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晏《钱锺书》的剿袭

《钱锺书》，汤晏著，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360页，58.00元

《钱锺书》2019年1月出版于文化发展出版社，之前以各色名目出版：《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2001年12月，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代才子钱锺书》（2005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千古文章未尽才：钱锺书》（2013年3月，龙门书局）。

作传的人对传主的生平并没用功考索，老爱另出手眼，东拉西扯地比附别人的轶事，以扩张篇幅，或出奇制胜。如他自鸣得意的“是找出了在英国史上一年内有三位君王的名字及其年代”“谈到美国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与钱锺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之类。再就是“不惮其烦地老远一次次来信问”传主的遗孀，偏听偏信。譬如第五章：“钱锺书于1935年8月13日，偕新娘杨绛离开上海，到伦敦已是8月底。杨绛致汤晏函（2000年4月30日）。这个启程日期是杨绛先生告诉我的，很惊奇的是过了六十五年后她尚能记得。”空口无凭，单文孤证，如何就认定“她记得”？这位“正途出身”的作者，露出“史学方法”上基本训练的缺乏，教人“惊奇”。《申报》1935年8月6日《中英庚款会考选留英生今日放洋乘凯森号轮首途》，9月14日《我留英学生十三日抵伦敦》。亦见同时的《中央日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报》以及《清华校友通讯》。钱先生当时也自记“海行匝月”（《赁庑卧病裁诗排闷》）。杨绛自己七十多岁本来就昭告天下“我健忘症与年俱增”（《钱锺书手不释卷》），连自己父亲的死日也记不住（详见我2018年8月29日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杨绛的记忆力》）。尽管作传者繁文缛引，犹不厌供给者之心（汪荣祖《槐聚心史·弁言》：“杨先生说，钱锺书传颇令她失望，她提供的资料未善加利用”云云）。

作者于钱锺书著作“黯淡地缺乏兴趣”，只要看他的自招（第十章）：“钱锺书说过研究作者生平，就是不研究作者作品的‘防空洞’（2000年7月20日杨绛与汤晏书）。诚哉斯言！笔者即是一例，不过俟这部传记写完，倘假吾岁月，也许有一天会走出‘防空洞’。”按“研究作者生平就是不研究作者作品的‘防空洞’”不通，“不”准是“躲避”的误忆——“考订作者的传记，往往是躲避研究作品本身的防空洞”（刘梦溪《七十述学》第十章引录钱先生复书）。

徒手入市而欲百物为我有，不得不出于窃。聊举荦荦大者。

例一

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生平与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2002年5月）第一章：

钱祖耆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排行老三。钱基博是一位学问淹贯的鸿文大儒。他在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二月二日，与胞弟钱基厚孪生于无锡城连元街吴氏住宅。郑逸梅《艺林散叶》第1968条：“梁溪钱孙卿与钱基博为孪生兄弟，面貌相类，初识者几难辨别。”

汤晏《钱锺书》第一章：

钱福炯[sic.]共生四子二女。长子钱基成（子兰）、次子基治（仁卿）、老三老四钱基博（子泉）与钱基厚（孙卿）。女二钱素琴和钱月琴。基治先歿。钱基博乃是钱锺书的父亲，是一位学淹贯博的鸿文大儒。基博生于光绪十三年农历二月二日，与孟子同生日，他与弟弟基厚是双胞胎。据郑逸梅《艺林散叶》中说：“梁溪钱基博、基厚，为挛生兄弟，面貌相类，初识者几难辨别。”

按“学淹贯博”这个词儿是汤晏独家创造，用钱先生的话，“稍改头换面，未能掩盗袭之迹，徒成疮疣耳”。同类如第二章把李洪岩的“父亲之苦心，跃然纸上”抄作“做父亲的一片拳拳之心，跃然纸上”。对“文德”或“学术道德规范”，汤晏心里透明白，你看他的严厉正经（第三章）：“孔庆茂《钱锺书传》的资料来源自夏志清的《重会钱锺书纪实》，但孔庆茂未注明出处，这是孔不老实的地方。但夏志清弄错了，孔也跟着弄错了，很不应该。”——白克明《评〈钱锺书与杨绛〉》早已道及。

