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华文明的特征是重史，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光彩夺目。而由辉煌步入一蹶不振且日益沉沦，中国就到了“近代”。
冈本隆司、吉泽诚一郎编写的这本书，即为研究近代中国这段历史的入门。作为时代范畴，近代前承古代、中世；而该书之“近代”，据编者称，乃“19世纪伊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期，亦即传统中华文明因遭遇西方近代文明而被迫汇入“近代东亚文明圈”的巨变时期。如目次所示，本书论域有七，涵盖社会、法制、经济、外交、政治、文学、思想。
事实上，本书有前著为模本，即坂野正高、田中正俊、卫藤沈吉合编的同名书，于1974年4月出版，出版社亦为东京大学出版会。本书日文版出版于2012年8月，距前著刊行约四十年。四十年的岁月，足以为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巨变。
坂野等所编前著问世的约一年半前，中日于1972年9月发表《共同声明》，结束两国间的战争状态，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众所周知，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败后，日本在 1951 年与美国等联合国成员国签订了和约，却未触及与中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因为日本拒绝承认 1949 年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当时曾流行“竹幕”一词，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即为“竹幕”的核心。为实行对华敌对政策，日本人宁愿虚构并认定有史以来即与之交流密切的重要邻国并不存在。比如， 1960 年曾有某国立大学教授受邀访华，校方判定其休假超过带薪休假的天数为无故缺勤，并以“履职消极”为由扣发部分全勤补贴。现在连留学也已无任何障碍，当然不会再有此类事件发生；但在当时，前往“并不存在”的国家是有危险的，很可能因此受到国家权力的严惩。坂野等的研究入门名著，便是出版于战后的时代转折点前后。
本书的时代范围有所不同，但编者称其“意义”、“目的”及“结构”均承自约四十年前刊行的坂野等所编前著。
日本的“近代”历史学研究乃于明治时期袭自兰克学派，而正是兰克确立了历史学在西方学术，尤其在近代科学中的地位。兰克的学生里斯（Ludwig Riess) 曾执教于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坪井九马三也曾留学德国，日本近代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得以奠定。坪井曾说，“史学是研究人作为社会细胞的行为如何发展的科学”，可见，确立历史学作为“科学”的地位乃其追求。另有学者从“实验”（实证）中看到西方历史学的新颖之处，历史学在学术体系中
的地位又获得加强。所谓“科学”性、“研究”性，简而言之，无非归结于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和客观实证。而对中国史的研究，则被置于历史学中的东洋史学，经日本战败至今。
日本战败前，中国史的新时代—现在所谓“近代中国”，指清末至民国时期；对当时的日本学者而言，其研究对象是同时代史。在整体上，研究曾受制于日本国家政策及其动向。正因为如此，人们大多认为，日本战败即意味着战前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失败。
加之，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体制优于资本主义体制的意识形态对日本知识分子影响极深，而新中国的成立则促使他们进一步倾向于否定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历史研究。此即日本战后近代中国研究的时代思潮背景。
坂野等所编前著基本上以其后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为前提，甚至设“现代中国法制”“现代中国经济”两章分述“现代中国”的法制和经济研究要领。而“清朝法制”一章（滋贺秀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是对传统法制的彻底否定，所以主要论述的是清朝法制，即传统法制的“最终发展形态”。该章从结构、文献方面对《律例》（相当于刑法）、《会典》（行政规范）及相关法制进行解说，并探及清末至民国法典近代化的状况。“政治外交史”一章（坂野正高），副标题为“以清末之根本史料为中心”，则详述了外国（如英国）的外交档案和中国的《实录》及各类“档案”的收藏、刊行状况。
