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48岁的内藤湖南在京都帝国大学担任东洋史第一讲座的教授。面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乱局，日本朝野一时举棋不定。作为当时日本最受瞩目的中国研究者，内藤不负众望地推出了《中国论》为读者们答疑解惑。在“自叙”中，他称此书是替中国人为中国而思考。这一方面是出于内藤的自信，另一方面，那种对认识对象的控制欲与权力感也跃然纸上。那么，在近代日本，当“知识”成为“权力”的来源之时，其客观性该何如评价呢？
内藤湖南退官留影；傅佛果著作《内藤湖南》中文版
在《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陶德民、何英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以下引用页数略）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傅佛果（Joshua A. Fogel）试图给予自己的答案。此书既是傅氏于198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也是英语学界第一部关于内藤湖南的学术著作。为此，傅氏不仅详细考证了《内藤湖南全集》（全14卷，筑摩书房，1969-1976）中的重要作品，也对《全集》未收录的内藤湖南原稿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内藤湖南未収録文集》，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18年）。此外，傅氏在京都大学求学期间（1976-1977），还对内藤湖南生前的师友及学生，例如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贝?茂树、三田村泰助、池田诚、内藤戊申等做了详细的访谈。从他们的回忆中来重温黄金时代的“京都学派”也算是此书中一个令人期待的“彩蛋”。
内藤湖南生于明治维新的前两年，即1866年，病逝于“九一八事变”的后三年，即1934年。他的一生可谓贯穿“大日本帝国”的诞生、成长与膨胀的全过程。但他与“大日本帝国”的关系并非后人所想象的那样“亲密”。他出生于陆奥国毛马内村（现秋田县鹿角市），其父亲是南部藩士内藤十湾（1832-1908），就在明治维新决定性的戊辰战争（1868-1869）中，整个南部藩支持幕府军与新帝国政府作战，最终以惨败收场。十湾被褫夺家臣的身份，从武士沦落为平民。就这样，带着“逆贼”身份的阴影，内藤湖南渡过了他的童年。
戊辰战争中的旧幕府军
此后，他在东京从事新闻记者、评论家的言论活动中，经常以“在野者”、“劣败者”自嘲，正是源自于这种旧幕府派的原体验。对于内藤湖南为何最早会投身新闻界，傅佛果如是解释道：
“对湖南来说，期望在政府机关就职一事，与其说是困难的，不如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湖南既不是萨摩藩出身，也不是长州藩出身，而构成当时所谓的藩阀政府，执国家权力之牛耳的都是这两个藩的人。此外，对于积极推进西化政策的政府来说，像他这种有志于佛学尤其是汉学的人物并不是必需的人才。尽管当时也有几位批判政府的著名活动家被政府所雇用，但是对于类似湖南这种喜欢研究哲学与历史，并关心时事问题的人来说，主要的出路还是在新闻出版界。明治初期以来，在新闻界任职成为那些没有在政府中谋到职位的人们的次佳选择。而且，由于新闻界的工作还能为他们批判政府提供良好的舞台，所以对于像湖南一样试图在政府之外来评论国家政策的人们来说，无论是出于生计还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考量，进人新闻界都是一个极其自然、同时也是极富学术挑战性的选择。”
在青年时代，内藤湖南之所以对志贺重昂（1863-1927）、陆羯南（1857-1907）、三宅雪岭（1860-1945）等人所主张的“国粹主义”（Nationalism）产生共鸣，正是由于这种“反藩阀政府”的立场。所谓的“国粹主义”，是指反对藩阀政府所采用的“欧化主义”以及在条约改正运动中所展现出的软弱态度，主张从日本文化的立场重新塑造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最重要的主张在于，将集中于长州藩与萨摩藩的政治权力，扩大至整个“日本人民”。因此，“国粹主义”也可以说是“自由民权运动”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国粹主义”的机关报纸《日本人》、《日本及日本人》遭到明治政府封杀后，以《亚细亚》（1900）杂志创刊为标志，国粹主义者的关心从“内政”转向了“外交”（中野目徹，《政教社の研究》，思文閣出版社，1993，pp.205-214）。这一点，也与内藤湖南思想脉络的发展相一致（中川未来，《内藤湖南の台湾統治論：明治中期の国粋主義思想と植民地》，《日本思想史学》(44), 2012年, pp.213-230.）。他曾在1888年呼吁，“日本应当是日本人的日本，而非西洋人的日本”，而在甲午（1894-1895）、日俄（1905）两次战争获得胜利，日本成为列强之一以后，这句话也完全可以改写成“亚洲应当是亚洲人的亚洲，而非西洋人的亚洲”。从“国粹主义”到“大亚细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日本国力膨胀后，其抵制西洋的势力范围从国内扩展至国外的结果。