例二

李洪岩第二章：

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入《西游记》，怎敌得孙悟空那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假如来个“关公战秦琼”，那胜负又当如何？在这些疑问与纳闷中，已倏然闪动着钱锺书后来“以解颐资解诂”的某些治学特色。

汤晏第二章：

若关公进《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能敌得过李元霸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呢？但是假如李元霸进了《西游记》里，又怎能敌得过孙悟空那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假如来个“关公战秦琼”，那胜负又当如何？这种三隅之反的思索均可窥日后钱锺书“以解颐资解诂”的治学特色。

按“假如”以前都取材自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真所谓“虽欲不用，山川其舍诸”者。“以解颐资解诂”是李洪岩对钱先生的“解颐正复资解诂也”（《管锥编·全晋文》卷论戴逵《放达为非道论》）的理解或解释（详见第十六章）。“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是“文史通义”，不必置喙，可为什么要蹈袭人家的议论呢？汤书初名《钱锺书新传》，2000年在《纯文学》月刊连载前十章。当年忽蒙王敬羲先生赠阅《纯文学》月刊，我写信致谢，顺便指摘汤晏的抄袭和错误；王先生于2000年5月号刊出我的信（有脱文），并每月快递《钱锺书新传》校样命我雠订。而汤晏若罔知闻，还照旧写错钱先生爷爷的名字。

例三

陈致《余英时教授访谈录》（《明报月刊》2007年9月号）：

钱宾四师收到钱锺书一封两页的亲笔信，信上说，苏州即将庆祝两千五百年建城纪念，准备举行大会。“有关方面”托他写信“先容”，后面将有正式邀请函。宾四师并没有回信。后来杨绛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提及此事，对于宾四师置之不理，似有微词。其实宾四师此时对钱基博、锺书父子好像也有些心理不平衡。起因是杨绛写过一篇文章称颂钱锺书的绝世天才，其中引了一个例子。1931年宾四师的名著《国学概论》上原有钱基博先生的序，而且“有所针砭”。宾四师在自序中还特别向“子泉宗老”致谢。但杨文第一次揭露：这篇序竟是钱锺书代笔。这事很快传到宾四师耳中，他的感觉可想而知。他原以为“子泉宗老”对他的著作很郑重严肃，不料竟不肯亲自下笔，委之年甫弱冠的儿子。所以后来台北联经的《全集》本《国学概论》中便不再收钱基博的序了，连带着自序中谢“子泉宗老”的话当然也删掉了。此事至今尚未受人注意，我觉得应该把事实说出来。

汤晏第二章：

杨绛写了一篇文章《钱锺书与围城》大致是说钱锺书写文章早年就写得很好，是一个大才子，他早年曾为他父亲捉刀为钱穆的一本书写序言，此即《国学概论》。杨绛的文章后来钱穆看到了，他当然不太高兴，他本来认为钱基博会郑重其事为他这本书写序言的，结果没有想到自己不写，交给年未弱冠的儿子代笔。钱穆为人小气得很，他对《国学概论》序言的具体反应有二：一、1983年是苏州两千五百年开城周年纪念，准备大事庆祝，钱锺书受有关方面所托，亲笔写一信给钱穆，并说容后当有正式邀请函等云，钱穆没有回信，置之不理。二、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钱穆全集，全集里有《国学概论》但没有钱基博的序言，在他自序里申谢“子泉宗老”的字句也没有了。此一儒林掌故知者不多，兹录于此聊博一粲也。

按这钞胥可真老实卖力，连“未受人注意”也效颦学步作“知者不多”。余英时此说，王培军《钱穆何以不复钱锺书的信》（《上海书评》2012年9月23日）已有辩驳。代父写序的事，钱先生登时就惊襮时人耳目（常风《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山西文学》2000年9月号），恒时必津津乐道（如1983年1月15日复黎活仁书，见《联合报》1999年1月7日黎活仁《怀念钱锺书先生》）。

