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论“义战”与更易之道

孟子支持正义的战争，其所言“义战”于《孟子》一书可分两类考论。一是以“汤武革命”为例，揭明正义的战争乃除暴安民，推翻暴君的战争就是“义战”，必定受民众欢迎。二是就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论，“义战”指“解民于倒悬”而受民众欢迎的战争。“汤武革命”一说，见于《易传·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其所言“革命”乃指有德者顺应历史发展之规律（此谓“顺乎天”，故以“天地革而四时成”譬喻之）推翻暴政，“解民于倒悬”（此谓“应乎人”）。孟子对《革卦》所言“革命”之义（“顺乎天而应乎人”）有更深刻的申论。《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明文指出“汤武革命”的对象乃“贼仁者”“贼义者”。齐宣王以“汤放桀，武王伐纣”，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孟子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另，孟子明确表示，“汤武革命”的目的在行“尧舜之道”。《孟子·万章章句上》记载孟子述说“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以尧舜之道”，“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又，孟子述说武王伐殷：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依以上所引，孟子述说汤“伐夏救民”、武王“诛纣伐奄”，“天下大悦”。孟子虽未有用“汤武革命”一词，然我们仍可据之申论孟子政治哲学中表明的政权更易之道。依孟子所论，“汤放桀，武王伐纣”所显示之“革命”，包含了政权更易之道的根本要素：革命之合法性和正义性在其“依仁义而行”，而革命之对象是“贼仁者”“贼义者”。通过暴力推翻旧政权，而建立新政权，使“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不必讳言，除“汤武革命”之外，中国历史上未有过这种严格意义上的革命，甚至可以说，世界史上也未出现过这种革命。据此，我们可以说，孟子依汤武而论“革命”之为政权更易之道，乃是政道之最高原型。我们必须将孟子此言“革命”与近世以来依西方种种“革命”理论而立之“革命主张”区别开来。

《孟子正义》

俗语有云“打天下”，牟先生说：“此种打散腐败势力之胶固之战争，在中国以前即曰‘革命’，或曰‘马上得天下’。此亦即俗语所谓‘打天下’也。”此所云“打天下”可说是在君主专制时代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唯一形态，这种行为一般被称为“革命”，其实根本与孟子依“汤武革命”所言之“革命”不同。又，如牟先生说：“革命者，变更其所受于天之命也。”不过，必须注意，并非一切“打天下”，夺取政权，都能称之为“革命”，一般所谓“打天下”，虽然大多都自称“替天行道”，但实质上只不过是政权之易手。依孟子所论，唯独仁者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以建立施仁政、行王道的新政权，始得谓之“受于天之命”，而堪称“革命”。依此义，孟子所言“革命”甚至不能与人类历史上种种经济形态的革命（如工业革命）、社会与思想的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政治制度的革命（如英国光荣革命）混为一谈。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章句下》）何谓“义战”？孟子言“义战”，可见于其述说汤之征葛。《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记载：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

又，《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记载：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葛伯“放纵无道，不祀先祖”，“与饷者为仇”，（《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卷六）武王征葛，“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孟子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章句下》）朱子注：“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正之。”（《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卷十四）汤征葛，“义战”也。“义战”之根本义是以仁义之师征讨残暴者，“救民于水火之中”也。以上所记述天子征讨无道之诸侯，属于“义战”。

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霸主施仁政、行王道，并有主张行仁政之诸侯攻打施暴政者，以实现统一天下而行王道之理想。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孟子译注》

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记载，孟子对齐宣王说：“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齐宣王不行仁政，令燕民失望，孟子进言：“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齐宣王不听。齐宣王之攻打燕，只为争城掠地，致使生灵涂炭，此即孟子说的“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并说争霸者是“三王之罪人也”。

孟子主张“义战”，但反对诸侯之间相互攻伐，用朱子的话说，“论征伐则必称汤武”，“行师不法汤武，则是为乱”。（《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卷二）孟子明确反对任何“敌百姓”的战争，严斥诸侯争城掠地之战，夺民财、为争地而杀人是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章句上》），其罪之大，虽死亦不足以容之。

孟子重视人的生存权利，一再强调“民”之生命高于“君”之利益。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他严词警告诸侯杀人盈野、盈城之暴行，说：“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孟子·尽心章句下》）又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尽心章句下》记载孟子严斥梁惠王“不仁”：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曰：“何谓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又，《孟子·告子章句下》记载：“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孟子正告慎子：

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孟子指出，鲁国吞并小国，乃仁者所不为，何况以战争强夺？故责备慎子应“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并说：“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

依孟子所论，唯独仁者之师推翻暴政以施仁政、行王道，始谓之“革命”。若就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论，只有“解民于倒悬”，民心所归向者始谓之“义战”。此即孟子说：“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一般所谓“打天下”，只不过是政权之易手﹐即孟子所言“亦运而已矣”。就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时期只通过“打天下”改朝换代之事实而言，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非理性的，中国历来并无政道，但并不能据此断言中国政治思想中无关于政道之学说。如我们已论明，孟子所言“王道”就标明了理性的、包含着政道的政治原型。

析疑与辩难

问：《论语·八佾第三》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有学者据之以为孟子对于战争的态度不同于孔子。

答：孟子赞“汤放桀，武王伐纣”，在于其除暴君以行王道。而孔子慨叹周武王的乐舞“尽美矣，未尽善也”，非不赞同“汤武革命”，而在于表示战争毕竟未能尽善。征于孟子之言论，也能见出他慎言“战”，对于战争的态度与孔子并无不同。孟子说：“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尽心章句下》）《书·周书·武成》叙周武王伐纣，有云“血流漂杵”。孟子质疑，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同前）又说：“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同前）孟子对齐宣王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战争之发动与否，依据于“民悦”或“民不悦”。依以上所述可见，孟子所主张的战争乃“以至仁伐至不仁”，所以说“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无不仁者陷民于水火中，则不必有战争。

本文选自《孟子哲学：孔子哲学之传承与道德的形上学之奠定》（卢雪崑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2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