作为欧化象征的鹿鸣馆，由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Josiah Conder）设计，建成于1883年，耗费18万日元。
内藤湖南成为其时代最为瞩目的汉学家其实并不意外。鹿角地区很早就是日本东北部的一个发达的儒学中心，湖南的祖父内藤天爵（1793-1849）及其叔祖父泉泽履斋（1779-1855）都是享有盛誉的儒者。而他的同时代人，另一位杰出的东洋史学者那珂通世（1851-1908），同样来自这里。在鹿角地区，汉学（包括但不限于儒学）一直是他们非常重视的学问。
按照加藤周一的“知识分子代际论”来看，内藤湖南事实上是属于“1868年的那一代人”。他们既是“接受了西式的高等教育”的一代人，也是“能自由阅读汉文书籍的最后一代”。1867年出生的夏目漱石可以作汉诗读汉籍，但出生于1892年的芥川龙之介就已经不能作汉诗，但可以读懂汉籍。到了1918年出生的中村真太郎，不论是读还是写汉文都已经相当困难了（《日本文学史序说（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p.293）。自明治维新以后，在欧风美雨的夹击下，汉学日益被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所谓“时人不顾中国学，莫过于当世”。后来，湖南告别新闻记者生涯，转入京都帝国大学成为东洋史的教员，很难说他没有振兴“汉学”这样一种使命感。他很早就呼吁要建立一支“学术远征军”，前往亚洲大陆（主要是中国）收集资料、调查古迹。所谓“清平世之臣民，光耀国威者，莫过于学术”。他自己就身先士卒，曾前后十次前往中国，发现了大量尘封在沈阳故宫的满蒙文献、周口的甲骨文、以及中原大地的金石拓碑等等。王国维所谓的“20世纪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即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除了第二项简牍以外，内藤湖南都是世界范围内最早见证、收藏与利用的学者之一（钱婉约，《内藤湖南的中国学》，九州出版社，2021，pp.83-85, 118）。
1903年，堀扶桑、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在上海
然而，内藤湖南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并非易事。据说，在审议他的聘用案时，文部省的主管官员曾对极力保荐他的校长狩野亨吉（1865-1942）表示，请一个只有秋田师范学校毕业资格的人担任帝国大学的教授，即使他有“孔夫子、释迦摩尼那样的才学，也难以照准”。狩野愤而拍案，不惜辞职抗争，最后才达成妥协，即先聘为讲师，两年之后转为教授。此前，内藤在记者生涯中就已有《诸葛武侯》（1897）、《近世文学史论》（1897）等学术著作问世，而作为《大阪朝日新闻》特派员游览清国的旅行记《燕山楚水》（1900）也在坊间获得好评，一度热销成为游览中国的指南书。正如傅佛果所言，这些作品最特别之处就在于，在一个“脱亚入欧”的时代里，内藤是少有的“重新评价东亚文化优越性”的学者。
狩野亨吉与白鸟库吉
这一点与同时代的东京帝国大学完全不一样。“对以白鸟库吉（1865-1942）为首的‘东京学派’而言，所谓中国，只不过是用科学的、经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的一个对象而已，日本人还可以借此向西洋人炫耀自己能够运用新的方法论来进行卓越的研究。而且，白鸟本身对中国人（以及朝鲜人）态度非常傲慢。加之在东京大学的历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尊重文献史料的兰克史学的学风，因此当中国殷墟发现甲骨文的时候，白鸟等学者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这一划时代的发现采取了全然无视的态度。”此外，内藤湖南与中国学者，例如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终身保持着的良好关系，在东京的学者们那里也从未存在过。
辛亥革命以后，受内藤湖南与狩野亨吉之邀，王国维与罗振玉避居日本。此照片拍摄于1916年的京都净土寺町永慕园；1927年6月5日，听闻好友自沉于昆明湖，内藤湖南于京都主持了王国维追悼会，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出席。