本书的“法制史研究”（西英昭）和“外交史研究”（冈本隆司）两章，即以滋贺文、坂野文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增述其后研究的见解，并作仔细解说。前者主张，只有紧扣“法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研究成果才有意义，并详述了日本、中国、西方包括论文数据库在内的研究状况。后者还重新探讨了源自西方的框架、概念，这比前著要更进一步。
对日本的中国近代研究而言，本书和前著之间长达约四十年的时间跨度具有重要意义。其明证之一，即前著“社会经济史”一章的论域，在本书分作“社会史”和“经济史”。日本曾于1930年成立“社会经济史学会”，称将推动研究“社会史、经济史、法制史、政治史、思想史等”。不过，前著“社会经济史”一章（田中正俊）所依据的，乃深刻影响战后日本历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当时，田中任东京大学教授，也是著名理论家。该章另有副标题“论文形成过程：一个实验”。据说，该章因仔细描述了如何调查、解读和分析史料，如何推敲撰写论文，被学生奉为论文撰写指要，深受欢迎。附言之，前著各章执笔者，主要是东京大学教授，年五十岁以上，均为各自领域的核心学者；而本书的执笔者都是学术界的一线教授，年四十多岁，毕业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
此处要观察的是，田中叙述“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一个实验”，被摆在俎上的课题则是“《马关条约》第六款第四之历史意义”。该项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当时并无余力输出资本，却为何要求签订帝国主义高度发达后才有需求的条款？这一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战后日本历史学研究的主流理论基础乃唯物史观，其根本框架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以此为前提的生产关系的相适应。田中的“实验”即以此为基础而构思，分析了经济基础（即生产力）与其社会表现（即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演变，抽取出所有可能选项，并试图对分析结果作符合逻辑的概括。本书将前著“社会经济史”一章分立“社会史”和“经济史”两章，乃因研究方法已发生变化，前者依据的是社会科学理论，而本书采用人文科学的立场。
附言之，“人乃社会性动物”之定义，据信出自亚里士多德。但“社会”这一术语涵盖范围极广，难以准确定义。“社会史研究”一章（吉泽诚一郎）下立家庭、民族（族群）、农村社会为子项；“农村社会”一节则叙及为探究“中国社会之法制惯行”而在日军占领区实施的“华北农村惯行调查”。
该调查的背景是，近卫文麿首相曾要求“一国之国策，须以坚实之科学研究为基础”。数位调查者后来回忆称，调查是“纯学术调查”。这证明，在旨在提高侵略性国策效率的“科学研究”框架内确曾存在“纯学术调查”，而“科学”因此而无法摆脱的政治性及其内在的伦理问题，也就显现于历史的舞台。该调查历时五年，后战况变化，未能获得充分成果即被迫中断，只留下大量问卷调查记录。众所周知，这些记录战后被整理出版为《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并成为一些论文的史料依据。由于问卷调查蕴含的问题极其微妙、复杂，吉泽建议研究韩国、东南亚的村落时，可将之用于比较。从社会史角度看，这种比较研究无疑十分重要。但本人却希望，对敌军占领（和傀儡政权统治）下的民众生活、社会心理的研究也能有所进展。
“经济史研究”一章（村上卫）指出国民经济在清末民国时期尚未形成，提请读者注意缺乏统计数据等问题，并鸟瞰了各课题的区域经济研究状况。
不过，本书将坂野等所编前著之“政治外交史”分作“政治史”和“外交史”，则并非如“社会经济史”那样因为研究方法的变化，而是更加明确了二者间本已存在的界线而已。
