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集解》被誉为“足与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鼎峙而三”（胡玉缙序）的正史集注本，从1937年脱稿并付商务印书馆排印，到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单就成书时间之长这一点而言，就够称得上一段传奇。
1957年12月，卢弼（1876-1967）的诗友、植物学家胡先骕收到新印《集解》，回信说：“回思当日付梓经过，此书韫椟几二十年，至今始能公诸于此，得非文运复兴之兆耶！”（1957年12月20日胡先骕致卢弼）卢弼接着胡先骕信里“韫椟几二十年”的话头，回信讲了《集解》付梓的经过，令胡先骕感叹道：“藉悉《国志集注》印行经过，将来谈及，亦属一段掌故也。”（1958年1月22日胡先骕致卢弼）
胡先骕致卢慎之一
胡先骕致卢慎之二
以上两札见于匡时国际2017春季拍卖会《见字如面——卢弼友朋信札专场》，已为罗逊先生《胡先骕与卢弼、卢开运父子的交往》（《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4月19日）揭出，围绕卢弼的一些传闻掌故也得以揭开谜底。但正如罗文所说，可惜卢弼谈到的《三国志集注》印行的“一段掌故”，至今仍不可得知。所幸在2017匡时《见字如面》、2018泰和嘉成《字里相逢》两个专场前后，另有一些卢弼信札散出，可以稍稍了解《集解》印行前后的情况，并藉此看到1950年代新中国古籍出版的布局与调整。
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从上海迁到北京，改组为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对外出书仍用“中华书局”名义。这个时期中华书局的业务新旧结合，旧业务主要是重印一些社会还有需求的老书。这年的12月，卢弼收到中华书局公函，洽商《集解》印行事，卢弼回信：
顷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函，承询拙著《三国志集解》情形，是书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交北京京华印书局全部印好（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全部校本，京华印书局有精装印本）。全部纸型现存津寓。鄙人希望早日出版，其他一切由领导方面按照一般情形照办。惟商务印书馆一九五〇年六月廿六日函有：（1）纸型双方共有；（2）他家印行应付纸型税百分之十五云云。请径函商务印书馆接洽并请嘱商馆函达敝处，以清手续为盼。此致
中华书局总公司经理部台鉴
公元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卢慎之谨覆
卢慎之致中华书局
此信有“54年12月27日财经收文第4086号”印记。此时距1937年交商务印书馆付排已经过去十七年，稍早一些卢弼在给余绍宋的信里就说到过当时的情况：
……承询拙著《三国志集解》事，弟自罢官后闭户著述，潜心纂辑，积稿盈尺，无力付梓。乃与商务印书馆商定，约半年出书，议定合同甫一月，正开始排板，适七七事变，荏苒数年，全部排好，打成纸型，仅印样本数部，纸张印工，皆极精美。敝处仅获样本一部，数十巨册，朋辈笑谓海内孤本。闻南京中央图书馆亦有之。……
“经过数年，印成样本，全书出版，遥遥无期”（《慎园启事》卷下《覆旅汉沔阳同乡会》，1947年8月26日）。此后，卢弼藏书售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商馆排印《集解》草本”也随之一起“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买去”（《慎园启事》卷下《覆余越园》，1949年4月4日）。《集解》篇幅巨大，排校费时，但1940年代上半叶应已排竣。卢弼信中所说京华印书局，是商务印书馆下属印刷机构，旧址即今虎坊桥路口的“船楼”（中国书店出版社现址）。
《集解》“韫椟几二十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被中华书局关注？这要说到建国初出版格局的调整。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起草了《全国出版事业五年建设计划大纲（草案）》，计划在五年内逐步建立十五至二十个专业出版社，包括：财经、翻译、通俗读物、少年儿童读物、人民卫生、少数民族读物、字典辞书、农业、重工业、轻工业、电影、音乐、戏剧、体育、史地、古籍等出版社及地图编绘社，每年平均建立三个至四个。列名举例的最后一个就是古籍，1954年3月1日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陈克寒向习仲勋并中央宣传部就此做了书面汇报（《陈克寒关于建立古籍与汉文字典编辑机构致习仲勋并中央宣传部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汇报建立古籍出版社的必要性和步骤安排：
