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沉年代中的……解体与希望

《下沉年代》，[美] 乔治·帕克著，刘冉译，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1年1月版，520页，108.00元

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的《下沉年代》（原书名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2013；刘冉译, 文汇出版社,2021年1月）和凯瑟琳·布（Katherine Boo）的《美好时代的背后》（原书名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 Life, Death and Hope in a Mumbai Undercity，2012；何佩桦译，新星出版社，2021年6月），这两本书应该放在一起阅读和讲述，因为它们有共同的主题：普通人的命运如何在时代的灰尘中被改变；也有共同的讲述方式：都是媒体记者以深入的观察、访谈记录了下沉年代或美好时代背后的社会切片上的真相；它们甚至有着相同的音调与气息：在下沉时代中极为卑微、真实的悲伤和愤怒，当然还有在解体中看到的变化与希望。

这两部书分别出版于2013、2012年，我在去年中译本推出后就读了，但是在今天重读有了新的感受，可能与时代征候的变化也有关系。两本书书名中的“年代”“时代”似乎骤然有了某种特别的意味，而且从空间来看同样具有某种象征意味：“下沉”的是美国，在“美好时代的背后”的是印度，从发达的到正要变得发达的国度，在普通人的命运上所笼罩的时代灰尘是相同。曾经感觉一切美好的都已成为记忆，面对未来的最大愿望竟然就是不要应了那种乌鸦嘴所讲的“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读它们？阅读的理由是，要为新的变化和思考寻找参照，也要为时代的变化留下属于时代的阅读印记。

《下沉年代》的主角是四位六零后美国人，来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追梦人生轨迹，讲述着不同的阶层剧痛和悲哀、愤怒。南方白人农民面对不再耕种烟草的农场，失去工厂岗位的非裔女性工人，在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穿梭的说客、政客，借互联网经济发迹的硅谷大佬，他们之间虽然贫富悬殊，但同样生活在一个美国不断下沉的年代，四种沉浮的人生有各自的问题与悲哀。这一代美国人生长在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摸爬滚打半生后，却迎来传统社会结构的轰然倒塌。在主角故事之外，在时代幕布上不断闪现的是时代名流、公众偶像的面庞与身影，在他们背后是美国近三十余年社会变迁的环幕全景视频，是呐喊的、沉默的或昏睡的人群。有推荐语说，阅读《下沉年代》就如同坐在第一排观看美国梦的午夜葬礼，这是献给每一个美国人的安魂曲，也是一本关于时代转折及世界剧变的当下启示录。我们还可以说，对许多读者来讲，既是在观看自己的葬礼，也是在安慰自己的惊魂。

关于下沉年代的美国，“解体”是它的关键词，该书的“序幕”就是对这个关键词的集中表述和诠释。“没人能说清解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像任何重大变化一样，解体在无数时刻、以无数方式开始，于是，这个国家便在某个时刻永远跨越历史的界线，此后彻底改变，难以挽回。”（序幕，第1页）但是，解体的根本原因还是知道的，那就是原先那种使社会能够正常运作的结构、机制、运作方式和手段彻底改变了。解体带来什么？在表面上也是清楚的，这种结果未必是我们能够预料和想象的，那就是：自由。但是解体带来的自由只是自由的幻象，真正的含义是孤独与坠落，在这里自由的最好同义词只能是“你只能靠自己，你只能随机应变”。普通人面对解体，尽力避免遭受更严重的打击；与此同时，有人实际上仍然过着极奢生活，可怜的是很多普通人还以为他们也在遭难。但是，在作者对解体年代的深度挖掘之中，触底、止损、寻找重新上升的希望也在逐步呈现出来。

根据作者自述，这部非虚构作品的核心内容来自是数百小时的访谈，其中有些访谈对象就是书中故事的主人公，同时也参考了来自报纸、杂志、书籍、演讲、歌曲、广告、诗歌、电影、电视节目的大量资料。这就是在人物真实故事与现实生活语境中的深度挖掘，是非虚构文体的真实性、历史文献性的基础。也正因为这样，对于没有在美国的生活经验、甚至即便在美国生活过但是对社会问题认识尚浅的读者来说，要真正读懂书中讲述的许多事件过程、性质判断和潜在意义是很困难的，对译者来说也不容易。去年读的时候，吸引我的更多是书中主角的具体命运，今天却发现真正重要的是“年代”究竟是如何下沉的，发现最应该关注的是在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出现的时代征候，以便回过头来思考在等待与希望的视野中的历史车轮究竟会驶向何方。

