卷时，寿司狂热者会有多么抓狂。
1972年，《纽约时报》报道了纽约第一家寿司店的开业，那是哈佛校友会会员专享的精英界寿司餐台。1988-1998年，美国的寿司店数量增长到了原先的四倍。2006年的查格餐厅调查展示了举世瞩目的统计数据——在几乎所有的美国城市中，寿司店都是最受欢迎的餐厅。如今，全美国已有5000多家寿司店。
英国与欧洲内陆的日式餐饮业之所以发展滞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日本移民。当时开业的许多餐馆，其受众都并非当地人，而是日本商人、外交官与游客。
20世纪80年代，英国正处于撒切尔时代，雅皮士们被伦敦高级寿司店（哈罗德百货商店的美食区有一处颇受欢迎的寿司餐吧）的稀缺性与价格所吸引；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颖且实惠的回转寿司则开始盛行。
波帕姆写道：“回转寿司是一项创新，将寿司从一种精致、温馨而昂贵的体验，变成了一种既具备汉堡与面条的便利性，又更适合大众的休闲食品。”三明治曾是午间快餐的最佳选择，后来寿司取而代之成了人们的新宠。
在各地发展起来的回转寿司连锁店都在盈利，并且它们似乎都有自己的独家专利。不过同样的，这并未阻止其他人复制传送带的创意。
然而寿司文化的全球普及，却成了餐饮史上的最大窘境之一。
白石义明开设寿司店是为了创业。身为退伍军人，他需要一门能够养家糊口的生意。面对拓展业务的困难时，他足智多谋，敢于创新，并承担风险。这些勇敢的尝试得到了回报，而他成功的经营理念则传遍日本，并在几十年后漂洋过海，融入了其他国家的文化。
他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是他令许多人体验到了原本只属于富人的享受，使寿司变得大众化，价格更低廉。全球各地的工人都能在午餐时间坐在寿司餐台前，吃到蘸了腌姜的寿司与生鱼片；他们也许会在生的金枪鱼片、鳗鱼片、虾柳或三文鱼片之间加点芥末，也许还会蘸点酱油。这种细致的吃法，远比一份简单的三明治、馅饼或玉米卷更具异国情调；传统风俗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为枯燥的日常工作增添了几分乐趣。而且寿司也是健康食品，除了鱼肉以外，还配有强效抗菌的芥末与富含钙、镁、磷、铁等元素的海藻。
尽管白石店里的寿司品质较差，但人们也并未抱怨。相反，他们用双脚与钱包表示了支持。
其他人也在这门生意中看到了商机，并在市场仍不饱和的地区复制了这种经营模式。当然，许多人以及他们的寿司店都从中得益——房东出租场地，建筑商承包整修，室内设计师提供墙色与家具的选择，服务员找到了工作，渔夫有了更多客户。
后来，大企业开始涉足渔业。在日本，汽车制造商三菱公司也大力参与了这项业务。如今，其附属公司塞马克（Cermaq）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鱼肉生产商兼大西洋第二大三文鱼养殖户，不仅网撒世界各地海域，还正计划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建立三文鱼养殖场、孵化场与加工厂。
每年东京鱼市场的鱼价都创下新高——2012年，一条269千克重的金枪鱼售价高达73.6万美元。次年，一条222千克重的金枪鱼又以170万美元的高价卖出。2019年，银座一个新迁址的鱼市场以310万英镑的天价卖出了一条278千克的蓝鳍金枪鱼；购买者正是业务遍及全日本的“寿司三味”（Sushizanmai）连锁店的经营者，其业务也取得了令世人赞叹不已的成就。
日本每年的金枪鱼消耗量高达60万吨，即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难怪环保主义者通过计算得出，在过去的35年中，全世界金枪鱼的存活量下降了90%。
2004年，英国记者查尔斯·克洛弗写道，鱼肉“已成为西方食客眼中的饮食法宝。营养学家告诉我们，鱼类有益健康……甚至有研究表明，吃鱼可以延缓衰老。苗条的模特……无需通过吸烟来保持纤瘦，吃鱼就行了”。他的书作与后来的纪录片《渔业危机》，通过展示当代渔业的统计数据与真实状况，震惊了许多人。他还写道：“我们对鱼肉的热爱不该持续。”他的作品热切提出了警示，揭露了“工业技术、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以及良知的缺乏对海洋生态所造成的破坏”。
他的分析结果说明了毁灭性的人为因素：“现代捕鱼技术是一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手段，是地球上最具破坏力的行为。”他的作品还“揭示了未进入菜单的鱼类的价格”。一位记者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反映了许多人的感想：“这本书令我感到难过，以及羞愧、沮丧和焦虑……在所有这些情绪中，我尤其感到内疚。”
创新者传播了美食文化的概念，食客排队享受到了美食，满足了味蕾，拓宽了视野，扩充了谈资，又因参与了自私的全球性破坏行为而感到深深的自责。
寿司的故事似曾相识——人口增长，全球化趋势锐不可当，中产阶级人数膨胀；食客的期望日渐提高，企业家竭尽所能地满足着市场需求；无论是咖啡还是牛肉，饮用水还是小麦，在相关有害效应的新闻出现前，这些产品早已被打包、派发、包装、购买并消费掉。种植与收割劳工的收入较低，工作时间却较长；用于耕种的土地被农药与过短的连续播种与收获周期所摧残；产品的运输需要碳，包装中需要塑料，制冷又需要电能……