在刚解放的一二年，由于国家处在恢复阶段，社会上对古籍的需要还不迫切；即令有所需要，市场上存留的旧书也还可以满足一些。近一二年来，情况改变了，由于文化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开始与开展，古籍的需求逐渐增加，……去年以来我们也屡次想在这方面的出版工作上作些努力，但终因其他任务繁重，且没有一个编辑出版的班底子可作依靠（商务、中华可以作这种工作的人有的死了，有的转业了），因而迟迟未能下手。现在看来，再不下手就更加落后于需要了……如果一味等待，不从现在开始做起，将来是不会大起来的。
报告提出“建立一个古籍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中国古籍与汉文字典、辞典”，“由齐燕铭同志主持”。3月12日，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了陈克寒报告，决定“在中华书局内设编辑所，但用古籍出版社名义出书，由小到大，从影印古籍工作做起，整理古籍工作放在第二步”（见前引《陈克寒关于建立古籍与汉文字典编辑机构致习仲勋并中央宣传部的信》附注）。众所皆知，古籍出版社于1957年并入中华书局，不单如此，其成立之初，也孕育于中华书局，而这正是1954年中华书局给卢弼去信联系印行《集解》的背景。换句话说，重提《集解》出版，与“古籍出版社”的这一段前史有关。
王大隆致卢弼
《集解》“韫椟几二十年”未出，吊足了读书人的胃口，留存至今的卢弼友朋书札，给与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寄予了急切的期待。文献学家王欣夫一再致信卢弼：“大著《三国志集解》望如饥渴，乃问之此间商务书馆执事者，竟无知之者，未知何日始可出版。尊处有否印成者可先割让，祈示及……”又一信云：“大著《三国志集解》，问诸此间商务书馆职员，均云不知是否在北京所印，谅已出板，渴望已久，可否请代购一部寄下，该款若干，示知即汇上不误，至讬至讬。”（王鹏编著：《花笺染翰——清与民国著名学人书札集锦》，西泠印社出版社，2022年）据王欣夫信，更有不良商贾借《集解》样本编造故事以谋善价的事发生：
前日在友人许，闻绥丈遗书有大著《三国集解》样本若干卷，为北京某贾以千金售去，并扬言左右为海外东坡，稿已零落，不能续印，故居为奇货。弟不觉大惊诧，以为此人新自北来，不能无疑信参半之见。归途行不正履，欲作快函奉达。乃抵家，适接十四日见覆之函，快慰不可言喻。后探知该贾之故作是言者，欲售书京华贵人，冀得善价，其狡狯亦甚矣。然此事甚有风趣，足下何不以诗记之？大著已打成纸板南运，问之此间商务书馆主持人张菊生、李拔可二公，均云未知，即其他职员所言亦同，想为购纸不易故尚迟迟出版。然何以慰学者喁喁之望？况世乱靡已，以及早印出为是，勿徒使书贾抱残本图博巨金，以售其欺，不知贤者以为如何？
王大隆致卢弼
后来王欣夫得知出版搁置，又为他另谋印行，有高楼主人赐示王欣夫致卢弼信透露了其中的细节：
慎之先生大鉴：承赐碑拓多种，拜领，谢谢。前月亦有《天放楼诗文》寄上，谅登记室为念。大著《三国志集解》，与友人谈及，佥谓不朽盛业，亟宜印行，以惠后学。惟物力维艰，不宜措手。因议及不妨用照相石印缩成袖珍本，或以四页合成一页，虽似觉太费目力，而工料可省，易观厥成。须先知全书共若干页，再合算成本，然后于知友中集资。如有认购一二百部，即可开印。此刻只求其书之得传，而暂不问其观瞻，甚至用机制纸亦可。用特函征尊意如何，并祈即将全书页数示知。事之成否固难逆料，亦姑尽我力而已。至鄦?遗集则更无法可想。专颂冬安并候惠复。弟王大隆顿首，十二月四日。
王大隆致卢弼
这封信年代不明，从信中“此刻只求其书之得传，而暂不问其观瞻”的急迫语气推测，应在《集解》排竣停印之后不久。《集解》卷帙巨大，印行非易，王欣夫先生才有缩印上市的建议。信中所说“鄦?遗集”为胡玉缙遗稿，胡玉缙卒于1940年7月，其后王欣夫也曾发动集资筹印，此信必在1940年以后。此后，卢弼响应王欣夫的建议联系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并及时反馈给王欣夫。王欣夫回信给卢弼交底，前陈缩印计划是顾廷龙所拟：
慎之先生大鉴：前接大教并张菊老估印《三国志集解》函，适因三小儿患病，继又忙于课务及开会学习等，至稽作答，罪甚歉甚。前函所陈缩印计划，系友人顾君起潜所拟，顾君曾代人印过小部书数种，价虽廉而不甚精致，此大部书，又距初估价时已久，恐亦须大大增加，惟必较商务为低耳。所难者，付印时必得一有力者垫款二百部之数，虽不算多，在今日恐不易在最短期内销尽。今将张函附还，请再与胡君从长商讨见示为盼。……