通过讲述“下沉年代”中的杰夫·康诺顿如何在美国政界里混的故事，作者让我们看到在政客与说客之间、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权力与利益是如何实现与分配的。杰夫·康诺顿发现大量前众议员和前参议员在离职后都当了游说他们前同事的说客，游说变成了一种令人羡慕甚至令人敬仰而且被称为“兑钱”的职业。“这就是他对华盛顿人这个阶级的称呼——说客、律师、谋士、顾问、专家、参谋、解决人……财富为他们的权力锦上添花，权力令他们的财富不断膨胀。他们将筹款作为黏合剂，为特殊利益团体和党内官员牵线搭桥。他们与政治家们共进早餐，与商会领导共进午餐，与其他职业民主党人共进晚餐。他们的办公桌后面是‘权力墙’——展示着他们与相识的最大牌政治家的合影。他们的忠诚首先属于公司，然后属于他们在政界的前老板，之后属于党派，再之后——如果他是个民主党人——属于总统。”（193页）在这里，忠诚和忠诚的对象、忠诚的程度，这是杰夫·康诺顿们是时候要认真重新考虑的问题，也是“下沉年代”中出现变化的可能途径，作者虽然在这方面没有展开论述，但是他的嗅觉和历史感显然是有的。

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草根，但什么是“草尖”（grasstops）呢？杰夫·康诺顿发现“‘影响力产业’——游说、媒体宣传、草尖和旋转门——是如何改变了华盛顿”。译注会告诉你，“草尖”是游说产业常用语，与草根相对，指的是与政府高层有关系或在本地政治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人。（337页）康诺顿知道在投资银行、国会、白宫、说客之间是如何运作的，知道当你回到政府时，你就会意识到政府与公众利益之间的不对称是多么严重。“几乎没有人会走进你的办公室．试图告诉你公众的观点。”（327页）这话说得很形象，实际上它的意思是说大家都知道公众的利益和观点是什么，但是谁都不会把屁股坐到公众一边，除非你不想混了。在这里，几乎所有人都会被政治玷污，曾经有理想的人对政治的幻想都要破灭。在政府的纵容下，华尔街当然会更贪婪、更疯狂。“当《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约束一切的清晰界线被抹去，当薪酬激励变得不正常，当金钱疯狂涌入——华尔街的人们变得贪婪了。……一个像约翰·保尔森这样的对冲基金经理，仅仅靠四处推销一堆纸，一年就能赚三十八亿美元；这太荒谬了，但是怎么才能阻止它呢？”（414页）没有人能够回答，或者说能够回答的人却不会愿意回答。

政客纽特·金里奇在下沉年代中看到了伴随而来的变化和机会：政治家们更多仰赖关注特殊利益的委员会、智库、媒体和说客，而不再依靠党内的层级关系。因此他到处演讲、出书、建立筹款机构和行动委员会。他知道“语言是获取权力的关键。他的笔记里包括词汇课：如果你用背叛、怪异、大佬官僚、欺骗、腐败、危机、犬儒主义、衰败、毁灭、卑鄙、强加于人、无能、自由主义、说谎、限制、落伍、可悲、激进、可耻、病态、停滞、现状、偷盗、税款、他们、威胁、叛徒、工会化、浪费福利等词去形容你的对手,你就能迫使他自辩；如果你用改变、孩子、选择、常识、勇气、斗争、梦想、责任、赋权、家庭、自由、努カ工作、领导、自由、光明、道徳、机会、支持（议题）、骄傲、改革、カ量、成功、坚韧、真相、未来、我们/我们的这些词来形容自己这边,你就已经赢了。金里奇式词汇表能排列组合成强有力的句子,无论其内容如何,甚至无论是否有意义:‘通过领导一场道德斗争来追寻自由和真相，我们就能赋予我们的孩子和家庭以梦想，只要我们足够坚韧且有常识。’‘腐败的自由主义大佬通过欺骗说谎和偷盗来，将他们病态可悲的犬儒主义和怪异激进的停滞强加于人，目的是摧毁美国。’结果，整整一代政客都学会了像纽特·金里奇一样说话。” （26页）

