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19年，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而又持久的影响。自元青出版《杜威与中国》(2001)一书以来，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019年，时值杜威来华一百周年，学界更是掀起了一场纪念与研究的小高潮。然而，学界目前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杜威来华”视为一个高度统一的整体进行论述，并基于此阐述杜威来华的影响等等。但事实上，杜威访华的历程长达两年两月有余，其间接触到的人与事纷繁复杂，他本人的心绪有很多波动，中国受众对他的理解也并非完全一致，这方面的考察还非常有限。丁道勇已注意到了中国学界对杜威的批评意见；顾红亮编定《杜威在华学谱》一书，通过史料的编排，将杜威在华期间遇到的一些矛盾摆到了读者面前。但这两份成果中，前者并不意在做一种史学的考据，后者则较少利用新近发现的英文资料，均存在一定的遗憾。
本研究基于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新近编定的英文文献《杜威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及同时期各类报刊、日记、书信与档案资料，以杜威本人在华期间的心绪变迁为轴，综合展现他在中国激起的复杂反响，尤其以五四运动发展的后期为重心，力图揭示出杜威与中国教育界更为复杂和纠缠的关系。
五四的退潮
杜威来华事出偶然，他自己并无周密的计划。因此，杜威的中国之行非常依赖于胡适、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等哥伦比亚大学弟子的擘画，而这些哥大弟子当时均身居学界要职，对扩大杜威的影响起到了很大助益。此外，杜威抵达中国后很快迎来了五四运动的浪潮，并在亲眼目睹学生运动的壮阔场面后，与中国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这是杜威愿意长期滞留中国的一个根本因素。另一方面，五四运动浪潮也助推了杜威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5月3日，杜威在上海做首场演讲《平民主义的教育》，将“发展个性和共同作业”这两项，定为“平民教育的精髓”和“共和国家的要素”。前者要求教育不再施以“灌注的手段”，而是要培养出自动、独立、活泼、有创造力的人；后者则要求“人人须共同作业”，将学校建设为师生协作的小社会。前者暗合“赛先生”，后者暗合“德先生”，与新文化运动中的主流观念高度契合，经过胡适的推波助澜，立即获得了社会的关注。
然而，胡适在推崇杜威的时候，不能不说其中有挟师以自重，不愿假外人之手的心态。周勇注意到，对于当时年纪轻轻就在北大暴得大名的胡适而言，“重要的就是借杜威之名扩大影响，巩固自己在新文化教育运动中的思想导师及风尚引领者的地位。”对此，鲁迅有过一句颇为辛辣的讽刺：“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如果一切完全按胡适的预想发展，杜威在中国恐怕很有可能如白璧德或泰戈尔一样，尽管也传为佳话，但始终和某个知识分子的小圈子绑定在一起，而不会形成一种遍及全国的“杜威热”。
打破胡适原先预想的，是五四运动带来的一些意外效果。首先，学生运动的浪潮使杜威在北大的授课“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受到冲击，时开时停，越到后期安心上课的学生越少。更重要的是，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社会出现动荡，教育部与北大本就龃龉日深，这时更发生了大量欠薪问题，直接波及了在北大担任教授的杜威。1919年6月22日，胡适曾致信蔡元培，诉“大学动荡，前途不定”之苦。胡适坦言，哥大给杜威承诺的是无薪年假，而北大这边无力支付薪金，教育部中相对亲近杜威的袁希涛因学生运动而去职，“我觉得实在对不起杜威夫妇。”“那时范静生先生到京，我同他商量，他极力主张用社会上私人的组织担任杜威的费用。后来他同尚志学会商定，担任六千元。林宗孟一系的人，也发起了一个‘新学会’，筹款加入。我又和清华学校商量，由他们担任三千元。”早在5月22日，身处学生运动漩涡之中的蒋梦麟有北大即将被北洋政府解散之虞，因此致信胡适道：“加仑比亚已允给假，大学如散，上海同人当集万金聘之。……如北京大学不幸散了，同人当在南组织机关，办编译局及大学一二年级，卷土重来，其经费当以捐募集之。杜威如在沪演讲，则可兼授新大学。”26日，蒋梦麟在信中表示：“杜威留中国，其俸已由省教育会担保。任之与弟又要做和尚募化万余金。将来预备在沪开演讲大会。”到6月24日，蒋梦麟依旧在谈筹资的问题。6月28日，蒋梦麟向胡适转达蔡元培的宽慰，不要太过焦虑于杜威的聘约落空，“就是北大消灭了，政府也不能不有相当的对付，因为这个学校是国立的”，叮嘱胡适“不要着急”。