例四

李洪岩第二章：

在序文中，钱锺书将曾国藩、翁同龢、李慈铭、王闿运、谭献五家的日记予以综合比较，进而探究各家治学为人的异同，认为曾国藩的日记连篇累牍，语简不详，知人论世，未克众喻，过于简朴。而翁同龢的才学与德性原本不如曾国藩，又愠于群小，蹙蹙靡骋，但由于久管枢要，为帝王之师，因此对内廷之供奉、宫壶之禁约，以及亲贵之庸、人才之滥，也能旨婉词隐，时有反映，可补史书之缺。王闿运的日记则支晦无俚，多记博塞奸进之事，不足满足学人之望。李慈铭多文为富，其日记洋洋大观，故实纷罗，文词耀艳，却不免征逐酒色，奔走公卿，成为书中疵累。李氏承继浙西之学馀绪，尊崇东汉郑玄、许慎，诃禁西汉今文之学，认为那不过是供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自便空疏的无用之学。谭献虽为浙江人，却颠倒于江苏常州庄存与的今文经学，并信奉古文经学的六经皆史之说，推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为能洞究六经之原。李慈铭则瞧不起章学诚，并喜欢骂人。谭献则于古人褒多贬少，微词申旨，未尝逸口。就文笔而论，李、谭二人虽同归雅令，但李则祈向齐梁，虑周藻密；谭却志尚魏晋，辞隐情繁。最后，钱锺书不无得意地对徐彦宽的学问发了一番议论，明褒暗贬，又假谦真傲地说自己以“蹇产之思，赴笔来会，不能自休；生本南人，或尚存牖中窥日之风。丈人哂之邪？抑许之邪？”真是得意得很，令人想起写《滕王阁诗序》的诗人王勃。

汤晏第二章：

在序文里，钱锺书将曾国藩、翁同龢、李慈铭、王闿运、谭献五家的日记予以综合比较，进而探究各家治学为人的异同，并干净利落批评一番，评得头头是道。他认为曾国藩的日记连篇累牍，语简不详，知人论世，未克众喻，过于简朴。而翁同龢的才学与德性原本不如曾国藩，又愠于群小，蹙蹙靡骋，但由于久管枢要，为帝王之师，因此内廷之供奉、宫壶之禁约，以及亲贵之庸、人才之滥，也能旨婉词隐，时有反映，可补史书之缺。王闿运的日记则支晦无俚，多记博塞奸进之事，不足满足学人之望。李慈铭多文为富，其日记洋洋大观，故实纷罗，文词耀艳，却不免在人品上征逐酒色，奔走公卿，成为书中疵累。谭献虽浙江人，却颠倒于江苏常州庄存与的今文经学，并信奉古文经学的六经皆史之说，推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为能洞究六经之原。最后，钱锺书在序文里对徐彦宽的学问发了一番议论，明褒暗贬，又假谦真傲地说自己以“蹇产之思，赴笔来会，不能自休；生本南人，或尚存牖中窥日之风。丈人哂之邪？抑许之邪？”钱锺书笔下真意气风发。

按在讲究知识产权的当下，此等放肆地把抄书当著作，我一时上记不起第二个例。又按钱先生“暗贬”徐彦宽没有？好像没有。“宫壶”是“宫壸”之讹。

例五

李洪岩第三章：

此外，他还抄录自己创作的若干首旧诗给罗家伦欣赏，这些旧诗是：《园游偕锺英同作》、《得石遗老人书并〈人日思家怀人〉诗，敬简一首。老人嘱：少读书多作诗》、《小极》（以上作于1932年春）、《秋杪杂诗》五首（作于1932年秋）、《车赴海淀道中作》、《重游虎邱》、《颂陀表丈见拙诗题一首奉答》（以上作于1933年春）。这些诗大都发表过，说明钱锺书本人当时对之是颇感得意的。他在这些诗最后附言中说：“志希夫子诗伯[etc.]”。

汤晏第三章：

另外他又抄了早两年在清华读书时所作的十首旧诗，一并寄给罗家伦。这些旧诗是《园游偕锺英同作》、《得石遗老人书并人日思家怀人诗》、《小极》（以上作于1932年春）、《秋杪杂诗》五首（作于1932年秋）、《车赴海淀道中作》、《重游虎邱》、《颂陀表丈见拙诗题一首奉答》（以上作于1933年春）。他在这些诗后附言中说：“志希夫子诗伯[etc.]。”这一组诗，他在清华四年级时写就，均曾先后在《清华周刊》及《国风》上发表过。