当然，学会怎么说话的不仅是政客，还有广大的吃瓜群众，不同的是他们学会的词汇并没有让他们获得权力，只是让他们通过戏仿获得对权力的嘲讽而聊以自慰。

只有当时间来到2011年9月17日中午，当一家加拿大的社会运动杂志呼吁人们在华尔街附近行动，这呼吁马上传遍Facebook，“下沉年代”中的关键时间终于重新开始了。“占领华尔街”是下沉年代中的一道闪电、一声呐喊，也是作者在这部书中最有激情的文字，虽然已经是很克制的。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具体的诉求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在一张无政府主义实践的平面图上没有规划好的路线，没有制图员、没有口令、没有组织结构、没有领导人，占领者、游客、歌手、演员、学者、记者……有的是各种各样的人、越来越多的人。与后来世界各地爆发的“占领”运动一样，有“人”与“空间”就是一切。下午三点左右，在那个巨大的红色钢梁雕塑下的祖科蒂公园聚集了约三百人。晚上七点大会开始，最有意思的是发言者没有麦克风，因为没有得到许可，因此发言人首先说“麦克风检查!”其他人就大喊“麦克风检查！”，站在远一点的人就继续重复，把话传下去。在现场的内莉妮认为这方法很酷，没有麦克风，反而更能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事情很简单，“人们来到公园，是为了对银行、大公司以及它们对人民的生活和民主所享有的权力表示愤慨”。（415页）人们只是想告诉那些垄断了权力的人和机构：你们有权力，我们有人，“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还有“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明白”“习惯这场运动”“有什么东西不对劲”……这些标语都很酷。一周之内，这公园聚集了两千人，人们不是举着牌，就是在拍照、讨论，公园被改名为自由广场。10月12日星期三，彭博市长和纽约市警察局宣布公园将在周五清场。社交媒体发出警报，到星期四晚上有成千上万的人仿佛空降到公园阻止警察清场。包括原先怀疑甚至反对运动的人也都来到了这里，“因为他们相信有某种重要的东西——某种属于他们所有人的东西——正在遭受威胁”。（429页）政府撤回了清场的计划，直到11月15日午夜以后，一千个穿着防暴装备的警察终于驱散了公园占领者。在这段日子中，马特·韦德纳在博文中写道：“这个国家已经成了一个谎言。它成了一个谎言，是因为我们的民选领导人和企业领导人都已经彻底腐败。真理和后果不再重要。谎言和贪婪驱使一切。华尔街和高盛已取代我们过去的国家中心——华盛顿特区——体现的理想和原则。”（434页）

《美好时代的背后》，[美]凯瑟琳·布著，何佩桦译，新星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1年6月版，288页，69.00元

再来看看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凯瑟琳·布的《美好时代的背后》，作者聚焦在印度贫民的生存状况，该书的副标题“孟买地下城的生命、死亡与希望”已经很具体地点出了该书的主题内容。在印度金融中心孟买，与国际机场航站楼相邻的贫民窟安纳瓦迪（Annawadi）是一片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极度的贫穷与恐怖的疾病和死亡是这里的常态，就在写着“永恒美丽”标语的机场和君悦酒店蓝色玻璃的背后。凯瑟琳·布通过历时三年的调查、访谈，同时也参考了几千份艰难获得的官方档案，追踪记录了安纳瓦迪居民从2007年至2011年的生存状况，真实地揭示出在“美好时代的背后”底层平民生存的残酷真相。

这座贫民窟是1991年一群外地民工来这里维修国际机场跑道的副产品，在一小片潮湿、群蛇遍布的灌木地中垒筑起来。可笑的是这一贫民窟根据印度官方的标准几乎没有人可以被算作穷人，这里的居民属于1991年以来官方宣布已经脱贫的约一千万印度人口中的一部分。在这个小贫民窟建成之日，也正是中央政府决定进行经济改革之时，安纳瓦迪居民因而成为激励人心的成功故事之一，尽管贫民窟的三千居民中仅六人有固定工作。（21页）

在书中可以看到，所有有利可图的机会都是在有权有势的人群内部完成分配交易。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公共电信执照被卖给出价最高的幕后买主，为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兴建体育馆的公款被私人挪用，国会对一项重要核武条约的反对态度因大量金钱介入而软化。一百个最有钱的印度人的财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156页）公共教育资金随着印度财富的增长而增加，政客和官员因帮助亲朋好友开办非营利组织而取得政府资助，至于办不办学他们根本不感兴趣。（190页）机场边上的贫民窟总是要拆迁的，政府承诺用于安置机场贫民窟居民的公寓大小只有大约二十四平方米，但在一个缺乏平价正式住房的城市里是宝贵的资产。因此，有钱人在贫民窟收购棚屋，伪造法律文件，证明他们是安纳瓦迪的长久居民以获得那间公寓，用作投资。（244页）在书中讲述的类似这样的贪腐行为还有很多，但是关于“贪腐”这个概念，还有我们难以想象的一面，作者指出“在一个被贪腐窃取了许多机会的国家，贪腐对穷人而言，反倒是仍未消失的一个真正机会”。（44页）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但的确是发生在这片贫民窟的最常见、最普通的事实，这些穷人如果不向警察、管理者行贿，就像一句老粤语所讲的：屎都没得吃！警官们得知贫民窟哪户人家赚了钱，每两天就会上门收些保护费。（10页）一旦发生了麻烦事，他们会认为只有穷得没钱贿赂警察的人才会出庭受审。吊诡的是，假如打上了官司，行贿还是必需的，因为“警察天天来索贿——‘像狗一样舔我们，吸干我们剩下的血。’”因为警察会不断暗示可以有新的罪名或新的解脱罪名的办法。（232页）