胡适和蒋梦麟“做和尚”四处化缘，终于在范源濂、林长民等人的帮扶下，依托尚志学会、新学会、清华学校和江苏省教育会募得了资金。但这显然给杜威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1919年8月1日给哥大友人布什（Wendell Bush）的信中，杜威抱怨：“我的讲课费会由谁来赞助，目前仍不清楚。其中一部分来自一些旨在推动现代教育的中国社团，他们承诺如果大学的形势还不稳定，会给我提供一份工资。”杜威在信中也批评了当初在东京邀约他的年轻人没有做好沟通工作，让双方大学为难。这个批判当是指向郭秉文与陶孟和的。
然而，这笔酬金并非一下子到位。在1920年1月2日的家书里，杜威无心享受新年的到来，反倒是充满愁云地表示：“我希望有办法让我的课重新开始开起来，而不至于无尽地等下去，那将意味着我永远没法结课，也没法领到我在北京的薪水。”而在1月15日给美国友人的信里，杜威更具同情心地描摹了北京的状况：“北京教师自去年12月展开罢课，因为他们的工资被拖欠了三个月，而且得到的薪水是合同的一半，大概就值50美元。而那个带着一种美国官僚式愚蠢的教育长官非但没有表现出一点同情，反而是嘲笑，因此教师们要求他下台。”一直到8月1日，杜威仍然在家书里谈到：“学校教师从4月还是5月开始就没有领到过工资了，大学教授也是如此。”
北洋政府治下，欠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全解决。1921年3月，“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成立，表达索薪诉求。但6月3日，众人在新华门请愿时，遭到卫兵殴打，马叙伦等人负伤，酿成“六·三”事件。杜威6月11日致信索薪运动中的重要代表李大钊，表达支持。李大钊致函胡适，请其代为回信：“杜威先生一信，大致系感谢杜威先生指示我们的厚意，我们自然应该把教育比个人看得更重，不过政府并没有正式向我们表示他愿和解的意思，而且正在那里制造加害我们代表的材料。以后进行，还希望他多多指教。弟李大钊。此信不妨稍详，兄可加入些意思。”显然，在索薪运动中，杜威站在马叙伦、李大钊等人一边。
欠薪问题固然是一个不小的危机，但这一危机又成为了杜威在华的一个重要转机。恰恰是出于解决薪金问题的需要，背景各异的团体开始介入到对杜威演讲的张罗之中，随后更有与范源濂关系密切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美国人主持的基督教青年会等机构介入杜威在华的旅程。阎锡山、张学良、谭廷闿等主政一方的大员亦频频抛来橄榄枝。1920年以后，杜威才开始更多地游历中国，而没有局限在哥大弟子的圈子之内，其影响由此才能进一步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并非胡适最初所预想的。欠薪问题尽管一度让杜威极为苦恼，但也无形中扩大了他在中国的影响力。
杜威在上海
杜威的角色
除了经济危机之外，1920年的杜威心中还别有一层焦虑。在1920年4月1日的家书里，杜威坦承：“对年轻人而言，中国太慢了，对老年人而言，倒是轻松一些。我常常想，在回国还算一个不错的选择时，我是不是该回国了呢？这一年的成功，我是无法复制了，不可能再像这般成功了，因为我已经讲完了所有的通识类课程，将我想说的一切都说完了，而且这些内容印成书，传遍了中国——要记住这里可是有四亿人啊，我明年不可能再把相同的内容重讲一遍。”
在华的两年间，杜威并不是没有过提前归国的念头。抵华一年以后，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尴尬处境，通识类的东西大体都讲完了，而且多变为了白纸黑字，再讲就显得冗赘。第一年的成功固然掀起了声浪极高的“杜威热”，但杜威深知这种成功不可重复。杜威在华第一年间所做的演讲，除了在北大主讲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与在教育部主讲的“教育哲学”外，其余多属于“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往往是对应于具体的场合（如在全国教育联合会上讲“教育上实验的精神”）、邀约对象（如“与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谈话”）、时局背景（如“世界大战与教育”），由杜威阐发一点感想而已。当然，因为五四风潮正盛，这一年的主题大多不离“平民主义”与“自治”，但就其本质，多是一些零碎的、场合性质的演讲，甚至带有不少社交性质，如《在祝贺六十岁寿宴上的答词》，就洋溢着觥筹交错的气息。
