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滨屹立东南冠：东南网络中的复旦大学

今年是复旦大学迁校江湾永久校址一百周年及复旦功勋校长李登辉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召集海内外多位专家，于2022年5月6日举办了线上讲谈会《“沪滨屹立东南冠”：东南网络中的复旦大学》，研讨复旦大学与近代中国的诸多话题。本文为讲谈会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陈以爱教授的发言整理。

虽然五四运动在北京发起，然后传到上海，但是上海在后期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个重要的角色是由一个组织，即上海学生联合会，来开展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是学潮的指挥中心，其中坚干部与核心领导主要由复旦学生组成，包括正在复旦求学的学生，和曾经念过复旦但散布在其他学校的学生，比方说东吴法科（今虹口财大继续教育学院）、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因此，复旦的网络不局限于复旦校内。

1919年，当北京跟上海的学生联络上之后，就产生了一种联动的作用。如果说“五四”是第一波，到了“六三”的时候，就是第二波。“六三”不是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北京学生联合会自己发动的，早在“六三”之前，北京与上海已经存在密切的联系，只要大家有一个信号，就会起来响应。这与“五四”的状况不一样。因此我们要看整个1919年5月到7月的事情，就不能只看北京，上海的角色与复旦学生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学生的社会网络超乎我们过去的想象。我们一方面需要去看与复旦校史直接相关的资料，另一方面还要扩大去看除复旦的校史资料以外，各种各样的中文跟外文资料。因此今天的讲座，我将基于所看到的资料，重建复旦1919年前后的组织、人事、网络，用一些图片展现校内的气氛。

在《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陈以爱著，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1年）中，我谈东南集团跟五四的关系。其中，复旦的学生、老师、校长、董事会，有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坐落在东南社会（以上海为活动舞台）。因此，我们应当要把复旦放在东南社会，尤其是社会中上阶层的脉络，从这个大背景来看复旦。

我做这个课题的时候，有一个观察，发现五四叙事不管是当事人，或者是旁观者，或者后世讨论到“五四”的时候，都有明显的重北轻南状态。这个状态，到了1949年之后，好像还更强化了。我在书中做了一些统计，“五四”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编写的回忆录收到上海的资料，有明显的重北轻南状态。如果以学校来说的话，北大是最常被提起的，复旦的角色是很模糊的。从数量上来说，跟北大不是一个对等状态。那么，如果想要更了解复旦师生在“五四”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就需要寻找校史的资料。但是校史的资料，尤其1949年之后，有很多写的非常笼统，比方说，如果谈到学生的活动，常常是用“学生＂这样一个笼统的字眼，把它带过去了，所以“学生＂到底是谁，他们的面貌如何？每一个人的个性、特质、背景如何？是不清楚的。一些看起来很重要的人，其中包括我们今天的主角李登辉校长，对于1919年他自己在当中起到的角色，也几乎没留下什么描述。当事人的不语或失语，是给我留下的印象。李登辉校长的形象、社会网络、政治关系、背景倾向，在校史著作里或者其他关于他的书或文章里头，又往往随着时代转变产生一种“变形记＂。这种情况，绝对不是只有复旦校史，或者李老校长的传记呈现出来，而是我们经常面对的状态。在各种“变形记＂里，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个什么样为主流的一个时代。因此，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意识里，发现史料的隐曲性、当事人的不语或者失语、以及人物的“变形记＂。

那么如何还原一个1919年前后复旦大学和在那个时候东南社会的样态，东南社会与复旦的关系？我先从文字资料来说明。有一段话，我第一次在钱益民老师《李登辉传》的后记中看到：“Man much able than I have left no record, why should I leave any? ”李登辉校长认为那些比他更有本事的人都没有留下传记，因此，他更没有必要了。等到李登辉校长过世，学生辈也几乎都过世了，由后人来为他立传，有一些事情想去询问，也就没有办法了，只能透过那些变形的、残缺的、充满隐曲性的文字，透过这些缝隙，去回看当时的李登辉校长。