大规模捕鱼实景。在伍德罗夫说着“你好！寿司”的二十年后，活动倡导者开始呼吁：“再见！寿司。”
对鱼肉等食物的需求，促使机灵的科学家们创造了非天然的鱼类栖息地，也令野心勃勃的企业家通过养殖场来模拟自然生态，压缩经营成本。
成千上万被捕获的三文鱼离开了大海，在实验室的圈养中进行产卵与孵化，它们吃着催长的饲料，肉质呈现出鲜艳的粉色，然后被成批吸出水域，头部被重击，腮部被切除，流血致死后，被做成传送带上的盘中餐。至于这些海鲜养殖场，将池养鱼类和野生鱼类混合养殖会产生什么连锁反应，目前人们尚未完全了解。
那些听说多吃寿司有益健康的人（所有的omega-3脂肪酸都能有益于人类的大脑发育）后来发现，这种吃法实际上会摄入超标的汞，可能对神经系统产生很大危害。海藻和酱油中也含有高量的盐，过量食用可能导致血压升高，造成许多重要器官与动脉劳损，提高患上心脏病与痴呆症的风险。因此在伍德罗夫说着“你好！寿司”的二十年后，活动倡导者开始呼吁：“再见！寿司（NO! Sushi）。”
克洛弗的作品出版不久后，美国《科学》期刊发表了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长达四年的调研成果。据计算，如果人类继续以当前的速度捕杀与食用鱼类，到2048年，世界上将不再有海产食品。在《吃点什么呢》一书中，作者海蒂·埃利斯写道：“有太多渔船使用着尖端的技术，像卫星探测那样搜寻着猎物，恨不得用温布利球场那么大的渔网，去捕捞数量正在骤减的鱼类。”她还指出，工业捕鱼有多么铺张浪费：“在肆意挥霍的欧洲，捕获于北海的鱼类中有大约一半被扔在船边直至死亡，原因是这些鱼没有合法的售卖途径或足够的销售价值。”
不管食客们是不是在意这些问题，但我们必须假设许多吃鱼的人并不在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将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困境。鱼肉有益健康且味道鲜美，他们应该就此适度放弃食用鱼肉吗？在英国，海洋环境保护协会（Marine Conservation Society，简称MCS）提供了鱼类食用建议，概述了144种鱼类，并根据它们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估与认证。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吃鱼这件事情上并不存在硬性规定，只要讲究捕捞类别与方法，他们还是能吃到金枪鱼。像鳕鱼等其他鱼类在捕捞下仍然可持续发展，前提是只捕捞那些已生长至20厘米以上的鱼。
若要为炸鱼和薯条贴上MCS标注与可食用鱼类许可，就需要花费另一笔开销。有些非常优质的炸鱼薯条店在选取鱼肉方面十分谨慎，但负担不起认证费用。
此外，正如查尔斯·克洛弗曾指出的那样，一些伦敦高档餐厅供应的是MCS反对食用的鱼类，而麦当劳供应的麦香鱼却是可持续发展的鱼类。
“摩西摩西”的卡罗琳·班内特在未收到蓝鳍金枪鱼的订单时，就意识到了它们的可持续性问题。她曾联系过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以及绿色和平组织，又与非营利性环保组织——蓝色海洋研究所的创始人卡尔·萨菲纳进行了谈话。卡尔在电话中告诉班内特：“蓝鳍金枪鱼濒临灭绝，吃它们与吃犀牛一样，都会导致一个物种的消失。”班内特后来表示，这些话“永远地改变了我的想法”。
1997年，在“你好！寿司”店开张之际，班内特将蓝鳍金枪鱼从菜单上移除。她说：“这些可怜的小鱼味道太鲜美，反而害了它们自己。”2012年，她提出将鱼类餐厅的经营与可持续性的小规模渔业联系起来。然而，正如沮丧的环保主义者所预料，像英国这样注重提高竞争力的国家，不会对这个问题有所作为，并且世界上其他地区也仍在捕鱼和制作寿司。埃利斯评论道，解决海洋的生态问题“需要各行各业的努力，包括渔民、食客、监管者与零售商”。她为选择自由且主宰着鱼类命运的食客提供了包含六条细则的规划：丰富您的口味；关注正确的捕鱼方式；享用贝类；尝试油性鱼类；考虑食用池养鱼；珍惜当地鱼群。此外，她还力劝人们铭记：除了池养鱼以外，所有鱼类都是野生的。
不过克洛弗的纪录片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约有470万人观看了这部作品，或意识到了海洋的生态问题。报纸上刊登的一次倡导活动点名批评了供应濒危鱼类的伦敦餐厅；名人常聚地——“诺布”（Nobu）餐厅因供应蓝鳍金枪鱼而被曝光。后来，餐厅为菜单上的蓝鳍金枪鱼标上了一个星号，说明它们“有灭绝的危险”，让顾客自行决定是否食用，但活动倡导者认为这点举动过于轻描淡写了。
一些英国超市也做出了回应，不再上架濒危鱼类。如今，许多鱼餐厅都会根据鱼类的可持续性来进行营销，尽管最合乎道德的做法可能是：干脆别营业。
归根结底，政府必须敢于取缔现存的生态破坏行为，并对其征税。可怜的食客，痴痴地望着转台上来来回回的寿司碟，只想感受鱼肉入口的鲜滑，却不由自主地被隐隐而生的内疚占据了心灵。
（本文摘自威廉·席特维尔著《餐馆 : 一部横跨2000年的外出用餐文化史》，吴慈瑛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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