王大隆致卢弼
王欣夫此信的后半部分用大量篇幅陈述与另一位藏书家徐行可交恶的细节，信末署六月廿四日，无明确记年，友人柳向春考证时在1950年代初（《王大隆与徐恕两先生交恶事件述略》，《中国文化》第五十三期），与卢弼前信所言“商务印书馆一九五〇年六月廿六日函有：（1）纸型双方共有；（2）他家印行应付纸型税百分之十五云云”，时间正合。又检中华书局新出《顾廷龙日记》，1943年3月8日下有云：“欣夫来,述悉近得卢慎之信,知其健好。《三国志集解》已全排好,打成纸板存沪。”1943年，或即王欣夫信所谓“初估价时”。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同时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6月，总管理处迁京，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改组后的商务印书馆基本停止了古籍出版业务，此时北京有古籍出版业务的出版机构，除中华书局外，还有1954年8月成立的科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在1956年5月也给卢弼去信商谈《集解》出版，卢弼回信如下：
接贵社五月十八日大函，承询拙著《三国志集解》出版事，此书早由商务印书馆排成样本全部，精美异常，打成纸版（纸版三箱，存津寓），不必再排版。商馆因公私合营，放弃纸型一半之权利，并以奉闻。鄙人希望早日出版，鄙寓狭窄，囗贵社速派人来津（须持贵社正式函件），将纸型运京。鄙人尚有未印《续集解》稿本二卷，可面交。此致科学出版社编辑部台鉴。卢慎之谨启（钤印：慎之八十后作），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卢弼致科学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由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与龙门书局重组建立，从编译局到科学出版社，古代文史学术特别是古史及金甲文字学著作的出版，成果累累。因此科学出版社与卢弼洽商出版《集解》，也属于题中应有之义。另一位一直关注《集解》出版的老朋友胡先骕，是科学院系统的，他给卢提出了另一个出版建议：
慎之先生侍席：前岁得奉手教，以事冗未复，延至去年夏间，以神经衰弱在家修养八月有余，近始渐痊，久稽问候，歉仄无似。骕以本位工作忙迫，吟事久废，病中亦只以西洋文学消遣，回想少年时弄笔拈豪，恍如梦寐矣。先生老成硕德，在今日已成鲁殿灵光，而神志不衰，尚勤于著述，至为佩仰。政府现正以团结知识分子相号召，耆儒如杨树达先生之著作，均经重印。窃以为《三国志补注》纸版不妨捐助与中国科学院，而以《补注汇录》请科学院代为刊印行世，似较强于藏之名山以待后人。如有此意，不妨直接与科学院通函也。专此敬颂春禧。胡先骕拜启，二月八日。
胡先骕致卢弼
在科学院编译局的主导下，科学出版社于1952至1954年前后陆续出版了杨树达多部著作，此信未署年，或应在1952至1956年间。以信中有“政府现正以团结知识分子相号召”云云，或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此后胡先骕又有信复卢弼：“并悉《三国志集解》中华准备出版，尤为庆幸。亟盼出版后能以一部见赠，以记当年一段因缘，则为佳事矣。”
历史进入这个时间段，《集解》得到多家出版机构青睐，也与政府出版主管部门的计划安排大有关系，此时的一个大背景事件，就是“古籍编审委员会”的筹建。1956年5月15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呈报了《关于我国古籍出版工作规划的请示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6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年），报告提出加强对古籍出版工作的统一领导，成立“古籍编审委员会”。并明确提出优先出版的三类古籍：第一类是在历史上已有定评的，对我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代重要典籍，富有人民性和科学性同时又为广大人民所需要的著作；第二类是具有相当文化学术价值，为一般研究工作者所需要的著作；第三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为研究工作者进行专门研究所需要的著作。报告还提出计划在今后十二年内（1956—1967年），用各种加工整理方法有步骤地、分批地出版较重要的古籍一千五百种左右。某些重要古籍还应根据必要和可能，组织专家力量将各种版本对照精校，进行集注，使之成为比较完善的“定本”。《三国志集解》作为一直未能出版的重要史籍的集注本，再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古籍编审委员会由齐燕铭担任主任委员，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雏形。