在北大主讲“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实际上也是基于胡适的建议。近些年，因杜威在此讲中打印的英文底稿被发现，学界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彭姗姗注意到，师徒双方对该讲的预设有错位，“杜威更多是立于一种旁观的学术立场，而胡适更多是立于一种主动的宣传立场”，胡适甚至将杜威在英文稿中对个人主义的一些批判之处都过滤掉了。在笔者看来，杜威在政治学领域的准备也并不充分，此讲看似面面俱到，但也显得蜻蜓点水。1920年4月22日，杜威致信同事科斯（John Coss）：“我受命写出了我论社会哲学的讲义，供人们翻译成中文。我还没想好是否要将它们以英文的形式刊印出来。我只是有点担心，它们会不会太过于普通（general），因为我只是给政治学这个领域列出了一个提纲而已。”可见杜威本人对这一讲义的评价也不算高。
作为一名严肃的学者，杜威也深刻意识到，五四运动推动起来的声望终有落潮的一天，而他本人也厌倦了这类推脱不掉的邀约和走穴式的演讲。尽管声誉鹊起，但杜威本人却陷入了虚荣心作祟的愧疚之中。这应该是1920年4月，杜威对是否还要在中国驻留一年之久表示“相当长时间的犹豫”时，非常真实的内心感受。
这时候的一个转变契机，就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来了请杜威主讲暑期课程的邀约。从1920年4月4日到5月16日，杜威离开北京，在南高师主讲三门课，“教育哲学”、“哲学史”、“实验论理学”，各十讲。这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杜威开始寻求在南高师讲授一些更为系统的课程，而不停留于浅尝辄止的泛泛之谈。在给科斯的信中，杜威解释了背后的缘由：“下个年度，我的教学工作的性质会更集中，主要都是在大学，我还会在冬天抽时间去广东看看——这又是一个我走不开的理由了，我还没有去南方看看。”杜威在信中还表示，商务印书馆已经和他达成协议，会将他的讲义拓展为标准的教材，这是中国大学的现代化所急需的。杜威在信中还欢迎科斯将哥大关于考试、课纲一类的信息以及任何可能用到的社科书籍寄到他在中国的住址，因为在中国能看到的书籍非常有限。
3月28日，杜威在给友人的信里不无兴奋地表示：“这周我会动身去南京。春天里的三个月，南高师就将是我的司令部了。”冯建军注意到，杜威在南高师的演讲“占了其在华演讲总数的近1/4”。除了演讲数量外，杜威在南高师工作时整个心态的变化才是更为重要的。在南高师这里，杜威不仅重回自己最擅长的教育学领域，而且开始有计划地考量如何将其转化为大学教材。
当然，在南高师的讲课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暑期学校”，时间并不算长。同年9月，杜威再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成立的教育研究科，为该校招收的第一批教育学学士开展了整整一学年的授课，以极大的耐心带领他们逐章读完了自己编写的教育哲学教科书《Democracy and Education》。学生常道直以《平民主义与教育》为名，将听课笔记公开发表。这是杜威在华两年间，持续时间最长、也最具有学术内涵的授课，也是中国高校里第一次如此系统的教育学专业授课，为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杜威非常满意自己的这一角色转变。1920年12月5日，杜威在回顾这一年时表示：“我很高兴，今年我都在进行专门的小班教学，而不再是那种泛泛而谈的讲座，事实上整个春天我都在那种状态中。我开了两门课，在两个机构，都讲《Democracy and Education》，并尝试将其简化，从而可以为学生所理解。”
不难看出，在南高师的授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杜威完成了自身角色的转变，不再满足于一些赶时髦的演讲，而是开始在中国大学中更系统、更充分、更严肃地开展学术授课，在北高师主讲的“教育哲学”则是杜威这种心态的典型体现。
杜威在南京
听众的分化
杜威会呈现给中国听众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这部分取决于杜威本人的心态转换，但同样值得留意的是，在杜威访华的两年间，中国听众的心态也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分化。
如果说，杜威在中国所宣讲的教育理念，一个方面是破除灌输式的教学，一个方面是将学校和社会联成一体。那么，前者其实很快就得到了认同，而后者则激起了相当激烈的反应，无论支持杜威，还是反对杜威，均从后者来。