不过，对复旦师生的五四叙事，我们还是能够找到残余断片。朱仲华可能是写得最多的，有的是他跟别人合写，有的是别人访问他，有的是他自己写的。而几乎所有研究复旦校史的学者都不会忽略他这篇文章《五四运动在上海》，但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也相差了十几年（1962年撰，1979年发表）。朱老先生在1919年是复旦的学生，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这不是只有他自己在这篇文章那样说所以我就接受了，我比对过其他复旦学生，还有非复旦学生留下来的资料，可以证实他的重要性。他写了很多篇文章，这篇是比较早写的，说是凭他的记忆写的。不过查证之后，我发现他当时手头上是有参考资料的，不是纯靠记忆。在这篇文章里，他讲了复旦的学生在里头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提到李登辉校长。

另外一个是1967年台湾出版的《程天放早年回忆录》。程天放先生也是一个复旦学生，后来在台湾当到“教育部长”。程天放讲他早年事情的时候，也提到五四这一段，因为他也是这一段里的重要人物。这本书在比较长的时间，大陆看不到。如果我们比对这些在不同的地方发表的著作，就会发现它们各自存在不同的忌讳。比如程天放的书中，如果涉及到留在大陆的老师与学生，就含糊其词，只是把事情说了，不提人名。所以，五四叙事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有时代忌讳留下的印记。

《复旦大学志》（1985年）是对我帮助很大的另一本书。其中提到五四的时候，老师邵力子先生和李老校长被描述成一个合作的状况。换言之，在学生运动中，校长和教职员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邵力子在校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民国日报》的主编。《民国日报》是中华革命党背景，跟孙中山比较接近。邵力子先生在回忆或者被人家访问，谈到五四运动，说他对学生的鼓励，包括对复旦学生的鼓励，是秉承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有人再推过去一点，就说五四学生运动，孙中山是幕后的指导者，这是一个说法，是需要考辨的。

事实上，在复旦校史以外，许有成先生编了《复旦校史大事记》，1995年出版。十年后，钱益民老师撰写了《李登辉传》。有意思的是，这两本书涵盖了一些校史没有记载的人物。比方说，许老师的大事记记载了瞿宣颖，钱益民老师的《李登辉传》把李登辉校长早年在复旦以外的社会网络，尤其是青年会与环球中国学生会的网络，留美学生的网络，揭示得前所未有的丰富。《李登辉传》书后，更附了四篇文章。钱老师用直接收录史料的方式，其中一篇《追慕腾飞夫子》，是特别重要的史料，作者章益后来也成了复旦校长。他本来是圣约翰的学生，因为圣约翰校内对于学生运动有不同的看法，章益就被退学了。章益和那些自愿退学退出圣约翰的学生转到复旦求学。章益是李老校长非常欣赏的一个接班人，后来也接任了复旦的校长。

我注意到这篇文章和《李登辉先生哀思录》，是得益于钱老师的《李登辉传》。《哀思录》中收录了很多篇早期的学生、老师、董事对李登辉校长的回忆。其中一个学生黄华表，有一篇《我所知道的李登辉先生》，文章中特别讲到五四这个事情，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件富有历史性的大事，是李老校长教育指导的结果。……如果说近三十年的民族运动、文化运动是起源于五四的，李老校长便当得到这一种荣誉，不应是什么大学独占的！”我想他是在针对北大，很愤慨，带着情绪。在《哀思录》里头，有他的全篇文章。我也比对了里面谈的一些细节，因为是多年后的回忆，有时是不准确的。但是他表达的意思，正如我刚才所说，复旦学生自己认为五四的叙事过分重北轻南了，北大跟复旦究竟是谁扮演的角色比较重？他是觉得已经被北大独占了。

章益在《追慕腾飞夫子》中，对于李老校长的角色，是这样说的：“是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有志青年皆思对于国事有所贡献，而当时主持教育者，大多墨守旧章，力加抑制，以是各校风潮叠起。……时先生方任国民外交后援会及华侨联合会会长，对于救国运动，奔走不遗余力。上海学生联合会为五四运动中南方之重镇，中坚分子多为复旦学生，遇重要决策，常就教于先生，先生亦乐为之指导，师生相为表里，所生影响尤巨。当时是，北方学生力主严惩曹陆章，拒绝巴黎合约，与北京政府相持，未获结果。北府且将更取高压手段，学生运动情势危殆，得上海学生响应，乃能重振声势，终使北府屈服。先生支持之功，实为重要因素焉。”其中“师生相为表里”六个字，对我来说，照亮了五四这段历史，照亮了上海学生联合会的表现，学生联合会后头是有老师的。