在落实报告的过程中，主管部门对古籍出版格局进行了部分调整。古籍出版的规划和出版任务归集到了新成立的古籍出版社，要求将文学古籍刊行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业务并入古籍出版社，有关出版社古籍编审校人员，也尽可能集中到古籍出版社。在这样的归结和转变之下，古籍出版社开始介入与卢弼的洽商，并最终完成了《集解》的出版。
1956年4月，卢弼的湖北老乡石荣暲（荩年）来信，转达叶恭绰（遐厂）对《集解》出版的关注，4月18日卢弼回复石荩年：
荩年老兄左右：惠书诵悉，承示叶遐厂先生详询拙著《三国志集解》事，至为感谢。此书约在二十年前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约定半年出书。六月议定，下月适七七事变，遂尔停滞。幸已印出样本全部，精美异常，打成纸板（纸板现存天津敝寓），后因纸张昂贵，不能出版。此以前经过之情形也。去年北京文化部派人持天津周叔弢副市长介绍信来谒，详询一切。彼言一九五六年拟将此书出版。以后中华书局、商务书馆先后函洽，商馆将原稿邮还，声明放弃版权，并言中华书局准备出版，云云。此近日经过之情形也。希转达遐厂先生，附上覆胡绥之书数分，代交为荷。覆颂
著安 弟卢弼谨启 一九五六.四.十八
时年八十一，住天津新华区大理道卅六号
遐厂、潜若先生烦代致候。
卢弼致石荩年
卢弼此信介绍的“近日经过之情形”，补上了1955年文化部派员持周叔弢介绍信探访卢弼之事，使得1954年后重启《集解》印行有了一个完整的时间链条。彼时商务印书馆（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财政经济出版社）和古籍出版社，都归属文化部，持周叔弢副市长介绍信到访卢寓的是哪家社的人，不能确定。但接下来的工作就归属古籍出版社一家了。1956年10月10日，卢弼致古籍出版社信：
十月五日，贵社高克辛、戚佑康两位同志持贵社函件来津检阅《三国志集解》纸型完好，请速运京为盼。古籍出版社台鉴。卢慎之谨启。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
这一年卢弼已经八十高龄，他在《预作八十续述》十二诗中有句云：“疏笺陈志早成编，兵火迁延竟莫传。”（《慎园诗选》）可见其迫切心情。前去查看纸型的高克辛是古籍出版社出版部副主任，曾经具体负责完成标点本《资治通鉴》排校印制。高克辛还见于《陈乃乾日记》，1956年10月18日：“张静庐、高克辛来谈印书事。”时间正是高克辛从天津看完《集解》纸型之后不久。陈乃乾于两个月前的8月20日刚刚自沪抵京，加盟古籍出版社，被顾颉刚称为“从此该社有内行人矣”（《顾颉刚日记》1956年7月2日），三位同事谈印书事，应该会说到《集解》的印行。
1956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刊发了题为“古籍出版社初步确定明年选题计划”的消息，特别提到了《集解》：
1957年古籍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已经初步确定了。明年将主要出版一些为各地学术研究所需要的书籍。约有三百多万字的“三国志集解”，是天津一位八十多岁的卢慎之老先生花了几十年的功夫，研究了过去历代有关研究三国志的著作，把它集中地加以注解的。它是一部研究三国志的重要著作，受到有关专家的评价很高。这部书在二十年前已经排好，但当时因为成本高，一直搁置未印。现在古籍出版社为配合各地学术研究，决定在明年出版。
卢弼致古籍出版社
卢弼致章锡琛
时间到了1957年6月，签订出版合同，预付版税，《集解》进入印制阶段。6月24日，卢弼致函古籍出版社章锡琛：
贵社寄来著作物出版合同、稿费收据，均签字盖章寄还，请查收。邮局汇来稿费九千一百五十元已收到，请释念。《三国志集解》约计何时可出版，请示知为盼。
古籍出版社章锡琛同志台鉴 卢慎之谨启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钤有“卢弼”“慎之八十后作”二白文印。章锡琛是上海开明书店创始人，此时任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
1957年10月，在“韫椟”二十年后，三函十八册线装本《三国志集解》由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版权页标明：“本书用商务印书馆排校旧型新印。”而早在这一年1月，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之事已经开始讨论，接着人员开始合署办公，次年4月正式与中华书局合并（《陈乃乾日记》1957年1月3日、1958年4月8日）。
