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滨屹立东南冠：复旦校史的复调呈现

今年是复旦大学迁校江湾永久校址一百周年及复旦功勋校长李登辉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召集海内外多位专家，于2022年5月6日举办了线上讲谈会《“沪滨屹立东南冠”：东南网络中的复旦大学》，研讨复旦大学与近代中国的诸多话题。本文为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钱益民的发言文稿。

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写了《李登辉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由于经眼的史料有限，对东南亚华侨、东南地区的政商集团、基督教事工等方面掌握的知识有限，所以无法跨越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鸿沟，与五四时代的人物进行深度对话，无法探底人物的核心以及人物和时代的多重关系，李登辉办学的很多方面没有说清楚，留下不少遗憾。多年来，一直期待学界能够深入李登辉的研究，把五四时期复旦的人与事如实地写出来。令人欣喜的是，《李登辉传》出版17年以后，陈以爱教授出版了《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以四分之一的篇幅，专门探究了五四时期复旦校长李登辉的人际网络和复旦依托的东南网络。这是上海地区的五四运动研究的一大突破，也是复旦校史研究的可喜创获。

李登辉坐照

李登辉中年正面照

《动员的力量》运用精英驱动下社会动员的分析视角，聚焦于李登辉校长和他依靠的社会力量——东南集团，说清了私立复旦大学依托的社会力量、经济来源、学生来源、学生政治意识和组织能力等基本问题，分析了复旦大学作为上海五四运动“发源地”（该书第582页）和“指挥部（上海学联）”中的核心的作用。同时，对校长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梳理。大家知道，校长是一所私立大学的灵魂，校长背后的董事会是决定校务的决策群体，以前的研究者并没有把复旦校长李登辉和校董会之间的关系说清楚。这一关键问题的突破，为解读复旦的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

陈以爱教授历时15年功夫，掌握了目前能看到的几乎所有史料，通过绵密的批判性的考证，把李登辉校长和他掌校的复旦放在多个交叉的社会网络中，还原了复旦与其依托的社会力量（即东南集团）的多重关系，还原了私立时期尤其是1917-1923年间复旦的核心样貌。大学与社会处于复杂的联系中，一个网络意味着一所大学与一种社会集团的特定关联。在一个圈层又一个圈层的政、商、教多个网络中，复旦大学与海内外社会的多重联系得以立体地展开。由此，对大学的解读不再单调，而是复调般地丰富。通过李登辉和校董会，把复旦大学融入更为宽广的主导东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的网络之中，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得以较为透辟的说明。她把复旦私立时期的历史写活了。

历史叙述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探求历史最重要的途经是分析史料，对史料的拿捏程度是检验历史学家的试金石。陈以爱教授对于材料的要求近乎苛刻，对材料逐一细读，一页不漏，对《李登辉先生哀思录》的使用就是很好的例子（第294-295页）。批判地分析和使用材料，剥除附在史料表面的虚假的东西，然后探求史料背后被隐藏的历史真相，这是一种很高的能力和技巧。如果对史料缺乏批判，轻信史料，尤其是历史上留下的口述史料，历史真相将永远无法把握。对五四运动的重构，是事后层累而成的，史料和口述材料受到时代的强烈影响。后人在使用时如果没有鉴别的眼光，极易被误入歧途。不光五四以后的材料充满伪饰，五四时期事发后留下的材料也如此。陈以爱发现五四时期也充满“政治禁忌”，“使众多材料布满曲笔隐语，甚至不乏虚词巧饰”。（第12页）《动员的力量》第3章第2节（第287-338页），用很大篇幅对以往复旦校史的叙事、复旦学生的追忆、华洋传记以及当时报纸的记载等多重史料，逐一揭破时代的忌讳，进行批判性地解读，在指出其时代局限性的基础上，再审慎地加以运用。史料经过这样严格筛选后，才放心使用。这种严谨的学风值得我们学习。