如果我们再去看英文史料，《密勒氏评论报》是研究上海史、中国近代史常常用到的史料。《密勒氏评论报》编印的Who’s Who in China在1925年和1933年等版本都有李登辉小传，其中有一些相同的内容：“T.H. Lee......he took an active part in the 1918; chairman of the League of Public Organizations［国民外交后援会会长］ to protest the treaty affection Chinese rights and oppose China’s signature to the Peace Conference at Versailles［凡尔赛和会］; during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华盛怵会议］, he was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National Diplomatic Federation representing［国民外交后援联合会主席］ 180 organizations all over China......”T.H. Lee就是李登辉，说他在1918年的学生活动中，有着活跃的角色。但是，1918年有可能写错了，而应作1919年。也有另外一个可能，1918年，中日军事协定之后，就已经有学生的风潮了，复旦在其中也有角色，但是较少人去谈这个1918年的风潮。罗家伦认为，有1918年的学生风潮，1919年五四运动是势所必至的。所以也有可能是1918年。从文中可以看到，李登辉校长对于外交事务是极为关心的。李登辉校长的角色、社会身份、对外交问题的参与情况，决定了他是一个重要的桥梁性人物。这篇小传，有可能是李登辉提供的，因为里面提到的一些讯息，一般人不会知道。

如果需要去看李登辉校长的相关资料，我在此罗列了一下。有一些是复旦的，以复旦的老师和学生编写为主，像《李登辉校长哀思录》（1948年）、复旦自己出版的刊物《复旦杂志》和《复旦年刊》。《哀思录》中有《行状》，给我们提供李校长在复旦以外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的线索。还有寰球中国学生会（《寰球》、《寰球中国学生会题名录》）、青年会（《上海青年》、《青年进步》）、基督教刊物（《教务杂志》）、西文报刊（《字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名人录》）和日记资料（《颜惠庆日记》、《郑孝胥日记》）等等。比方说《颜惠庆日记》，颜惠庆和李登辉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一起参加了上海青年会，颜惠庆还委托李登辉在上海帮他处理财务，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郑孝胥日记》提到晚清时期李登辉和聂云台、张籋云、曾季融一起讨论外交事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相关的组织和人事，所透露的线索表明李登辉的社会网络相当的复杂。

李登辉的社会网络，如果我们再介绍一些重要的人物的话，有一些是大家都熟悉的。比方说曾铸，他与复旦的成立有关，在晚清的时候，做过上海商务总会（上海总商会前身）的会长。伍连德和林文庆是南洋的关系。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李登辉念过两所学校，其中一所学校是教会学校，俄亥俄州威斯雷阳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另一所学校是耶鲁，耶鲁早期也具有教会背景。威斯雷阳大学当时的校长是白赐福（J. W. Bashford），他们关系是相当亲密的，李登辉结婚的时候，这位校长还是他的证婚人。在青年会中，我们发现留美的学生占很大的比重。除青年会以外，他又在1905年创办了寰球中国学生会。颜惠庆也是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发起人之一，据他说，寰球中国学生会是模仿世界基督教学生会组织，希望能够联络全球的学生为中国效力。在“五四”时，我们刚才提到的上海学生联合会办事处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处，就放在寰球中国学生会。所以寰球中国学生会在“五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的会址在公共租界里，华警不能进去要人，公共租界对这些组织比较包容、允许他们活动。李登辉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中，担任了将近十年的会长，后来也有一些人参与进来，帮忙募款，比如伍廷芳、唐绍仪、唐露园、钟文耀。后来担任总干事的是朱少屏，在五四时候非常活跃，有多重的社会身份。基督教团体中广学会的瑞思义（Rev. William Hopkyn Rees）、圣约翰的卜舫济（Pott, F. L. Hawks）大家很熟，不用多说了。从5月11号到6月9号，公共租界对于上海学生联合会所做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学生公开示威游行，英国人改变了政策，不过对学生仍有同情的态度，瑞思义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所以这些基督教网络是重要的。当然，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跟李登辉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还有华侨联合会和华侨学生联合会，都和李登辉校长很有关系。