“政治史研究”一章（石川祯浩）认为，所谓重返历史现场，即重返政治史史料形成的现场，同时提醒读者对政治事件发生过程中是否曾有人基于政治判断进行信息操作、是否为“美化”而篡改史料等保持警惕。“外交史研究”一章（冈本隆司）也主张，要对新出现在东亚（本无“外交”的非西方世界）的外交实际状况进行描述，同样需要重回外交交涉的现场。石川和冈本的主张，其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思想史研究”一章（村田雄二郎）认为，思想的意义所在，即在实践中作用于“现实”并制造“事实”；同时促请读者注意，实证主义作为历史学方法已开始受到质疑。各章执笔者都充分指出，各层级的史料均难免源自主观认识的片面性（有时即为谬误）；村田则尤其指出，为了内在地理解文本，必须把握该文本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文学史研究”一章（斋藤希史）也指出，中国文学在其漫长历史中，步入近代后曾出现最为戏剧性的复杂变化，并强调必须掌握足够的汉语能力，以解读涵盖整个东亚区域的“近代汉字圈”的古典文章和现代文章。要之，该章意图使入门者明白，解读文献须透过纸背，看到其内在本质。
本书距坂野等所编前著之刊行约四十年，其间外部条件之变化，各章执笔者各有所述。概而言之，即改革开放时代和电脑普及带来的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
始自 1980 年代的文献史料的开放、刊行，其影响是以前难以想象的，一般性史料几乎全部公开，其中许多且已出版。本书称，尽管中共党史等仍有一些尚未解密，但若多种方法并用，许多史料也已能够获取。史料开放，使研究中国其他时代的学者也深受其益，但就史料的性质、数量规模而言，最大的受益者自非近代史研究者莫属。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等陆续编纂、刊行。这些史料集之编纂，自然受到一定史观的影响；但许多零散的罕见史料因之成集，其方便研究之处难以尽言，研究基础亦因之得以初步确立。而现在，从档案、单行本到报纸、杂志，几乎所有文献史料均已公开和出版。中国大陆有档案馆千余处，所藏民国时期档案，据估计为藏量十分丰富的明清档案的数倍之多。档案馆背后尚有各种
图书馆等，故改革开放后研究环境的变化，谓之破天荒亦不为过。
加之，本书刊行时已发生的研究环境的巨变，较之从前，其性质亦不可同日而语。其中之一，即电脑普及带来的信息革命。对文献目录类的解说，在以前的研究入门书中是不可或缺的，在本书中却极少论述，即因研究环境已经变化。
关于此类变化，述其现状非笔者专长，更不敢放言文献史料之外各领域信息革命的发展。但就数量庞大的近代史史料而言，信息革命无疑对近代史研究有莫大助益。观诸《申报》数据库之问世，此点一目了然。该数据库直接检索文章（语词）十分便利自不待言，而由于传统文明的基本载体即十三经、二十五史等古籍也已实现电子化，该数据库的功能得以大大增强。研究者皆知，有些语词难以理解，但大量收集其用例，则可对其作归纳性解释。当然，数
据库存在陷阱，其使用方法也有各种制约，故具备基本学养以能透析数据库背后史料叙述的“深度”以及“偏差”则更为重要。这一点，各章执笔者均据亲身体验提出具体建议和希望，书末之座谈会记录也有所议论。
编者也提到，“有些内容，本书应有而实无之，如军事史”。此类领域，逐一列举无甚意义，此处从略。总之，本书就七领域设章分述，有机地覆盖了近代史的不同侧面，此点值得赞赏。
最后略述本书刊行前一个时期的整体研究倾向。将明清时代纳入视野的广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向，与各国、各领域的历史研究或有相似之处，即研究对象开始涵盖社会底层（民众等），其重点愈益转向日常生活，甚至个人层次的生活史也被置于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中加以探究。民众实际从事再生产的“区域社会”（中间团体）这一观察方法和概念，曾在 1980 年代引发争论。与此相应的是，民众信仰地方性神灵（所谓“土神”）的实际状况也不断得到阐释。此外，“饿死不借账，屈死不告状”“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等俗语，曾让我们认为民众是不愿告状的。但巴县档案所呈现的生活于法制关系末端的个人形象，则与“常识”完全不同。研究指向底层民众，或为今后长期趋势。
我相信，本书对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大有补益。
（本文系《近代中国研究入门》汉译本序言，[日]冈本隆司、吉泽诚一郎编，袁广泉、袁广伟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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