自1907年进入京大工作，内藤湖南与他的学生们，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就建立起了与巴黎平起平坐的汉学巅峰，以至于在中国都出现了陈寅恪所谓的“群趋东邻受国史”的尴尬场面。这不得不说内藤湖南进入了他学者生涯的“黄金时代”。他的研究工作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国通史系，如《中国上古史》（1944）、《中国中古文化》（1947）、《中国近世史》（1947）、《清朝通史论》（1947）；二类是由京大上课的特别讲义编撰而成，类似于中国的专门史系列，例如《中国绘画史》，《中国史学史》；而第三类则仿佛回到了他的记者生涯，是对同时代中国时局的评论，如《中国论》与《新中国论》（朱琳，《中国史像と政治構想：内藤湖南の場合（1）》、《国家学会雑誌》123巻9-10号、2010年9-10月、pp.727-782）。
全盛期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1918年“中国学会”毕业生践行会，拍摄于京大学生会集会所庭园。第1排右3为内藤湖南
这三类看似不同的领域事实上相互关联与交错。例如，内藤湖南对“通史”的执着是出自于在一个变动的时代中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即贵族权力消逝，君主趋向于独裁的权力而平民地位上升。君主独裁最终的结果，导致平民推翻君主，最终建立共和国。这也是他认为现实中“辛亥革命”的逻辑。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事后“发明”出来的理论，而是内藤在1910年前就“预见”到的结果。作为保守的“君主制”国家，明治日本自然对邻国大清帝国走向共和制抱有疑虑。但内藤认为，共和制是中国社会长期演化的必然产物。“如中国那样的国家，巨大的惯性作用在潜移默化地推动着国家发展，并且其力量超越了人为的矫正效力”，“这一惯性的、自然发动力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朝着一定的方向，缓慢沉重而又浑厚有力地推动着整个潮流前行”。
内藤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间团体”，即“乡党宗族”中看到了共和制的潜在因素。“兵乱之际，若见桀骜暴徒之横行，为良民代表之父老只是屏息观望而已。然而待事态稍有稳定，若未得父老之欢心，则统治亦不可持续”。但他批判革命党人无视这一点导致其失败。“革命党人恃其新锐之意气，毫不顾虑能否得父老之欢心，因此不久即失却其起事之地盘，而大受打击。……得父老之欢心而成功之君主也好，大总统也罢，决计无法保证拯救国家于外敌。所谓父老者，对于外国之独立心与爱国心等并不格外重视者也。对其而言，若能乡里安全，宗族繁荣，日日安居乐业，则无论何国人统治，皆可柔顺服从之。”
前掲《内藤湖南全集》和《内藤湖南未収録文集》
内藤认为，事实上，日本在这一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日本同江苏或山东一样，是（中国的）十八省之一，甚至也可称为日本省”。这就是他所谓的“文化中心移动说”：“文化从中心向四周传播开去。中央枯竭下去的话，边境地带则会开出文化之花，人才也会从边地辈出。这样，反而会从边境影响中央。日本是中国文化圈东端的一个国家。从这个观点看，也可以把日本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
“文化中心的移动是无视国民的区分而进行的。就接受中国文化这点而言，比起广东等地也绝不迟缓的日本，在今天将要变为东洋文化的中心，对中国文化形成一股势力，是完全不奇怪的，因为日本今日已经是比中国更为出色的强国。对于日本的兴隆，中国人以一种猜疑的眼光相视。要是因为某种事情，日本和中国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国家，文化中心移到日本，日本人活跃在中国的政治上和社会上，中国人应该也不会把它看作特别奇怪的现象。只要推测一下古代中国人对于当时的广东人或安南人所抱的感情也就知道了。”
正如尹敏志所指出的一样，这是一种近代版本的“华夷变态”理论（《分裂的内藤湖南：日本近代“华夷变态论”的起源》，《经济观察报书评》，2016年4月27日）。明清鼎革之际，在日本产生的“小中华”意识终于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并吞中国的“狼子野心”。既然内藤选择了“中华”而非“西洋”的意识形态，那么在他的知识谱系中，将“西洋”相对化也是自然而然的发展。
1934年4月9日，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在京都拜访内藤湖南；内藤湖南的落款及印章
1926年1月，即内藤第一次游览欧洲归国的十个月后，他概述了自己对西洋文明的观感，以《关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反对礼赞欧美文明》为题发表（参见陶德民撰写的“导言”）。
“近代文明虽有以工业的进步作为标准来衡量国民水准的倾向，但这绝不是正确的见解。以批量生产为主体的工业有磨灭人类个性的倾向，故这并不符合人类真正进步的主旨……伦敦市内各处的铜像、石刻等之拙劣和马虎令人吃惊，远不如日本在这方面有希望。在看了博物馆等以后，更觉得日本在古代雕刻等方面要优秀得多。由此，不禁产生了对英国国民的侮蔑之念。特别是当时温布利在开英联邦博览会……就今日生产的日常手工艺品来看时，印度不用说，缅甸等国的生产品也有不少蕴含着英国人不可企及的艺术趣味。由此，对英国人统治印度这样的文化古国到底是否合理一事也发生了疑问。”