不过，我们也要转过来看东南社会的联系，包括李登辉校长以外的马相伯、严复，他们是怎么把李登辉拉进复旦来。总的来说，复旦是东南社会这些士绅支撑起来的。复旦董事会其中一个责任，就是帮学校募款，甚至连校长也是董事会来决定的。一些重要的学校建设，是否要建设新校区，需要募集大笔的经费来翻新校园，这些都是董事会的事情。校长比较像一个CEO，是一个执行的人。所以我们说五四的时候，复旦忽然接收一批圣约翰转过来的学生，超过20个，导致学校资源紧张，教室能否容得下这些学生，桌椅怎么办，就是很具体的问题，恐怕不是校长一个人就能决定，应该会跟董事会重要成员来讨论。就五四来说，唐绍仪和聂云台都很重要。唐绍仪从晚清到民国的时候，在政治上都是重要的角色，还是1919年南北和谈的南方总代表，他是复旦董事会重要成员，儿子唐榴也在复旦念书。北方总代表是朱启钤，老交通系的重要人物，他的表弟瞿宣颖，是复旦的应届毕业生，又是聂云台妹夫。总之，南北和谈的双方总代表，跟复旦董事会核心人物、和学生，都有亲戚关系。所以学生公开请愿前后，有没有私下的联络就很耐人寻味了。聂云台当时同时担任几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到了1920年的时候，成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他的家族成员也有好几位在复旦念书。复旦学生的家庭，还有绍兴绸商之子朱承洵、新加坡华侨富商之子何葆仁，都是社会中上阶层的背景。

复旦学生手绘董事漫画，形象颇为传神，且能反映各人在董事会中地位（从左到右：于右任、唐绍仪、聂云台、简照南，及一位无面孔者）。图片来源：《复旦年刊（1922）》

还有就是复旦的社会资源，包括：青年会、中华童子军协会（租界系统）、上海精武体育会。青年会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城市青年会，一个是学校青年会。上海市有九所“校青年会＂，全都是教会学校，只有一所不是，就是复旦。精武体育会，以健身强国为宗旨，聂云台是赞助者之一。1919年5月9日之后，上海每年都有国耻纪念会，老师和学生上去演讲，强化爱国教育。一方面是反对日本压制中国，另外一方面是联美制日（以夷制夷的老办法），因此对于美国的一些组织，他们都乐于参加。

复旦青年会的全盛时期，前排中央是李登辉校长。图片来源：《复旦年刊（1922）》

那么，五四运动当中李登辉的角色是什么？根据复旦学生的讲法，他鼓励学生发起联合会，团结全市学生，建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又从中指导。从报上看，他又建议联络欧美回来的学生，一起讨论未来应对策略。一直到上海三罢，罢课、罢市、罢工，跟北京政府的要求重点是什么？后续怎么进行？上海学生联合会不是独立运作的，跟欧美同学会很有关系。关于“三罢的”细节，我会在第二部书《行动的策略：上海三罢始末》详细说明。再来，就是上海学联的中坚干部或者领导核心，我在这里列了几个比较重要名字，何葆仁（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朱学洵（上海学生联合会副会计）、瞿宣颖（上海学生联合会文牍）、桂勖刚（上海学生联合会交际部长）、程学愉（天放，上海学生联合会副评议长）、《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主编）、吴冕（南轩，复旦分会会长）、俞大纶（复旦分会交际部长），都是复旦在籍学生。在《复旦年刊（1919）》中，可以看到他们清晰的面容。

毫无疑问，复旦学生是上海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核心。又如北大的罗家伦、东吴法科的狄侃（上海学生联合会评议长）、南洋公学的浑震（上海学生联合会文牍），都是复旦校友，他们在不同的学校里，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复旦跟洋人的联系也是重要的，尤其是跟英美人的联系。像唐绍仪、唐露园是早期的留美幼童，和美国人关系很深。聂云台没有留学，但是从小在家里学习英文，启蒙老师是傅兰雅夫人，可以用英文流利演讲。李登辉校长是留美的。俞大纶和瞿宣颖都没有出过国，但是英文都非常好，用英文写作、演说毫无问题，这都有助联络英美人，向他们解释学生运动的意义。

