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

本文摘自《东方之旅》，[美]柏理安 著，毛瑞芳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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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道

一旦掌握了汉语基本知识，按照《教育章程》，学生们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习。这一阶段包含一年半的由“葡萄牙”老师教授中国思想的学习，即阅读儒家经典。通过学习这些课程，他们可以了解中国历史、哲学和法律基础，理解古典汉语的结构与口语“官话”的差异。读完“四书”各部分后，他们的“葡萄牙”老师会针对文体和语法进行讲评，并提供文章对应的词汇表，给学生分发讲义，并鼓励他们在空白处作注解以备后查。李玛诺同样成功地做过这样的评论：直接给文章做标注比用手抄写经文省时又经济。

《教育章程》清晰地列出了“葡萄牙”老师的授课大纲。在中国使用的主要教学方法，跟其他教会学院教授拉丁和希腊文学所使用的方法一样，是所有传教士都熟悉的教学方法。每节课主要安排阅读既定中国经典里的某篇文章，老师不但解释每个汉字的意思，还解释整篇句型和对应的葡萄牙文和拉丁文词汇，以及每个句子的语法结构。而且，特别强调文章中首次出现的词语。每节课结束前，都针对文章重点、难点句型进行答疑。围绕一周的阅读主题，老师每周给学生布置两次作文。完成全文分析后，老师会大声再朗读一遍文章，“就像学校里读拉丁文课文，对听者来说也是一种温故式学习”。

正如所预期的那样，由于对《教育章程》细节的重视，李玛诺和他的顾问团还指定了教材。副省会长必须确保头两年的课程应该限于前面所提的对话性经典著作——“四书”和《书经》，即一年半的时间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尚书》。《尚书》是“五经”之一，是有关中国远古时期历史事件的著作。但如果住院教长为学生购买“五经”，学生可能忍不住去读其他文章。尽管很谨慎，就像李玛诺说的那样，“这本书对我们意义不大”，《教育章程》倒是允许阅读《易经》，甚至允许以《易经》为教材。但对于“五经”中的其他书，即《诗经》、《礼记》和《春秋》，他更是断言，“这些文章对我们根本无用”，不能拿进课堂进行讲授。

教学大纲所选的中国古籍表明：到17世纪20年代，传教士已经很清楚，在多大程度上与本土学术传统对接才能培养出成功的传教士。选择“四书”——当时每个学生必读的著作——显示了他们渴望精通标准的学术作品、哲学箴言和文化语境，因为它们是未来“目标教徒”的思想标尺。耶稣会指定使用的“四书”“通用注释本”指的是17世纪被普遍使用的朱熹（1130—1200）的注释本，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他们试图融入当时普通民众的意图。通过研读典籍，这些具有较好逻辑和语言修养的传教士可以向中国知识分子暗示，儒学（不谈佛教和道教）跟天主教义吻合，都含有神的启示。选读《尚书》和部分《易经》也体现了他们的实用原则。在《尚书》中，传教士发现了早于基督诞生的中华文明，并与《旧约》或古典著作里的西方社会进行对比。更具体地说，他们发现了词汇“天”和“上帝”，用来指称对人类诉求做出回应的神灵。玄学文体的《易经》，富于象征意义，提供了大量可与基督启示作类比的材料，同时证明佛教诞生前，中国已经知道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上帝。

《教育章程》规定的最后一个阶段，是系统复习前两年所学的典籍。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复习，避免一代传教士的误解延续给下一代。正因为有如此担心，《教育章程》的制定者规定，学生必须在非教徒的汉语老师的教导下再学两年。一方面，当地老师能从当地人的角度解读真正的土著文化。另一方面，与外来人相比，他们可以更好地教授作文和写作文体。这样的老师并不难找，因为明末清初，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有很多赋闲的秀才和谋官的落第者。尽管李玛诺规定，这些老师必须精通中国典籍，然而《教育章程》的这一部分内容对老师提出的要求很低。明末的中国，要找具备读“四书”、《尚书》、《易经》并教授文体和作文的能力的老师并不难。