阿莎是贫民窟中最精明的女人，她有帮助邻人解决问题的天赋，因此成为市政府与贫民窟沟通的中介，她从中可以赚取回扣。更为天才的是，等她拥有对贫民窟的控制权之后，她知道如何制造问题来解决——在市政代表的身上她学会了这种有利可图的手段。她知道“一切都是贪腐造成的”，同时认为罪恶感既是获得成功通行的障碍，也是一种奢侈的情绪。（36页）当阿莎的妹妹想像她那样进入调解行业，她对妹妹说：“关键在于你可以向女孩的家人要钱，但千万别说是你要的钱。告诉他们，是警察要的钱。”（39页）中央政府为了让更多民众享受经济增长而制订了诸多脱贫计划，以有补贴的利率借钱给开创新公司的企业家，但这些新公司可能是假的。一个贫民窟居民可以为假想的事业申请贷款，由一名官员确认这能给社区带来就业机会，再由国有银行经理批准，然后官员和银行经理便能分得一部分贷款。而阿莎帮银行经理挑选能获取贷款的安纳瓦迪居民，她自己也能分得一杯羹。（41页）而当外国记者来采访的时候，政府官员带他们去见阿莎，她总是知道如何让官员和记者感到满意。

最让人揪心的是，作者揭示了一个极为残酷和真实的悲剧：贫富悬殊的世界并没有使穷人与富人对立，只是让穷人与自己对立了起来。贫民窟居民极少联合起来发动斗争，而是在内部互相怪罪和争斗。“运气好的话，他们会在蚕食其他穷人生活机会的过程中改善自身命运。”（193页）在机场捡破烂，装卸航空货运货物的道路是最有利可图的区域，也是竞争性最强的，拾荒者之间甚至会动刀子。晚上他们睡在垃圾袋上，以防被其他拾荒者偷去。为解决纷争而联合起来上街示威的人越来越少，基于阶级、种族和宗教的群体认同逐渐削弱，愤怒和希望变得私人化。“展现在孟买的事情，也展现在其他地方。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期望和不满狭窄地在个人心中滋生，使人对共同的困境感到麻痹。穷人并未团结起来，反而为临时性的微薄收益彼此激烈竞争。……政客们提拔中产阶级，穷人则干掉彼此。不平等的世界级大都市，在相对的和谐中继续向前迈进。”（255-256页）但是作者没有忘记对自己的反思和提醒读者：“穷人为政府的选择和市场而责备彼此，我们这些不是穷人的人，也同样动辄严厉地指责穷人。”（272页）这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读完这两本书之后，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在“下沉年代”和“美好时代的背后”，还有乔治·帕克、凯瑟琳·布这样出色的媒体人和作家，还有支撑着他（她）们的坚强的出版平台，还有愿意和能够颁给他（她）们的国家图书奖。现场的、扎实的、深度的、揭露的、批判的……，虽然年代下沉，但是媒体人没有集体下沉；虽然美好时代的背后很丑陋，媒体人和作家仍然能够揭开这些丑陋。“国家不幸诗家幸”，时代不幸媒体幸，这时代就还有希望。重要的是，他（她）们没有粉饰苦难，没有劝导深陷不幸中的人应如何在垃圾堆上欣赏一朵野花和一道晚霞，而是表达愤怒、鼓励反抗。关于《下沉年代》有这样的评语：“书中充满蜂鸣般的悲情和愤怒，对那些困在校准不当的金融机械齿轮的人们传达了特别的同情。”（《纽约时报》）“他没有提供虚假希望……在人的尊严和心灵中，他找到了一种力量——当人们因生活崩溃而深感孤独时，这种埋藏在肌肉记忆中的力量会爬升上来。”（《华盛顿邮报》）关于《美好时代的背后》，“这是一部散播智识、掀起讨论、燃起义愤、唤起同情、激发行动的杰作。”（阿马蒂亚·森）如果没有从表达同情到激励反抗的立场，没有给不幸的人以反抗的力量，媒体人就永远只是下沉时代的旁观者、美好时代背后的彷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