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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基因研究”:生物学屈从民族历史观

在欧洲,世俗化的传播削弱了宗教准则的地位,逐步损害了它们群体中传统知识分子拉比的权威。像其他宗教、文化和语言群体中的成员一样,摒弃了犹太宗教的人们都被卷入了现代化的冲力之中。

本文摘自《虚构的犹太民族》,[以色列]施罗默·桑德 著,王岽兴 张蓉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

“犹太人基因研究”:生物学屈从民族历史观

图源于网络

在欧洲伟大的世俗化之前,犹太教的信仰者坚信历经数代磨难而给予他们力量和勇气的宗教原则: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的神圣的会众,注定会“照亮万族”。事实上,他们知道作为生存于其他宗教阴影下的少数派群体,他们被迫屈从于更强大的势力。在过去,作为这些团体特点的改宗化的激情历经数代几乎完全消失了,这主要由于对主导性宗教的担忧。在几个世纪中,层层的不信任和对传播他们信仰的畏惧,填塞了信仰者的自我认同,造成最终成为他们显著标志的团体孤立。在中世纪,“分散居住的独一无二的民族”这个独有的信念也有助于防止大规模的抛弃犹太教而皈依于其他一神教。

像其他少数派一样,在艰难和困苦的时期,群体的休戚相关感把犹太教的信仰团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和平年代,拉比中的精英们交换有关戒律、宗教规范、宗教仪式和典礼的各个方面的信息。尽管在马拉喀什和基辅、萨那(Sanaa)和伦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不仅在世俗领域,甚至在宗教习俗方面都存有差异,但总是存在着共有的核心,拉比忠诚于《塔木德》律法,共享着一种从流亡中获救的观念,以及对圣城耶路撒冷的一种深刻的宗教上的挚爱——在那里,救赎将会到来。

在欧洲,世俗化的传播削弱了宗教准则的地位,逐步损害了它们群体中传统知识分子拉比的权威。像其他宗教、文化和语言群体中的成员一样,摒弃了犹太宗教的人们都被卷入了现代化的冲力之中。尽管根据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论和历史作品,他们不是唯一力图被同化进当时在兴起的民族文化之中的成员。生活方式的迅速变革和迁移的巨变,也许对萨克森州(Saxony)的农民、法国的新教徒店主和英国的威尔士工人影响有所不同,但他们遭受的困苦不会少于犹太教的信仰者。整个世界消失了,同化成一个整体的经济、政治、语言和超文化体系,要求痛苦地抛弃长久存在的风俗和道德观念。

尽管犹太人在一些国家——法国、荷兰、英国和德国——经历过特殊的困难,但大部分人都成为了“犹太人”,意思是信仰摩西宗教的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或德国人。他们成为了新国家热切的支持者;一些人甚至强调他们的民族认同,并对它感到莫大的骄傲。事实确实如此,因为他们是民族语言最早的言说者和民族文化的集成者之一,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聚居于城市的缘故。这样说来,他们成为了最早的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宣称在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如果说他确曾成为了——在成为一位德国人之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已是德国人了,并不是夸大其词]中的一员。在欧洲大众民族主义发展到顶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已开始捍卫上述那些新家园,可能也没有明显内疚地杀死过前线另一方阵地上战斗的犹太裔战士。德国犹太裔改革主义者,法国犹太裔的社会主义者和英国犹太裔的自由主义者,几乎都自愿地去捍卫他们新发现的集体财产:民族国家和它的领土。

不可思议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卷入了集中于欧洲民族疆界的战争文化之中,尽管他们相信一种不同的民族实体。当时,他们还很软弱无力,无法提供一种能够平息从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和积极分子的各种民族情感中形成的战斗精神的替代认同。事实上,从1897年,即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的那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世界上的犹太人团体中,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的运动,而且经常屈从于非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在1914年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占犹太血统的德国人的比率不到2%,在法国则更少)。

犹太复国主义观念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中东欧,即维也纳和敖德萨(Odessa)之间的那些土地之上。它在德国民族主义的边缘充满忧虑地成长起来,并传播到讲意第绪语民众那充满活力的文化市场中。事实上,尽管其具有边缘性,但犹太复国主义是觉醒于欧洲民族主义的最后浪潮的一部分,与欧洲大陆上其他塑造认同的意识形态的兴起相一致。它可以被视为一种集体同化融入现代性的尝试,与那时周围正在形成的民族主义事业十分相像。尽管相当数量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或多或少属于德国文化——摩西·赫斯、西奥多·赫茨尔和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但发展、传播和应用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那些人是则来自分布广泛的讲意第绪语的民众中的知识分子,波兰、乌克兰、立陶宛、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城市和乡镇之中挤满了这些人。

在上述地区存在着一个世俗的、现代的意第绪主义者的文明。这种文明不存在于其他东方的犹太人团体之中,也不存在于伦敦和马拉喀什。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化,而非宗教酝酿出了原型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酵素。正是从这个半自治的世界中,出现了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发现他们通往高级文化中心—学术职业、自由职业、行政部门—的道路被阻塞了,许多人因此成为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和民主政治的革新者,少数人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

与此同时,独特的意第绪语团体的存在激起了反犹太人情绪的复活。在东欧出现的各种民族主义的交织,力图从中驱逐出明显不同意第绪主义者的实体。除了沙皇政权和罗马尼亚王国的镇压和传统的限制之外,在19世纪80年代,新兴的具有民族主义特征的大众化的对犹太人集体迫害的浪潮,使数百万犹太人感到震惊愤慨,并加速了他们大规模地向西迁移的进程。在1880年到1914年间,大约有250万讲意第绪语的犹太人穿越德国去往西方的各接受国。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美洲大陆安全的海岸结束了迁移的步伐;他们中不到3%的人选择移民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极个别的人选择了留在那里。