李登辉晚年标准照

对史料的收集和考订功夫中，最难把握的是对史料背后的历史意蕴的解读，类似杨琥先生提到的把握一种“无形的历史”，也即陈以爱教授在《前言》中提到的发掘“历史的微隐”，发掘公私材料“隐含”的“玄机”。甚至调转方向，向“不曾留下只字片语处”探求隐含的“更大玄机”。（第12页）史料再多，也是有限的，可以穷尽的。但是史料背后丰富的历史意蕴是没有穷尽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试图去分析和把握史料背后的历史信息，是对“史意”的追问。对“史意”的追问和探求，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例如书中第346-347页谈到，校董们支持李登辉出任校长，又把自家子弟送入复旦，正是期待联美以制日；复旦1917年改制大学，设文理商三科，也可能是董事会的主张；唐绍仪送其子唐榴入复旦求学，先入文科，再转商科，反映了家长的期待；当时南洋巨商捐助复旦，一方面看唐绍仪的面子，一方面也为培养子弟，设立商科正是他们所赞同；而李登辉在耶鲁大学攻读过经济学，也有助于规划商科课程。这些论断出于对史料背后的意蕴的合理推断，甚至是向“不曾留下只字片语处”求解得到的，都属于“史意”的探求，是与历史隔空对话后的史学智慧的创获。这方面的例子书中不胜枚举。比如针对《复旦年刊（1922年）》刊登的一幅学生手绘复旦董事部的漫画，作者能够从于右任、唐绍仪、钱新之等五位复旦董事的座次中，分析得出唐绍仪在董事会的核心作用，以小见大，体现出对史料的高度敏感和对细节的高度关注。“史意”的追问和挖掘，来自对史料的精心研读，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说的“唯有反复推敲残余断片，始可渐入历史的隐微”（第12-13页）。陈以爱教授逐页反复细读了1915-1918年间的《复旦杂志》、1919-1923年间的《复旦年刊》，使她得以带着感同身受的场景感来解读史料，产生了一种合理的自我“代入意识”，读出了1918年《复旦杂志》“整份刊物流露出箭在弦上的气氛”，得出了“只待事件引发，政治激情就将奔驰而出”（第389页）的合理推断。这些充满现场感的文字会有效地激发读者的“移情”意识，读者会不自觉地与作者一道进入那个时代氛围中，自然而然地产生阅读的愉悦感。

复旦年刊

1913-1923年的十年是复旦校史上的“李登辉时代”。在李登辉校长掌校期间，复旦成为一所上海滩典型的小规模私立大学，类似一所美国的文理学院。当时，它采用董事会治校，在徐家汇华洋交接的李公祠独立自主地办学，体现出较多的办学独创性，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动员的力量》第3章“复旦大学的华洋网络”探讨的就是这段复旦校史。这段校史从1913年董事会选出李登辉开始，复旦逐渐从公学发展成为大学。1917年唐绍仪担任校董会主席，改组校董会，设立直接为东南社会培养工商业应用人才的商科，公学改制为大学，复旦真正地跟东南社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1917年，与复旦设立商科同一年。复旦大学的人才培养与职业教育结合在一起。商科的设立，在复旦一校乃至上海地区的高等教育中有一定的标本意义。《动员的力量》第3章第3节的标题“东南网络中的复旦大学”，东南网络与复旦两者之间发生实质性互动在1917-1923年前后，最晚到1925年五卅运动为止。1924年春开始，新兴政党政治势力开始直接渗入复旦大学，与东南集团发生冲突，直接导致同年4月李登辉校长一度引退，返回南洋，标志着东南集团开始退出复旦历史舞台。

李登辉

《动员的力量》是陈以爱教授“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即将出版的第二部《行动的策略：上海三罢始末》更将围绕着1919年6月间上海举行的三罢作细密的历史重建。可以想见，《行动的策略》将进入一个非常细腻的精细考证阶段，对历史时间的把握尺度，甚至会精确到某一天的某个时辰。历史是时间的科学，如果历史研究的时间尺度缩短，意味着研究历史的工具更加精确，也意味历史学家必须发现更多的历史细节。在无数的历史细节中重构三罢运动，带来的阅读体验很可能会具有纪实文学的色彩。   

《动员的力量》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东南集团”的概念。“东南集团”是贯穿晚清至北洋时期的东南社会精英集团的统称，以张謇、黄炎培等为核心，横贯政治、社会、商业、教育、报业等于一体，具有带动东南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实力。这个集团的政治诉求是什么？集团与蒋介石依靠的“江浙财团”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引发笔者的好奇心，期待陈以爱在未来的书稿中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