1920年级复旦学生，后排右一是何葆仁，前排右二是朱承洵。图片来源：《复旦年刊（1919）》

1919年级复旦毕业生瞿宣颖，起草上海学联章程、中西宣言及电稿。图片来源：《复旦年刊（1919）》

评议与讨论：

杨琥（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我想谈一下阅读陈老师这本书之后的感想，20年前我研究五四运动，后来长期关注这个话题。《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这本书确实是非常好，我读序言时，有很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这是一份突破性的研究。回顾五四运动研究的历史，陈老师提到了复旦被忽略、被遮蔽，借这点来发挥，我认为研究五四运动有四个挑战。

第一点，关于五四运动，我搜集过很多资料，但是与复旦、上海相关的资料不多，这和历史记忆相关。1920年的时候，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民国日报》开始做纪念，后来也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么做，所以说在没进行研究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对五四运动的一种解释和阐释，或者说形成了一种历史记忆。这些阐释，最初是个人的，后来被重复、引用、传播，最后就变成一种社会记忆；后来五四运动的研究者，不同程度受到这些纪念性文章的影响，等于是把个人的历史记忆变成社会记忆。五四学术研究最有名的两本书：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和彭明的《五四运动史》，其实他们都反映了历史记忆，就是反映了五四纪念的这些话语体系。彭明先生的这本书比周策纵的书更受到历史记忆的影响，主要是用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最近20年不少新的研究，新的突破，但是专著还是阅读他们两位的。

第二点，五四运动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很大。大陆在1949年以后，就很重视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成立了“五四运动研究小组”，要在1959年五四运动40周年的时候，出版五四运动的著作。但是这本书写了很多年，一直到1979年的时候，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在大家已经很少提起这本书了；而台湾在1979年之前，不要说五四的著作，连回忆的文章都没有。到了1979年，才有一系列回忆性的文章出现。到了1989年，出版了吕芳上的《革命之再起》。所以就可以看出来，五四运动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很大。可以从这方面来看，周策纵先生的著作于1960年在美国出版，这都反映了研究五四运动的非常特殊的一种环境。当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研究也是会受到各种各样无形之间的影响。2000年以后，才有一批年轻的学者，不断做出一些新的成绩。当然现在受政治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小了，但是仍然需要把无形之间的障碍克服。陈老师的这本书，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摆脱了很多方面的影响。

第三点，刚才陈老师比较了北大和复旦，及复旦为何被遮蔽。五四运动首先在北京开始，五四运动和北大有天然的关系，因而回忆和纪念都是以北大为主体。五四运动在上海三罢爆发后，逼迫北洋政府退步，才取得胜利，上海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却没有写一本上海五四运动史。1960年出版上海五四运动资料，史料有所删改，影响了大家对上海的认识，影响了对复旦的认识。陈以爱老师花了这么长的篇幅分析复旦的人、学生社团、背后的社会势力、政治关系，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关注有形的校史，而陈老师的书把无形的东西写出来了，这也是她的贡献之一。

第四点，参与过五四运动的人很多，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全国很多大城市都有。正如陈老师梳理的一样，李登辉参与的很深，但是不愿意记录。除此之外，大量的普通参与者，也没有机会留下他们的记忆和叙述。其实，在事后，还有更多亲历者、当事人，历史记忆在无意中被遗忘和改写，有些人有意编造。比方说许德珩、高秉涵的回忆录，我在做李大钊年谱的时候，把怀疑的内容一一核对，很多是有意的改写。报刊、档案，如何面对五四运动的大量回忆，来考察考证。当时有隐晦，更别说后来的了。