仅在杜威抵华后几天，1919年5月6日，时在中华大学附中任教的恽代英就致信胡适：“听说先生此次迎接Dewey，要同他从湖北走过，不知能否同到弊校，一齐有所赐教？此间同学能够‘新’、能够‘动’的，比较以前多得很了。”杜威来华的消息传导之快，可见一斑，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恽代英很快就认识到，杜威学说的精要就是“新”与“动”。经亨颐听闻杜威抵华后，也在第一时间赶来听讲，其1919年5月2日的日记云：“胡适之在省教育会演说实验主义亦为动学说之一义，可助我心得。”黄炎培也在6月8日的日记中记下时人的看法：“博士提倡自动，甚善，其如我国教育程度尚不够何！”杜威抵华不过一个月，大家就不约而同地用“动”来概括杜威教育理论的特点，也即是打破灌输式教学，注重学生的自主性。
其实，这是因为早在1918年，北高师教务主任邓萃英就在《新青年》上倡导“动的新教授论”。作为曾经的留日学生，邓萃英所谈实则本于日本学者及川平治(1875-1939)一直提倡的“動的教育法”。及川平治恰恰是一位深受杜威影响，较早在日本提倡“儿童中心”教学的学者，这是过去学界很少注意到的。换言之，早在杜威来华前，他的这些观念已经通过日本知识的转手，在中国发挥了影响。经亨颐认为，“动学说之一义”，可助其心得，可见杜威的演讲与他们心中旧有的观念高度合拍。
杜威真正对教育界形成新冲击的，是他所讲的打通学校和社会的关系，尤其在五四运动爆发后，这几乎就成为了学生关心时政、投身社会运动的理论背书。以“打倒孔家店”而闻名的吴虞，便将杜威的演讲总结为“以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家庭不相联属为无用”，并核验于自己子女所受的教育，赞叹道“诚然，诚然。”因此，杜威初到中国的第一年，发表了诸多与时代风潮合拍的演讲，他很容易被时人视为一个教育改革的激进者，或者被激进者视为同道。当时在北高师附中念书的赵世炎就写道：“可怕杜威博士真利害！他说‘教育即生活’。我以为中国的学校是些衙门，四班八房，典吏差役，无所不备，造册子，出训令，一层一层，森威谨严。我们在学校作了囚犯，出了学校，也就不免一个土匪！”据蒋梦麟回想，“胡汉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各校风潮迭起，就是受了杜威学说的影响。此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士，对于杜威影响的估计。”
胡汉民的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也道出了很多对杜威持反对态度者内心的感受。例如，1919年末，当时有山东驻京议员延请杜威赴鲁的消息传出，但山东督军张树元旋即致电阻止，其中表示“本省人士极为反对，如果实行，窃恐别生事端，恳为阻止”。即便一年以后，持有这般想法的人依旧不少，在湖北，某教员听杜威演讲后惊呼：“请他演讲，是请他劝学生用心读书，听我们教训；哪晓得他总在叫学生革我们的命，真是岂有此理！”实际上，当时一些高校的掌权者也对杜威颇为忌惮。女高师校长方还就在邀请杜威夫人演讲时，还暗暗请英文教员转告杜威夫人道：“请杜威夫人今天演讲时务必注重学生服从的紧要。”在当时不少教育者看来，所谓读书，当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杜威的演讲未免太过于“革命”了。
故事的收场
然而，杜威的理论本质上仍是偏向“改革”，而非“革命”，杜威本人，也都自承是个书虫式学者。因此，他的教育理论，在1919年的中国和学生运动高度契合，算是一个历史机缘下的特殊产物。进入1920年，他的影响酝酿扩大，但他本人却显著地往后退了一步，回到了严肃的学院派讲坛，这种误会就渐渐显露出来。
1920年10月，杜威受邀到湖南演讲。据1920年10月26日的家书，杜威说：“湖南是中国有代表性的、最独立、最革命的省份。我被告知，在一所学校，学生们在两个月内已换下了21位老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据说换了28次老师才让学生满意的地方。他们贴出告示，所有人都不得被称作‘先生’或‘老师’，或任何一种头衔了，因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杜威当然提倡“学校即社会”，但杜威从来都只设想了一种渐进的、由学校去改良社会的发展路径，而非由学校推翻一切现行社会制度。很难讲杜威会认同这类连“老师”称谓都要抛掉的做法，他在信中所流露出来的更像是一种不安。但杜威知道，官员对他的印象亦未改观。在1920年4月11日写于南京的家书里，杜威谈到：“我念了我非常著名的一篇讲稿，谈新生活的概念。在官员中间，我颇受欢迎。但我被告知，当我的题目付印到纸上时，那个‘新’字被删去了，为的是不引起争端，因为这个词极具煽动性。”南京是杜威演讲最多的地方之一，但当地官员显然还是另有心思。夹在青年和官员之间的杜威，处境尴尬。