内藤湖南访问欧洲时所用的护照，现藏于关西大学图书馆。参见藤田高夫，《関西大学図書館蔵「内藤湖南旅券」：湖南の欧州旅行》，《関西大学図書館フォーラム》（14)，2009年，pp.55-57
从“艺术”（或许更宽泛的“文明”、“文化”）的视角出发，内藤湖南质疑了西洋殖民主义的合理性。他对中国书画的研究，也是由于衡量一种文化，“相对于科学、哲学而言，不如以文明、艺术为尺度更为准确”。尽管如很多同时代人一样，内藤也是进化论的信仰者，但在他眼中，中国并不是停滞的大帝国，反而是过于“早熟”以至于“衰老”的文化。“从根本上说，国家与民族，……就如个人一样，也有幼年时期、青年时期和衰老时期。作为幼年时期的古代相当于何年到何年，中世相当于何年到何年等等，是互有差异的。”进入近世，是中国文化的老年期，知识分子心态更为圆熟，向往于返璞归真，崇尚自然，厌弃烦琐，特别渴求心境的宁静和生命的延续。民族生活中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性减退，而偏重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建树，“应该把中国人最不合适做的政治、经济等事务交给其他民族的国民来代理，而让中国固有的国民去做高等的文化、趣味性的艺术等工作＂（前掲钱婉约，pp.194，240）。继而，他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征服、殖民、奴役中国开辟了道路。“今日日本的国家舆论忘记了自己国家的历史及其未来应该前进的方向，将作为暂时性应急手段而使用的武力称为侵略主义或者军事主义，实在是贬低了自己。”
正如增渊龙夫所指出的一样，内藤将中国文化影响圈作为“东洋”加以认识，在尊重中华文化的同时，却没有对“承担此文化的主体民族”表示尊重（《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2）》，《思想》(468), 1963年6月，pp.863-876）。这种将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普通社会、国家与一般民众看成是彼此之间毫无联系，且各自相互独立、封闭的社会”并非内藤湖南所独有。将中国看成是“畸形国家”加以蔑视的内田良平，同样是基于这种国家与社会、民族与文化相互分离的视线（《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徳川期儒学から東亜協同体論まで》，以文社，2011年，pp.120-132）。这就是为何在近代日本，不论是“兴亚论”还是“脱亚论”者，在讨论起中国问题（大陆问题）时都仿佛是闯入一片无人之境，肆意妄为的原因。
二战战败后，战前日本引以为傲的“东洋学”在“大日本帝国”破灭的现实面前失去了其合法性与有效性。正如野原四郎在1946年所指出的一样，内藤湖南的《中国论》“实际上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出谋划策”。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政治正确”的确影响了日本人回顾与反思内藤湖南学术遗产。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美国学者的傅佛果反而更有优势。正如他在书中指出的一样，“内藤湖南的整个学术工作绝不是‘帝国主义’这样一个过于单纯化的概念能够概括与评价的”，但这“并非是为了否认湖南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而是“只有从一个广泛的视野来把握湖南的学术，并从中揭示其思想发展变化的源流，才有可能对他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无疑，傅佛果的论述是非常出色的，而此书的成功也推动了中日两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但真正的问题是，像内藤湖南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学家，也曾标榜自己尊奉“朴学”，重视学问的“实证性”，这样“客观的”知识体系如何赋予了帝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附识：“满洲”、“大日本帝国”等称呼具有浓厚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本文为还原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在原文引用之际，仅将此作为“旧历史名词”加以使用，故未加修正，特此说明。）
（作者系东华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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