所有的这些挑战，陈老师都尽力克服了，大大改变我们对于五四的认识。之前研究从现有的结论出发，等于自我循环论证，而像陈老师这样挖掘史料的很少。且之前学界眼光受到限制，对很多地域性研究的很少，比如对于上海的五四运动。我记得之前阅读了钱益民老师的《李登辉传》。我就给他建议，要加强对于复旦五四运动的研究。我们的习惯还是盯着北大。从人物方面，陈老师的书挖掘了很多人物。按我们之前的习惯，只关注北大的和搞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人，不属于这个范围的人往往被忽视，这一切影响了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研究，影响了对历史原貌的理解和认识。陈老师的书达到了一种理想的状态，她埋头苦干十多年，收集史料，对于我们和更年轻一辈的学者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陈以爱老师的报告，我觉得观点非常好，五四运动的研究中重北轻南的问题，这个现象今天是可以纠正一下了。大家也都意识到，“五四”跟“六三”完全不一样，我们党史也认可，“六三”才是五四运动“以公理以争强权”的主流，这一部分的工作其实是在上海实现的。过去编过《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80），复旦内容确实不多。不过上海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已经是高教中心；而陈以爱老师的研究确实非常重要，指出复旦就是这是上海的中心。非常希望您的著作在大陆出版，告诉大家复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我非常钦佩纪赟最后讲的，复旦的精神：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完全同意，谢谢大家。

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刚才陈教授发言，围绕她的新书来讲东南网络中的复旦大学，我也想顺着这个话题来谈点我的看法。陈教授围绕“东南集团”这个概念展开的研究，别开生面，让我大开眼界。近年来对相似的社会团体的研究很多，但是很多的都孤立的研究，如江苏教育会、基督教青年会，像陈以爱教授把如此多的社会团体，全部囊括起来，给我们展现了非常庞大网络，揭示了以往研究中间被忽视的一面。在陈教授的那本书中间，强调基督教青年会的示范引领作用，发掘出被之前历史叙述遮掩掉的东西。像这样通过地缘、血缘，乡橼网络，展现出来的大网络，令人大开眼界，对学界是很大的贡献。我注意到，陈以爱教授的东南网络中间，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王正廷，还一个是王宠惠。但是他们到了上世纪20年代，他们的活动中心又移到了北方，刚才我们讨论五四运动研究存在有所谓“重北轻南”，那么“北”“南”之间究竟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把时间线放长，南北这种关系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五四时期的复旦学生瞿宣颖，到20年代，他成为北京政府的官员；我想陈教授未来的著作以后有可能会关注相似的问题。

陈以爱教授的报告及其专著中都特别强调，东南集团的一个对外主张是“联美制日”，我自己研究外交史也注意到，“二十一条”发布后北京的外交圈内“联美制日”形成主导，包括巴黎和会中，我们整个代表团也是“联美制日”的方略，像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有驻美公使，但没有驻日公使，东南网络中民间的“联美制日”与北京政府“联美制日”战略之间有没有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讲到“东南网络”，其中的人们除了共识之外，也会有分歧，不知道作者会不会在未来两本书中有进一步的展现。

陈以爱教授还特别的强调复旦在五四时期的地位，要把以往被遮蔽掉的那部分展现出来。我作为一个在复旦读书和教书已经40多年的人，对这一点感到非常兴奋，这种研究实际是去魅还真的过程，确实是非常有意义。书中还特别强调了校长李登辉的作用，还提到颜惠庆日记，我记得顾维钧在他回忆录中提到过，李登辉和颜惠庆一起考过清廷洋科举，颜惠庆考了个进士，李登辉是举人。刚才大家都提到了之前的主流叙事遮蔽了很多东西，把许多所谓不合时宜的东西都遮蔽掉，主导了我们的历史记忆，形成了很多刚才陈教授说的“变形记”。民国校史我不太熟悉，四九年以后，尤其是六六到七六年的校史相对熟悉，我感到历史遮蔽的现象在复旦校史上不是孤立的。比如我们讲四九年到六六年的复旦的领导人，都会讲陈望道校长，尤其这几年讲得更多，但实际上，我想大家都不知道，陈望道不仅不是当时重要的校领导，还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最重要的应该是时任校党委书记的杨西光，但是他似乎并不在我们今天校史的叙述中间，确实是值得探究的现象。

（整理者乔依婷系复旦大学文献信息中心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