按《小极》《重游虎邱》《颂陀表丈见拙诗题一首奉答》胥未尝“发表过”，《车赴海淀道中作》随《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李洪岩“大都发表过”不算错，汤晏改抄成“均曾发表过”则大误。又按“得石遗”云云题中的“敬简一首”四字不可略简。“在清华读书时所作”“在清华四年级时写就”，好个臃肿之笔。

例六

李洪岩第三章：

《不够知己》包括了吴宓的剪影小传。这篇吴宓小传（Mr. Wu Mi, 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原本登在《周报》第七卷第四号（1934年1月25日出版），后由林语堂译成中文，刊登于《人间世》半月刊第二期的《今人志》专栏。文章用开玩笑的语气，若嘲若讽，在戏笑中维持着公正，明贬暗褒，用心本是善的，说吴宓“脑袋形似一颗炸弹”，“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球”等等。吴宓对此不免有些生气，而钱锺书却公开在《人间世》第二十九期（1935年6月5日出版）赞美温氏“那支生龙活虎之笔”。不过，温源宁的文章发表之初并没有署名，许多人从文风上推测，一致认为是钱锺书手笔，结果钱锺书只好出来辩白，作了一首风趣、典雅而又装扮出谦逊模样的七言诗：“褚先生莫误司迁，大作家原在那边；文苑儒林公分有，淋漓难得笔如椽。”诗后有小注：“或有谓予为雨僧师作英文传者，师知其非，聊引《卢氏杂记》王维语解嘲。”

汤晏第四章：

《不够知己》中有一篇吴宓的剪影小传（Profile），英文名Mr. Wu Mi, 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原载《周报》第七卷第四期（1934年1月25日）“Intimate Portraits”（亲密写真）专栏，后来由林语堂译成中文，刊在《人间世》第二期“今人志”专栏。温源宁的文章是滑稽式的玩笑，用钱锺书的话“知嘲若讽，同样地在讥讽中不失公平”。温源宁说吴宓的“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他的“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球”，又说“世上有一种人，永远不知所谓年少气盛是怎么一回事。雨生就是其中一个。虽然已年满四十，他看起来总在三十与百岁之间，他待人宽，待己却甚严”。他的立论“是人文主义者，雅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底一个浪漫主义者”。吴宓“为人坦白无伪，所以此点人人都已看出，只有他自己看不见”。这篇小传原文未署名，故此文一出，外界盛传这篇剪影出自钱锺书手笔，因为文笔、格调和语气太像了。钱锺书半为辟谣，半为解嘲，写了首很风趣的小诗来辩白。诗云[etc.]诗里有和典故，非注真明，故诗后钱锺书附一个小注[etc.]。

按汤晏扩张李洪岩的“等等”为“又说”云云，表示他抄书时还偶或核对原文。世苟有作《抄袭之艺术》者，斯焉取斯。注释或敷衍李洪岩的“文风”作“文笔、格调和语气”，则显示他“文风”的“滑稽”。再像汤晏第三章的“最后一条，钱锺书对汤显祖《牡丹亭》的影射作了索隐探求”于李洪岩第三章的“最后，他对《牡丹亭》的影射之事进行了索隐”为应声之虫；第五章的“虽然没有那么调皮，但旁征博引则一。在钱氏所有的散文中好像唯有这一篇谈到他内心的想法，用现代术语来说算是感性的文章”是李洪岩第五章“与他另外的短文小品相比，显得不够俏皮，并带有几丝写实成分”的正仿和演义。“Intimate Portraits（亲密写真）专栏”则是袭用钱先生《不够知己》的“当初这许多文章在《周报》‘亲切写真’栏（Intimate Portraits）中发表时”。不巧或不幸得紧，“Intimate Portraits”栏当初名“Unedited Biographies”（人物志稿），“Mr. Wu Mi (吴宓), 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是发表在“Unedited  Biographies”栏里的。又按“半为辟谣，半为解嘲”八字是稗贩“不老实”的孔庆茂《钱锺书传》第三章。托七缀钵，补百衲衣，钞胥之伎俩止此耳。用张治《钱锺书研究述评》（《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2021年8月第六辑）对汤书的考语，“充斥满篇的是人云亦云的转述和见证”。