然而，雇佣一名中国汉语老师之前，传教士会与之商定出一个互惠的合同以确保物有所值。付给汉语老师的报酬出自副省教会那点可怜的节余资金，这使得传教士只能找那些既敬业又不嫌弃这点微薄工资的老师。关于付给汉语老师报酬的为数不多的资料中有一条显示，1623年，年薪大约在16—18两之间。如果有可能，他们当然更愿意聘请已被转化的、学识高的教徒。一旦雇到汉语老师，住院负责人就有责任维护老师与传教士学生的友好关系，并基于欧洲教学实践向汉语老师传授经验，这样老师会享受教学活动，而“不会抱怨”。然而，有时想要把欧洲学校的日程安排强加到中国人的生活模式上，显然也很难——比如，住院负责人在中国农历新年时，试图阻止汉语老师休长假去过节就很难奏效。

汉语老师的授课结构和“葡萄牙”老师的类似。传教士学生要按顺序读完“四书”和《诗经》。每天两小时的课程。汉语老师要解答学生理解过程中碰到的所有疑问，并详述每个人物的重要性。目的是让学生在儒学思想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了解他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形成、终结、人和灵魂的本质以及中国哲学。通过从中国文人那里学习、探讨这些主题，传教士在转化教徒的时候，能对相左的观点作出更精准的辩驳。同时，要求汉语老师使用朱熹注解的“通用注释”解读“四书”，但也可以使用《四书集注直解》——这本书是由万历皇帝的首辅张居正（1525—1582）所著的通俗版本。学习此书，学生可以简要地了解明朝几乎同时代人眼中的国家正统。

汉语老师也负责训练学生写典雅的文章。《教育章程》不仅规定有两周的文体写作课，还具体指出不是教“八股体”——科举考试文体的文章。传教士试图效仿文人学士是有度的。他们对应试技巧没有兴趣，也无意登上皇室的宝座。对他们来说，学习创作令人悦服的经典作品更为重要，学习完这些课程后，他们会花大量时间编撰护教集，弘扬他们的天主教事业。教学过程中，汉语老师布置写作论题，然后批改他们的作文。为了使学生充分了解中国社会的通讯形式，老师也教他们写信，包括较短的便条和较长的书信。一旦他们结束汉语学习到达指定的住院，这种处理公共事务的技巧便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传教工作，他们已可以游刃有余地与社会上层打交道了。

李玛诺和他的顾问团的讨论，是设定《教育章程》规定的课程是培养欧洲耶稣会士和澳门助理的。虽然，助理们被赋予了语言指导的职责，《教育章程》最后却罗列了一系列额外的职责。而传教士们需要自己学习和铭记所学的内容，助理要熟记“四书”和《诗经》，每天背诵老师所教的内容。按照计划，这些学生在第二年的暑假，便训练讲解护教著作的部分内容，以使“他们至少可以用汉语对询问的人作答”。

为了更好发挥他们作为助手的作用，助理向受过培训的传教士请教如何跟中国教徒问答唱和。这种学习在第三年的假期，也就是汉语老师开课期间开始。根据《教育章程》，问答的内容非常重要，目的是让传教士们确切地了解中文的措辞。16世纪20年代，耶稣会士阐述教义时措辞不当会引发争端，这迫使指导老师要明确指出那些词是“避讳使用的，因为它们违背某个事实”。最后，每个学生要学习的是，在潜在教徒临死之际没有时间完美地一问一答时，如何进行简短地问答。由于具备像传教士一样的语言能力（当然布道讲经不能比），助理就成了副省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能更流利地表达，传教士每两周在住院向当地居民讲道一次，倾听当地教徒的忏悔。而助理做的则是更枯燥乏味的教义传授工作，因为随着17世纪的发展，传教士越来越没有时间做这些常规的工作。

作品简介

《东方之旅》，[美]柏理安 著，毛瑞芳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

这是世界历史伟大的交汇之一：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传教士在近代首次直面中国文化。柏理安探索了这一“东方之旅”，他重新回溯了从葡萄牙航行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走过的道路。这些传教士们相信，仅仅凭着坚定的信念和神的帮助，他们就能将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此书以将耶稣会传教士视为文化使者的视角，展示了这些欧洲传教士当初是如何付出极大的努力学习汉语和中国思想，从而将罗马天主教翻译到中国文化的框架之中并最终俘获基督徒的。

这部关于自1579年到基督教被禁止的1724年间耶稣会传教活动的首部叙事史，也是首先使用在里斯本和罗马发现的大量相关文献的一部作品。这个故事跨越几个大陆并穿越几个世纪，揭示出真正的东西方早期碰撞中政治、文化、科学、语言学及宗教因素交织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