《三国志集解》古籍版内封
1958年2月9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召开，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进入新阶段。9月13日“标点前四史及重绘杨图工作会议”召开后，包括“标点普通本”和“标点集注本”两个系列的二十四史整理出版计划开始实施。《人民日报》1958年12月4日“学术动态”专栏刊发了“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二十四史”的消息：
为了有系统地整理出版我国历史基本古籍，中华书局将从1959年开始整理出版二十四史的“标点集注本”和“标点普通本”。初步整理计划现已制定。
标点集注本：拟将已有的“汉书补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王先谦）、“三国志集解”（卢弼）、“晋书斠注”（吴士鉴）、“唐书合注”（王先谦）和“五代史注”（彭元瑞）等加以整理，加上拟新编的“史记集注”和“南北史补注”（参考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和后出的考证及石刻文学等）。这样，以上八部集注史书，实际上就包括了十九史，即“南北史集注”（包括宋、南齐、梁、陈、隋、北魏、北齐、北周八史）、“唐书合注”（包括旧唐书）和“五代史注”（包括旧五代史）。至于宋、辽、金、元、明五史是否作新的集注，尚未最后决定。
普通标点本：拟依照通行本二十四史，加以校勘、分段和标点。每史确定一种版本为底本，用其他版本校勘，并参考其他考证和笔记等。前四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的普通标点本，将在1959年国庆节以前出版。
八十四岁高龄的卢弼看到报道中自己的名字和著作，欣喜可知，1959年1月15日卢弼致中华书局编辑部信：
敬启者，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北京人民报载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标点集注本，有拙著《三国志集解》，不知何时出版？拟印若干部？烦示知。今将大本《三国志集解》勘误表一纸寄呈，以备参考，请查收赐覆为盼。
中华书局编辑部台鉴 卢慎之启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五日 时年八十四
卢弼致中华书局
随信附寄的《三国志集解勘误表》为一个对开页，毛笔工楷，按卷次页码标注古籍出版社版排校错误30条，遗憾的是“标点集注本”计划并没有及时开展，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集解》四拼页精装影印版，《集解》的标点本要到2009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勘误表
《三国志集解》印行前后的琐事缕述如上，再补记一则，以资谈助。
卢弼不愧为一代文献学大家，在他八十六岁高龄前，陆续整理油印了他自己的零散著述——《慎园诗选》十卷、《慎园文选》三卷、《慎园启事》两卷，使自己的著述、交游得以完整呈现。甚至连友朋收到赠书后的回复评赞也摘要誊录于书后。这次归置有关卢弼资料，电脑里有一页十几年前保存的不知出处的卢弼手迹图片，毛笔写在《慎园启事》卷下后面的空白页上，兹转录如下：
诸家评语，以收到先后为次：
邵茗生评：情文并茂，于掌故、考据、目录之学多所启发。
钱默存评：奉惠近刊，如小儿得饼，微恨其易尽耳。谈学论艺，无不机趣洋溢。所谓名隽，贱名乃玷山公启事，惟有喜愧。敝箧尚藏先后损书二十余通，他日可作补编也。
王欣夫评：学术掌故无所不包，百读不厌。深幸贱名得附骥尾，及于绥老遗著之保守，得雪乡人之诬谤，则尤感戴靡涯也。
《慎园启事》及卢弼过录诸家评语
后缺，原件应该不止此三人。近年卢弼友朋信札散出后，最受关注的是他与钱基博、钱锺书父子的交往（谢泳：《卢弼书札七通：致钱基博、钱锺书》，《钱锺书交游考》，九州出版社，2019年；艾俊川：《是谁介绍钱锺书与卢弼相识？》，《读书》2022年第三期），此处转录的钱锺书“机趣洋溢”的回复，或许是他给卢弼的最后一封信吧。
（2019年9月14日夜访听水书屋，借归《卢弼著作集》卷九，蹉跎数年，未曾着笔。今春以来居家防疫，不知休止，始归置历年所集资料，敷衍成篇。2022年5月12日夜写毕记，27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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