当然，从更宏大的背景来看，从1920年4开始，俄国十月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欧洲和美国蔓延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一些更为激进的革命思潮开始在中国酝酿。相当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兴趣，开始从相对温和的教育议题，转向了社会革命，一个表征就是，这个时候访华的罗素要比杜威更受欢迎了。而另一个杜威不容易感受到的趋势是，马克思主义也在此时传入中国，并且在李大钊的“亢慕义斋”中播下了火种。
面对这一处境，杜威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从1920年4月起，杜威信心满怀地展开了一些更有学术意味的授课，他甚至都在南高师专门讲授“论理学”，也即“逻辑学”，这都减弱了他过去一年间所扮演的那种时代弄潮儿角色。在大学课堂，为中国的学术建设添砖加瓦，自然就不能只图振臂一呼的群众效应。杜威在北高师为时一学年的授课，正式注册选课的也不过教育研究科的一、二班共32名学生而已。
此外，杜威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形式也值得注意。杜威抵华时，中国的现代报刊业刚刚成熟。经过胡适的精心翻译和幕后推动，杜威的演讲内容多以连载的形式在各类报刊杂志上竞相出现，这是没有先例的，某种意义上也充分地检验了现代传媒的巨大能量。就连杜威都在离华前夕感叹：“我有多不情愿离开一个将教育学授课内容都能当成新闻来采访的国家。”实际上，杜威也更适合纸面传播方式，因为杜威本人的现场演讲水平并不高明。胡适并不讳言：“杜威不长于口才，每说话时，字字句句皆似用力气想出来的。他若有演稿，尚可作有力的演说；若不先写出，则演说时不能动听。”因此，随着1920年杜威游历的范围更大，反而让大多数听众发觉，眼前这个杜威，与那个在一年前铺天盖地的舆论中所呈现的杜威有不小的落差。这也是一部分中国学生会在亲眼见到杜威，或者亲耳聆听到他的演讲后，反而心生失望的原因。一些地方官员也会觉得诧异，这个并不擅长于演讲的杜威，讲的东西何以能在一年前掀起那么大的浪潮？1920年，以改革家姿态欢迎杜威、罗素等人来访的湖南省省长谭延闿，曾备下酒宴，并亲临他们的演讲，但在日记里，谭延闿记下的却是：“杜威来，演说教育，语皆平实，老生常谈也。四时，罗素来，演说博尔雪维（多数主义）主义与世界政治，于俄过激党历史甚详尽，惜杨端亦不善译。五时半散。”对很多地方官员而言，“语皆平实，老生常谈”这八个字恐怕是他们对杜威普遍的印象。
杜威在华的第二年，从他本人的角度来说，能在南北高师将几门严肃的课讲完，把教育学的学科基础打好，心态上已足够自得；但对逐渐趋于革命氛围的中国社会而言，杜威从一个时代弄潮儿的角色滑落下来，竟多少变得有些“落后”了。
杜威在南京
余论
1920年11月15日，杜威曾向友人表示：“来中国是我所做过的最有趣，也最让我在智识上获益的事情，但等到回国的时间到了，我仍然很乐意回国。”杜威在这里流露的心绪是真实的，他当然对中国有很深的情缘，但经过1919年的欠薪风波，以及1920年后中国社会氛围的显著激进化，杜威本人的理念和中国社会间的矛盾之处也逐渐暴露出来。到1921年6月，耗费了最多心血的“教育哲学”课程结课，他终于踏上多番延宕的回国的旅程，也在情理之中了。
作为一种外国传入的理论，杜威的教育学说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实在是非常罕见。杜威在华的前后两年，留给中国教育的遗产其实是不同的。前一年里，他的理论深度介入了学生运动，使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后一年里，他明显转向了学院授课，注重对教育学学科的建设。这两个矛盾的面向相辅相成，实际上才是杜威能够持久影响中国教育的重要原因。当然，不同的受众在前后两年间对杜威的观感也各有差异，这恐怕是历史中最有趣的一面。
（本文首刊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原题为《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论杜威在华的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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