这次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一个附带的结果是间接地加剧了在德国,在那过境场景(scene of the transit)的表层治下一触即发的传统敌意。这种极端狂暴的仇恨——还没有得到解释——将会在20世纪的一次最恐怖的种族灭绝行动中释放完毕。那次人口迁移的过程表明技术进步或文化的高雅与道德性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

现代的反犹主义盛行于整个欧洲的现代性世界之中,但它在西欧和南欧还有美洲大陆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于它在中东欧所具有的特征与表达方式。年轻的民族认同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内部的斗争,几乎在各地都造成了焦虑和恐惧。卷入民族性建构中的文化问题,恰恰是将长久存在的“厌恶相异者(dislike of the unlike)”转变成了新的大众民主政治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问题。任何差异形式——不同的天然肤色,特殊的方言或陌生的宗教习俗——都会激怒新的民族意识的承载者,他们在奋力把自身界定和划分为具有明确的集体。建构民族意象过程中的抽象化水平,要求给予不属于该民族一部分的那些人可靠的和毫不含糊的特性描述。民族由此被想象为一个古老的和扩展的“血缘”家族,而最近的邻居也很容易就成了最具威胁的敌人。因为在几百年间,基督教文明一直把犹太教信仰者描述为绝对的他者,因此,新的集体认同轻而易举地从古老的传统中拣选出这个要素,并把它设置为标志着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边防哨所。

在盛行公民和政治民族主义的领土上,隔离和封闭构成基督教传统组成部分的古老仇恨,把被排斥的犹太人包容进新的认同中是可能的。美国宪法、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法律已经过充分的检验,更具包容性的发展已形成了稳定的基础,并经过渐进的斗争已在公共领域取得了支配地位。在上述和其他国家中,犹太人成为了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这种成功的进程没能免于混乱和倒退。1894年法国高度戏剧化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是现代民族主义非线性和不确定演化的一个恰当的历史例证。要把德雷福斯逐出“高卢—天主教”民族体的强烈的反犹主义的爆发,暴露出冲突中的情感之间的张力。这位犹太官员不属于法兰西民族吗,或者他是潜入法兰西民族的来自东方的外来民族的代表?为了保持它的伟大,难道法国不应该从根本上是信仰基督的吗?有意大利血统的埃米尔·左拉(Émile Zora)不可以解释他对那位“叛国”的犹太上尉的反爱国主义的支持吗?上述这些问题和类似的问题搅扰着民族意象,并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根基。

理解公民身份价值的政治和知识圈子最终扭转了反犹主义的潮流,那位受到迫害的军官“重新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的一员。族群宗教式民族认同的支持者并没有消失——他们在纳粹占领期间再度出现,一些人持存到现在。但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文化上包容的民族主义生机勃勃,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故态复萌,但它持续使自己在整个20世纪处于稳固的地位。

在美国[比如在麦卡锡时期]、在英国和大西洋两岸的大部分民族国家中,类似的尽管不是同一的转变,以一种较少戏剧性和更加微妙的方式发生过。像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一样,反犹主义在这些国家中都没有灭绝,但对集体的超认同的持久发展趋势而言,它不再重要了。

……

对于犹太民族主义者来说,犹太教不再是一种丰富而多样化的宗教文化,它变成了某种像德国的民族或波兰和俄国的平民一样神秘的与外界隔绝的东西,尽管它有着独一无二的特点,即它由一个与定居的地区无关的外来的、流亡的民族构成。从这种意义上说,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了对伴随着东欧和中欧集体性的兴起而出现的反犹形象的某种消极反映。这种消极反映正确地辨识出了这个地区的诸多民族情感。这些情感自然上的接近则使它们的威胁一览无余。

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正确的,而且如前文所指出的,它从它所嵌入其中的民族主义中借用了许多要素。与此同时,它采用了犹太宗教传统中最排外的和最自负的方面,即“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民数记》23:9)这个神圣的戒律。一份孤立主义者的世俗的计划重新解释了蒙上帝挑选的、神圣的和一神教的圣众这个古老的理想。自其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一场以族群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运动,它要坚定地使自己虚构的历史上的民族与世隔绝,并禁止任何公民自愿加入它的政纲开始设计的民族之中。同时,从该“民族”中的任何退出,都被描述为不可原谅的罪行;而“同化”则被描述为大灾难,一种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避免的关乎存在的危险。

这样说来,不足为奇的是,要把这种脆弱的、世俗的犹太认同粘合在一起,来书写文化上如此相异、年代记上如此支离破脆的犹太史,是不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得不诉诸于另外一门科学学科——生物学——它被征召来强化“古代犹太民族”的基础。

作品简介

“犹太人基因研究”:生物学屈从民族历史观

《虚构的犹太民族》,[以色列]施罗默·桑德 著,王岽兴 张蓉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

《圣经》为何会成为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犹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吗?

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认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诉诸被改编过的历史。以色列人强烈排他的民族认同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始自19世纪下半叶,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人类记忆的代言者发明而成。

这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犹太人的整套民族记忆架构,极具胆量地批判了广为传布的主导性叙事和史学话语,运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无论是了解以色列的过去、中东的现状,还是解决争端、构想未来,本书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希望眼前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施罗默·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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