例七

李洪岩第四章：

光华大学的前身原是圣约翰大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圣约翰大学学生举行抗议，悬半旗追悼死难同胞，该校美籍校长横加压制，惹怒全校师生，于是奋然脱离，在爱国民族资本家资助下于上海另起炉灶，故名光华大学。据钱锺书当时的朋友回忆，著名学者张寿镛、朱公谨、廖世承曾任该校校长，朱经农、张歆海、容启兆曾任副校长。在该校担任过教授或教师的还有童斐、蒋维乔、吴梅、严思椿、吴泽霖、吕思勉、胡适、徐志摩、罗隆基、王造时、楼桐孙、余上沅、颜任光、张江树、胡刚复、谢霖、陆鼎揆、杨荫溥、戴霭庐、胡庆治、何德奎、周煦良、曹未风、徐燕谋、沈昭文等人（苏公隽《光华大学的诞生和变迁》，常熟《文史资料辑存》第四辑，1963年8月）。

汤晏第四章：

光华大学是上海较大的一所私立大学，原来是从圣约翰大学分出来的。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圣约翰学生抗议，悬半旗追悼死难人士，但该校洋人校长出来干涉，因此一部分师生愤而离校，由富商支持，乃另外成立了一个新大学，要光复中华，故名光华大学（请参阅苏公隽《光华大学的诞生和变迁》，《常熟文史资料》第四辑，1963年8月）。很多著名学者和教授来光华教书：计有张寿镛、朱公瑾、廖世承、朱经农、吕思勉、胡刚复和徐燕谋。胡适和徐志摩也在该校教过。

按徐燕谋在光华只是个讲师，也不“著名”——在国立师范学院还是讲师。抄书者给一连串的人名搅得眼花，不辨李洪岩的“教授或教师”。至于把《文史资料辑存》漫与作《常熟文史资料》，也许不值一提。

例八

孟令玲《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田蕙兰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辑入）：

钱氏的博雅举世皆知，如果套一句殷海光的话“看脚注就可以盘‘老底’，大概就可以盘出一点钱氏的“老底”了。

汤晏第十一章：

看脚注就可以盘“老底”（殷海光语），则看《宋诗选注》的脚注，就可以盘出钱锺书的一点“老底”了。

按作传者的“老底”一目了然，不劳“盘”。 

例九

汤晏第十三章叙述《围城》两种续书一大篇，全复制自施康强的两篇文章（《钱锺书围城续集》和《围城大结局》，罗思编《写在钱锺书边上》辑入）。文长不录。

例十

汤晏“附录五钱锺书访哈佛”一篇，节抄自高峰枫《钱锺书致方志彤英文信两通》（《上海书评》2010年12月19日）。

汤晏不客气或无礼貌地利用他人创获的史料，如第三章的张申府《民族自救的一方案》（李洪岩第三章），第七章的钮先铭《记钱锺书夫妇》（李洪岩和我编的《钱锺书评论》），第九章的郑朝宗《忆钱锺书》（牟晓朋和我编的《记钱锺书先生》），其例不胜举。第二章两用《钱锺书书札书钞》，故意将作者名罗厚（我的笔名）斩除。汤晏如知“巫奇”是李洪岩的笔名，准不会让他反复出现在头两章里，以便追随第七章删掉初刊本标示的“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整本书，关涉钱锺书的文献，作者独自采获的只有一篇可资谭助的陈若曦小说《城里城外》（第十二章）——宗璞《东藏记》的祖师，洵所谓“一本书不论多糟，总有些好处”也。

至于偶尔自出机杼，而叙事的剌谬，如第七章写钱先生去滇入湘缘于“被解聘”（又两番出现于自序——这书重复的话说了不知多少），议论的悠谬，如第四章称钱先生“对石遗老人奉之若神明”，端宜别撰一文驳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